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2006年12月06日09:0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应邀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３００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１９２７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则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恩来拟赴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至延安来接。”中共当即电复张学良。
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 “真是万思不得其解！” （摘自《北京青年报》）
[QUOTE]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文章来源：《百年潮》 点击数：2978 更新时间：2006-1-13 9:10:07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
然而，西安事变一发生，莫斯科似乎忘记了经它同意的中共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实施的计划，当拟议中的被推翻者蒋介石近在咫尺被张学良扣押，甚至可以说完全有可能立即将其“推翻”的时候，莫斯科并没有喜形于色，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间的电话忽然焦燥地繁忙起来，电话两端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相当惊奇，这是为什么？二人赶紧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表态，说明莫斯科与此事件无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只能损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怂恿日本对华侵略。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本文将根据俄文档案揭示其秘密。
莫斯科长期支持中共“反蒋抗日”
莫斯科支持中共坚持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过程至少到1936年7月。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如何由中共尽快取代蒋介石，掌握全中国政权和领导抗日而做出的努力。此点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同陈铭枢谈判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陈铭枢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建和香港接触，就抗日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到了莫斯科。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收到陈铭枢就 “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一事致中共中央的信，其主旨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政权，同中共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陈信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力量组建以“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为形式的民主政府，以19路军和中共的红军为主干，建立抗日联军，收复失地，立即组织抗日；中共应当是该联盟的实际领导者。
其组织系统是：在联盟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依次设立军队和海外特别支部以及省委、区委、支部、小组，各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下设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国外局、组织局、鼓动宣传局、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19路军重建委员会。信件提出，中共派遣一定数量代表进入联盟；吸收19路军领导人以及文化界、政界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密切联系，需要时可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做准备，1.统一战线的组成：所有愿意抗日的政党和团体；抗日头面人物；所有支持抗日的社会组织、学生团体；文化界、政界人士和一切社会抗日力量。2.统一战线建立的方法：中共、人民革命联盟、东北抗日团体和学生作为发起者；在上海、香港、南京和海外建立基地，以备扩展至全中国；6个月内在相应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奠定今后建立全国抗日国防政府的基础。
信件还提出：19路军和中共红军要在武装斗争、文化组织等方面合作。中共将联盟包括派遣人员、提供经费和武器等多方面的帮助提出保密规定，在人民革命联盟方面，只有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可以知道详情，其他人不得与闻。
王明看过上述文件后于1936年5月26日致函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陈铭枢等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同时他本人也正在同康生准备中共方面的协议书，会尽快呈上审批，以便结束谈判后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王明、康生、陈云与米夫起草的同陈铭枢谈判的方案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作了修改和批注，经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科文(特利尔谢尔)签名认可后，1936年6月19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为题发给中共。其内容为：
一、中共代表1.应当十分谨慎，因陈受到相当一批毫无原则的政客的影响；2.不要让陈等感觉到中共同其谈判乃受到苏联代表的默许3.只能把陈看作19路军和福建自治政府的拥护者，而不是像救国会那样成熟的政治派别；4.千方百计提高中共的威信，将其视为独立的力量，而把中共中央视为完全有能力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各种问题的惟一的机构，中共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领导职责。
二、赞同与陈派为抗日救国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协定，但中共代表应当向陈及其追随者说清，关于合作形式(诸如关于组建抗日联军，关于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以克服抗日运动的分散状况等)问题的谈判，只能在中共中央特命全权代表所在地举行。
三、中共代表可就下述问题同陈派代表达成口头协定关于加强、扩大以下机构的活动，以及给予财政支持的问题(香港《大众日报》，菲律宾《先驱日报》等)：1.在香港建立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的学校；2.中共派遣人员帮助上述报刊工作和学校的建立；3.关于加强对旅英、旅法华侨和加强中国之友协会工作的问题；
四、由中共经费中划拨2万美元，视中共代表所提要求使用。
经过陈铭枢的代表同王明、康生的谈判，此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6年7月1日，陈铭枢致函中共中央，阐述中国人民革命同盟的主张：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目前的行动纲领是，进行国民革命；集中陆海空军的力量收复失地，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没收汉奸财产；联合被日本压迫的国家和各阶级共同抗日；联合所有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反对一切敌视中国支持日本的分子；反对土豪劣绅，减轻赋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至于抗日军队，则应当以19路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组建抗日救国联合政府；开展全民抗战；释放政治犯；恢复19路军；支持抵制日货；实施抗战教育，发扬民族精神；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信中明确提出：“中共是目前中国惟一伟大而牢固的政党。国民党不仅以其行动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组织方面也已经分崩离析。”陈信说“我们早就看到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在福建革命期间，我们就坚决宣布退出国民党”。还说，中共的方针政策指出了通向中华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陈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其联盟。自己理论水平低，衷心希望接受共产党的帮助。
总之，这个方案的关键还是通过内战灭蒋，恢复19路军，让中共掌权，领导抗日。
二是，中共为“争取”杨虎成和张学良部从1936年初就开始做工作，派遣了刘鼎至张学良处进行策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白中共的意图：在摸清了杨虎城的底牌——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特别是他曾经与张学良讨论过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等情况后，中共循着以下两个线索开展工作：1.着力争取张学良的 12—15万军队。在中国西北组建中共、张学良、阎锡山的抗日联合力量；2.在广西、广东、四川建立红军同地方军队的反蒋统一战线；3.建立社会名流和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根据这样的估计，拟在1936年春进行的直接行动：让陕西、山西的张学良、阎锡山部停止进攻红军。中共的游击队和江西、福建的军队建立联合阵线；对19 路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鼓动；为此必须：在国民党占领区加强中共领导，促进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进中国红军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确定红军的走向，以为之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提供相应的帮助；加强满洲抗日武装的活动，将其同游击队和正规军以及国内政治活动家的联系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知晓此事，并于1936年5月19日讨论了王、康二人的建议。这个过程直接说明，苏联在中共争取张、杨的初期就已经直接给予指导，也表明了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起的作用。
季米特洛夫首先变化
但是，事情出现了变化，莫斯科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声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从年中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事务的立场。
众所周知，他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的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对抗法西斯进攻。在对待中国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是比较早地看到需要帮助中共改变对待国民党政策的人。
中共自1934年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3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5月收到王明在会上的讲话。它们成了中共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依据。1936年年中，共产国际恢复了同中共的电信联络。季米特洛夫从中共报告中得知了后者情况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6年7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5年开始，中共为抗日和推翻蒋介石政府而努力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支持中共，李克农已经同张学良接触过许多次，张学良手中的8万军队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抗日、反蒋、联苏的愿望。鉴于四川地方势力刘湘、华北宋哲元都有抗日倾向，就连邓宝珊也表示了接近中共的倾向。所以目前必须加速中共对西北军的工作。报告称：只要红军一采取行动，西北就一定成为革命基地，西北国防政府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请苏联提供援助。因为需用钱的地方很多，首先要维持张、杨部队，光军饷每月就需要200万。一旦张部起事，南京政府就不会再给他任何费用。杨虎城部有 3万官兵，薪饷十分缺乏。报告估计，红军进入甘肃后，这里600万人口的税收养活不了20万红军官兵和东北军。如果东北军加入抗日联军，那就将有7到8万官兵需要军饷。故此，中共请共产国际提供300万元援助或通过海外华侨和世界工人的募捐筹集这笔巨款。 [/QUOTE]
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共自主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争论都集中于共产国际是否对中共发出指示，以及指示的确切内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也有史料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确认有此电报。这些史料一直未能使史学界统一认识。
马贵凡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郭绍棠写道，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电文认为，西安事变由亲日分子挑起，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同时，抗日需要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电文还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
作为电报起草人之一，郭绍棠的回忆无疑给“莫斯科回电”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佐证，其内容也与张国焘的描述基本一致。史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回电”之前，已经在12月13日上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尽管会议后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不再谴责西安事变，主张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也已经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
由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上采取了一致立场，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也实现了从内战到全民抗战的转变。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中正。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中正，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中正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中正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中正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中正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周恩来的反对。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自作主张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编辑] 结果
*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甚至向国府正式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国民政府内部亦有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中正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中正此举被很多国府官员视为蒋中正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军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消灭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大陆。
*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处决。
*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编辑] 评价
[编辑]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宋美龄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编辑]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据《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9][10][11][12]
[编辑]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13]
1958年11月23日，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中正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4]
张学良受访时曾表达：(节录)
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5]
[编辑]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虽然至死仍然没有揭秘西安事变，但他对西安事变有着非常详细的评述，概括如下：
第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敌当前，他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蒋中正却对于中共不灭不休，张学良数次口劝无用，只能兵谏，希望蒋中正不要过于自私。张学良这种心理，是史学家们不可否认的。
第二、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中正本人，亦并非受害者。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中正把剿共坚持到底，然而根据当时世界其他各国剿共的例子，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中共之崛起，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论的基础。只靠军事去消灭中共，则“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近代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共是消灭不了的。又有谁能保证，中共经此一战即被消灭，以后再不复生呢？所以西安事变，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另外，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狂热气焰来推测，无论当时南京政府的选择是“忍辱”还是“决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16]
而台湾学者李敖则表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中正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后，蒋中正不补充，张学良后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中正私心太重。
# ^ 〔《苏联与远东》．David Dallin著，潘崖译．国立编译馆．第71页〕，1936年12月14日消息报：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和方案为借口，这一行动．．．实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为祸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动却显然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 ^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张浩．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翻印．第33~34页〕．．．因为共产党是国际的党，我们接到第三国际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决为对．．．。
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
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
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
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
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
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月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
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蒋介
石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月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
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年月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
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
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
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
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月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
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
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
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月
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
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
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
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
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
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2008/0803/15.pdf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27]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不能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然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因此，苏联舆论的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28]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十七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象“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 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多半是他得知了苏联广播和报刊在12月14日的公开批评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地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试想，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还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我们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试想，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29]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 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它固然仍旧不那么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30]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1]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的问题。[32]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大战，我们如果现阶段还找不到路的话，我们照旧还要分裂还要内斗还要被别人利用和瓜分，不管我们现在或将来的科技、经济、军事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平。而民国时的国共和国民党的各个派系也好，清朝的时洋务派也好顽固派也好满清王公也好，只要大伙能团结起来合作起来，那么不管日本不管苏俄其实都没多大能耐能吞下中国甚至侵略中国。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依然看不清前面路在哪里。思想、哲学其实是最大的国力也是最大生产力。
所以，可以由此引申出的，老孔的牌子儒教的牌子无论如何不能倒，这是能够赢得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识的部分。再一个，孙中山的牌子，也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共识。从这两个共识出发，我们再好好安置毛蒋两位人物，或者把他们都遗忘，或者把他们都树为英雄，大伙过去的事情就算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然后再重新开始走新的路－－真正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路。当然，我个人以为这条路应该就是美国人在走的路，但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吸收所有其它文明的精髓。
清末时，社会精英对满清皇室还是很期望的。但是满清皇室还是自秦代以来皇权那一套，另外就是整天纠缠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华”。保皇党们期望向日本样板学习。但架不住国事一天天败坏，社会精英们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儿戏般的辛亥革命才会成功。
其后的北洋政府，貌似是个现代共和国的架子。我感觉，实际上还是封建官僚，或者说是封建军阀那一套。有点类似于唐末藩镇。再加上，孙大炮成天在南方上窜下跳，成天添乱。国事怎能不坏？
国民政府比北洋的组织性强点，但也好不了哪里去，更像是一个帮会。ＫＭＴ内对蒋中正不爽的太多太多了。粤党，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等。我听过某种说法：“蒋中正集团的成功是建立在摧毁ＫＭＴ党务基础上的。”国民政府前期，蒋中正打着剿共的旗号，实际上是剿灭ＫＭＴ地方派。反蒋的不止本朝这一个，多得很。
所谓的”中华民国“自诞生起从来都是四分五裂的，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唐末藩镇。
中国的上个世纪的历史，就是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大实践。讨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演化，离不开这个大环境。中国再上个世纪干了什么？ 作为国际共产的前沿，为捍卫苏维挨和北上的日本人狠狠的打了一丈。作为冷战的前沿和米在朝鲜打了一仗，在后期作为抵御苏联的前线和北约站在一起。
也是要称王称霸的命啊
民国从来不是统一的，实际上是四分五裂。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民国并起，共产主义仅仅是其中一种。而且，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
日本人对华有领土野心，我相信除了汪兆铭那样的“抗日亡国论”者，其他持各种思潮的人都是抗日的。满遗除外。
朝鲜战争是必然要打的，虽然就中国的立场来说并不愿打。可麦克阿瑟独断专行，如果他真的过了鸭绿江，这怎么办？搞不好会重演一次甲午战争，再来一次“三国干涉还辽”。
后来么，“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子可是一直想把中国绑在他的阵营上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是为了美苏冷战服务的。所以中苏必然分裂。
以前在云南看到过活取熊胆，真可怜。
同忙总讲诉差不多，只不过哪些可怜的熊瘦瘦的，精神萎缩，痛的不停叫，让人好可怜。它们十分怕养熊的人。
所以喜欢那句给力的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能完全掌控的地方其实就是上海浙江，别的地方其实都是阳奉阴违，既不从命也不纳税，更不说汪精卫胡汉民张学良这些身居党国要职掌握要权的"政治家"了－－他们根本没把老蒋当一回事，对老蒋是说兵谏就兵谏，说起义就起义，说抗日就通电全国。国民党其实只是一个名头而已，只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要举“三民主义”的旗，可阎锡山的国民党、白李的国民党，汪精卫的国民党和老蒋的国民党是一回事吗？
孙大炮就是被苏俄挑唆的闹腾的。本来他个孙大炮就职中国没根基。被袁世凯替换是必然的-强龙都压不住地头蛇。何况孙大炮就是个大嘴巴。中国人的自强的欲望和共产主义结合，便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乱象的主流。
其实没有一个政治家是铁杆的汉奸。王兆明不过是看错的形势，以前他打的是政治抗日牌，嘴巴上比蒋中正要积极的多了。只不过他本人没有多大的势力，军队都是黄埔的人，听的是蒋中正的。
个人之看法，中苏的分裂没有必然性。中国的领导人，毛一代也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中苏关系闹成那样，中国的责任不少。中国领导人比较淳朴，对社会和人性的看法有限，治国水平太低，闹出很多笑话（文革，大跃进）。唯一的成就就是跌撞着皮青脸肿地将这个大国撑过来了。而苏联的这个庞然大物，却散架了。
我有一个预言
一百年尺度上，中国的对手是美国
两百年尺度上，中国的对手是俄罗斯
一千年尺度上，中国的对手是伊斯兰+印度尸体上站起来的一个大陆文明
清末至民国，大家都是如此期望的。可现实呢？就我的历史观，虽然我不喜欢清朝，但我觉着清末改良派才是对中国阵痛最小的。可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现实。历史证明，该打起来就一定会打起来。
某些“右派”，什么“美利坚人类的希望”，什么“带路党”，我觉着和“武装保卫苏联”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在找”爹“。我个人与这类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我个人认为：张学良一是害怕日本人的实力，而是怕蒋中正以抗日的名义把势力或军队进入东北。所以为了保存实力，故而出台了不抵抗政策。我觉着，这是符合他的逻辑和立场的。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愿，“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是戴定了，东北军内部也开始不稳。再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被搞下台。为了自保，他必然要发动“西安事变”。
一步错，步步错。
苏联放着和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本朝不支持，却大力支持公开打着反苏反共旗号的蒋中正。这本身就说明了毛子不相信本朝（太祖）。
为啥呢？因为“党中央”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才是毛子培养的傀儡。而本朝的武装力量是在太祖领导下的。斯大林不是傻子。
你发的资料里面出现了陈铭枢，十九路军等ＫＭＴ地方反对派。这些人也是ＫＭＴ啊，可为啥要反蒋呢？呵呵，当时ＫＭＴ内部反蒋的人多得很。
假设杀了蒋中正，太祖领导下的本朝和反蒋的ＫＭＴ各地方派组建联合政府。再假设此”联合政府“打败了日本人和“后蒋介石集团”（假设蒋中正被杀了）。你这时置留在莫斯科的王明于何地？斯大林傻了么？这一连串的假设还是建立在”联合政府“能扛住日本人的情况下，斯大林有这个把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