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贫雇农当家做主──侯之但最后结局的背后 -- 潇洒书生

按新疆和平解放的时候的记录，当时的新疆基本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几个小厂，经济落后。而执政多年的盛世才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回到内地时候，一家人就卷走了大量财产，号称： “盛世才，讲清廉，八十汽车没拉完。三架飞机不算数，两千骆驼在后边。”

土地对按劳分配的破坏远大于房产。土地是生产资料，房产并不具备这个性质。房产的属性主要是出现在地租上。

新保守主义——相对于原教旨的保守主义，在自由市场上加某些必要干涉——很多地方汲取了共产主义的分析，譬如自由市场到最终必然形成垄断，因此为了维护自由市场，需要国家制定制度对完全自由市场进行某些限制。

但新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它们的基本重视核心不同，新保守主义是资本家的主义，它鼓吹的是物品自身有其价值，核心便是资本至上——有钱的是大爷。

而共产主义重视的是劳动，任何天然产物不经人类的劳动都是无价值的。

因此，在某些方向譬如土改上，它们看起来立场一致，可实际上差距相当大。共产主义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将生产力释放到每个劳动者身上，消除剥削。而新保守主义是为了资本的集中，加强剥削。

因为从国富论订立的价格由“地租，资本，劳动”三者结合起来时，地租便成为了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专门用占有土地却不生产的“游惰阶级”来指责大地主，因为这些地主可以随意抬高地价，从资本家口中夺食。

在某一个时期，社会劳动总量是有限的，给地主占有太多，资本家就没有足够资本再投入，资本增殖必然降低，因此在对抗地主的立场上，产业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是一致的。

区别在于，产业资本家会将土地作为资本的一部分，进行投资，当投资土地的收益大于产业时，资本会自然选择投资土地，放弃产业——在目前的国朝这个问题基本上不需要太多说明——转型成为它曾经对抗的地主。

土地是必然稀缺的资本，因此必须避免垄断。本朝一切土地国有正是为了避免大量土地兼并。房产是根据行政手段进行的人为稀缺，而不是兼并进行的绝对稀缺。

因此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侯之担，不是侯之但。

侯之担，贵州省桐梓县人。书香门第出身，父亲为当地有名教书先生，也是周西成的老师、岳父。侯之担、侯之玺、侯之圭，几个堂兄弟都是周西成原配妻子的哥哥。

其中，周西成最信任的是侯之圭。侯之圭，字小伯，家乡晚辈称他为“小公”。他多次提醒周西成注意战场危险，不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侯之圭死后，也有人多次提醒周西成，但周听不进去了。

后来，周西成死后，在家乡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惋惜侯之圭先于周死去的，这句话是：“小公不死，周公不亡”。

当时的中国农村，离公民社会还远得很，根本就是宗族的独立王国，可以和政权分庭抗礼的存在。国家没有力量让农民脱离土地生活，就不可能实行“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村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地主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提高土地生产力，也没有外来力量支援农村经济建设，你想要的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

至于台湾的土改，除了有钱有心，最好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更重要的是有兵权。你是想被作为“共匪”枪决，然后没收财产呢，还是乖乖配合政府，按政府低估后的价格，把土地换成看似朝不保夕的股份和证券呢？

俺倒着说说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在俺看到的资料里，邓小平时代并没有让不愿单干的农民继续保留集体，而是在强制解散集体，之所以有些地方仍然保留集体，其实有二个原因：

一、农民坚决‘造反’坚持（大多是分地二，三年后知道不妙赶紧走回集体的，比如南街村便是例子。）

二、刚开始上台的邓不可能一下子转变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同时，任何政策和实际结果都要有时间来完成，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有些集体在农民和官僚的斗争搏奕中得到保留。

但是实际上各地官员都在如当年的浮夸风一样的拆分集体以当功绩。

另外说到选择，当二个人面前只有一碗饭才能活命，那么你非但不能独霸一碗饭，你还必须分一半出来给另一个人吃，但是当二个人面前有饭，有面，有炒米的时候，自然选择机会就会比较多。

所以，这一是时代的进步，好的政治家，可以顺势而为，这是邓的优点。但是如果讲实际的功劳，还是打基础的那一代功劳更大。也就是你我的父母亲这一代功劳大。至少我是认为我的父母亲这一代的功劳比较大。因为万事开头难。当然，功劳最大的，是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这一代，因为他们打下了江山，后代才能建设，才能享福。

这种杀头的事是很严肃的事情，是法律要管的事情。不能光听一个人怎么讲，而要看是不是真的有法律规定说要单干的人就会杀头。你认为严后来讲的话是对现状不满的情绪话，那么当初那段话又怎么能认为不是情绪话呢？关于小岗村的事，也已经有很多文章证伪，认为当初是一个谎言推动出来的。所以这种情绪话的东西，最好能找到相关法律文件来佐证才可以证明确实有‘杀头’之险。

另外，即使是在全国集体的时代，也有农民坚决不加入集体的事例。并没有强迫人人加入。当然，劝说，做工作等等肯定是有的，以保证尽量多的人加入集体。后来土共也是用劝说，做工作等等方法要农民分田单干的。

有一篇文章不是写分田单干，但是从这篇文章里，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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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刚开始制定的时候都是正确的（至少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在实行过程中，有的马上就显示出坏处或者不可行，那么多数这种政策就会紧急收缩回去另外制定。但是有些政策呢，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由好的，正确的变成有争议的，可怀疑的。如果在这个时刻能进行争论，那么这项政策就有调整，继续向好的可能，如果不争论，一刀切的继续推行，必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但这并不能表明当初的政策就是错的。持这种理论的人，其实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错误的。但这种看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讨论一项政策，不在于对错，而在于是不是‘与时俱进，有没有过时而守旧了，或者有没有太超前而做不到硬做’。

就像太祖评论极左和极右：

就像一个婴儿，明明不够月出生而硬要他生是极左；明明要生了而不让他生则是极右。

按常理来说，政策这个东西是肯定要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修正的，但是‘不争论’就看不出政策的偏向，就无法修正。

而政策的修定的根基，其实来自于一个执政党对执政理念的坚守，以此来修正可能脱离执政理念的政策。

而土共的执政理念是要走社会主义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这个绝大多数，按太祖的划分是九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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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朗朗天浏览本帖。看得出来，您对贵州的民国往事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过，你说侯之但的“但”应写为“担”，显然有误。翻阅一下贵州赤水或桐梓的县志，或到“百度”搜索一下，正确的答案肯定是侯之但而非侯之担。

侯之但并不是什么显赫人物，现在还有人偶尔提及他主要是电影《突破乌江》的作用。我对他的初始印象同样来自那部电影，但刻骨铭心的还是文革中“造反派”把我爷爷与侯司令扯到一块，非要给老人家戴顶历史反革命的高帽子。

据爷爷讲，他与侯司令实在说不上交情，因为共同爱好川戏，所以才有缘有时混在一起票戏、说戏。尽管侯司令不摆架子，我爷爷与之相处还是颇多拘谨。有一年，川剧界名角阳友鹤、天籁先后到家乡唱戏，侯司令出面包场，指示随从通知一众票友前去捧场，我爷爷站在台柱旁边过了一把戏瘾。至于什么党国大事，侯司令讳莫如深，我爷爷爷这等市井人物也并无兴趣。

在农村，其盘根错节的势力有多大！

如果不对这个阶级采用强制和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彻底消灭，那随时都可以卷土重来。

至少后来的土地联产承包就可能会成为另一种结局：胡汉三又回来了。

可是三十年后，中国资产阶级得以重新崛起，但地主阶级没有。

胡汉三回不来了，被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彻底消灭了，永远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看过一些辜显荣的资料，但是老寒能否再给点线索？

更准确地讲，没有触动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红线，这才是根本。集体化运动才彻底杜绝了复辟的可能，否则新生的地主阶级很快就会产生，这并不是仅靠“强制和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彻底消灭”得了的。

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入股的方式（大人小孩每个人都有股份），年末是人均分配（按资分配）+按劳分配。这跟给地主干活有本质的区别，起码不用交租啊，过去二五减租都很难执行的，国民党统治区做不到，一纸空文。另外，大家都得干活，不劳动者不得食。你指望农民选择什么?大家都选择当地主？那谁来干活啊？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得有个过程。

农民的医疗得到改善当然是跟之前比，哪有一步登天的道理？你所谓的现在的水平不也是跟以前比吗？难道是跟未来几十年后比？刚解放的时候文盲占了大多数，哪来的医疗基础？以我的老家来说，解放前根本就没有医生（郎中都没有），我家一个长辈，健康的青壮年，就是几天之内活活痛死的（据我父亲估计是盲肠炎之类的）。直到六十年代妇女生孩子还是在家生，传统的方法也不合理，我家一个长辈难产死掉了。小孩子夭折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到了七十年代就有了公社医院，妇女可以到医院生产了，这难道不是巨大的进步。

东亚各国哪个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地主阶级不是事实上被打压消灭的，只不过手段不一样。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整天和我们打仗，内部资本主义的崛起也伴随着地主阶级被分化瓦解镇压破落。消灭的手段文雅些还是粗暴些，倒是让我想起龙门客栈中有人开过的玩笑。

“活埋，太残酷了。要不然......打死再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