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努力写好

当然是复印件，是曾思玉老将军让我的一个好朋友复印后带回来。把这些日记加入你的文章中，就文图互印啦，多好。

我的文章多处涉及此人，查阅过大量党史或文史资料。此人是定陶县城北辘湾村人，当时他盘踞在定陶县城北半截堤一带，现在这一带叫做半堤，曾经是一个乡。由于鲁西南及冀鲁豫沿黄一带方言原因，在发音上“z”与“zh”不分，以至于“子”与“志”音亦不分，所以“王子杰”常常写作“王志杰”。建议博主修正，以期与其他资料吻合。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了我军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军事力量不能胜任（当时，我军有正规军47万人，民兵210万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指示提出了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的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练兵的领导方法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所有干部在操场上和战场上一样操作，一样守纪律，发挥骨干作用。对政治工作的要求，则是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主任的报告，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检查纠正缺点错误，发扬优良成绩，发挥模范连队（支部）的作用，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达到改进、提高军队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培训干部之极端重要，整训部队首先是要训练提高干部。明确要求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整训，下操5至7天（身体太差者可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

中央的指示非常英明，非常及时，这是我军多年来建军整军宝贵经验的概括，是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群众血汗的结晶，是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远见的决定性举措，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1944年12月，冀鲁豫军区于观城县将军砦召开练兵大会，各分区、各团、各县大队领导干部4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历时40余天，以整风精神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认真检查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研究了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整训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和继续更大规模地扩大解放区等工作。会后各部队立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规模整训--第一步为政治整军，开展以密切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内容的民主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 第二步掀起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等四大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训练热潮。

1945年初，军区练兵大会后，各团、县大队也都召开了练兵大会。3月，8分区特务连驻在范县西南颜村铺进行集训。一天上午，部队在村南广场正进行刺杀训练，忽然看到从龙王庄方向有一队骑兵奔驰而来，在训练场前下马向大家走来，孙连捷一看是自己熟悉的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杨勇等首长，在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副司令员何光宇陪同下来到连队。孙连捷赶快叫郑传寿副连长发出口令: 全体立正，向首长行礼报告，请首长检查。宋司令员等首长询问了部队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等情况，孙连捷作了简要报告，杨勇、苏振华同志早就认识孙连捷，郑传寿同志还担任过苏振华政委的警卫员，他俩满面笑容地对小孙说道: “你这个青年干事也会带兵了!”曾司令员介绍: “他在特务连当政委，打仗满不错。”首长要特务连继续表演刺杀动作。杨勇副司令员很高兴地给连队战士讲话，勉励大家保持与发扬红军连的光荣传统，努力练好本领，提高技能，奋勇作战，将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建立新中国。这次突如其来的军区首长检阅和对连队的嘉勉，给全连以很大地鼓舞，决心练兵习武，搞好整训，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再立新功!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115师的主要领导人肖华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军政建设，尤其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早在1938年秋天，就决定在冀鲁边区的部队中出版报纸，并命名为《挺进战报》，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姜思毅和宣传科的同志承担了编辑、刻印、发行等全部业务，稿件来源多为自己收集、首长和领导机关提供，也有部队供稿。每一期两版（两张蜡纸），严格地说来，这张报纸不过是一种内容较多的简报。

1940年春，讨伐石友三战役后，冀鲁边挺进纵队5支队与泰西6支队合并改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支队政治部基本上是由挺进纵队政治部来的同志，《挺进战报》继续不定期的出版。1940年10月部队整编，运河支队番号撤销，改编为115师教导第3旅（旅兼鲁西军区）。支队政治部原班人马到旅政治部。这时部队扩大了，还来自几个不同的地区，对部队建设的要求更高了。为适应部队的需要，军区党委决定由政治部负责出版内部报纸，名称改为《挺进报》; 由宣传科长姜思毅领导，仍为不定期出版（一般是每周一期），仍然是自编自印，发行到连队。1941年5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军区出版《战友报》，《挺进报》仍为教3旅的报纸。1942年部队实行正规军地方化，教3旅番号撤销，建制改为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挺进报》便成为分区的报纸。报纸的主编为沙克（上海人，高中学生，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分配到教3旅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的文笔相当好，在当时来说是分区的“秀才”，编辑还有张崇业、张望勋（即高武）、郑洵、李黎（即李方诗）等同志。报纸每期印200多份，仍为每周一期，发至连队（地方发到区）。报纸的内容也丰富多了。这时，已经有了收音机，分区也有电台，可以收听到延安的广播，这就能使党中央的指示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到基层。经常刊登领导机关的决定、命令，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各团、县的动态、经验总结，先进单位、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也有对违犯纪律、不良倾向的揭露批评。报纸对同志们的战斗、工作、学习、部队管理、形势任务教育、基层军政、党支部建设、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连队干部也常以报纸为依据进行各项工作，报纸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大家轮着看，读报活动成了很受欢迎的文化生活。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1日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是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整顿党的作风，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是党在思想上的一场革命。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明确提出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但要克服旧有的三风不正的残余，而且还要克服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不但要从老干部、老党员身上去掉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作风，而且要在新干部、新党员身上去掉这种思想作风。要看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同志身上还浓厚地存在着，而且表现得甚为顽强，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来建设党，来改造世界。所以，只有克服这种错误思想，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改造社会。

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的指示，2分区政治部将整风文献印发给连以上干部阅读。当时，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油印的，看起来相当费力，但就是这样，同志们依然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来保存，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部队多次轻装，这些文件谁也不愿减掉。其时，孙连捷在7团2连工作，担任学习组长，在艰苦紧张而又频繁的行军作战中，不可能坚持正常的学习制度，无法保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只在环境较为安定的条件下，连级干部集中学习，由孙连捷读一读文件，大家听一听，更谈不上作学习笔记，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大家对党中央的决定是拥护的，对毛主席的三个报告也认为讲得很好。

针对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冀鲁豫军区决定由各军分区安排连以上干部集中分批轮训，每期3个月，认真学习文献，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对照检查，以改造思想，改进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2分区轮训队第一期于1943年2月举办，孙连捷奉调参加第一期的整风学习。第一期学员150人，全系连级军政干部，每人背一支步枪，自背行李、粮食，完全是普通一兵的生活。孙连捷编在1分队，为副分队长、党小组长、学习组长; 分队长是魏天村。

脱产集中轮训就比较正规了，除反“扫荡”行军转移外，基本每天上课2个小时，小组讨论2个小时，个人准备对照检查、整理笔记4个小时。

三风不正究竟在我们身上有没有? 这是首先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统一认识，端正态度的问题。通过学习文件，深入讨论，联系实际对照检查，三风不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的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不铲除这些极坏的思想作风，拿来律己害了自己，用以教人则害了别人，危害革命、亡党亡国并非危言耸听，确实是革命的大敌。这样，大家再也不说“整顿三风是领导机关、高中级干部的事，与我们基层关系不大”、“我们这些小干部有点三风不正也影响不了大局。”

每个人通过学习文件，都认真思考，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尽管每个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三风不正却是普遍存在的。

三风不正首先是学风不正，主观主义相当严重。主观主义害死人的事，我们都发生过，缺乏调查研究，粗枝大叶，敌情、地形、情况不明，瞎指挥，打莽撞仗，造成战斗失利，本来可以避免的流血牺牲发生了，确实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无的放矢”，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党风不正的表现主要是宗派主义。首先是闹独立性、本位主义，只看见局部利益，不顾及全局利益，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闹个人的名誉、地位，出风头。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因而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部队之间闹不团结，不协调，闹成见。还有“山头主义”，一个地区、一个部队来的就特别亲近，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不讲原则，互相迁就，任人唯亲。

文风不正的主要表现就是党八股，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看对象，无的放矢，玩弄词藻，装腔作势，这些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自命不凡，骄傲自满，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紧密联系实际。这些必然影响工作效果，也影响团结，更不利于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通过整风学习，大家理解了整风是我党20多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通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错误路线，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对我党严重破坏的惨痛教训。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建设一个真正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全党，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才能实现党的路线，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整风学习中，同志们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是“与人为善”，着重启发自觉，提高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以自我批评为主。没有发生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无限上纲、胡乱批斗等现象。大家互帮互学，心平气和，个个心情舒畅，学习情绪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曾经指出: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他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段话讲得非常透彻，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成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难以设想的。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1943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发出了联合通知: “《解放日报》发表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与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郭（沫若）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实为明末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前线》中刻画的总指挥戈尔洛夫，依老卖老，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不肯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向科学学习，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致在战争中屡犯错误，终于被撤职而让位于新人物欧格涅夫，这是苏联红军在苏德战争中大改革（军事上与人事上的大改革）之一缩影。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和国家，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复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事。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阅读者，并予帮助解决。在巩固的根据地，如有条件并可将《前线》上演，以达干部们深刻了解与警戒之目的。”

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的这—通知，证明了党中央英明远见，高瞻远瞩，这是在整顿三风学习之后，又一次对干部进行普遍教育，以反对骄傲自满，居功自傲，提高革命自觉性，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部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经济枯竭，力量大大削弱，已成强弩之末; 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也节节失利，进攻锋芒已被遏止。抗日根据地则逐渐开始局部反攻，相持阶段最困难、黑暗的时期即将过去，形势一天天地趋向好转。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某些干部中开始滋长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消极思想，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盼望战争早点结束，胜利后进入大城市，尽情享受，因而工作不那么积极了，战斗中不象以前那样英雄顽强了，革命意志没有以前那样旺盛了。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的苗头，但确是一种腐蚀剂，是十分危险的，中央及时预见到这种有害思想，敲响警钟，十分正确，非常必要。

联合通知和剧本《前线》、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初发给连以上干部阅读，当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同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小农意识，对戈尔洛夫和李自成表示同情和惋惜; 有的为经验主义辩解; 有的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理解，对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认识不清，也缺乏思想准备。反映了干部队伍当中存在的各种不同思想认识，但是对于联合通知中表达的对广大干部的关心爱护，要通过这个学习达到教育与提高警觉的目的，都深表拥护。

1944年冬季，配合整军大练兵，分区挺进剧社演出了《前线》和《闯王进京》。两剧的演出，反映非常强烈，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戏，对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骄傲自大、倚老卖老、不求上进等种种错误，是有力的鞭鞑，引起了干部的警觉。在谈论中，常说: “我们可不当戈尔洛夫，要当欧格涅夫式的革命军人。”我们的战士对个别干部中谁固步自封，居功自傲，不学习新鲜事物，搞瞎指挥，耍军阀残余，顽固坚持错误不改时，便提出批评: 这是犯了“戈尔洛夫”的错误。剧本中的戈尔洛夫，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集团军总司令），红军创建初期就是一个师长，戎马一生，累建战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本质上是一个很好的老将军。但他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抱着几十年前的经验不放，对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现代化战争、各兵种联合作战完全无知，犯了错误又不接受批评。更难容忍的是，下级的正确建议和批评，他不接受，顽固地坚持错误，致使军队蒙受重大损失，最后被撤销职务。这个典型人物，对部队上上下下的教育太大了。

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１９４１年，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围着转。”就是说--当时，教三旅的３个团中能打的只有七团。

姑父是17军的，在军部当侦察科长; 后到二野后勤部当第一兵站政委; 部队进藏时，本来被安排为后勤部参谋长，后因身体原因不宜进藏，遂跟老上级赵健民转到地方工作。

常凯申是近几年网上给委员长起的“昵称”，用在描述几十年前事件的正式文章中似乎不太合适；一个是有违行文规矩，降低严肃性，尤其是其它人物都用正式名称的情况下，再一个是没准儿给后人造成误解。

建议还是用正式称呼的好。

明明自始至终都是很严肃、正经八百的文章，涉及很多流血牺牲的地方，所有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名出场，为什么唯独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是＂常凯申＂？而且连个介绍说明都没有过？这样搞得文章的严肃性都下降了......

由于罗荣恒不在陆房，陆房中陈光独挑大梁，在陆房战斗中辎重损失较多，一些人就认为陆房战斗有点得不偿失，从而指责陈光。从这里开始，陈光的个性上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不能正确对待批评而钻牛角尖，从而意志消沉，从此走下坡路，直至一解放就悲剧。总的来说，陈光是猛将，但政治素养与心理素质太差，当时延安的毛还是比太行山的朱彭眼光看得更深些，毛指示罗代师长，朱彭指示陈代师长，朱彭电报比毛早，毛和罗都尊重总部的命令，但其实罗能力全面，代师长合理，陈如出任主管军事的副师长更合适一点，这点三野做得比较好，政治陈老总负责全面，军事粟大将专管作战，相得益彰。以后罗荣恒在115师中独挑大梁，再后来山东省委又犯一些错误，罗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号首长。

好象是北大副校长，58年(?)对大跃进不理解，跳湖自杀。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5月13日，中共平原分局（原冀鲁豫和冀南两个区党委合并后改为平原分局）发出《关于庆祝边区八路军战斗胜利、中共“七大”会议、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宣传运动周的决定》，将5月25日至31日定为全区宣传运动周。

大家是在报纸上看到“七大”胜利召开的，当时，正是同志们在胜利结束东平战役后，冀鲁豫区党委的机关报《冀鲁豫日报》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6月14日发表的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正式公布了“七大”自4月23日至6月1日召开，大会历时58天。代表着120万党员的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聚集在自己亲手创立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开会。“七大”共举行大会22次、8个代表团会议及小组会议多次，详尽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草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全党领导机关。毛泽东同志1945年6月11日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胜利召开，对于我们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当时，我们党已经成为拥有120万党员（抗日战争开始时党员不足3万），建立起遍布于全国19个省区的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领导100万正规军（抗战开始仅有2万多）、25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的大党。抗战七年半，我八路军、新四军总计对敌进行大小战斗115000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名，俘敌伪军28万余名，争取敌伪军反正投诚计10万余名。我军主要缴获各种炮共计1028门，机枪7700余挺，步马枪43万余支，攻克碉堡34000余座，攻克据点11000余个（以上数字均为朱德总司令在“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发表）。这些事实说明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我军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已经形成了一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坚强力量，这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共产党“七大”召开的同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 国民党的“六大”要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维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把中国拉向黑暗和倒退; 共产党的“七大”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当时中国的形势，存在这样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两个前途，中国的命运存在着内战的危险。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紧要关头，我党“七大”胜利召开，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使大家明确了全党、全军的战斗任务，坚定了同志们的战斗意志，增强了胜利信心。

“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要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大会确定了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和统帅地位，确定了党的路线，而且指出了实现党的路线的手段和方法，就是: 依靠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武装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军队，依靠农民的全力支援，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解放日报》社论最后的四句口号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党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消灭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8分区部队，在“七大”路线指引下，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展开了解放阳谷的战役，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胜利，作为对“七大”的献礼。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孙连捷所在的部队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15师教导3旅1941年改编时辖7团、8团、9团等3个团; 1942年9团南下湖西划归3分区建制，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大团缩为小团，撤销了营的建制，一个团只编6个连（包括1个特务连）。1943年实行正规军地方化，教3旅番号撤销，部队改为冀鲁豫第2军分区，下属7团、8团等2个团。1944年起，分区形势逐渐变化，我军开始掌握战争主动权，积极向敌伪军展开进攻，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不断取得胜利，部队又有了新的发展。2分区除了7团、8团2个主力团恢复大团制（恢复营，实行大连制），还将东平、汶上、昆山、张秋等4个县大队升级合编为5团（团长李德芳，政委邵子言，副团长吴忠，参谋长闫秀文，政治处主任阴法唐。该团以后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20旅58团），原分区基干团改编为6团（团长李天德，政委关盛志，副团长兼参谋长曾长柏，政治处主任王猛。该团后来编为第1纵队1旅2团）。1945年2月，8团奉调南下水东，划归12分区建制（以后该团南下大别山划归中原军区）。1945年7月阳谷战役后，又将清丰、南乐、范县、观城县基干大队等升级编为4团（团长傅学楷，政委李彬，参谋长左良，政治处主任宋德义。该团以后编为第1纵队1旅3团)。分区又决定成立特务营，下辖特务连、公安连、警卫连（由昆吾县大队升级）、炮兵连、侦察连、通信连（包括1个骑兵排、1个电话排）共6个连，指战员900余名。任命孙连捷为分区特务营营长，李钦泉同志任政委，乔杰同志为副营长，李洪昌同志为副政委。

孙连捷在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虽然也喜爱军事工作，打过一些仗，但真正当一个军事指挥员就不是内行，尤其是军事训练方面。孙连捷所在的特务营，老兵多，干部中老资格多，连级干部中还有不少老红军（如郑传寿、李流、郭保德、李金斗等同志），抗战初期的“三八式”就更多了。6个连队专业任务不同，各有特点，要求也不完全一致。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组织纪律较差，自由散漫，满不在乎，尤其是特务连、侦察连、通信连等。能征善战，累立战功，多次受到表彰，由此滋长的骄气也相当严重，纪律也比较差。

部队刚合编在一起，孙连捷集中主要力量，首先抓了纪律整顿，在干部战士中进行深入动员，反复进行纪律教育，抓住违犯纪律的个别典型，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孙营长那年21岁，很有点虎劲，自己从严要求，处处以身作则，亲自组织每天早操和上午、下午的练兵活动，严格检查军风纪、着装、训练队列动作和军事技术。经过一个短期整训，部队的精神面貌和纪律性有所变化，受到分区领导的赞扬。

为了整顿纪律，有一件事孙连捷记忆很深，就是对郑传寿同志的处理。

郑传寿同志是四川人，1935年就参加了工农红军，曾经担任苏振华同志的警卫员。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各方面表现不错。但其长期在领导机关做警卫工作，不大习惯连队严格的集体生活。一天早上会操，操场上孙连捷没有看到郑传寿出操，便问值星排长，他也不知道连长去哪里了。孙营长当即命令特务连派人去找，不一会儿，郑传寿跑步前来向孙连捷敬礼报到，孙营长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嗫嗫嚅嚅不敢回答，孙营长靠近闻了闻，酒气很重，当即明白他昨晚喝多了。孙营长没有让他入列，硬是叫他在操场中间站了半个小时。会操结束后，孙连捷把他带到营部，严肃地批评了他: “你现在是连长，一连之长，不能再自由散漫。你喝酒喝多了起不来床，不带队参加会操，这在平时还损失不大，可是给部队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果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你这样爬不起来，部队谁来指挥? 你怎么对全连指战员的生命负责! 今天我处罚了你，不是给你难堪，因为我们是军队，没有纪律能行吗? 谁违犯了纪律，谁就要受到处分，这是铁的纪律，不是豆腐纪律。”郑传寿是个好同志，连连承认错误，并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误事。他这种态度让孙连捷很满意，便继续交代道: “回去之后，要在全连公开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希望大家监督，这样你的威信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更高。也只有这样，你才能严格管理，带好部队。”他回去这样做了，反映很好。这件事，对全营整顿纪律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大反攻之后，郑传寿同志很快升任副营长、营长，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写此文时，网上刚好流行“常凯申”这个“昵称”，于是，开篇调侃了下; 后文即恢复了“空一格”的本名; 另外，向十一元帅致敬!

八团南下水东然后转战中原，损失掉，可惜了！否则也是个和136团、446团齐名的部队。

149师三大团都是主力团，其中的447团就是水东独立团来的。是新四军彭雪枫师直属独立团。抗战时期长期孤悬水东地区。我感觉：所谓水东大体上就是蒋介石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形成的黄泛区之东。但是不清楚其具体所辖范围。也许其紧邻湖西地区吧！至少在运河之西。

1944年12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年献词《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文中指出: “1944年是敌后战场主动进攻的一年，是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我军在'敌进我进'作战方针指导下，对敌主动出击与战役攻势，更加猛烈地展开，这种攻势的普遍性与连续性是空前的。”

1945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壮大抗日力量”的号召，要在1944年胜利基础上，更加积极努力、奋勇作战。这年春末，正当我军乘胜推进之际，又传来喜讯: 经过5年9个月的欧洲战争，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畏罪自杀。在此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民起义武装处以死刑，暴尸罗马街头。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投降了，这更加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断: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这就是目前世界新形势的规律。”是非常正确的。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大家受到了极大鼓舞，同志们清楚地看到世界法西斯强国德、意、日，三个之中有两个已经彻底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在走向灭亡。胜利的大好形势，使本部无比振奋，战斗也就更加英勇。

1945年7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抗战八周年》的社论，明确地指出: “经历了八年来无数艰难困苦与自我牺牲之后，一个新局面，在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了，这就是: 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与富强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社论分析了空前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同时也指出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重大的困难和障碍，这就是: “日本侵略者还有强大的陆军和海空军，还准备持久的挣扎，我们不应低估敌人的战斗力而盲目乐观。也不应蔑视敌人阴谋诱和而毫无警惕，还要看到英美两国统治阶层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并不愿意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解放。特别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寡头专制统治及其消极抗战摧残人民的政策，这是最大的困难与障碍。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诞生。社论最后满怀胜利信心号召指战员: “现在人民战争的胜利就要来临了，继续努力吧! 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任何企图阻碍我们胜利的国内及国际的反动力量，将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历史舞台推落下去。”

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论断．确是一副清凉剂，使盲目乐观、看不见困难与障碍的同志，和把胜利希望寄托在盟国军队身上，而缺乏独立自主、艰苦作战思想的同志，都是深刻的教育，今后还必须头脑清醒地英勇作战，大量消灭敌人。

部队遵照“七大”的精神和《解放日报》社论的倡导，进一步提高斗志，展开了新的战斗。

阳谷县地处鲁西平原中心地带，南与寿张交界，北靠重镇聊城，东邻东阿，西近朝城。这里的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豪绅之手，大村镇较多，均筑有围寨深沟高垒，组织联防、看家护院，会道门遍及各村镇。1938年底，日寇侵占阳谷县城后，这里一直是敌人屯集重兵的中心据点，除日本鬼子常驻一个大队和伪县警备大队外，还驻扎伪华北治安军（汉奸头子齐燮元部）第3旅第9团。伪华北治安军武器装备较好，待遇比一般伪军高，经过长期正规军事训练，奴化教育深，战斗力相当强。1944年麦收期间，分区8团配属特务连、炮兵连，曾强攻张秋镇，驻守的伪治安军第9团3营疯狂顽抗，固守待援，我军在组织强攻时因遇倾盆大雨而影响战斗进展，聊城、阳谷日伪军又冒雨出动救援，为避免遭敌夹击，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未能全歼该敌。这样，伪治安军第9团，更加趾高气扬，固守张秋镇的伪营长张育焕也被提升为9团团长，到处吹嘘自己是“铁军”，无耻炫耀其“赫赫战功”，自以为我军不是对手。我军指战员，对这个骄狂的汉奸，具有深仇大恨，早已摩拳擦掌，决心歼灭这股敌人，彻底清算其对根据地军民欠下的累累血债。

1945年以来，分区部队连战皆捷，我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除8团奉调12分区（即陇海路南的水东地区）外，还有主力7团和由各县大队升级编成的5团、6团、基干团，部队兵强马壮，士气高涨，求战心切，要乘节节胜利之军威，攻克阳谷城，歼灭伪治安军。7月16日，冀鲁豫军区下达了阳谷战役作战命令，决定以1、7、8分区主力及军区骑兵团和4分区一部进行阳谷战役，攻取阳谷、莘县、堂邑县城。以第8军分区部队为攻击阳谷县城部队，由曾思玉司令员、万里政委（段君毅同志6月份调水东地区，8分区由万里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何光宇副司令员指挥，攻克阳谷城，并以一部兵力扫清阳谷城外郭店屯据点。军区由宋任穷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苏振华副政委统一指挥。

当时，阳谷守敌除治安军第3旅9团外，还有阳谷县警备大队和朝城、寿张逃亡到阳谷的伪军残余共计3000余人。阳谷县城是一古老城池，城墙高约15公尺，十分坚固，护城河和外壕约10公尺深，有两道外壕、一道鹿砦，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城门楼及四角均有大碉堡，形成交叉火力。守敌又在城内西北角构筑了小围寨和坚固的核心据点，邻近民房均被拆除。伪治安军火力配备强，射击技术好，善于防守，内部法西斯控制严，确是一个劲敌。但其与地方伪军之间矛盾重重: 自恃正规军，骄横跋扈，欺压县警备大队，一心想吞并地方伪军。而且警备大队和逃至阳谷的各县伪军政人员，多是地方封建势力，他们既依赖治安军的庇护，又惧怕治安军利用机会将自己吃掉，所以既不满又戒备。这便是我军可予以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有利条件。另外，伪军政人员中，有的被俘虏过，了解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内心不愿为敌，作战不坚决; 有的还建立了联系，是有用之人。还有，阳谷县城方圆10多华里，敌人平均防御正面为5公尺，兵力不足，空隙较大，对我军作战也是有利条件之一。综合上述情况，分区集中了4个团及分区直属特务连、炮兵连，濮县、范县、朝城、寿张等县基干大队，还配属了9分区的炮兵连，总计6000余人，还有数千民兵参战，我军兵力、火力均以压倒优势超过敌人。

7月19日，分区命令濮县、范县、朝城、寿张等县基干大队迫近阳谷城郊活动，进行武装宣传，争取和瓦解会道门群众，袭扰阳谷守敌，藉以迷惑敌人，掩护攻城部队集结。

7月20日，攻城部队集结于阳谷西南之东、西金斗营地区，进行战斗动员，提出: “攻克阳谷城，消灭治安军，活捉张育焕”的战斗口号。指战员们兴高采烈，精神振奋，纷纷表决心，要求担负主攻突击任务。“谁英雄谁好汉，阳谷战斗比比看! ”杀敌立功竞赛在各部队轰轰烈烈展开。当日下午，部队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道路，向阳谷县城急进，晚22时，完成对阳谷县城的包围，立即进行近迫作业和强攻的准备。21日拂晓，7团1营在轻重机枪和炮兵的支援下，从东门城楼实施强攻，突击连一个班登上城墙，因后续部队争先恐后、密集拥上，将云梯压断，攻上城头的一个班遭敌反扑，伤亡殆尽，第一次强攻未能奏效。这时，城内伪治安军更加得意忘形，疯狂吼叫: “有治安军在，你们八路就别想进城! 你们上来一个消灭一个，别想活命! ”我军指战员听了，怒火中烧，高呼: “二鬼子，你们听着，老子一定打进阳谷城，消灭治安军，活捉张育焕，咱们走着瞧吧! ”

本部吸取第一次攻城失利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加紧对敌人日夜不间断袭扰，虚张声势，迷惑和消耗敌人; 另一方面加紧实施土工作业，挖掘交通壕、隐蔽洞，构筑火力阵地，组织强大火力队，重新选定城北门以东之突出部作为攻击点，由7团2营主攻，1、3营分别在北门、东门助攻; 5团、6团、基干团、分区特务连分别在西门、南门助攻。

7月23日至24日，7团2营在参战民兵支援下，夜以继日地进行土工作业，在冲锋出发地构筑工事和掩体。对敌城墙垛口和碉堡、暗堡各火力点编号，由火力队各组分工包干。将迫击炮阵地逼近外壕，以利于抵近平射。突击队秘密进入冲锋出发地待命，将投弹组和梯子组先行进至护城河里隐蔽洞内。

24日黄昏，曾思玉司令员和7团团长温先星到达尖刀连--2营5连，向全连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 “发扬5连能攻能守、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定要打进阳谷城，坚决消灭治安军，活捉汉奸张育焕，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并逐项检查了5连的突击准备，研究了攻城、突破、巷战等战术动作。5连连长王青山，满怀胜利信心和战斗激情，带领全连指战员宣誓: “我们一定要打进阳谷城，坚决消灭治安军，为烈士报仇，为7团争光! ”对全体参战人员，军区首长来信慰勉，1分区和军区骑兵团也寄来慰问信，根据地的人民赶着大车送来西瓜等，到战地慰问部队。所有这一切．更加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心。

24日夜，天上浓云密布，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信号。一直等到黎明时分，炮兵、轻重机枪、特等射手组成的火力队，才按照分工对准目标猛烈开火。炮弹在城墙上、碉堡上爆炸，轻重机枪象旋风在城墙垛口上呼啸，特等射手瞄准敌人的枪眼连续射击。强大的火力，把敌人的火力点压制住，一个个变成了“哑叭”。投弹组从护城河内掩蔽洞跳出，人人仿佛下山猛虎，提着装满手榴弹的篮子，奋力向城墙上连续投掷。梯子组12个大力士，抬起3丈多长的云梯，飞快地越过外壕、鹿砦，将沉重、坚固的木梯架在城墙上，接着，尖刀班象插上翅膀飞速登攀。他们攻上城墙后，冒着敌人的强大炮火迅即向两侧推进，后续部队也顺序跟上，扩大突破口。副排长徐坤然带领一个班，沿城墙向西发展，一直打到北门附近。2营4连向南发展，连续打下4个岗楼。我军突破成功，城上敌军开始动摇，各助攻部队也先后突破登城。到25日上午8时，7团主力全部、5团、6团、基干团、分区直属特务连均分别进入城内围攻敌人。困守城内的伪县公署、警备大队、警察署，都经不起猛烈冲杀，纷纷缴枪投降，只有伪治安军在日本顾问川畸和团长张育焕指挥下，坚守小围寨，作垂死挣扎。曾思玉和温先星同志亲自察勘了地形及敌人火力配备，制定了总攻小围寨的战斗部署，看望了担任突击任务的5连和7连指战员，热情鼓励，希望他们在最后攻击小围寨、彻底消灭治安军的紧要关头再立新功。

这时，战斗虽未结束，但城内居民家家户户开了大门，烧了开水，插上红红绿绿的小旗，欢迎我军进城。他们向我军指战员控诉敌人的累累罪行，希望我军全歼伪治安军，解放阳谷县，使阳谷人民早见青天。本部宣传队也在大街上宣传，动员群众不要害怕，支援我军作战。纠察队在街头巷尾巡逻维持治安，城内秩序井然，我军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

26日拂晓，开始了对治安军小围寨的总攻，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冲锋号声激越响亮，炮兵开始抵进射击，轻重机枪封锁着敌人碉堡，主攻部队从四面同时开始冲锋。这时，天空雷声轰鸣，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而下。7团3连、5连、7连的勇士，冒着雷雨泥泞，几乎同时突进围寨内，与伪治安军展开了逐屋争夺战，反复冲杀拼刺，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密集的枪声不绝于耳。5连在房顶上与反扑的敌人拼杀，连长王青山端起轻机枪猛射，打退敌人反扑，不幸为敌弹击中，这个年轻的指挥员壮烈牺牲了。3连用炸药爆破，突进敌中心主碉堡，登上了伪团部固守的楼房。7连横插敌营纵深，勇猛冲击，奋力拼杀。张育焕这个反动透顶的汉奸，眼见大势已去，先开枪打死了小老婆，尔后自杀身亡，落了个猪狗不如的可耻下场。这时，残余敌人妄想向西北方向突围，被全部消灭、无一漏网，日本顾问川畸也当了我军俘虏。

经过了3个小时的激战，小围寨的伪治安军全部消灭，阳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昼夜的苦战，攻克了阳谷城和王之义伪据点，全歼伪治安军第3旅第9团和4个县的伪县公署、伪警备大队，击毙伪朝城县警备大队长刘金山以下伪军官兵近1000人，俘虏伪阳谷县警备大队长刘际春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追击炮2门、掷弹筒19具、重机枪5挺、轻机枪50余挺、步枪1600余支、汽车2辆、修械所、炸弹所及粮食、物资甚多。

7分区部队也再度攻克堂邑、莘县，歼敌近千人，使1、7、8分区连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

攻克阳谷城，激战6昼夜，我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500余人，其中有与孙连捷一起共同工作过的亲密战友、基干团政治处主任黎波，7团1营营长黄士友，3营营长李华忠，7团5连连长王青山等连以上干部15人。7团8连经在北城门楼上同敌人浴血奋战，原有120人只剩下10名战士。英雄们的热血洒在阳谷城，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人们将世世代代怀念他们。

阳谷战役的胜利，不仅解放了阳谷、堂邑、莘县全境，铲除了鲁西敌人强固的重要据点，干净、彻底歼灭了伪军主力治安军1个团，而且使我军经历了攻坚作战的锻炼，提高了作战技能，增强了武器装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1945年7月26日，苏联、英国、美国发表《波茨坦宣言》，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向日寇展开了强大攻势--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终于到来了! 苏联红军分4路向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发动猛烈攻势，于8月20日即攻克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22日攻克旅顺、大连。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50万大军，被彻底粉碎，10多年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覆灭了，精心构筑的坚固防御阵地和雄厚的战争物资基地被彻底摧毁。这些胜利，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步伐，使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新阶段。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 “抗战已到最后阶段，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收缴敌伪之武器，如敌伪拒绝投降，则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冀鲁豫军区向全区日伪军发出受降通牒。各路大军纷纷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挺进，大反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