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国庆回家说说西部农村 -- shining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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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朱当总理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一年不知道有多少件。
家园 如果阁下说的经济利益不是算很深矛盾,那么现在更没什么矛盾

所有的矛盾其实根源就在经济利益的矛盾

人与人 社会阶层之间 国家之间

这个就是所有矛盾的根本

政治矛盾不过是经济矛盾的深化和高级体现

90年代对多数中国国民就是个灾难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就是号称最懂经济的某总理在当政

家园 所以我对河里对温的攻击很不感冒,脱离人民的左派不是左派
家园 也许我说得不清楚,我的意思是当时的官员

不像现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利益之中,所以处理问题还基本公正的,群众也还是信任的。

我是1990年参加工作的,我个人的经历和感觉与你完全不同,所以,这里面可能和你我所处的地域及行业有关系。

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相比,应该是社会进步很大,政府的能力和力量更加强大,但是某些地方和场合下社会矛盾有一点激化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一般情况下是有些下降了的。

家园 对,只有集中居住才能降低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单位成本。

据狐狸所知,现在土地复耕(土地整理)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是政府财政投入(财政投入可能会起个过桥、引路的作用。

钱从哪里来呢?【区域内耕地总量平衡】和【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与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换一句话说,来源于房地产市场发达地区的房奴。

举个例吧:

一个村有1000人,1000亩耕地,人均宅基地100㎡。

土地承包后,小块土地插花分布,土地整理后(平坟、整合田坎、整修渠系),可以增大耕地面积。

我看过一些立项报告,大概在15%左右,个人估计可能没那么高,如按10%计,即可增加耕地100亩。

另外,集中居住后,宅基地人均面积会下降,如按60㎡计,老宅子复耕可净增耕地60亩。

依据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该村有了160亩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指标,对于经济较发达的村来讲,这地可以用来办企业。比较边远的村子呢,可以把指标卖给相邻的经济较发达县区,目前这种指标大概20多万一亩。

买到指标的地方,就可以在本地办理征地和农地转用(卖指标的地方就不能改变土地性质了,这样,在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耕地总量是平衡的),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卖给房奴。

家园 不管怎样,绿了就好了
家园 我也推崇

胡温

家园 其实现在越来越明白当时为什么喊中国崩溃论了

当时局势确实很乱...

家园 复耕很好解决.

种个几年棉花等作物就可以了!呵呵,来自农村的经验. 只要是地都能把你开垦出来.

家园 赫赫,陕西农村变化这么大

农村变化日新月异啊。我家在新疆,不过我们那里收庄稼还是保留了农村合作社的方法,大家互相帮忙,轮流收。几十亩的玉米不到两天就掰完了。可是玉米秸秆还得砍倒用车拉回家,我最不喜欢干这个活了。唉,多少年了没有参加这样的劳动,真怀念。

家园 不知道水资源情况如何?

以前看苏拉密的制度性干旱,觉得北方的水资源很是问题啊……

家园 感谢,回复:兼谈水源、民国十八年年馑、三年自然灾害

感谢诸位的鲜花和五铢钱。原先没想到写这么多,是大家的互动激发起一个又一个话题,感谢诸位能让我把这些都写出来。

whyyhw朋友说起水源,引起了我所知道的关中人心中最惨痛、最难忘、最刻骨铭心、现在提起依然泪水滂沱的往事,就是民国十八年因旱灾引起的年馑。

“长安自古帝王都”,过去八水绕长安,水土丰茂。先要提的是郑国渠,秦时韩为了削弱秦的实力而傻呵呵派一个水利专家郑国跑来替秦修水利工程,史书记载前后修了十年。这个工程惠泽了多久呢?二千多年!!!现在还在用!!!当然反复修葺过多次。兄弟都不记得有多少回骑自行车在渠道上徜徉。之后关中就很少听说有大型的、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了,除了30年代修的渭惠渠。

民国十八年在陕西人的记忆中就等于旱灾和年馑,前后饿死近200万人。和村中的老人说起来,个个都流泪叹息,因为他们的父辈从他们小时就给他们提过很多次。实际旱灾持续了三年,从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即1928-1930年,三年共六料庄稼绝收。以至流传的经验是在饥荒时,要先保大人后保小孩,因为许多事例是大人舍不得吃来喂孩子,结果大人饿死后小孩也接着饿死。卖儿卖女比比皆是,看到有事例说用8岁大的男孩只换到一个南瓜。这次旱灾甘肃、山西也极严重,以陕西、甘肃为甚。

我知道西西河反对全文转载,但觉得还是多引一些能说得更清楚一些:

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尘寰。

所谓“十八年年馑”实际从民国17年就已经开一始了。看一下当时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便可从中了解灾情来势之凶猛。

  民国17年1月: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纷至沓来。各县土匪蜂起,残害人民。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O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宝鸡:自党拐子(党海楼)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民国18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民国18年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shiningworm注:手的一扎,约20cm)高。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日杰生先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入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入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社会各界支持很多,此处不赘述)

  

下面是甘肃的情况:

饥饿是人心中最恐惧的记忆!1928年的那场“大恐惧”来得很猛烈,猛烈得至今让人难忘。

  “民国十八年,死人满山沟。”80多年后,这句俗语依旧让人闻声战栗。民国十七八年,是1928年到1929年间。空前大旱掠过甘肃的50多个县,其间夹杂着古浪大地震。于是,人就像黄了的麦子被“刷啦啦”放倒;于是,大地上就躺满了“挣命”的乡亲。

  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仅仅兰州的灾民就达11万。全省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有6万人口的定西县,灾难过后只剩下了3000人。兰州则有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于是,对饥饿的恐惧成了野地里的草,连年疯长。

  70岁的张德贤,是河口村人。他是幸运的,没有赶上8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饿。可这并不妨碍他收集那些关于饥饿的故事;更不妨碍他将那些年月发生的饥饿故事讲给我们听。

  庄稼绝收,人靠吃野菜度日,谁知这仅仅是个开头

  那年的那场灾难,持久而绵长。许多老人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从小父辈们给我讲述最多的就是“挨饿”的事情。

  我是从河口的张学恭老人处知道民国十八年大饥饿的。听老人说,灾难是从民国十七年4月开始的,进入四月天就没有下过雨,水势汹涌的庄浪河也断流了。实际上,这场灾难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开始了。这年全省各地春夏大旱,皋兰、金县、会宁等17个县颗粒无收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

  然而旱情依旧在持续,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是春夏大旱。河口人在张家台上种的千亩谷子,长了一尺高就干枯了,彻底绝收。黄河水位下降,庄浪河断流。水车自然也不管用了,川地只浇了个头水,只有两成收成。街市上的粮价大涨,一斗麦子要五六两银子,一块银元只能买3斤面。面价上涨了十多倍,正常情况一块银元能购买半袋面粉。(据记载,河口的粮价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粮价在定西,一斗麦子要十八个银元,后来平凉有一袋面粉50个银元的记录。)

  河口的灾情来得晚一点,一来河口地处黄河岸边,还有些水地,二来河口是通往青海新疆两地岔路口,商队比较多,并不是单纯的靠天吃饭。到了1928年六七月份,有200多户人的河口街,就有六七十户人家无粮可吃了。人们以野菜、榆树皮、麸糠艰难度日。谁知吃糠咽菜的日子仅仅是灾难的开头。

  老人们说,那时,每天有几十个灾民来到河口街上。灾民的到来又带来了瘟疫,饥饿加上疾病成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根子在政府,此时,统治甘肃的是刘郁芬,他不仅不组织救灾,反而继续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搜刮,致使灾情雪上加霜。

  进城的饥民走路打摆摆,刮风就跌倒,跌倒就断气。东 岗镇有个村民叫黑喜儿,到店铺中去买油,去店铺的路上要过一个大坟滩,这里路比较难走,谁知黑喜儿一头栽倒在坟滩上,再就没有爬起来。

  关键时刻,张鼎国从西宁弄来了“救命粮”

  河口城里每天都往外抬死人。曾经繁华热闹的水旱码头成了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大街上行人寥寥,为防止国民军派捐拉夫,每天不到天黑,四门就上杠子了,店铺更是中午一过就关门了。晚上,更是寂静一片,连小孩的哭声都没有。饥肠辘辘的小孩哭喊着向大人要吃的,大人无奈,只有哄吓说:“不能哭,街上的饥民听见后,就会抓去吃了。”吓得小孩们大气都不敢出,只能乖乖地听话。(当时,兰州死人甚多,来不及埋葬,刘郁芬政府派人用大车拉到黄河中。)

  就在这时,河口村人张鼎国挺身而出开始救灾。张鼎国是个生意人,但他的生意并不是河口最大的。当时,河口富裕户有三大家四小家之说,张鼎国并不在其中。张鼎国原是河口东街“忠心泰”商号的“相公(商号中负责外交的)”,他在跑牛皮大筏时负责联系外交结账等,往返于西宁——兰州——包头之间,算是个老江湖。张鼎国为人仗义,诚信善良。在西宁做生意时,他和西宁“三合店”的大掌柜有了交情(三合店的幕后人是马步芳,大掌柜是马步芳的表兄)。四十多岁时,张鼎国利用手中的积蓄,置办了一个有24个牛皮胎的筏子,脱离了“忠心泰”,做起了自己的买卖。张鼎国依旧跑着西宁——兰州——包头这条线。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触目惊心的惨状让他坐不住了。张鼎国虽是生意人,但并没有多少资金,他凭着与三合店大掌柜的交情,搞来了一批粮食。此时,河口灾民的情形,三合店大掌柜也非常清楚,对他购粮也颇为关照。先给他优惠价给了三万斤,又给他赊了两万斤青稞。这样,张鼎国就弄来了5万斤粮食。

  张鼎国分四趟把这些粮食运到了河口。就在河口街上支起了三口大锅,开始“放饭”。由于是青稞,再加之灾民大部分没有任何的锅碗,只能做成“宭馍馍(类似于糌粑的食品)”,每个馍馍大小和人拳头相仿,灾民们携带也方便。而且这种食品不容易发霉变质。

  这个举措立刻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灾民。当时,到河口去吃赊饭成为许多灾民的目标。从永登过来的灾民络绎不绝,无数商帮来往的丝绸古道成了河口周边灾民的求生通道。

  老人们说,那些灾民拖家带口,艰难地走到河口,大部分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有些人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河口的店铺前,商号的屋檐下,寺庙内,到处都躺着灾民。

  许多灾民一拥而上,挤到大锅前抢食,结果发生了踩踏。有些灾民没有等到吃到啥饭就咽气了。

  军阀混战,死亡边缘的民众依旧被派捐拉夫

  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呢。

  本来早就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一日,刘郁芬才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说是灾民的数量达百万。5月5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薛笃弼(薛曾任过甘肃省省长一职)视察完陕甘后,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说,甘肃有灾民240余万。并且说,灾民们把各地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灾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民国十八年全省有近240万灾民死亡(1932年的统计为约3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报告中灾民数量,实际上接近后来死亡的灾民数。民国十八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为31.88万,比民国十七年减少8万余人。

  国民党行政院给甘肃灾区拨款80余万元赈灾,然而此刻,各地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畅通,再加上缺乏监督,赈灾款大部分被经手官绅贪污。真正将灾民放在心上的人还是那些民间的善人。

  张鼎国的举动在河口起到带头作用,河口居民中只要生活能过得去的人都行动起来,投入到了赈灾中。有维持秩序的,有烧火打杂的。最为难得的是河口的张崇选、张贞忠、张树生、张树润等几家人,也轮流煮粥,赈济乡民和外乡来的难民。张鼎国他们的举动可以说“活人”无数。我请那些老人回忆这段往事时,他们总是感念不已。

  1930年后,灾难才走向低潮。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近300年间,甘肃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在军阀混战下,腐败政府管理下,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这次旱灾,在陈忠实的《白鹿原》有很细致的描写,书中的朱先生,有现实的人物原形,即牛才子(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先生),书中所写的关于他的故事,只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事情中的一部分,中间有赈灾的具体情形。

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兄弟的父辈就是亲历者,和他们多人多次聊过,经本人反复确证的说法是:很饿,但没有饿死人。不知道其他地方情况如何,但兄弟村子及附近确实没有人饿死。个人觉得是可靠的,因为大家对民国十八年的年馑都念念不忘,不会对三年自然灾害有所偏袒,加之纯属在田间地头的随意聊天,不会有哪个农民来刻意粉饰。很多人说,很饿,吃光了树叶、树皮,最严重时把玉米芯磨粉碎了和树叶、玉米面混在一起蒸馍吃,吃了之后就便秘,要别人用小树枝点点往出拨。村子里的人用原先存的棉花织成布,然后到南山(秦岭)里换粮食。当时这样用布去换粮食的一般是中老年妇女,因为生产队管的比较严,男劳力不可能脱离,往回背的路上,背着背着没劲了,一下子就从背上掉下去,然后歇歇再走。三年自然灾害是有天灾,有人祸,气候不好,但大家都去大练钢铁,许多庄稼眼睁睁看着熟落在了地里。加之之前兴共产风,要吃食堂,把大家家中的存粮都征走了,把锅也收上去要炼钢,结果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没有了缓冲的余地。

总言之,49年之后,政府大兴水利,修缮了不少荒废的水利设施。加之技术进步,关中道的平原上打了机井,基本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民是看在眼里的。

接妈妈到北京玩,老人家一下车就要去纪念堂看毛主席,我劝她先休息休息再说,她都不肯同意。用她的话说:回了家村里人问,有没有看到毛主席呀,如果说没有看到,那大家肯定会说“去了北京都没看见毛主席,那你到北京干什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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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朴素纯洁的阶级感情跃然纸上

用她的话说:回了家村里人问,有没有看到毛主席呀,如果说没有看到,那大家肯定会说“去了北京都没看见毛主席,那你到北京干什么去了”。

家园 阶级感情啊!感动啊!

“去了北京都没看见毛主席,那你到北京干什么去了”

阶级感情啊!感动啊!

家园 “为了以后大规模机械化做准备”

这一条好像是“新农村”里面的,我们那里(湖北北部)是丘陵地区,去年开始搞“削坡就沟”,把原来的一块块的小梯田推成了大块,中间留出道路,应该是为了以后机械化做准备的,可能也是国家也发现农村实在没人了,以后不得不用机器了。

这样推地长远看应该是好事,不过最近这几年有点问题,把几千年耕种下来的“熟地”推成“生地”了,庄家地力不齐,庄家长的参差不齐,今年普遍产量比去年下降20-30%(虽然今年免费发的种子、肥料比去年自己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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