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驴谈中国人事－－邓楠免职 -- 神仙驴

嗯，某些细节上不想说得太深，不知详情的也太多。驴这里就只谈了谈免职本身的事儿拉倒。

昨天忽然看到一条新闻，各大海内外中文网站迅速放到了显眼位置。

其他的人事变动不提了，像陕西的贾治邦屈尊到民政部作副部长，类似情况还是专门发文吧。倒是邓公之女被免职的消息，在某些评论文章和网站的猜度下，显得暧昧起来。甚至有发言喜不自胜，看，小胡动手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消息误导网民，驴子还是提前说一条新闻。

下面这条，是邓楠近期活动的新闻。

由此看来，邓部长只是异职调动而已。党组书记的任命该是早下了，但还未能对外公布。其实呢，中央、国务院的任免通知并不总是那么及时的，往往先把最近的攒到一起再公布。就好像国家元首接见外国新任大使并接受国书一样，也要凑个堆再集体接见。驴子看来，这倒没什么称奇的。

那么说到，中国科协这样的“民间团体”，其领导人的任职年限不同于国务院组成部委。邓楠1945年生，91年起便任国家科委副主任，98年科委改为科技部后，任副部长至今，自03年起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按惯例属正部待遇。当然实际情况如何，驴还不能从中组部和中央编办获得口风。不过邓楠主管党务工作时间不短，调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及后可想而知的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乃名正言顺的正部，即使严格按65岁退休，尚有6年时光打发。

与此同时，是张玉台让位给邓楠，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国务院发研中心，是国务院下属部门，不同于国务院组成部委。一说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那就包括了从外交部发改委到央行审计署，一把手的任命要经过人大的。但下属部门，象发研中心这样的事业单位就不是了。这些部门的调整组建合并撤销，理论上国务院说了算。其领导人的退休年限也不是非常严格，体育总局的局长袁伟民、发研中心的主任王梦奎都过了65，和那些只是将近65就被免职的部长比，算是超期服役了。

说到这个发研中心，本是起个智囊库的作用，曾经盛极一事，换了上司，后来也就不那么被重视了。现在地位不如以往。张玉台搞科技政策出身，在发研中心也不算外行，更何况是为邓楠腾了个空位。同庚的邓、张都可继续奋斗5、6年，皆大欢喜。说小胡开始动手的言论可以休矣，至少这事上看不出来。

• 【中国人事】――话说山东系列
• 【原创】驴谈中国人事－－东北变局
• 【原创】驴谈中国人事?D?D玉儒病逝
• 【原创】驴谈中国人事?D?D侃侃体委

深圳海关出事之后，直接把总署的副署长老王（王乐毅），不久，中央正式找钱冠林谈话，他表示总署的事情，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调任税务总局副局长，保留正部长级别。

钱冠林，1946年10月生。江苏阜宁人。大学文化程度。1967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州海关货管处、政治处、办公室任办事员、副科长、科长。1984年2月任广州海关副关长、党组成员。1986年12月后，任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广州海关副关长、党组副书记。1988年3月任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党组书记。199 0年3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1993年1月起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01年4月起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保留正部长级）。

另一个就是江西的省委书记舒惠国，江西二舒封疆下游，结果，我党起家的老营接连爆炸，声震北京，最后不得不内调，保留正部长级别。

舒惠国，1938年7月生。江西靖安人。大专文化程度。高级农艺师。1952年入江西农学院中技部学习。1955年在江西省南昌县农业局工作。1960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蚕桑系。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所科研办公室副主任、副所长。1983年任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1987年任中共抚州地委副书记，抚州地区行署专员。 1988年10月后，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农牧渔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91年2月任江西省副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农工委副书记。1993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 1997年4月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1年4月起任人事部副部长（正部长级）。

最后一个就是北京的李其炎了，此公的下场是尽人皆知的，以中共北京市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实际相当于文革之前的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去做了劳动部副部长。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

令狐安，云南省委书记调到审计署副审计长，那是因为李嘉庭案；

万学远，浙江省长调到人事部副部长，呵呵，那可是中央对浙江工作的不满。

贾治邦其实也不是要负什么责，还牵扯到老革命根据地所谓陕西帮的问题。

呵呵，咱们这么一说，驴的那篇就先放着。预备拿出来的就做补充好了。

九十年代以后，中央明确规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个别副主任可以享受正部长待遇之外，其他国务院直属部委副手都是副部长级别，除非特殊说明保留正部长级别的。

不知道他这个老虎班要坐到哪一天了。

而部委非部长的党组书记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职（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部长为国家领导人兼任）也应该是正部长级别。

这么一来，邓楠去中国科协还算级别提高了。这个标准看，贾治邦等后面的括弧是多么重要啊。

科协先扶正，以后到了年龄65岁以后，可以安排政协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做一个副主任，于是，又是五年。

主持了多年的文化部的实际工作，但是，始终是副部长级别，以后去了文联，终于给了正部长级别待遇，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李建国从天津调来以后，也是碌碌无为。据驴某一工作于省府的朋友讲，陕西要搞成一件事尤其困难。随便上面一个老领导的指示，下面就无从干起。

调开贾治邦，换上已经比较熟悉陕西工作的陈德铭，对陕西乃至整个西部，意义还是很大的。

至于说民政部则是个冷衙门，而且不好搞。老贾就干到部长等着去人大政协吧。

邓楠再进一步作国家领导人是不可能了。

倒是听说过残联主席邓朴方倒有可能下届政协作副主席，体现对残障人士重视，呵呵。驴倒认为有这可能。

目前的待遇制度倒是正规了许多。这副部长干到这地步，也就是求一个待遇了。

重要团体如妇联、科协、全总的党组/委书记照例是中央委员的当然人选。

Anybody knows more details? Comments pls.

昨日，英国《自然》(即NATURE)杂志出版的《中国之声》专刊刊载了一篇在中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科技部权力之大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文章建议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不再管经费审批，让一般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让课题资助引人竞争机制。 文章由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联名撰写。

文章说，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 中国科技部实际上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由于人际政治在科技界仍起着主导作用，行政官员对科技项目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不得不围着行政人员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

　中国对科研课题―――尤其是大课题的资助没有引入竞争，只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

文章指出，当科技经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政府部门不应将过多精力投入在确立中长期大课题上。“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2004年3月，英国《自然》(即NATURE)杂志首次推出《中国之声》专刊。专刊中的文章作者均为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知名的科研机构任职的华裔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分别分别就中国的科研基金问题、人才问题和文化教育等问题提出意见。专刊刊出后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悉，以专刊的形式和篇幅介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这在《自然》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该刊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Campbell)博士在说明专刊出版的目的时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但“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增刊来帮助改变其科学研究领域这一很不正常的现象。

三个方面的关系严重错位

文章认为，中国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科技界人士落入人际政治。部委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政科分离

文章指出，　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中国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作用开始。

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 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位。

目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由新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

文章认为，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

一般情况下，常务副最后也就是争取一个级别了。

有一次老高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他的司机拉着他在万寿路那里逆行，这和那段路况有关，所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不巧的是那天正好碰到110巡警车，那几个警察中午喝了点酒，牛哄烘的，当时就把车拦住了，为首的一个态度极横，要没收驾照。那个司机开始还解释，说这是高部长的车，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请通融一下。老高也好言相劝，说什么小同志啊，我们下次一定注意。谁知道那个小同志根本不买帐，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老高生气了，对他的司机说，把驾照给他，咱们赶紧开会去。

到了人民大会堂，曾庆红组织会议，时任北京市长的贾庆林也在座，老高一到会场，就解释。与会的诸公倒也没在意，哈哈一乐，不过老贾的脸面可挂不住了，偷偷地溜了出去...

会开完了，海淀公安分局的局长领着那个小巡警在会场外面等着呢，对着老高这一顿道歉，老高说：这事儿我不管，你们和我司机说吧。那个司机，说：高部长，你不管了？老高说：我不管了。说完，老高就走了。

那个司机来劲了，对着那个局长，说：这种人也能混进公安队伍，真是公安队伍的耻辱，这驾照我还不要了呢。掉了个屁股，他也走了。

那个局长领着那个巡警去了好几次那个司机家，最后驾照司机收下了。

尾声：

1、那个巡警因为执勤的时候喝酒被调到延庆去了。

2、贾给了高一个警备的牌照，说：老高，北京城你随便开。

我也是道听途说，还请各位别拔高，您就当一个挺没意思的事儿听就完了。多嘴多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