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史铁生，在墙上开窗的人 -- 萨苏
深夜，忙碌完一天的事情，正想静下来写点儿东西。忽然接到一条短信 –
“铁生走了”
默默地看了半晌，没有回信去问究竟 -- 来信的是新闻界的一位友人，平时热情爽朗的人，却只写了这四个字，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
还用问什么呢？
有的人会让人以为他永远不会走，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一个。
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双腿瘫痪，从肾炎发展到尿毒症，很长时间在靠透析维持生命，对有些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而史铁生不一样，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其实，他的职业，除了生病和写作，还曾经是在鸭蛋上画仕女的街道工厂工人，他画的很好，作为一个残疾人足以靠手艺养活自己，只是不知道他的那些作品，今天却流在哪一家的尘橱。
只是他最终还是成了一名作家，仿佛一颗野草的种子，即便落在高墙上也会发芽。
史铁生的作品，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完成的，而他的作品，却总是如黎明时军营的号角，充满了对生命的主宰和希望的精神。
那里面没有无病呻吟，没有哗众取宠，这样一个随时在生死边上行走的人，对此大约连不屑的时间都没有，有的只有平静中的感动。在他刚毅的文字背后，只有了解史铁生的人，才会而留意他的文字永远带着一丝伤感，却是那种对于人间秋意凋零的慨叹，而没有自怨自艾。
史铁生走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的文风和思想却没有取悦时代的任何迹象 – 他坚持的，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是属于永恒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有的时候未必适合于每个时代，所以时代的弄潮儿大可嘲笑他的落伍，却不知道，几百年后，史铁生可能还在，潮却早已退了。
有时候我看他的书，不由自主地想，会不会病痛之于史铁生，更象一种磨砺，让他的思想越发出色？
余生也晚，等我识字的时候，史铁生已经在出书了。
史铁生一生最厌倦别人把他称作老师，他一听这两个字就会出现气喘，血压升高。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
但是，他的确应该说是一个老师的。在一个民族都不会自己思想了的时代，史铁生和他的朋友，用呐喊擦亮了人们心中的灯。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文化上撕裂黑暗的人。
这是一个要求无限勇气的事情，而史铁生的文字却把它平静地完成，或许，一个把死亡看做节日的人，勇气已经不是问题。
而这一切，对当时的下一代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让我们养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我们要感谢史铁生们。
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的潜力可以有多少，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依然可以怀有对世界的感恩之心。
只是，史铁生是一个太让人放心的人 – 每天和死亡玩着游戏，渐渐让人们以为这早已是常态。我们几乎以为，世间的人里面，史铁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他和死神可能已经交了朋友。于是，早上，和一位朋友说起他的离去，朋友的反应是万分意外 – “每年元旦，我们夫妻都去看望铁生的，今年，却是去不成了。”
铁生不是靠死神的友谊，而是靠他的坚韧和倔强活着。
一个完全懂得生命的人，再倔强起来，让死神，也只能让这个坚强的人走过新的世纪，再完完整整地多活上十年。
和史铁生比，谈劳累，简直就是对生命的儿戏。
我想起他和丁玲的交往。徐晓曾在她的作品中写过这一段，或许出于同时对于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女作家的珍重而写得很委婉，甚至有些不似那个敢于坐牢的徐晓。然而，她还是写出了史铁生的倔强 – 尽管屡次蒙召，史铁生最终也没有去见过丁玲女士。
而我记得更深的是史铁生后来说的话，那时，丁玲女士已经去世了。
史铁生写道：“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史铁生，在我的心中，就是那个在墙上开门和窗的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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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凭借灵魂说话，而不是炫耀文字的作者值得他的读者们铭记在心。他的真诚和坚韧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读过他的很多作品：《务虚笔记》《命若琴弦》《我与地坛》。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给我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对于命运的探讨，没有哪个现代中国作家能达到他的深度。
一声叹息。。。
另谢萨大铢钱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7。本帖花:1
史铁生，是我和阿壳都非常喜欢（对于甚少阅读文学作品的阿壳来说，我想应该是他最喜欢）的现代作家。
我17岁初读他的《我与地坛》，后来识得阿壳，说起此文，阿壳说他当年生病住院，便在医院阅读史铁生，他的文字帮助了阿壳去直面疾病。阿壳常给我说带病生存，也能做得很好，其实这想法便来自他对史铁生的阅读。
后来阿壳领我去地坛，我们还笑说，此地坛已非彼地坛。
突然想起《我遥远的清平湾》，
非常难受，写不下去。
愿去者安详，生者安适。
文革记愧
——渴望活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
史铁生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
七四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愧而记录的。
先是朋友Ａ带来了朋友Ｂ。不久，Ｂ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Ｂ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Ｂ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的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Ｂ陷入冥思。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Ｂ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涨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了真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思越别扭起来，竟觉得象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Ｂ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Ｂ来了，一进门就笑，依然笑得很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编谎话来保护自己
不久就出事了。Ｂ把稿子存放在Ａ处，朋友Ｃ从Ａ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Ｃ立刻就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Ｃ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Ｃ，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Ａ和Ｂ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晚，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Ａ和Ｂ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Ａ和Ｂ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Ｃ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Ｃ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Ｃ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为她担忧，一会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Ｃ也晚了，Ｃ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Ａ，说Ｃ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Ａ后悔不迭，说Ｃ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Ｂ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Ｃ能坚持到底，但若果真如此又感到对Ｃ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诛连九族”的恐慌
十四年过去，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Ａ和Ｂ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
后来Ａ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蔽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怕了，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诛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换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
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七四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作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疑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诛连九族”都更是殃及的亲人呢！所以“诛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筛眼中的回忆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Ｂ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Ｂ来了，Ｂ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Ｂ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深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Ｂ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Ｃ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Ｃ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Ｂ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Ｃ，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Ｃ，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Ｃ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Ｂ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Ｂ；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Ｂ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Ｂ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Ｂ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七八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八三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Ｂ，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他开创了中国的复合式散文的写法.区别与传统杨朔那一代的写法.
我只读过他的我与地坛。
我读此文的时候身体已经变好，也渐渐从对死亡的黑色思考中解脱出来。
可能，我要是早一点读更好。
我从他的文章中感到深深的共鸣。如同在黑夜探路中看到远处的一点灯火，一位战友的诚挚低语。
他有资格谈论命运是什么，死亡是什么，意义是什么。
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过客。或许，我们生命的热量根本不足以温暖冰冷的茫茫宇宙。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有人坚强而且有爱。
同类逝去，悲伤语乱。
可是后来看他的文章，实话实说，感觉很一般。
就像王小波，他的文章看一篇两篇还成，多了也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