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以历史事件的从外交步调到事情发生，神仙兄估计还有多久会“露峥嵘”啊？
可恨薯仔此人冥顽，现在又忙于选举，现在的情形，怕是难有好的解决方案。眼睁睁地看着事情一步步地恶化，如果能用“枪击案真调会”“大法官宣布选举是否有效”不动干戈地把扁扳下来就好乐。
很有些一厢情愿，让神仙兄见笑了。
最后面附录的近期国际政治评述还是不错的
驴子顶多只能算是个外交方面的民间爱好者罢了。哪堪西风兄高言？呵呵。
实话说来，在下也不敢随意妄说“扁”扁一事。不过，有些事是可能发生的。
看到今天新闻，胡总视察公安民警大练兵演习了吗？好像不仅仅是紧急状态下的反恐演习，也有针对海峡对岸的涵义在其中。
胡总今年方始党政军皆坐了正席。想想此前两任军委主席的表现：邓公凭借挥戈南下，坐实了自己军中第一人的地位；江总通过调换中高级领导层的方式保证军队的统一；而邓公江总通过港澳回归一事更是牢牢保证了自己的威信和地位。对胡总个人而言，如能使得中国实现统一，功劳足可比肩毛邓超越江总。但这可不是小孩子赌气，如果论绝对军事实力，我方当有九成把握拿下，但如果能兵不血刃如兄所言更好。那么这需要什么？需要时机。
如果愣是要给个最快的开始，那就是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一、二天。现在表面看来中国四处不安：朝鲜人闯使馆、台湾传出核武问题、在巴人质一死一伤，不过谁能说那就一定不是些幌子呢？迷雾越大，真相暴露得也就快。具体方式，就算是如西风兄所言，大陆也必然以军事压力造成台独势力退缩甚至溃败。不过这么说还是太冒险，驴子声明，以上言论纯粹是胡说八道，不可当真。呵呵。
不是让你把附录都帖上来，毕竟太长了。
不过，能不能把正文里面（注）的内容抄上来呢？提前谢谢了。
比如【柬埔寨】头一页应该就会有一个：
“那天，大家庄严签署的，是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柬埔寨和平协议（注）。 ”
【从苏联】“出访俄罗斯”一节中的注，等等。
http://sg.news.yahoo.com/041017/1/3ntdh.html
现在又出来一些杂音，就是黑瞎子岛到底是全归中国还是因为上面有俄国不少建设的缘故而跟对方商定由俄暂时治理一段时间。驴子也糊涂了。呵呵，这花受之有愧啊。
转几张黑瞎子岛图，算是对兄台送花的报答和对自己的安慰吧。
记得从前也就驻苏、驻美大使是副部长级吧？
现在王毅去了日本，应该是提升了对日外交级别的举动吧~~~~~
老兄是不是外务府来的？给透露透露，现在驻外大使都是什么来头啊？
呵呵，“从前”的话，驻外大使最高的级别可远不止副部级呢。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方针是“一边倒”。驻苏联大使级别是最高。
驻苏联大使是中央委员、前政治局委员、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稼祥。那时的中央委员几可算为中央领导。王虽此前犯过错误退出高层领导，但此后在对外关系领域贡献了力量。王任首任驻苏大使至1951年，后由张闻天接任。
张闻天级别就更高了，时任政治局委员。现在哪可能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外放大使？不过当时张在党内实际地位不高，很早就已经在地方工作。1950年，张被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显出中央对联合国多边外交的重视，当然众所周知的原因张无法赴任。1951年，接替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
此后至文革结束，副部长直接出任大使很多，就连正省部级的领导人出任驻外大使也时有发生。比如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后来任驻朝鲜、印度兼尼泊尔、苏联大使。那时候驻外大使的选择按周总理的说法是另起炉灶，多为军队里的将军，也就有地方上省委书记。后来外交方面自己培养出了人，象钱外长等就开始崭露头角。
驻俄罗斯大使现在也是副部。刘古昌大使就是副部长任上调去的。
驻联合国代表嘛，很容易从字面上看出来。因为除了代表外，还会有副代表，后面有个括弧（大使衔）。这也不用说什么了，王光亚代表就是外交部副部长任上调去的。前任副代表沈国放调回外交部后升任副部级的部长助理。
其他驻外使团的大使还不到副部，不过一个例外是驻世贸大使。现任即首任大使孙振宇是前外经贸部副部长。这个应该说跟现在的商务部关系更大，就作个例外吧。
驻美国大使（联络处主任）是副部。这在各国里面美国级别最高，因为格外重视。就拿这次十六大来讲，国务院组成部委名额都是一中央委员、一候补中委、一中纪委委员，其他各部的候补中委一般是给了第一副部长，外交部是给了驻美大使杨洁篪。不仅如此，驻美的总领事馆数目也是最多的，级别也是最高的。驻美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总领事馆，总领事授大使衔。
驻英、法、德大使多为副部级。如姜恩柱大使直接调任正部级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不多说。
驻日本大使似乎历来就是副部级。王毅调日算不上提示对日关系，对王来说是补充大使经历，为可能将来再上层楼作铺垫，如同国内部长下放地方任书记、省长。
驻朝鲜大使通常副部级，实在是由于关系特殊。
驻巴基斯坦大使历史上地位极特殊，现在有所下降。
驻埃及、南非、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国大使，地位在两可之间。
而且很多大使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正部级待遇，这就不是太好说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虽然关于中俄协定的论题在论坛上只 last for 1/2 day.
黑瞎子岛极为敏感，可能是现在不公开说她归了谁。
你的图看不到，也谢谢你的好意。我想这图可以google的到。
这个时机来，鲍卿当然可能是让中国作出某种姿态以获取选票，但朝核问题可决不那么简单和孤立。
最近的东北亚局势微妙而互动甚多，驴子看得是目不暇接，正在分析其中得奥妙。
中国六方会谈大使宁赋魁在美访问协调立场，副外长日本通王毅赴日出任大使，李长春刚刚才从平壤回来，金永南后面马上杀到；朝核问题引来争议，韩核问题显现出来，台湾也出来凑了热闹；Kerry大肆攻击布什，却称对朝可能先发制人；日本更换外相，对俄对中的石油铁路问题搬上台面；韩国总统反弹劾后刚刚松口气，韩核问题就捅了出去，现在联手和中国狙击日本成为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胡锦涛、温家宝先后访俄，普京接着希拉克访问北京签署边界条约；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完毕，后脚鲍威尔立马赶来；李肇星对美联社记者大发脾气，陈唐山鼻屎说引起纠纷......
如此错综复杂的事情集中到一起，再加上跟中国周边有关的巴基斯坦人质事件、阿富汗总统选举、台湾立委选举等等，只是越发让人感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许就会发生。
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长期主管苏联东欧地区形势调研和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翻译
摘自《环球》
一句口信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
精通桥牌技艺的邓小平，也善于把桥牌的生动浅显术语运用于外交斗争的战略战术上。他经常批判当时美国、苏联在“大三角”战略游戏中打“中国牌”，利用中国这张牌去压对方。他也经常用打牌术语来形象地描述我们自己的战略战术。1985年，邓小平利用戈尔巴乔夫刚出任苏联领导人、着手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的时机，打出了一张战略“大牌”，推动了整个中苏关系和对外战略格局的调整。
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苏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邓小平当即指出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并强调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风趣地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说：“我也这么做。”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邓小平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一石激起千层浪。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大使李则望确认收到邓小平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响应邓小平的倡议：“苏联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让我们行动吧！”11月23日，他又特意会见路过苏联的李鹏，答复邓小平的传话，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第二年，他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做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在两国外长联大会晤中，双方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邓小平的一句口信，对中苏关系正常化起了转折作用。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八日电】题：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是亚洲和太平洋国家，这个广阔地区的各种复杂问题也是与它密切相关的，它同这些问题有直接联系。这就决定了要对世界的这个集中了大量如此不相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巨大部分采取慎重和有气魄的观点。因此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态度也建立在承认和理解这里现存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
但我们的利益不是想要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想要依靠牺牲别人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不是靠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关于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
我们主张在亚洲和太平洋共同建立新的、公正的关系。
最近我曾同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同欧洲国家的不同政界人士进行多次会晤。不由得令人把亚洲局势同欧洲局势相比较。整个说来，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化目前还没有达到欧洲那样的程度。但该地区的军事化潜力却是真正巨大的，后果也是极其危险的。
在欧洲，不管是好是坏，总还有一个赫尔辛基对话、谈判和协议过程在起作用。这就形成一种稳定性，减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可是在我们所谈的亚洲则没有这一情况，或者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最近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不是朝好的方面变。自七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了扩充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措施。在它的压力下，形成了军事化的华盛顿一东京一汉城“三角”。尽管该地区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中国和苏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美国还是在危机地区之一的朝鲜半岛上部署了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核弹头，此外还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了核武器运载工具。
苏联对外政策的亚太方针是四月全会和党的二十七大制定的苏共国际活动总纲领的组成部分。但纲领不是一个可以用于各种局面的模式，而主要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原则和方法。
有鉴于此，该如何设想在这一广泛地区形成国际安全与互相和平协作的进程呢？首先，苏联根据二十七大的原则性方针，将毫无例外地力求加速发展它同位于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
关于从蒙古撤军
例如，目前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
我们准备扩大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文莱、马尔代夫共和国以及参加该地区政治生活的所有年轻而独立的国家的联系。我们同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西萨摩亚、汤加王国、斐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图瓦卢、瓦努阿图共和国已经有了外交关系。
关于苏中关系
在这个俗话所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在咫尺的城市发表讲话时，我想谈谈我们同它的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
但是，问题当然不仅仅在这里。历史赋予苏中两国人民极其重大的使命。国际发展中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我要重申的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刻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我要说是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使国家现代化、将来建成一个伟大的人民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理解和尊重。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同中国是相似的，即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为什么在显然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领域，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方面不互相支持和不进行合作呢？关系越好，我们就越能互相交流经验。
我们满意地指出，在经济联系中已出现了积极的进展。我们确信，历史上形成的苏中两国经济的互相补充正在为扩大这种联系，其中包括边境地区的联系提供很大的可能性。某些重大的合作问题简直是迫在眉睫了。例如，我们不希望边境河流阿穆尔河（黑龙江）被看作是“水上屏障”。但愿这条大河的流域能成为联合中苏两国人民为共同利益利用这里拥有的丰富资源和进行水利建设而作出努力的地区。已在共同制定有关这个问题的政府间协定。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政府在协助修筑一条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哈萨克联结起来的铁路的问题上准备给予肯定的答复。我们已建议在宇宙问题上同中国进行可以包括培训中国宇航员在内的合作。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进行互利交流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准备并且真诚希望能做到这一切。
关于苏日关系
谈谈同日本的关系。这里也在出现好转的迹象。如能发生这种转变那是好事。我们两国在世界上的客观状况要求在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不受过去问题影响的平心静气的气氛中进行深入的合作。今年已奠定了开端。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进行最高级互访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经济合作引起了彼此的兴趣。这里首先指的是我们的毗邻地区，这些地区已在同日本公司进行实业接触。还可以讨论在苏日毗邻或互相靠近的那些地区建立合营企业的问题。为何在研究和综合开发海洋资源方面不搞长期合作，在和平研究和利用宇宙方面不协调两国的计划呢？日本人好象有一种称之为“经济外交”的活跃关系的方法。但愿它这次能促进苏日之间的合作。
关于阿富汗问题
关于阿富汗问题，苏共二十七大已声明，我们愿意使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驻在这个国家的苏联军队回国。你们知道，党现在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语言的后面是行动。
苏联领导人全面地估计了业已形成的局势，同阿富汗政府进行了磋商，并作出了一项决定，今天我正式宣布这一决定：到一九八六年年底，将有六个团
――一个坦克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三个高射炮团――携同它们编制内的技术装备和武器从阿富汗回到祖国。这些部队将回到它们在苏联的常驻地区，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确信这一点。
苏联在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时，事先通知了有关国家（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苏联致力于加速政治解决，这是再一次推动政治解决。苏联还有另一个出发点，即希望策划和实行武装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人，能正确理解和以应有的方式评价我们的这一步骤。对这个步骤的回答应是减少从外部对民主阿富汗内政的干涉。
最近，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代表进行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谈判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一旦政治解决方案最后制定出来，所有苏联军队就可能相应地加快从阿富汗撤回。已同阿富汗领导商定了苏军撤回的期限和阶段。
然而，那些鼓励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犯为这场战争提供经费，并且从自己的境内进行这种战争的人应当明白，如果继续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干涉，那么苏联绝不会置邻国于灾难中而不顾。我们对阿富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声援，以及苏联的安全的利益将把这种情况绝对排除掉。
我们支持阿富汗现领导执行的民族和解、扩大四月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直至成立政府（目前在国外的那些准备真诚投身于建设新阿富汗全民族过程的政治力量也参加）的路线。
--------------------------------------------------------------------------------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
迈克?华莱士：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迈：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没有。
迈：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迈：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迈：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迈：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迈：具体地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邓：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迈：是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吗？
邓：是的。
迈：里根总统和夫人对我的节目很有兴趣，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看这个节目，在我的采访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会观看。不知你有什么话对里根总统说？
邓：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迈：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邓：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迈：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未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迈：什么态度？
邓：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邓：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迈：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迈：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现在农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你们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我们的人交完税，其余的就归自己。
邓：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迈：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迈：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迈：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迈：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迈：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外交部的副部长级别可就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