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岗村逻辑的尽头 -- 毕尔优科夫
人类的自我繁殖能力，如果不加约束，完全可以把所有的物质全部转化成人类机体，那以后的人类增殖材料哪里来呢？
解决办法就是利他，人人都为了别人来自我约束？人人利他的先决条件，其实远远大于有限的需求的前提。
且不说利他是否根源于利己，我们何曾见过一个不加训练就有利他精神的婴儿？
儒家穷两千年努力没有实现的仁爱教化换成利他诱导就能深入人心？
改革几十年,仍然是进行时,但过去的就成了历史.把这些旧事翻出来拍打拍打灰尘与众人分享也是个乐子,或许还能解帖主之疑.
早期的改革的中心是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目的是想在不改变原有从上到下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通过放权让利的激励措施让这些经济组织有生产的积极性.但这些初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问题,单靠放权让利的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以后的改革重点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众所周之,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的.所谓"相适应"是指不可能让原有的国营工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那些国营工厂是非独立的,只相当于国家这个大工场的一个车间,从事生产活动.有关分配,交换是由国家部门或其它国营单位来做的.离开了国家,国营工厂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如果国营工厂作为市场主体,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总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虽然国家对国营工厂和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契约形式,但内容不同.
改革的依据是国民经济的现实,并不是某种宣传或理论(忽悠?).如果认为采取这些改革措施是听信了某种传言,那就太小看国人的智慧了!但无可否任的是改革所依据的对现实的看法是有理论支持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库普曼斯,他在二战时为军方做运输计划工作.他与前苏联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因为同时解决了最优规划问题而获得了1975度的经济学"萝卜"奖.库普曼斯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计划就是取代市场去解一个巨大的最优规划问题,计划是对市场的模拟(拜他所言,搞经济学的还在解着一个又一个最优化问题来模拟市场!).中国当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能达到市场调控的精度吗?现在呢?有波兰经济学家说可以借助"试错法"解决问题.但残酷的现实是"试错法"成了不断犯错法!这就是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低效的内在原因.
比如高富帅白富美。
将来都均富了就变成高帅和白美。
再将将来，全民整容，全民基因改造之后，就变成Organic的高帅和白美。
人心不足，哪有止境啊。
且不说，典型的计划经济——前苏联和中国实施的众多的五年规划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光是在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中全西方高举自由市场经济大旗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困顿和无奈，就让那些宣扬市场经济万能的经济学家汗颜吧？而且美国最后还不是扭扭捏捏地进行了政府直接干预的罗斯福新政，最后实际上是靠二战的均贫富来真正实现走出泥潭的。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键是人类在实践中如何更好地综合采用两种手段来实现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试错或者说不断地犯错是必然的，好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如何少犯错而已。
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有时还是痼疾.例如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过一段时间就要发生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一次看上去惊天动地,只不过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美国.这也许并不偶然,但象这种涉及宏观和战略问题的讨论是那些经济学"大家"的活,不是我等升斗小民的话题.还是把目光放在看的见,摸得着,行得通,与你我等切身相关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因为事关切身利益,资产的所有人会竭力保护自己的资产;要是使用代理人,则会竭力监督契约的执行.这些资产的所有人可能是法人,但多数最终都会追溯到自然人身上.相对而言国有资产是共有财产,并不属于某个或某些自然人.按这种逻辑,就会得出国有资产的使用缺乏监督的结论.进一步推论,国有资产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发地私有化.真是这样吗?实践中,确实存在贪污,挪用和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但雪崩式的大规模私有化好象并没有看到.看来对国有资产的使用还是有约束的.
这些约束来自哪里呢?利它行为?利它行为与经济人假设相对,但它和道德良心一样在商业活动中很难成为人们的优势策略,对人的行为充其量只能提供软约束(可变的).如果经济学由此出发,基础就不稳固,分析结果将不确定.另一方面,即使利它行为和道德良心起作用,也不能完全解释对国有资产使用的约束.实际上,虽然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无法落实到自然人身上,但是国有资产的所有人的代表在中国是明确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大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的监督,政府根据法律制定管理办法,负责法规的实施,监督,考核评价以至奖惩,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国有资产的商业运作,生产流通企业使用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种来源的资产从事生产流通活动.这就是当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中间的法律法规所明确的权责利是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契约或制定契约的依据.依现有的管理水平,可以断言这些契约存在漏洞.堵上这些漏洞需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有深入的理解,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这种借助法律的管理必定是硬约束的,但这种依靠多层次,多环节代理人的管理即使没有漏洞肯定也存在管理效率问题.从现实来看,这一管理效率上的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动摇中国所有制基础的地步.虽然如此,改革过程中,在公有制和管理效率的关系上还是存在妥协,那就是"抓大放小".这一做法是想通过国有资产退出一部分领域,减少管理的环节的办法来提高管理效率.
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效率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国人来说,这不是件小事,牵扯到千家万户.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刑罚震慑.但政府能力有限,缺乏深度和广度的监督很难穷尽国有资产使用背后花样百出的隐秘违法行为,这就使刑罚的震慑作用打了折扣,以至有人敢前赴后继地侵害国有资产.这中间,可以看到群众举报不时发挥作用.既然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群众参与监督显然是有依据的.鉴于其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或许群众的参与是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必不可少的监督手段.
市场经济了,职业化了,有钱了,为什么中国足球队却不会踢球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以至只要有人一提市场经济"看上去很美",我就忍不住要问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从没有人给我满意的回答.最近有报道说问题出在职业联赛中的假球,贿赂,黑哨,赌球等等上,并承诺说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情况就会随之改观.我一点都不怀疑揭开这些黑幕对发展中国足球的益处,但这并不是我要的答案,因为职业化改革后中国足球一直让人失望,并不是出了那些问题后中国足球队才不会踢球的!最近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超联赛上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为解开中国足球队不会踢球之谜提供了可能.
今年到目前为止在中超联赛积分排名第一的是广州恒大,这个队2011年重返中超联赛就获得了冠军.广州富力今年才由中甲升上中超,目前积分排名第三.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队在球员收入分配上较以往的变化.球员收入一般是工资加赢球奖,纯粹的胡萝卜政策.而这两个队的球员收入除了工资和赢球奖,还要扣输球罚款.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新制度安排对球员有用吗?它相对于胡萝卜政策是一种优势策略吗?假定球员是理性的人,即完全为钱而工作,就可以做点简单分析.
给定两个球队,球队A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球队B采用胡萝卜政策.如果这两个球队水平相同,A球队队员的最优策略是努力踢球并最终赢得比赛.比较而言,如果这时两支球队都采用胡萝卜政策,谁胜谁负则要完全靠运气了.
现假定球队B的水平高于球队A,球队A最多只能踢个平局.这时在给定输球罚款的条件下,A球队球员的最优策略是力争平局.比较而言,如果这时两支球队都采用胡萝卜政策,A球队球员的最优选择是不好好踢球,输掉比赛.由此可见,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新制度安排确实能激励球员努力打好比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广州恒大和广州富力这两支球队积分靠前的原因.
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安排有两个问题,一是它的效力会随其它球队陆续采用这种策略而降低,并最终回到原点,而球员收入会减少.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增加一个球队的积分,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球员用心踢球,这不正是中国足球发展所需要的吗?!当穷尽了制度安排的红利,要增加积分就只能靠球队实力了.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协调球队长短期利益上的缺陷.从球员整个赛季的平均收入来看,较低的输球罚款水平会增加球员当季收入,较高的输球罚款水平则有利于球员提高球技以增加未来收入.球队从激励球员,提高积分排名的角度会选择较低的输球罚款,从而不利于球队的长期发展.理想的办法是较低的输球罚款与高赢球奖相结合,以实现长短期利益兼顾.
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还有其它一些促进球员提高运动水平的制度安排可用.例如,球员部分收入的股权化或在俱乐部的再投资,使球员的未来收入与球队实力的提高联系起来.再如,利用一系列短期合约来培养后备球员,以激励球员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如果借助于这些制度安排使球队和球员能立足当前,兼顾长远,中国足球的腾飞就有指望了!
再提一个问题:有市场,有钱,有人才,有外援(海归),中国能成为象美国一样的创新大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