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华北治安战》看TG的地雷战 -- 北溟有鱼

你的资料更详实，从中也能看到，在日伪时期建市之前，“石门”只是个拟议中的地名，并未走完程序，“石门”并未完成建市，这个名字不具备法律效力。在实际中是石家庄、石庄、石门混用的，当地商会不用这个名字，甚至连税务机关也不认可“石门”这个名字。可以说，没有日伪政权，“石门”这个名字有可能很快被人遗忘。只是日据才让这个名字咸鱼翻生。

从光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动议来看，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有点政治敏感性的：承认“石门”这个名字，就是承认日伪政权的合法性。既然这里在沦陷前叫“石家庄”而不是“石门”，“石门”只是个已经撤销的拟议中的名字，那么光复后就应该把这个名字去掉，不然岂不是要感谢日伪政权替他们做了自己没有做完的事？

不过从当地地方的角度来看，“石门”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他们当然要维护。双方扯皮的最后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敏感性不知道那里去了。

这个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还同样干了一出。台湾南部的港口“打狗”，日本人占据后把“takou”念成接近的日文“taka-o”，用训读方式写成汉字就是“高雄”。这回是货真价实的日伪原创，他们又何曾改过。

本朝与时俱进，美国人的小说里胡编了一个“香格里拉”，就真有云南的地方政府相信（或者说企图让别人相信）中甸就是香格里拉，也真有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这里当然涉及不到行政合法性，但涉及到强势文化的入侵与思想上的投降。

“名不正则言不顺”，您觉得是不是有一点道理？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土共各机构，包括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在内部文件中一贯使用“石家庄”或简称“石庄”，并不使用“石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对城市的占领，在对外文告中兼用“石门”和“石家庄”，甚至在同一个文告中同时使用两个地名。但这种情况持续很短，土共入城一个月就彻底废止了“石门市”这个地名，这个名字和土共没什么缘分。

花错兄举的例子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文告，但这只是土共临时性的措施。

陈宝国、王奎荣、赵奎娥演的。

上海闹市区的很多路名是用城市名字起的，其中就有石门一路和石门二路。

听老人家讲，石门一路以前叫同孚路，解放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查了下维基百科，果然是50年才改的。值得注意的是汪伪政权所用的路名在抗战胜利后被改掉了，却改成了拍空一格马屁的中正北一、二路，导致解放后再度改名。

如果石门因为跟日伪的关系而被弃用，为什么在上海反而被启用了呢？尤其是在50年，石门已经改成石家庄2年以后，似乎解释不通。

歌很好听。

陈宝国和赵奎娥是两口子，他们合作的倒不是很多。

这种八路、游击队和民兵在防御作战中最能发挥作用的简易武器，没有在全军部队和各根据地大力推广使用是一大失误，可见当年共产党对地雷这种武器和应用战法很不重视。到了朝鲜战争中也没有重用，现在看到的抗美援朝回忆录里没有提到用地雷来阻滞消弱美军的进攻。

直到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俺们那时拍的地道战、地雷战电影，使地道、地雷得以在越南深入人心，给了他们很大启发，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军也就是到了79年以后才大量使用在中越边境作战中。

也许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军工能力不强，勉强生产子弹、手榴弹啥的都是劣质产品，听山东的老八路说过，当年八路的军工生产的手榴弹扔出去后爆炸只有2片，很少能杀伤人，因为不知道要内部做成能形成破片的沟槽，使爆炸后能生成很多碎片杀伤敌人。

事实上，TG各根据地地雷使用是相当广泛的。

你说的“没有在全军部队和各根据地大力推广”大概是指某些使用地雷较为有效的地区（如山东海阳），他们的地雷技术和使用经验没有能在各解放区普遍推广。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但TG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各根据地实际情况不同，未必所有地方都拥有提高地雷技术水平的相应条件。更要命的是TG的几块根据地都被日军分隔，这种复杂的技术交流难度较大。

至于朝鲜战争没有大规模使用地雷，我的理解，不是TG不重视，而是客观条件使然：

朝鲜战争前期双方以运动战为主，攻防转换极快且TG多数时间处于攻势，地雷意义不大；

到了中后期，双方阵地相对稳定，TG防御战数量大增，使用地雷有条件了；

可是这一阶段，随着苏制武器的大量换装，TG后勤压力剧增，而米军对TG后勤的空中绞杀也越发严重，事实上TG前线部队一直处于补给不足的“慢性饥饿”中。

在这种情况下，TG有限的后勤运力肯定要集中运输枪炮弹药、药品等更为重要的物资，而地雷体积重量大，且需要大量布置广种薄收才能取得效果，优先级当然高不了，不可能向前线大量运输。

不过想想也挺可惜。倘若宋时轮兵团当年能多千把颗地雷，美国兵在长津湖遭受的，恐怕就远不止是“印第安笞刑”了。

在《上海地名志》中“石门”条下确实有“1950年以河北石门(今石家庄旧名)改今名。”但同页1950年改成的地名仅省市一级就有：四平、延安、邯郸、和田等项，改成县镇级的路名就更多了。

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在解放不足一年时大量改地名时仓促之中出现的错误。当时街道改名的任务很重，手头的资料未必是最新的，当时很可能参考国统区的地图上仍用“石门”。整个华东局的老班底是新四军而不是八路军，当时业务负责人对于“石门”的渊源未必清楚，所以混入这个地名。

同样是在《上海地名志》中，1943年汪伪时期改成的名字比比皆是：江苏路、九江路、大连路、长治路、兰州路、吉安路、西康路、安庆路、济南路、旅顺路。这些地名都没有更改，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最急切地是改掉那些有殖民色彩的地名，我认为“石门”是忙中出错的产物。

石家庄首任市长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华东局。如果他在1950年就到上海，应该不会有“石门”这个街名了。至于他到任后为什么不改，可能是“不折腾”吧，也可能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事情的全貌可能是：时间紧，任务重，资料过时，当事人不经心，高层没注意，于是如此。

当然，现在把“石门”说成是来自湖南“石门县”也无不可。

如果志愿军当时知道美国能空投桥梁，多用点炸药把水门桥两端多炸些，重武器、车辆就得都扔下了。

志愿军把美军当成国军打，结果吃了大亏；

美军也把TG当成国军打，结果也吃了大亏……

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江姐”——抗日烈士熊大缜牺牲过程真相

此贴内容原载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一书的第41-46 节，我则是从新浪文化读书频道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转载过来的：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09-09-22/2348260651.shtml 《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电影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民在华北地区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战法。地雷战打得鬼子闻风丧胆，在地雷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起来。　　有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　　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其事迹与前方战士同样可歌可泣。　　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重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个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造地雷，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　　张珍原名张学渊，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教师，他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爱国技术专家。张珍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秘密潜回北平，找到他的辅仁大学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寻找、动员科学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熊大正)。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导师叶企孙。　　说到地雷战中的科学家，首先得说一说叶企孙。　　叶企孙，名鸿眷，字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国学造诣很深，对西方现代科学也颇有研究。叶企孙，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8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学习，1920年 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考察过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　　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都曾受过叶企孙老师的培养。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担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磁学教研室成立后，他担任室主任，为新中国磁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叶企孙任副主任委员和兼职研究员，协助竺可桢先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不少优秀科学史研究人才。“文化大革命”中，叶企孙受到迫害，1977年1月1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79岁。　　而1977年的叶企孙教授之死，竟然也与冀中地雷战有关。　　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珍到北平时，叶企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缜是叶企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时，叶企孙正准备让熊大缜去德国深造，熊大缜也正准备完婚后远行欧洲。　　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炮火中去。　　熊大缜虽然决心已定，但是还得听老师的意见。他向叶企孙老师讲出冀中根据地要开展地雷战，急需科技工作者，但没有说出自己的决心。叶企孙老师听说抗日需要制造地雷的专家，又从学生的话语中听出熊大缜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缜到战斗前线去。　　虽然说得轻松，但话说出后，叶企孙心中沉重异常。自己的得力助手，刚刚25岁的熊大缜，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这个熊大缜如果深造，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对国家的贡献难以预测。可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说了。不但让学生上前线，叶企孙还暗暗下决心有一天自己也去抗日战争第一线的决心。　　在叶企孙的鼓励、帮助下，熊大缜决心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去。熊大缜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缜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请记住这些名字：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汪德熙　　清华大学机械系实验员胡达佛　　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门本忠) 　　清华大学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　　清华大学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 　　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祝懿德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葛庭燧　　清华大学物理系职员何国华　　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方(李度) 　　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刘维　　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林风　　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李猛(朱南华) 　　熊大缜通过北平地下党关系进入冀中军区根据地后，立刻受到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赏识重用。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　　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十二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压道车清道，然后才是满装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 　　技术研究社研究有了成果。　　在熊大缜、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不断壮大，到后来竟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熊大缜、汪德熙多次受到吕正操司令的嘉奖。1938年底，在唐县北大悲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熊大缜。对技研社和炸药厂大加赞赏，并嘱咐要尽力扩大规模，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在一次反“扫荡”中，贺龙司令员带一支8000人的部队援助冀中。贺龙看到熊大缜的业绩很感兴趣，带了他的总供给部长亲自到技研社参观学习。　　美国派观察组到冀中考察，看到熊大缜后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呵！”吕正操回忆说：“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晋察冀这样搞，其他兄弟部队打电报要求支援。” 　　后来，汪德熙因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到昆明去，张方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方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办起了子弹厂，但是造出来的火药不好用，子弹厂生产不出子弹。朱总司令亲自下令请张方到晋冀鲁豫根据地传授技术。张方到后一个月，子弹就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了。张方原本只懂物理实验方法，对化学是门外汉，全靠汪德熙临走时留下的一大本英文《火药学》，自学成了火药专家。一次试验中，张方右手的三个指头都被炸断了。当时根据地生活艰苦，普通战士每月一元津贴，朱总最高也只是每月五元，而张方每月十二元。朱老总说：“张方为了炸药残疾了，得特殊照顾。”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企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阎裕昌化名门本忠秘密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　　门本忠本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勤杂工，叶企孙见他对科学有特殊兴趣，又聪明能干，破格提他为实验员，做自己的助手。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　　这时，叶企孙先生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汪德熙、林风、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叶企孙设法筹集款项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TNT)，伪装成条状肥皂秘密运入冀中。　　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本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李勇爆炸组，利用地雷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天井关之战，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把日军第八联队的装甲车炸毁，日军报纸写“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从此，不敢大摇大摆进入冀中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导日军应付地雷战。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起初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悲观态度，当他看了冀中的地雷战后说：“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大祸降临到科学家们的头上了。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全国一盘棋，大家不该有保存自己的地盘的私心）。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火拼。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 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锄奸部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技研社是重点，熊大缜是头子。　　于是，军区锄奸部工作人员轻而易举地、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抓捕了熊大缜、门本忠、张方、李广信、刘维、李猛、胡达佛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总共有100多人。锄奸部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　　这些“坏蛋”是二分区参谋长张珍从城里弄来的，张珍成为“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受审次数最多。　　受刑最重的自然是“首恶”熊大缜。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的熊大缜档案材料就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主要罪名是“国民党特务”（注意：不是汉奸里负责情报工作、替日本收集情报的“日本特务”，而是“国民党特务”。另外不知道当时我党是否也向国民党内部派了地下党员搜集国民党的情报?），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伪装成肥皂的TNT炸药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即使是真的与国民党联系也是正当的，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这样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司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　　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　　1939年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缜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啊？” 　　自尊自爱的熊大缜说：“别那么凶，好不好！” 　　锄奸部战士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 　　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 　　两个人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走，再不走，毙了你！” 　　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缜不肯，他就站住了。那个战士真的拉开枪栓，推上子弹，枪口黑洞洞地对上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的脑袋，勾上了扳机。　　就在这一刹那，熊大缜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的想弄死我，就用石头！” 　　这个人，真的放下了枪，真的举起了石头。　　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缜，造出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缜，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死于重庆渣滓洞监狱的江姐也是在狱方转移时被军警处死的)。 　　叶企孙老师最好的学生死了，几十年后，余下的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爆破专家门本忠也死了，死得也很惨，但他很愿意这样的死，因为没有熊大缜那样的遗恨。　　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村一村地走，手把手地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　　1942年5月8日，河北省安平县武莫村突然被鬼子包围。鬼子将全村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　　鬼子拉出一个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 　　鬼子恨死了门本忠，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削下门本忠的肉。　　壮士门本忠牺牲时46岁，留下艰难度日的老少六口。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鲜花；讲述地雷战的故事时，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战士。　　存活下来的冀中根据地科学家，后来成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栋梁。　　熊大缜屈死时，他的导师叶企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他知道的只是熊大缜被捕，便多方营救，还为此事专程到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哪里晓得，学生熊大缜早已是石下冤鬼。解放后，叶企孙顶着被株连的危险继续多方呼吁，一直要求为熊大缜平反。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并没有引雷劈身。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熊大缜是吕正操赏识的人，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革命者”用了这样的推理：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所以叶企孙也是特务。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叶企孙是熊大缜的导师，那么，叶企孙必是特务头子。　　1967年6月，叶企孙被北大学生揪斗、关押、抄家。恨不得把一切献给科学、献给党、献给祖国的叶企孙成了特务，风声、雨声、雷电声，声声入耳，他精神崩溃了。这个中国物理学最优秀的导师，身形枯槁，面色憔悴，吟着谁也听不明白的歌，踯躅在首都街头。遇到熟悉的学生便说：“有钱吗？给我几个！” 　　1968年，叶企孙被正式逮捕下狱。关了一年多后，被放回北大，“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叶企孙继续是特务，但也可以是人民。1977年1月13 日，飒飒的风，冷冷的家，孤零零的叶企孙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他热爱的中国，他热爱的学生。　　叶企孙一生未婚，视学生为子女。1986年，清华学生联名写信要求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叶企孙死后10年得到平反。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一代名师叶企孙的铜像立了起来，清华大学又有了叶企孙。

其他则没有，感觉是个悲哀。

至少仅《华北治安战》我留意到的内容里，TG在整个河北都有地雷使用记录，远不止一个冀东：

至少冀中、冀西两区的日本鬼子，已经意识到，必须有“专门技术的部队”、“处理地雷的训练”和“必要的器材”来对付TG的地雷了。

这段是在围剿冀南第十军分区时的战果。

这段说的是热河省。

这段是说TG as a 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