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评价胡耀邦？ -- 铸剑
这派其实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比较激烈地捍卫资本利益，是哈耶克的传人，应该和李兄所说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是一个意思。现在在美国政治派别中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其实是保守主义的修正主义，接受了很多左翼运动的思想。修正折中后在逻辑上不如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那么自洽。
毛曾经讲他喜欢西方右派执政，我想就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坚定、逻辑清晰，行动具有可预测性；而西方左翼呢，折中调和，立场摇摆，揣摩意图，采取应对措施都很辛苦。
谢谢鳕鱼，对你的质疑，实话实说，没有出处，也没有硬证据。
不过找些软证据，算是自我辩解吧。
不对之处请指出，就象你这个疑问一样，确实令我心虚出冷汗。
按常理推测，关于与西方接轨，当时不太可能留有明证，做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没人会像苏联的戈氏如些露骨。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之后的私有化浪潮，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与思想等各方面所占比例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改变。
特色主义真的是处于两大意识形态之外的第三种形态吗？现在看来不是青出于蓝，恰恰是邯郸学步。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旧的不想要，又没自己的新东西，照搬只能是唯一的路。
以上说的是大环境，小的方面，耀帮对一批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说明问题，私有化，解放后出生的人理解不深，老一辈人应该知道深浅，应该告诉年青人，利在哪弊在哪。可是没人告诉当时的热血青年，私有的祸害，任由一些学术政客肆意忽悠。
更不要说从国家政策方面，私有不断推进时，体现出防范的一面。农业包产，工商个体，再到国有资产的卖出，一概不设防、或是形同虚设。
接轨的问题直接导致耀帮受批，并在不久后去世，没能经历不久之后的风波，但经历过风波的一些人，表面与他区别极大，但在大的政治方向上，他们可以说身处同一阵营，没有太大的区别。
以上解释历史证据可说空白，全凭逻辑判断，这也是我等普通人仅有的方法。
毛下面的这段话的时间，有些资料说是66年7月，有些则说是8月
但是，从内容完整性上来讲，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来自于8月4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或插话）
1966.08.06；中发 ［66］ 401号
附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08.04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1966年8月15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中说
以上是第一条错误，第二条错误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第三条错误是不走群众路线“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站在群众之上，不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就有了下面处理
从上对三胡的处理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文革，当时也是非常讲究程序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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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时刻》一书中
俺不过也是有些想法，如果有哪位网友能提供具体的证据，对俺也是个帮助。。。仅此而已。
过几天大概也会写个小贴，谈谈自己的一些猜想。还请赏光指正。
俺准备好鸡蛋了。。。
有何新措施，让农民轻松点儿？
当时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大区别。今天的中国，其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但80年代刚改革开放几年，而且保留了极大的计划经济成分。
中国在那个时期，是有专门去计算怎么“计划”的部门的，就是调令全国各产业各国企如何定价、分配，但算来算去，也算不出来。与此同时，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走极端，既然这些算不出来，那么当时的“右派经济学家”，就大力鼓吹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用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来解释经济，也不需要计算，全部扔到市场上检验得了。
中国经济学家接受西方的教诲，几乎都是“被动”的，以前是马克思，后来西方经济学，就引进了两种，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中国人在80年代，接受过经济学教育，就会使用这3招儿，别的又不会。这三招，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文科生游戏”，就凯恩斯主义，还有点儿“理科背景”，可由于凯恩斯主义偏向于政府干预，还是有点“左”的，与80年代“拨乱反正”和“去毛化”的大背景有出入，因此，并不是太受人看重。
还有一个极度重要的原因。在80年代，计量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就算是美国，也只能说在发展中，但应用层次领域，并不成熟。中国更落后，恐怕连知道这些的都很少。因此，中国在管理层方面，尤其是经济决策智囊团方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很好的统计工具，去做一些定量研究，每一个经济决策出来，到底对社会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预测和评估各种方案的优劣。
因此，不管谁是最高决策者，比如真人，他那些个政策，只是听张五常，弗里德曼，还有他的一些嫡系右派智囊团忽悠，就是反对意见，也不过是吴敬琏这些“文科生”在提。整个决策层中，几乎没有能够定量研究的人，所以，这个政策，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就是拍脑瓜的结果，就是“方针路线”的结果。因此，一旦出个昏招，那就是昏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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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发现。
根据常识判断一下，这句恐怕不实：
别说成千上万的中学生死亡，就是有几十个中学生死亡，北京市民也造了反了。
赫鲁晓夫
耀邦是在1965年下半年回到北京养病的。
但是，这个养病应该加上引号，因为回京的原因是因胡与刘澜涛产生严重矛盾，听从叶剑英的建议而回京退让、回避。
省委六月会议一结束，胡耀邦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外链出处
既然不是真正有病，所以回京后继续主持团中央工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966年4月10日 主持召开共青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调整。大会一致通过《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即便是派出工作组之后，也在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当然，耀邦同志也会“养病”，时间也微妙
以上资料均来自于由胡夫人李昭亲笔题写名字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外链出处
以上说的是胡养病的事。
关于胡的秘书那篇文章中极力为其撇清的派工作组的问题，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的胡耀邦年谱是这样说的——
呵呵！这里明显又在为胡遮掩——
胡克实是无权决定工作的，是需要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胡“面有难色”（有何难？）之后“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尽管这里刻意缺少了主语，但是这个成立工作组的决定者，绝对不不可能是仍然需要向胡耀邦汇报工作的胡克实，只有在团中央主事的胡耀邦才能决定。
其实，现在纠缠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因为WG已经全面被否定，而派工作组也被官方文件肯定为WG初期刘为了稳定局面的正确举措。
但是问题在于——胡主持团中央工作，向北京中学派工作组，这不是正确的吗？为什么要刻意撇清呢？
难道团中央的工作组真的做出了什么……
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确实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