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不断的坏消息中进步的社会 -- 黑岛人

最近诸如疫苗、废油、强拆伤亡、看守所被拘押人意外死亡等等国内的丑闻和冲突报道连续不断，如果只注重看这些消息，那么得出国内一片黑暗、越来越黑暗的结论。有这些弹药在手，更不用说几乎人人痛恨的高房价，中国社会及现体制的悲观派又开始抬头了。

虽然我很不看好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式，但在社会生活的公、私领域上，总的来说，进步仍然是很明显、坚实的，在我看来，现在这种对社会现状的恶劣感觉，一方面，是国内媒体报道负面消息尺度越来越宽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于公平、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从前不是没有这种事情，不过是要么没有报道，要么报道了多数人也不太当回事。

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要看负面新闻，可以是永远看不完的。只要允许和愿意，媒体可以轻松每年每月每天都大幅报道三五桩全国各地发生的杀人大案，如果它们这么做了，有几个人会不感到全国社会治安崩坏呢？但这与真实的治安状态变化有必然联系吗？显然，其实并没有。虽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可以略微模拟展示现代媒体设定社会议题引导大众舆论的能量。而经过多年的实践，很遗憾，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商业上，只有坏消息才是新闻。

婴幼儿死亡率近年在原来已经相当低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这样干巴巴的官八股有几个人爱看？不良疫苗导致多名儿童死亡的消息，为人父母者有谁敢不关心？成千上万建国前加入工作的老同志老军人待遇优厚、安享晚年，更是毫无新闻吸引力，甚至有人看了只会产生强烈的嫉妒。但只要有一个老兵老人被传言或流落街头或被委屈迫害，那就是轰动性新闻的最好素材。

揭露黑幕，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更公平，这是媒体的责任，是无可厚非的。追求最大的受关注度，获得更大的发行量收视率，这是媒体的本性，也是无可奈何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始终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看清坏消息的背后，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停滞甚至是倒退。

坏消息并不可怕，事实上，每个现在让我们在很多方面羡慕的发达社会，都是在无数让人愤怒的坏消息中逐渐变得相对公平公正、法制严谨起来的，可怕的其实只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连坏消息也都一成不变，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变化的希望，比如昔日之晚清。另一个却是除了借助坏消息煽动人民，鼓吹一切推倒重来，却没有也不会提出任何可行变革之道的人掌握了权力，比如今日之某某斯坦。

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它一方面有强烈的最好的时代的证据，另一方面却又有一些最坏的时代的特征，实际上，这最好和最坏的两面都是同时存在，甚至有时根本就是二面一体的，因为社会本来就是光明与黑暗必然共存的，所以究实来说，除了我们现今的社会变化是把先行的已发达者们几百年的时间压缩在几十年里之外，其它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是一个不好也不坏，普普通通的社会了。

• 社会必经之路？

舆论确实在放松，不断试探。

几年前，仅仅是几年前，每当网上有民煮柿油国家的负面消息，千篇一律的辩护词都是：看看人家民煮柿油，多好，言论自由，什么消息都敢报，什么zf都敢批评，坏消息报多了说明人家好，只有报道出来才有可能去解决，去处理，象土鳖这样的专制邪恶zf才是什么事情都隐瞒，什么坏消息都不敢报，等到我们敢大量报道负面消息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以后省略14356字俺一个个数的）

这才几年，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很多人都有末世来临的感觉，要我说啊，部分精英由于pg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为反对而反对的，至于大多数打酱油众，还是有点自己的主见为好，至于怎么坚持自己的主见，很简单，说句官话叫牢记历史，说句大白话叫想想自己几年前是什么观点，现在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是自己主动改变的，还是纯粹受了别人的影响，被人忽悠的。

如果不能学会分析、研判媒体的报道，也就不能借助这个渠道来了解和掌握社会的现状，也就背离了我们作为媒体受众的根本目标。

而且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当下的媒体，在职业水准和职业道德上，从总体上讲，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更差——虽然这些媒体素来是戴着有色眼镜、抱着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中国的，在涉华报道上离公正甚远，但是他们在职业精神方面的确比当下中国的大多数媒体要强。所以，掌握这样的分析、辨别的能力，非常有必要。

看宏观不看微观。

确实，整天看统计数据非常枯燥，很难看下去，成天看新闻报道，人家声情并茂，有声有色，文采飞扬，有八卦、有分析，确实好看——好看就看呗，可是千万别当真，当真就是被忽悠了。——如果你是要看事实，那文采飞扬和事实有什么联系吗？难道文采飞扬就是事实？

比如矿难，每一次矿难发生，我们都可以掉泪，对死难矿工表示同情，可以骂一骂管理者的不敬职，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事，最好看看公布的数据，单位采煤量的死亡人数，如果是在逐步下降，那说明管理部门是在做事，而且做的事确有成效，如果还有闲心，可以看看发达国家的数据，我们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别脱离现实，要求一个不死——那很简单，你别用电了，才是用实际行动表示你对生命的重视，口头说的不算。要知道，别说煤矿，就是一般的施工单位都有死亡名额的，再说白一点，你在家里坐着也不是100%安全。

比如拆迁问题，这有自焚的，那有活埋的，一个比一个更吸引眼球，我都不知道该看哪一个了，要用这个来骂zf的很简单，一个都不看，只要有新闻报道，看见题目就开骂，简单又有实效，居家旅游，必备良药......如果你真想知道内情，最好就问问，为啥闹到这个程度（都闹到死人了你再来关心是不是有点......)?怎么问呢，太简单了，拆迁方给的条件是什么，拆迁户提的要求是什么，差距有多大，再来评判对错，因为我记得，2、3年前重庆那个著名钉子户，在把双方的条件摊开以后，原来一面倒支持钉子户的人有很多不支持他了，只不过，媒体（呵呵，这里又扯到媒体了）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后续什么结果我没看到，你说这是zxb给封了呢还是......

当然，这些吸引眼球的拆迁新闻就是没有媒体想到把双方的条件登出来给读者，也许读者都是对此漠不关心的吧，我想媒体是这么认为的。

总之，现在的热点事件我都没有兴趣去关注了，因为看一看，很多和几年前整体社会的舆论上相一致的，只不过为了抓眼球，媒体又站到自己当初的对立面去了，我要紧跟社会热点舆论，总觉得是在煽自己耳光，哎，这世道，说什么好呢。

这段时间关注主要媒体报道的，恐怕会漏掉两条重要消息，都是针对媒体的（被主流媒体有意忽略）：

A、记者换证，所有网站全部丧失采访资格，今后需要年审。

B、有偿报道，有偿不报道，为媒体谋不正当利益的报道，群众可以举报之。

第一条是严管入口，第二条是发动群众，对这个号称社会良心进行监督，同时逼迫媒体对社会进行监督（把舆论监督这个链条搭建完成了）。

ps：那个山西疫苗，我总感觉是某媒体不当调查方法制造出来的假象。理由如下：

A、该媒体才刚刚建立，不出名，所以某医生不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而是会通知其他已经知名的媒体。所以不排除该媒体有意、甚至恶意炒作。

B、该媒体的调查方法严重有问题。搞社会调研的都知道一个道理：个案式田野调查时，很容易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所调查的结果其实早在你想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当地没有疫苗问题，只要你调查的起始原因是因为疫苗问题，那么，调查的结果就一定是疫苗有问题。——这和算命先生的做法很像。而最严重影响最后调查结果的就是该记者竟然还积极走访，这样把这种本来就潜意识里面恶化的情形给最大化、现实化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支持这次调查，原因是：可以因此加强药品食品医疗等方面的安全。

花兄台的好文。

如果政府能够在不断的坏消息中进步，那么媒体也能在对其的不断批评中进步。如果这两者都能形成正反馈，不断进步，那么难道不是天下之幸么？

但现实是，大家都怕被批评，都怕被说成别有用心。如果这种心态加强，则社会和媒体都很难进步。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真要有诛心之论的话，媒体没良心，还能活下去，政府没良心，这世道，可就难说了。

　　媒体揭发问题是好事，但如果夸大太多反而会减弱揭发的效果。

现在的社会经济大趋势、国际环境大背景，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再走回原来靠封锁消息保持形象的老路上去了。相反，媒体则越来越有互相比烂的势头，南方系率先引进国内的制造耸人标题抓眼球+有意识的选择剪辑材料引导读者感受+煽情仇官仇富写作手法已经渐渐成为多数媒体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职业生存技巧，和大众在快节奏社会生活中厌倦深度报道，宁愿选择快餐式信息的变化正好形成了恶劣的负反馈。

这个循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是很难打破的，幸亏我们不玩西式多党选举的游戏，否则再结合那个东西，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跑向发达社会的途中倒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了。

如果对媒体要有所指望，恐怕反而是以很多人都看不起的《环球时报》这种风格带有相当民族主义色彩的少数媒体，虽然环球一直被主流知识圈贬为娱乐小报，但光是它的评论版在大多数有争议问题上都会登出差不多分量的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一点，在职业操守和公平性上就轰杀了国内所有自谓主流严肃的大报。

这个原本应该只扮演“药引子”角色的谎言，实在太有轰动性和杀伤力，以至于矛盾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了谎言本身。

记者的这个选择也是必然的：这个问题两年前央视就报道过，山西省卫生厅也已经整改过一次了。举报人陈安涛对处理结果不满，于是他转向了“‘问题疫苗’致死致残”这个更加轰动的话题——他也不得不如此，否则根本不可能告翻原疾控中心主任、甚至是更上面的省卫生厅副厅长。最终，举报人成功地影响了记者、或者是记者自觉地选择了配合举报人陈安涛，促成了这次风波的发生。

媒体自然有问题，或许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但在我看来，只要媒体能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也就够了。至于监督者怎样被监督，中国从古至今都没什么好方法，起码现在的媒体如果作恶，不会比东厂之类危害严重。

我到上海求学工作已十余年，去年我父母在芜湖的房子划入某地块规划，修建一个公园和一个社区。拆迁政策是这样的：1、按原面积一比一原地回迁；2、如想扩大面积，可以相当于市价三分之二的价格购买；

我们家早早就选了房，听说第二批选房时，提前两天就有人排队。

春节到一个朋友家作客，朋友的岳父岳母家也在拆迁范围内，也是早早选了房。朋友的岳父当时曾说一句话，说来不怕各位笑话——“托共产党的福”！

这么说，有人可能不信。可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我亲身体验过城市棚户区那种窘迫的生活。那里的人最盼的一件事就是拆迁。从我小时候起，盼了20多年，终于等到了。能不高兴？

不仅如此，回迁原址，还能低价扩大面积。朋友的岳父岳母要了108平米的房子，能不高兴？

可是，等我离开芜湖不久，就在网上看到凤凰博报记者邓飞的一篇报道《芜湖拆迁：野火春风斗古城》（大家可以搜索来看）。

你不能说他在夸大，在扭曲事实，而且我也相信邓飞的真诚。可是，如果我不是芜湖人，如果我家没有亲历拆迁，看了邓飞的报道，我大概的确要相信芜湖拆迁是一片黑暗，暗无天日了。

事实究竟怎样？邓飞的报道应该说并非虚构，他看到是事实，我经历的也是事实。问题在于，我看到的那些东西没有新闻价值，不是新闻。新闻上的事实只可能是邓飞的事实，不是我的事实——这就是黑岛兄总结出来的道理，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所思所想的一个问题是：媒体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关系。简单来说，如果你没有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如果你只生活在媒体营造的坏新闻的世界里，你肯定不会注意到我们身边正在经历的点滴的进步。

实际上，这次回老家，感触最深的还不是我们家的拆迁，而是以前的一个老邻居。母子两人儿子精神不正常，无工作能力，以前只能在外捡垃圾为生。这次回家，亲眼看到他们拿着低保，住在漂亮干净的廉租房里，衣食无忧。当时就想到去年看到的姚洋先生的一篇文章《在祖父的遗像前》，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容我引用如下：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三十年不是对1956年之前简单的回归，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祖父不会完全满意我给出的答案。也许他会赞同我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重要的；也许他会赞成我对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但是，他肯定会继续问：“为什么现在的贫富差距比1956年之前大得多？为什么城乡差别在扩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市场。的确，市场天然地扩大贫富差距。但是，我知道这没有回答祖父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然而，我可以确切地告诉祖父的是，自二十六年前我面对他的遗像开始认真思考他短暂的生命的意义以及我即将开始的成年生命的意义之后，我已经获得了关于中国革命以及当代中国得失的一些答案。

　　六十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题写的碑文里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这个碑文将流芳万世，祖父因为是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当中的一员而永垂不朽。

　　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和妻子在后海散步。我们避开繁华的商业路段，沿着湖边小道走到大杂院聚集的地段，这里更安静，也更自然。忽然闻听动人的合唱和配乐从不远处传来，循声行至一座亭子下，见一群由中老年男女组成的合唱和伴奏队伍在忘情地表演，周围观众云集。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演唱的是十来个五六十岁的妇女，领唱者是一位打扮鲜艳的老太太，嗓音高亢嘹亮，唱到最高音仍然底气十足；伴奏者是六七个同样岁数的男人，配器各式各样，中式的、西洋的，什么样的都有，但人人激情澎湃。演唱者、伴奏者、观众，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好一派祥和景象！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祖父九泉之下若有知，当感欣慰。

　　谨以此文献给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

看到这里我知道这只是玩笑贴了。

记者也是各种各样的，不乏客观公正的人。所以我对国内的媒体还是有几分信心的。

新闻报道不再依赖专业群体，而是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场的及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