主题：哈哈，很有意思啊。 -- 史文恭
“不过另外想想，刘从44年基本确立接班人的位子，到66年文革，20年时间，处理的党务政务成百上千，怎么就这个成了文革第一件大案呢？”
首先这件事情是在44年前。其次，我去google了“文革第一大案”“文革第一案件”“文革第一件大案”，都没有找到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东西。不知道你的第一件大案是指时间还是严重程度。
我Google找到了这个：
http://normaltech.blog.sohu.com/83341850.html
http://xhw200212.bokee.com/6631995.html
第二个link有更多细节。我把《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摘抄一下。
1968.10.18；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我略去下面的罪证，详见第二个link）
1968.10.18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重头，有一，二，三。这个61人事件，只是在“还揭发了。。。例如。。。”下面，因为时间最早排在前面，字数稍多。后面还有一长串，都是有名有姓，具体情况和真相史教头和雪公可以去研究挖掘一下。所以61人案貌似不是刘的破绽最大，最令人诟病的东西。刘的三顶帽子是“叛徒，内奸，工贼”，说的都是他自己是，而纵容叛徒招降纳叛反而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更早25年，27年，29年的那些“证据”，是对汪精卫，对陈公博，对张学良，从对方出场人物看，从情节来看，要重得多。也用来“证明”刘是潜藏很深的“叛徒”“内奸”“工贼”，混入党内窃据要职的。
这个61人案影响主要在于它涉及当时还在位的很多人，又多是刘的党羽，一下子全部跌倒。后来文革后这些人有些又复出出任要职。所以似乎增加了它的分量。
我哪里是在主持公道，我在帮您啊，告诉您，您骂到自己了。
那里面的任弼时一段话，是不加引号的；
而到了《刘少奇传》里，引号就加上去了，
实在是很有意思。
应该是得理不让人。没办法，这次是littles挖了个坑，史文恭主动跳下去的。
但文革思维到底是什么呢，又没人说清楚。
勉强要说的话，我想，用“泛政治化”四个字形容大约不错。
但事情就是这么好玩，指责别人“文革思维”的同志，往往不是想把争议摆脱政治化，而都是气急败坏的要把争议给政治化。就象史文恭先生，人家一议论“叛徒案”，人家话还没说透呢，她的政治嗅觉就异常的灵敏起来，马上就出来分个正派与魔教，就想到“左派”“热爱文革”，并一直跳跃到“捍卫江青”。
所以，说别人“文革思维”的，十个有十个自己是文革思维。这话有错没？我看真没有错。
文革思维和指责“文革思维”都是主流社会意识，只不过一个是三十年前的，一个是三十年后的，因为服务的经济基础不同而势如水火，其实早已殊途同归。
我只是提醒他把自己绕进去了。
您居然还这么说，我真不知道应该钦佩您的勇气和脸皮还是判断一下您的智商。
刘是搞工运出身，31年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过遵义会议，北方局白区工作是他的显著业绩，从4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中共的顶层。我的时间范围确实有漏洞。
我说的“文革第一件大案”，首先是指它时间早，文革初期由小将们出马，67年三月中央发文正式定案。范围广，牵扯多，影响大，全国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借这个案子，刘的倒台已是定局。你说的对，它的分量好像是重一些。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后来第一个被平反的大案。不过你去Google，都是“中南文革第一大案”，“谭甫仁遇刺”什么的，你要看看文革的书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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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人活到文革的，有大概40人。这些人无一不是隐瞒、掩盖自己的这段历史，其行为有些像今天担惊受怕的窝案贪官或逃犯。
gb0088:我还没看完，刚才很快浏览一下，没发现涉及这个问题的文字
上面引文中，61人中的李楚离在大约56年提出，要党公开地给一个结论，老当缩头乌龟可不行，怕的就是将来说不清楚。这是能避开冤案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如果他们能在66年以前，主动向党说清楚----这个说清楚，是明明白白地、坦诚地按组织程序把其中的关节点说清楚，而不是与个别人交流时，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地谈论过----那么，这个61人案，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大把柄。当然，看后来文革的烈度，要想完全避开也不太可能。
你玩的这种小把戏有意思么？
没问题，算我多嘴了，打扰了您这玩过家家。
继续。
即使今天，俺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有这个功夫，了不得。
Little有诱杀的严重嫌疑。
没有必要无谓的牺牲
一剑南来引刘少奇传的说法“（1945年），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任弼时作审查结论时说：‘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出狱，是北方局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批准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似乎有点问题。我查到1945年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彭真（顺便提一下好像薄一波和刘澜涛都是这个委员会成员，任弼时和康生则不是）。而我引的那个材料“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则更为可信。从网上搜到任弼时年谱来看他确实在40-41年间负责主持一个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另外那个bbs提供的安子文申诉材料的摘录外链出处里“一九四三年我回到延安，彭真告诉我：彭德怀不久前打电报给中央说薄一波登过‘反共启事’是叛徒。毛主席召集中央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后，回电批评了彭德怀。”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
如果是无谓的牺牲，那确实没必要。我很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