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逊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觊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 （需手写）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已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已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像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做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已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召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姿，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策。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息。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作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分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发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滩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戳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捧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已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策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名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像，当时的坊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此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支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诤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辩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祗。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应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暐（需手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在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像一下，如果这部书批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歧，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这句话是个大硬伤，将来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一定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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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法肩负的重任

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

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

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

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

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已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已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说太后杨芷。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艳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已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

十四年过去了，杨芷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芷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做为外援。

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

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揩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耻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

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

“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

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已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烦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

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已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晋朝皇帝的敬畏与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来朝廷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被司马衷轻而易举地打破。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

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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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十六国出书的时候，告一下

三、两位受惊的祖父

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给杨骏佩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并且允许杨骏“持兵仗出入”禁宫的时候。所以杨骏一点都不低调，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

这些举动给国丧平添几份杀气。太极殿里设有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却看见虎贲环侍，身边刀光闪闪，令人心惧。

这个惊悚场面暴露了杨骏内心的虚弱与不安。武帝在世的时候，有这棵大树撑着，无论杨骏在树荫下如何胡闹，都不用担心无法善后；如今大树哄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杨骏这才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单薄瘦弱，他感到非常无助。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都认为这是杨骏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体弱多病怠于政事，实际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谋划下亦步亦趋。武帝要将政权、军权分别交于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职掌中央禁军。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没有史料显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关部署从太康初就开始有步骤的实施，前后近十年。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攸、太康八年对于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是武帝默许的。

到了武帝快驾崩的时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变生腑肘，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的最后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顾命的行列，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份、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还会想到在千里之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默默操练，这些军队的统帅都是姓司马的，这些司马家儿或许正在勒马长叹，遥望洛阳呢。

在武帝生前，杨骏认为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病夫；如今杨骏才发觉这个病夫设下了天罗地网，令自已的意志在死后继续得以贯彻，杨骏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这枚名叫杨骏的棋子任意妄为，破坏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为弃子的危险。

杨骏的不安在武帝死后第七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歇斯底里地发作了。

《礼札》上说“天子七日而殡”，也就是说皇帝死后第七天要出殡，即将梓宫从后宫含章殿运到宫城前殿太极殿。武帝将在太极殿停殡到五月，然后运到峻阳陵下葬，与虫豸穿山甲盗墓贼为伴。

杨太后、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宫，人群中唯独不见杨骏的踪影，他躲在太极殿里死活不出来，不仅不出来，还严令虎贲环卫太极殿。

杨骏如此紧张失态，原因是有流言说汝南王正在纠合禁军，准备攻打禁宫，清君侧。

汝南王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长子景帝司马师、次子文帝司马昭，最有才干的莫过于老五瑯琊王司马伷，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风王司马骏，可惜两人都短命。

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马干、老四汝南王司马亮、老六梁王司马肜和老九赵王司马伦，这四个宗室的元老都在“八王之乱”里发挥过作用，汝南王、赵王更是忝列“八王”的行列。

但皇帝这四个爷爷都不是好货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先说皇帝的三爷爷平原王司马干。史称平原王司马干“有笃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说这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正常、有时发病。正常的时候还好，就是有点木木讷讷，史书上夸他“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但是这老头发起病来就整个人都错乱了，有人拜访他，会被晒在门外晒一天；到了下雨天他把牛车拉到雨里，把车盖打开晒；他的爱妾死了，尸体盛在棺木里，司马干几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奸尸，一直到尸体腐烂不堪了才埋葬。

因为有精神病，所以这个王爷始终没有参与朝政，得以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司马干竟然一直活到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司马干咽气的时候，他的九个兄弟已经死光，他的侄子辈甚至孙子辈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后三个月，洛阳就陷落了，晋怀帝成为匈奴人的俘虏，包括他的儿子司马永在内的数十名晋朝王爷被石勒活埋。

西晋末司马家命最好的一个王爷是个精神病，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我们感到老天爷对司马氏确实不怀好意。

再说皇帝的六爷爷梁王司马肜与九爷爷赵王司马伦，这两位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出了大乱子，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后来赵王伦篡位自立，把原本只发生在中枢的政治斗争扩散到了全国，这也是后话，容后详禀。

由此可知，齐王攸一死，宗室里面其实无人可托付后事，挫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

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

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所以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攸，冒颜犯谏触龙鳞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

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

这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的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在镇守方岳。这说明晋武帝不会用人，他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这一点与两汉时期唯才是举的情景实在相差太远，而司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

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

汝南王与杨骏患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武帝临死，有明显迹象表明汝南王将会入朝辅政，当时杨骏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其实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

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这对汝南王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不过汝南王错过了遗诏，却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洛阳军权不在杨骏手里，而且杨骏素无人望，此刻晋朝的臣子们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观望。

北军中候王佑的态度目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他不会倒向杨骏这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当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

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王爷您，王爷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

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皇宫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但是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外的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

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已保护了起来。

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这个原因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综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

杨骏慌了手脚，当即召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三弟杨济是武将，曾出任过地方都督，也任统领过洛阳禁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骏对他的期望最高，等着杨济主动请缨。

杨骏的指望落空了，杨济杨珧异口同声地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一旁附合，说二舅三舅说得对。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

杨骏连连点头，这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可是，兵从哪里来？

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是魏晋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闲时租种国家的土地，缴纳极高的税赋，战时出征），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

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眷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

胆怯的汝南王、失控的杨骏再加上急于立功得富贵的张劭，三人一台戏，武帝尸骨未寒，内战却一触即发。

幸亏司空石鉴保持着冷静。

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在朝曾名列九卿，在外也曾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没被武帝重视，仕途跌宕，两次遭陷害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了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老头修炼成为人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是先朝老臣，已被封为子爵，并担任三公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石鉴发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会把自己吓走。

石鉴是对的。当城内的张劭催着要发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

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了许昌。

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军营，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随后，他接到了张劭的亶报。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马上又豪情万丈起来。

由于对手临阵脱逃，杨骏胜了这一局。但是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运么？

张劭是中护军，手里是有兵的，还是禁军。杨骏让他用修陵的兵去打司马亮，是因为他和石鉴（职位是司空）之前被派去修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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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骏是杨艳的叔父，那么杨珧和杨济不大可能是二弟和三弟吧，自然也就不是二舅和三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