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农民负担和农业税的免除问题 -- 听枫

看到河里关于朱温评价的帖子，其中有人提到农民负担和农业税免除的问题，俺专门开个帖子说一下这个问题，顺便讨论一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农民负担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末达到顶峰，征收难、搭车收费、激化社会矛盾，是当时整个决策领域从中央到地方都头大的问题，也是当时学术界的显学，养活了无数的以研究农民问题为对象的专家学者。

农民负担这个问题即是全国性的，也是区域性的。基本上大概来说是中部最厉害，西部其次，东部最轻。实际上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很多地方根本不存在问题，因为村集体就替农民交了这份钱了，据我所知，苏南浙北都有这种模式。还有的地方因为搞选举有人拉票，直接就说自己替全村付这个钱。但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农业税和特产税本身还可以接受，但是乡村政权相当穷，但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要完成，要发展要修桥补路，要支持教育给老师付钱，这些钱没有企业或者其他收入来源，最后不都着落到农民头上？所以村提留乡统筹在很多地方是大头，而且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一段时间有很多地方财政揭不开锅，乡村干部跟老师工资一拖就是几个月。农民呢，本来种地就挣不了多少钱，一个人头上再押上几百块，实在是没办法。当时有个有名的政策全国农民都知道，就是中央下过一个文件要求农民负担不能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在很多地方远远超过，有的达到20%还不止的。当时湖北监利有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过一个：“我向总理说实话”。这个人后来转到学术界了。很多农民因为农民负担而抗争的，关于农民抗争的书很多，社科院于建嵘教授有本书叫《岳村政治》附录里面有相关调查资料，很有意思。

国家在压力下面不得不调整政策。当时是在90年代末，全国就开始有若干个试点搞农业税改革，有中央主动推的，有地方自己搞的，几税和一，费改税等等之类的，各种方式都有，有几个所谓的模式和典型，咸宁、正定等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农业税，后来有人提议索性全废除，当时农业税和特产税大概总共占财政收入的3%左右，税收的成本反而太高；开始有人反对，说你这样就把农民搞成“非纳税人”了，本来农民可以靠这个来制衡乡村干部的，你不干活我不缴税，你现在取消了，乡村干部没啥要求农民的，只有农民求乡村干部的，这不乱了套？反正当时全国的政策是费改税，将村提留乡统筹改为了农业附加税，希望通过这个来限制地方乱收费。这个大概是03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全国推开。这个思路不能算错，因为农业税和附加税其实是相当少的，农民负担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地方减轻了一半以上。

费改税之后，中央的收入其实没有减少，可能还增加了，因为改革之后农民缴税的积极性提高了。这不是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乡村基层政权开始没钱了。中央当时的应对政策中央和地方一切解决财政缺口：对特别穷的地方搞转移支付，就是上面给钱。然后省市县也拿出来一部分。对于很多不太发达的地方来说，很多乡村干部从此从县财政拿钱，有的地方顺带着连乡镇财政所也被县财政托管了。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教师工资在很多地方开始由县财政直接支付。

然后税费改革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吃饭财政。地方收入只够甚至还不够开工资的，当然这跟机构膨胀有一定关系。税费改革之后呢，顺便很多地方也搞了精简。总体来说，这些地方的情况很复杂，有的稍微好点了，因为原来大大不够吃的，现在多少有了点保障；以前刚刚够吃多一点的，现在可能不如从前了，因为中央转移支付是按人头来的。当然转移支付是很复杂的，俺这里就不继续复杂下去了。

其实费改税之后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可以说留了个尾巴，但是在短时间之内，农民负担不会成为农民抗争的主要原因了。这个实际上费改税之后就已经实现了。

但是俺研究了前因后果之后发现：这事要糟……当时秦晖老师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有黄宗羲定律，就是农民负担这问题古已有之，中央搞并税，地方还会开新名目征收，本来不并税的话呢，地方想个名目还比较复杂，你一并，时间一长，人民忘记原来这个并的税里面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名目，地方上于是就又可以征收了。所以你并税实际上给地方上帮忙。不过我觉得要糟这事到不是完全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啥？俺们政治体制是压力型的，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制，简化到最后就是任务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为啥俺觉得要糟？因为地方政府现在虽然不让要钱了，但是要承担的任务一点没少啊。地方一定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捞钱的……俺当时已经想到地方政府可能会找到卖地这个办法。但是俺当时以为这是方法之一，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厉害！现在农民抗争的最主要原因果然变成了土地纠纷。

从税费改革的角度来看，浙江不是最先搞的，但是浙江较为富裕后来在一些地方财政较宽裕的地方率先免除农业税，这个算是政策上的创举吧。我刚才也说实际上在有些富裕的地方基层农民负担根本不存在，有村集体代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浙江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而已，中央有没有出来阻止？我没有看到。而且实际上当时广东一些地方，江苏一些地方比如苏州市在差不多的时间内也推出了这样的措施，没有看到中央跳出来说不让的。相反，中央当时的说法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

当然试点到06年，大家知道，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免掉了。但是03年的这个全国政策有没有意义？起码有这几点意义：首先，理顺了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你一下子给基层断血然后直接说中央出这个钱是不行的，你得知道怎么出。先费改税之后，中央对于这一块就比较有把握：能收多少，缺多少，怎么方法；第二，这几年搞了配套改革，精简了机构；第三，理顺了地方的财政结构，乡镇村跟县里面怎么分账，这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需要一个缓冲。

总体而言，我觉得农民负担这个问题解决的还算不错：从90年代开始农民负担越来越重，9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寻找解决径，2003年全国有了一个解决办法，2006年修正了解决办法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掉了。这个过程不是中央说啊问题严重，解决，于是就解决，不是打游戏一样。

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到很多人，政治的制定和执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绝不是领导人想如何就如何，即便领导人完全出于公心，政策往往也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即便在西方较为成熟的政治体制里面，这样的事情也不少，有一本书：“Implementation: How Great Expectations in Washington Are Dashed in Oakland”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

另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又处在全球化这个阶段，又是从一个全能型的政权过渡而来，我自己认为任何一个政府从舆论评价的角度来看都将是非常不幸的，动辄得咎是必然的：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政府的执行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提出了相当的要求，同时社会变迁的方向又意味着要限制政府的能力，这是一重矛盾；过去全能型政府的执政和管制经验与新的社会问题、要求本身之间的冲突是第二重矛盾；问题不断涌现的速度与政府本省能提供的反应速度来说又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此等等。这样的矛盾还有多重，要用类比的话其实是要求中国政府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处理完今天发达国家在过去工业化和社会转变中花了上百年才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难还是不难，可以看一看波兰尼的Great Transformation。我个人的感觉反而是，所有的预见性在这种大转型中其实是个笑话，甚至可能危害甚大，有问题解决问题，见招拆招其实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为什么？见招拆招尚且可能看不准问题所在，更何况所谓的“预见性”？就比如农民负担、包括今天地方政府卖地，很大一部分原因难道不是94年分税制改革？问题是谁会料到若干年后会出现这么多事情？而且就算料到，当时有无别的选择？我看今天的事后诸葛亮拿到那时候也一样是两眼一抹黑。

当然，其实我觉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今天的问题时是很有意思的。所有的批评、抗争等等活动其实是推动社会转变的原动力。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如何博弈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阶段很现实的就是我们会不会能够一跃而成为成熟发达国家或者还是走向拉美化。

写太长了，有点乱，懒得改了，诸位凑合着看吧。

拿我的话起题，说了一大通。说我说得不对也没说出依据。

此事浙报应有记述，大致几次报告中央不批准，最后一次批了，只比全国取消农业税早了一年。

我对此事有记忆，是因为此前和人争论过。我说该取消，因为农业税征收成本是该税的50%以上甚至80%，要到农民家强收拉粮食等等，浙江多数村并没有集体经济。反方说几千年皇粮国税不能取消。

农业税负占农民收入的50%-60%，改革后是40%。（2000年前）

这个就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基础。

三农问题简单而又复杂。简单再给农民个出路，复杂在走出土地看中国的农民有自己的主见了。

机构精简还是有反复的，90年代初，我们县精简乡级行政机构，当时将我所在的乡给撤了。乡政府一撤，乡长、党委书记当然不干了，四处走门路，过了几个月乡政府重新成立，乡政府重新挂牌那天，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搞得很是热闹。不过进入新世纪后，还是有很多乡被精简掉了，基层的村级机构也进行合并，一般就是两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两三个行政村也进行合并。以前每个生产队有队长和会计，虽然没有工资，但是每年年底可以从乡政府领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现在生产队只有一个队长，会计什么的全被裁掉了。

那个时候，一个感觉就是农村的税种很多。过年，农民家宰猪还要受屠宰税。乡财政所下乡挨家挨户征收，不过这种税征收起来还比较困难，农民都不愿意交，财政所干部也没有办法，总的说来，我们那的农村矛盾没有激化到不可收拾地步。

现在老家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我家有七亩地，每年可领到1000元左右的补贴。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明显提高，我的父母就是例子，不愿意放弃土地。不过农民补贴发放好像要进行改革，以前是按田亩发放，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农民将承包地荒置，补贴很难起到提高农民积极性的作用。现在准备按照农民粮食产量发放，我记得几年前袁隆平先生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这么说吧，浙江全省早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就有意愿先行一步，这个没什么问题，我赞同。我不赞同的是用这个做理由说胡温故意压着不愿意给农民实惠。资料懒得去查证了，简单地想想，浙江搞试点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想免征农业税的说法浙江也早就有，而浙江04年取消农业税离胡温上台也不过一年而已，要说压呢，也是两届政府都压了。说到底吧，我是觉得你那样说有点不就事论事，

话说回来，我相信中央可能真的驳回过浙江的报告，我没有看报道，但是我猜理由无外乎：这不合当时的农业税法，中央要搞肯定要全国免，不可能说你浙江一个省要免就免了；而且也不能给浙江省特殊地位，因为浙江地方财政有钱可以免了，江苏广东也可以，其他省份怎么办？所以如果浙江自己悄悄搞了，中央也就默认了，当作试点，其他省份也没话说。你正儿八经打个报告上来，中央不可能批的。

最后，俺觉得你批评的对，俺在原贴当中的确没有对你那句话做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说出依据，俺去修改一下。

精简有反复的，很多地方到今天效果也不好，因为进人容易，赶人走就不那么容易了。撤村并组、撤乡并镇，很多地方都搞，而且都拿出了漂亮的数据说明成果辉煌，但是很多地方实际上是机构减了人没减。

关于屠宰税，你说的还是规范的。很多地方根本就是按人头摊派的，不管你养没养猪牛羊，反正每个人都要交。

然后征收也是这样的，我去湖北一个村庄调研，没税费改革的风声之前就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农户拖来拖去不交少交，一听说税费改革要开始了，又一年一多半都不交，结果后来搞费改税，然后有一年大家交的齐整……结果折腾完了之后，全国农业税都不收了。

收获通宝一枚。

不过俺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比例哪里来的，全国各种的数据都可能有，我自己了解的地方在有些地方的确达到你说的这个比例，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负担相对比较轻。

在安徽（？）搞过试点。应该是who-when组合上台前后。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了,地方努力更大.胡温或前任打压是否蓄意与我要说的无关.

凭记忆安徽有，湖北有，河北有，浙江，广东，可能江西等地都有。而且模式还不太一样。

总体而言，这符合土共的一贯思路，我倒是觉得这样改革还是比较好，比直接拍脑袋完了之后全国直接执行要好一些：起码给大家一个思想准备嘛。

不过政绩这东西难说的很，什么才叫政绩呢？一个好政策，他就不执行你也没办法，执行了只能算他的政绩啊，打基础的也算，真正执行的也算。总而言之，我觉得为这事要表扬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对农民的确有好处，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好处。

不可能一下子进步到共产主义社会啊。

rp好啊，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实际上两种说法都有，但是你说的的确更准确严谨。

粮食补贴（按亩），良种补贴（有按亩的有按购种斤两的），其他的还有柴油补贴什么的这个面就小了，个人认为粮食补贴还是按亩发的好，亩数是按交农业税的亩数定的很难作假（不少地方分田到户时差的田的亩数是要打折的，修村路占到的田基本是没有征收一说的，这其中的亩数变化在费改税、粮补中产生不少问题）如果按产量那就....，说白了针对三农的补贴就是“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国家对三农的还债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至于说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