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宜将剩勇追穷寇，anti-wsn贴系列之一——败坏的世界 -- 酥油茶

从小与同龄女性的关系如何,是否认为她们是与自己相差很大的一类生物?

如果解决了性的问题,结婚是不必要的,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是否认为性行为是可以表达男性对女性强势的工具?

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隔年开始进行‘正俗‘工作，查禁关闭风月场所。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风月场所依旧泛滥。1956年出台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其实是将****业合法化。政府当局希望能够一面管理妓女一面辅导她们转业，但是收效甚微。1960年出台《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妓女办法》，把公娼管理问题下放给县市。

（1986年，华灯初上时的公娼馆）

在公娼合法的日子，年满廿岁的女性，在父母同意下，可凭卫生证明向台北市警察局申请娼牌。每次十五钟的专业服务收费八百至一千圆新台币，妓女妓院三七分账。若来宾拒绝使用安全套，从业员可拒绝提供服务。

（一位前台北的公娼，以面具遮脸站在介绍她们以前工作的照片前）

1997年，陈水扁作台北市长时，开始废除公娼、收回公娼执照，没有一技之长的公娼们纷纷失业或转为暗娼。社运人士-王芳萍,带领这些失业的公娼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在市政厅门前敲着饭碗，呼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举着“扁鸭子”、“单挑阿扁”的抗议牌。

（2001年3月28日台北市废除公娼制度，收回132位公娼的执照，3月27日是图中这位女士执业的最后一夜。）

由于台北取缔娼妓的示范效应，台湾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

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预於即2003年底关闭,台湾公娼业也走入历史。

在大同与万花区，表面看来已不再是红灯区，实际上仍是很多性工作者的居所与工作间，只是换了个招牌，挂上「茶室」、「按摩厅」、「夜总会」等名号。根据内政部警政署资料，2004年共有2,237名非台湾人因****被捕，判处三个月有期徒刑或罚款最高三万圆新台币。

台湾现有“红灯区”　　

　　中国台湾网2月3日消息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为达成性工作除罪化的目标，台当局“内政部”考虑开放性工作者“个体户”，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为了避免个体性工作者遭到黑道暴力威胁，将会发照管理。但如此一来，等于是恢复了台湾9年前废止的公娼制度。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根据台当局“内政部”的民调，八成三台湾民众主张设置性工作专区，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专区在自己家隔壁。台“内政部”正在研拟开放个体户，江宜桦表示：“有一些性工作者接受访问的时候，都反而宁可自己是个体户的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讲可以减少一层剥削，只要是有工作执照，就是说有执照制度在管理的话，查缉上倒不是有问题。”

　　台当局官员坦承开放“个体户”等于恢复公娼制度

　　江宜桦也坦承，发照管理等于是恢复了台湾以往的公娼制。江宜桦说，“有经营从事这个工作的执照，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是恢复了所谓的公娼制度，也就是说，这个是当局所认可的。”

　　报道称，2001年3月28日，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当地性工作者经历9年争取，等到了再次开放的机会。但由于开放性工作争议实在太大，台当局“内政部”不敢冒进，将会继续听取台湾各界的意见。

　　台湾妇女团体看法不一学者忧黑道介入控制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叶毓兰认为，设专区容易让性工作者被贴标签。但以个体户方式营业，是否会被黑道控制，台当局须审慎研议。

　　推动性工作除罪化的台湾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性产业在台湾各县市的状况有差异。城市分散低调，乡下地区夜市旁巷子就出现集中式型态，“应因地制宜，不是行政单位想当然，在设专区或个体户两种方式二择一。”

　　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姚淑文认为，妇女团体始终认为应设立性产业专区，才能避免黑道介入剥削。台湾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认为，不管是用商业区或专区模式，妇女团体都坚决反对。据经验显示，性产业专区会让跨国人口贩运问题更加恶化。显然台湾妇女团体对是否设专区，也有不同看法。

　　性工作者认为在商业区工作强人所难

　　在接受台湾《苹果日报》采访时，桃园市林姓性工作者说，生活困苦才从事这工作，“若当局要求我们在商业区做生意，根本强人所难。”邱姓性工作者说，赞成以个体户发展，但希望纳入相关健康管理，让她们与嫖客更有保障。

　　报道称，台湾民众对个体户大多不了解，倾向设立专区管理。从事服务业的曹益彰说，多设专区当局好管理，个体户方式不易管理，性工作者四处流窜，造成治安死角。

　　台“内政部长”江宜桦昨天亲自邀集社会、法律学者等各方代表，就性交易除罪化与除罚化，进行最后一场综合座谈，会中理出五大议题。性交易除罚化虽然是可行方向，但不宜产业化或商品化，与会者排除大规模、公司的经营型态，避免人口贩运与性剥削。

　　与会的学者专家虽对经营模式有共识，但经营地点仍有例外禁止的规定，例如文教、宗教寺庙一定距离内，不宜有性工作者，否则将取缔。

　　未来将由地方政府依自治法规明定，“中央”不会订定营业地点，江宜桦认为，营业地点若有规范，性工作者可不罚，民众也较放心。

　　过去一再被提起的“红灯户专区”，与会者并不赞成，多数意见认“专区”方式，性工作者易被污名化，外界眼光也会认为“一定没干好事”。

　　对性工作者是否须商业登记的议题，昨天尚无共识，有人认为个人性工作者营业额不会太高，不必列在课税范围，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商业登记，否则没有劳保、性病防治及健保等保障。

　　管理规范是否以专法或列专章规范，也没有共识，官员指出，一旦以专法规范，就涉及谁是主管机关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劳委会”，有人认为是“经济部”，也有人主张“警政署”及“卫福部”，这点还需求取共识。

　　江宜桦说，有关性交易除罪化问题，因“法务部”未出席，涉及“刑法”通奸罪等问题，将与皮条客规范、第三者要不要处罚等问题，再讨论及思考，“内政部”考虑再办一次民调。

　　她平凡的心酸故事简述如下：

　　官姐自幼家贫、仅念了两年小学，为了医治母亲的眼疾而卖给人家作媳妇。但婚後连生两女，未能得男。丈夫在婆家的默许下另娶。二婆肚子争气，怀上男孩，婆家的冷嘲热讽，丈夫的无情对待，如倾盆大雨。骨头硬的官姐签字离婚，带着女儿回宜兰乡下的娘家。

　　一无所有的官姐回到贫穷的娘家，当矿工的父亲也正好罹患癌症，面对如此的重担，只有小一程度的官姐选择了躺下去，用最原始的方式挑起来养活一家子人的重任。

　　官姐的身影出现在媒体面前，是在台北决定废除公娼的时候。

　　柔性的讨论场合，官姐挺身露脸为了公娼姐妹说话，拜托大家「手势抬高，放公娼一条生路！」；在公娼决定上街抗争後，官姐第一个挺身而出上街投入公娼自救运动。公娼上街抗争时，无不戴帽蒙脸，只有官姐以真面目示人，在每一次的街头冲锋中，展现出了当时的台北市长，现在的台湾总统陈水扁都没有的勇气与担当。

　　从娼的这些年，她不愿家人知道，一人在外租屋独居。电视播出她抗争的镜头时，家人才知她以公娼为业。小女儿打电话找她，哭个不停：“也知道你是为了家，但是有那麽多阿姨，为什麽唯独你要强出头？”

　　她说：“我不偷不抢，只是行业不同，那麽多模特儿脱光让大家看，我们只是一男一女在一起而已，有什麽见不得人？”如此的谈吐，令人动容。

　　还记得官姐的两个经典镜头：

　　一：她在电视镜头前对着在那群拿满美国文凭，生活在钻石名牌中的台湾妇运领袖面前用台语大骂：「阮（我）是崖边的查某（女人），退一步就掉到海里，恁拢（你）是坐在冷气房的高尚查某，不懂阮的痛苦……阮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那“崖边的查某”一语，至今我没有找到能与之匹敌的形容。

　　二：官姐一把脱下裤子，向传媒展示身上被警察打瘀的伤痕。那一身的青紫，已经成为了公娼抗争的象征。

　　为性工作者权益奋斗着的她，做了一切她能够做的。可是这最底层的卑贱声音，无法打动那些口口声声姊妹情谊、女权至上的妇女团体，或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晚上偷喝花酒的市政官员。

　　公娼，还是废了。

　　悍勇仗义的官姐今年也死掉了。

　　台湾日日春协会有关官姐之死的原文是这样的：

　　“官姐在北市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小型私娼户，自己也兼做小姐。地下化的性工作使得娼馆经营，面对任何人都要低头和委曲求全，官姐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应付各种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打点邻里关系，因地下化经营而需增加的支出庞大，她经常感概「变成非法，什麽人都可以骑在你头上，我们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我们一马」。努力工作，生活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在93年，店里别的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一个洞一破，全部人受牵连，官姊开始欠卡债去补洞，但做保人的官姐也承接朋友的地下钱庄的债务，挖东墙、补西墙，庞大的卡债、钱庄利息，就像吸血鬼一样，她的经济急遽恶化，债务越滚越大。

　　就在官姐一手扶持家庭经济、一边费力交际经营私娼馆、一面开始陷入每天都要缴利息焦头烂额的还债时，七月底，报马仔再度传来消息「中央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专案，你们到九月底都最好不要开」，「取缔色情不能开店」，无异是压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崖边的查某”官姐，终于跳下崖，她的尸体漂浮在基隆水湳洞，五十四年来累积的痛苦都溶化进了太平洋。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女性观的输入主要通过两大途径，一是通过报刊杂志进行理论上的宣传，二是通过实际活动，如创办女学、组织“天足会”来扩大西方女性观的影响。

19世纪50、6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了《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在这些报刊上，西方传教士发表了许多讨论女性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把西方女性观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批判。许多传教士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女性教育与国家文明教化之间的关系。传教士花之安曾指出“观教化者，必观其国中女人之地位，以定其教化之等级。”[7]“妇女有学，今在泰西甚要，有关于政治民生”。[8]对中国女性教育用力颇多的传教士林乐知也提出“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9]“女俗为教化之标志。”[10]“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11]“观泰西之国，男女未曾读书者，皆引以为国耻，民间崇重学问，国家培植人材，其国所以蒸蒸日上也。”[12]《万国公报》中《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中介绍“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有得教化之源。……无分男女，例必入学。故通国男女，皆可挥写诵读，研究各种学问，为人所必需。……女徒入院读书，美国最多，其学问造于精微，英、法、德三国亦然。”[13]传教士韦廉臣在1889年发表的《治国要务论》一文中也同样强调了女性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妇女失教，非惟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坏其国之半，几将通国之人而尽坏矣”“教训妇女一端，尤国之所万不可缺者矣！”[14]西方传教士在宣传西方女性观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也进行了批判。传教士林乐知认为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是极其荒谬的，指出“中国理学家常言：女子无德，以无才为有德，推其言外之意，实见夫有才之女子，决难必其为有德者也。”认为“中国女人之地位，所以不能振拔者，明教纲常有以限之也。”[15]缠足是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陋习，对中国女性伤害极大，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对于改变这种陋习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19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反缠足的文章。英国传教士秀耀春指出“夫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今任女子缠足，竟将重用之肢，归于无用之地，辜天恩，悖天理，违天命。罪恶丛生。”[16]厦门的一位牧师也指出“今观天下，除中国以外，妇女均无缠足，可见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17]

西方传教士对于西方女性观不仅有理论上的宣传，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从而扩大了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影响力度，为中国女性观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其实践活动之一，便是在中国创办教会女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一直到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爱尔德塞在宁波创办女塾，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教会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开办了女学，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据统计，到1877年止，基督教在华所设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18]。

19世纪70年代以前，教会女学的办学层次很低，主要相当于小学水平。19世纪70年代以后，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也开始出现。如189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就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所相当于中学水平的教会女学。到20世纪初，教会又开始关注女性高等教育，开办了教会女子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据资料《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人，高小为9409人，中学为2569人，师范为262人；专门为159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人，盲童为508人，总计62970人。[19]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女学，是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极大挑战，为中国人自办女学树立了样板。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之二是成立“天足会”。传教士不仅撰写文章对女性缠足的危害性进行宣传，而且还成立组织，推动禁缠足活动。伦敦传教会的牧师约翰·麦克高望会同一些在厦门的传教士，在1875年组织了“天足会”，该会规定凡不愿为女儿缠足者，均可入会，入会者要立约划押，保证履行公约。1895年4月，西方传教士又在上海成立“天足会”，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主要局限在教徒范围内，但其客观的示范作用却是很大的。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女性问题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对西方女性观的介绍，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批驳，却开通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变革起到了启蒙作用。

中国自己独立的历史，从思想上来看，后期是走上了死胡同的，从男女地位问题来看，是僵死住了，从个人的素质来看，是很不堪的，

按照您的解释，我看答案是否定的，或许是我比较愚钝，不能理解您的高论。但是您的文字，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支持我的看法

还有很多那种典型肥头大耳，满口秽语，脖子上挂个大链条的猥琐中年男性，相信你懂的，偏偏他们身边，往往都有艳丽女人，这个怎么算啊，他们不但能正常交往，好像还挺受某些女人欢迎。人人都说他猥琐，按这个定义，好像不能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