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参加完埋炮任务，孙连捷因感受风寒，饮食失调，在向朝城以北转移时突然暴病，发起高烧，上吐下泄，战友们虽尽心照料，让其骑在马上随队转移，但连续急行军，又得不到治疗，病情日益严重。苏村战斗已不能动转，突围时幸得林虎、张克信两位战友照料扶持上马，仍时有昏迷。口中含服“仁丹”也无济于事，一夜挣扎从马上摔下两次，只有依靠坚强的意志努力支撑。次日上午到达范县城南丁大寺村，已是昏迷不醒。由于军情紧急，经政治处总支书记黎波同志请示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批准，就地安置--暂时寄托在老乡家中，待情况缓和后再送后方医院--给村长留下两袋米，20元钱嘱咐照料。这样，黎波将小孙的驳壳枪和文件包取走，恋恋不舍、忍痛告别; 孙干事便在丁大寺隐蔽下来。

部队急匆匆地离开了丁大寺，小孙感到极度空虚和孤独，象失群的孤雁无依无靠。参加部队4年来，还是第一次离开战斗的集体，而且是在敌情非常紧张，自己又身患重病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单独留下隐蔽养病，前途如何? 很难预料。

丁大寺有五、六十户人家，大都姓丁，仅几户姓蒋。村长叫丁培林，是个富裕中农，50多岁，人还忠厚、正派，丁村长将孙干事安置在村子西南角的蒋士玉家。蒋士玉50出头，尚未结婚，以卖绿豆丸子为生，只有两间草房。其弟蒋士明早已分居另过，有两个儿子。

村长将孙干事抬到蒋士玉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其换上便衣，将军服、挎包放进一个水缸，天黑时埋到村外。之后，召集村民开会，讲明八路军的一个同志害了重病，不能行动，安置在蒋士玉家。他说八路军信任我们，我们就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敌人不来便罢，万一来了搜查，就说他是老蒋头的孩子，就是敌人刀架在脖子上，我们谁也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就是我们全村牺牲也要保住这位同志。这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敌人“扫荡”过去，我们就把这位同志送回部队。这件事关系全村人的性命，谁走漏了风声是没有好结果的。全村父老都表示不论出现多大风险，都要保护孙同志的安全。

当时敌人正进行大规模“扫荡”，敌情严重，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常常一日数惊，老百姓都躲在村外沟坎树林里，正值农历腊月，遍地是雪，天气严寒，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孙连捷是垂危的病人，躺在土炕上不能动弹，饭根本不能吃，只能喂点水，大小便也在炕上。蒋士玉老伯是个善良的好心人，日夜陪伴着，对小孙尽心竭力、情同骨肉、体贴照料、无微不至。情况稍为缓和一点，又去做他的小本生意。范县隔一天一个集，丁大寺离县城8里路，他一大清早就挑着担子去集上卖绿豆丸子，晚饭后才回来。去赶集不在家，就托付兄弟媳妇来照看。蒋老伯每次赶集回来，不是给小孙买回一把挂面，就是带回两个白面馒头。经过半个多月中药治疗，加上调养，居然高烧有所减退，上吐下泄止住，能坐起来了。

转眼就是春节，“人逢佳节倍思亲”，久病之后的孙连捷，倍加思念父母兄弟--自己离开泰西一年多了，音讯全无，不知他们现在哪里? 又挂念着部队，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半个多月了没有消息，他们现在何方? 小孙整天牵肠挂肚，郁闷不快。蒋老伯看出其心事，再三安慰; 晚上俩人睡在一个坑上，盖着一条棉被，睡不着就拉家常。老人思想开通，见得世道也多，对八路军是五体投地，打心眼里佩服。他说: 自古以来没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不害民，不扰民，不欺侮老百姓。你们抛家舍业为国为民，流血流汗，还不是为的老百姓。如今你有了病，在我家养着，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你我相距几百里路，怕是请也请不来哩! 你别着急，安心养着，治好了病，想留你也留不住……俩人常说话到深夜。

范县距离朝城约50多华里，朝城的敌人是伪军文大可部。平时本部在范县一带驻扎，伪军不敢近前; 如今，鬼子大“扫荡”，部队离开范县中心区，伪军便乘机到范县一带抢粮抓丁。春节前几天，伪军文大可部一个连窜到丁大寺抢掠，有几个伪军士兵来到蒋士玉家，进门一看，两间破草房，只有一铺土炕，没有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粮食，只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半大小子奄奄一息，满屋臭气……他们一听“孩子得了伤寒病”，抽身就走，这一次算是躲过一劫。

阴历除夕，老村长送来几斤白面、猪肉、白菜、粉皮，还有两只老母鸡，安慰小孙过好春节，补养身体，快些好，早日归队。这几天，孙连捷的身体好了不少，又有了这些东西，和蒋士玉老伯、蒋士明一家，过了一个不错的春节。

春节刚过，朝城伪军又来抢掠，这次是拂晓包围、挨家挨户搜查，几个如狼似虎的伪军，冲进草房，把孙连捷身上的被子掀掉，拳打脚踢拖到村公所。村长向伪连长求情，这是老蒋头的孩子，父子俩靠卖绿豆丸子为生，孩子病了一年多，是死里逃生，现在病得不行。

这个伪军连长刁钻凶狠，猛地用马鞭子抽打小孙的头和脸，张口就骂: “妈拉巴子，分明是个小八路，还装什么洋蒜，把他给我吊到树上狠狠打。”几个伪军士兵七手八脚把孙连捷捆绑吊到一棵枣树上，用木棍枪托狠打。

伪连长凶神一样狼嚎: “你他妈的，小杂种姓什么? ”

“我姓蒋。”

“叫什么? ”

“叫蒋玉生。”

“今年多大? ”

“16岁。”

“念过几书? ”

“从小没念过书。”

“当了几年八路? ”

“我从小跟着爹卖绿豆丸子，不是八路。”

“你他妈别骗我，我一看就知道，卖绿豆丸子哪有这细皮嫩肉的? ”

老村长帮小孙说: “他病了一年多，没下过地这我们都知道。”

伪连长不信，喝令伪军继续狠打; 此时孙连捷已昏迷，口鼻流血、耳鸣眼黑，只觉天旋地转。

正在这时，蒋老伯领着一帮子老大爷、老大娘进来院子，一齐跪下向伪军连长求情: “长官，这孩子确实是蒋老头的孩子，已经病了一年多，怎么能是八路呢? 我们以全村人的性命担保，求您高抬贵手，放了这孩子吧! ”

老村长乘机把伪连长请到屋里落座，对蒋士玉说: “天这么冷，长官还没吃饭，你快去预备一下，请长官吃点点心。”随即倒茶点烟。一会儿蒋老伯送来酒菜和两大盆绿豆丸子。老村长说: “这孩子是蒋家独苗，哪里会是八路呢! 他得的是伤寒病，这种病传染，求您老行行好，把孩子放了吧! ”说完塞给伪连长一把票子。吃喝完了，伪连长装模作样对看押小孙的伪军说: “看村长的面子，全村人担保，他又有病，就把他放了吧! ”这样，孙连捷才被放下来，一下子扑倒地下，不能动弹。蒋老伯和几个老大爷七手八脚把小孙抬回去，请老中医把脱臼的两侧肩胛骨接上，对遍体鳞伤进行敷药治疗。

当天晚上，老村长就对小孙说: “孙同志，今天的事真险啊! 不是我们不留你，是已经暴露了，这里不安全了。八路军同志信得过我们，你要在俺们这里出了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孙连捷感谢老村长和全村的救命之恩，真是再生父母、骨肉情深，眼下病已见好，不能再给乡亲们添麻烦，自己还是去找部队，商量好次日启程。当晚，蒋士玉、蒋士明两位老人，又陪小孙长谈至深夜，说不尽、道不完的眷恋之情……

第二天早晨，老村长给孙连捷送来一件棉长袍、一顶帽子、一双布鞋、一个背搭、还有一盒点心、十几个鸡蛋、二斤馒头和20元钱，小孙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拄着一根棍子，离开了永世不忘的丁大寺村。老村长、蒋士玉、蒋士明三位老人家为其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千万小心，找到部队后搭个信来，他们好放心。小孙含热泪，千恩万谢，挥手告别，开始了艰难险恶的孤独行程。

离开难忘的丁大寺村，农历正月寒风呼啸，卷起的黄沙遮天盖日，天昏昏、地茫茫，在这沉寂的旷野上，不见行人，没有飞鸟，久病未愈、身体虚弱的小孙，孤身一人，拄着棍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蹒跚行进。开始，向东南方向黄河大堤附近旧范县、田堌堆一带走去，30多华里走了一天，真是筋疲力尽。渴了找老乡讨碗水喝，饿了吃块干粮，走走歇歇，一坐下就起不来。孙连捷强使自己挣扎着站起来，只觉得头昏眼花，但也得摇摇晃晃地继续上路。这一天，到处探问，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打听不出来。天黑了，到哪里落脚呢? 大村子不敢住，就找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开了一家老大爷的门。老大爷开始不敢收留，好话说了不少，看到小孙不象坏人，而且是个半大孩子，才答应在他家地下铺点谷草过夜。

第二天，孙连捷告别了老大爷，顺着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走，心中又急又气，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行行复行行，艰难的路程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腿软得直打颤，脚象灌了铅，全身被打的遍体鳞伤钻心疼痛，只觉得天昏地转，拄着棍子一步挪不出四指。这一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走了十几里路，就再也走下动了，只好找个老乡家哀求落脚。

第三天，依然是任何音讯都没打听到; 晚上睡在一个村子外边的破庙里，又冷又累，狂风怒吼，吹得心寒透骨凉，沙土落满了全身。干粮吃完了，水也没有一口，下无铺上无盖，只好蜷缩在墙角里，任凭风沙吹打，冻得瑟瑟发抖。孙连捷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时辰，猛然听到旷野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狼叫，那一声声恐怖凄厉的吼叫，使人毛骨悚然。小孙心里盘算，自己抵击野狼的武器，只有随身拄着的棍子，估计一条狼都难对付，要是一群就没法了。这时，不由想起了从前听人们议论过: 狼是铜头铁尾麻杆腿，便琢磨着怎样才能狠打狼腿。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这样总是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遇到敌人怎么办? 要不然就回泰西吧! 回家治好了病再说! 可转念一想: 这不行，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革命干部，眼下的困难比起红军长征的经历，又算得上什么! 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能贪生怕死当逃兵。想到入党誓言，想到为革命光荣献身的烈士们，不由得为自己产生怕困难的卑劣念头感到羞愧……此刻，小孙的思想豁然开朗，陡然之间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决心爬也要爬回部队去。

孙连捷一夜未睡。天亮以后，离开破庙往前走，额头格外昏沉，眼冒金花，全身疼痛，软弱无力。这一天，情况更坏，总共只走了七、八里路。就这样，小孙孤独、艰难地在黄河两岸流浪着……

坚持了数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随身带的干粮和鸡蛋、点心都已吃光，偏又在荒郊野外遇到3个坏人，把棉袍、帽子、背搭、20元钱全都抢去，还把小孙打了一顿。其后，饿得是头昏眼花，有气无力，连爬也不想爬了;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一路乞讨要饭。一些大爷、大娘见他可怜模样，有的给一个生红薯，有的给一块窝窝头，有的给半碗米汤。真是十分苦难，病情又加重了; 可是，不仅找不到部队，连音信也打听不到。

到了第八天，确已筋疲力竭、山穷水尽，上午进到一个叫孔那里的村子，两个身着便衣带枪的年轻人，突然把孙连捷抓住，押进一个院子，有两个人从屋里出来审问: “你从哪里来的? ”

小孙有气无力地回答: “从济南来。”

“你是干什么的? ”

“我在济南学徒，家里老娘病重，回家看老娘。”

“你家在哪里? ”

“我家在范县城南丁大寺。”

“你叫什么名字? ”

“我叫蒋玉生。”

“你爹叫什么? ”

“蒋士玉。”

“你怎么这个熊样! ”

“我在路上遇到坏人，把我的东西、棉袍和钱全抢光，还把我打个半死。我什么都没有了，又有病，只好讨饭回家。”

“你小子一定是鬼子派来的探子，你老实说是不是汉奸! ”

“老总，你看我哪像汉奸，谁要我这样汉奸? ”

“混蛋，你小子不老实，别装蒜，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说实话。”

说着，这两个人就动了武，拳打脚踢，还叫押小孙进来的两个人用绳子将其捆绑吊在一棵树上，皮带抽、棍棒打。孙连捷鼻口流血、浑身疼痛，一下子昏死过去。他们把小孙丢到一间土屋子里，直到下午才缓醒过来。一看房里还关着5个人。天快黑时，进来一个人发给每人一个高粱窝窝头，提来一瓦罐凉水。孙连捷不能吃，也不能动, 只好求人喂几口水。真是酸痛难忍、心乱如麻，闹不清他们是什么人? 是八路军游击队，还是汉奸土匪?

第二天，押孙连捷出去继续审问，这次换了人，是个当官的，还是问那一套，不过这次没有动手。小孙央求他们放了自己，他们不肯; 要求见长官，他们又不许; 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也不告诉; 真是无可奈何。

当天天黑后，他们把孙连捷等6人用绳子捆好栓在一起，押到村外一个场院边上坐下。小孙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再仔细听听，没错，是他，一下来了精神，竭尽全力，大声喊叫: “邹鲁风! 邹鲁风! 你快来，你过来! ”押解的人打了一枪托，不准出声，小孙忍住伤痛继续大声喊叫。场院内集合着200多人都惊呆了，纷纷站起来张望，这是什么人，大声喊叫专员的名字? 邹鲁风的警卫员李迎瑞（孙连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跑过来，一看，马上喊道: “是孙干事绑在这里! ”邹鲁风急忙跑过来、解开绳子，小孙又是高兴，又太虚弱，站立不住，一头昏倒在邹鲁风怀里，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时才知道关押、捆打、审问孙连捷的是鲁西第二专员公署公安队的人员，公安队队长、指导员知道闯了祸，在小孙身边连连赔礼、道歉。

真是巧合，4年后孙连捷任冀鲁豫二分区特务营营长时，这个公署公安队编为第2连，捆打他的那个班长孔祥瑞已经当了排长，那个战士刘长江更是当了自己的警卫员。

提及此事，俩人便很不好意思，一再检讨、赔礼道歉，坦言其时年青幼稚、头脑简单，出于对鬼子、汉奸的刻骨仇恨，认为孙连捷是从济南来的保准是汉奸无疑，所以感情用事，乱来一通--当时，基层斗争残酷、牺牲巨大，普遍存在一种乱捕乱杀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连长、指导员都可随便乱杀人，后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捕乱杀，才算纠正了这种错误--幸亏那天遇到邹鲁风，不然当天晚上公安队就准备把他们6个人当作汉奸杀掉。孙连捷那么一叫，不仅自己没被糊里糊涂地杀了，连那5个所谓的汉奸嫌疑犯也幸免一死。

流浪、乞讨的苦难日子整整10天，倍尝了忧虑、饥饿和恐惧，如今可算是熬过来了，又回到革命大家庭，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队伍准备出发，但孙连捷连马也不能骑，邹鲁风遂吩咐公安队捆了一副担架抬着行军; 又告知: 春节后军区政治部曾到丁大寺找过，知其已离开，但无下落，便发电报给泰西分区李冠元政委和二专署（当时邹鲁风是二专署专员）查找，现在可找到了，立即向军区报告。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接到报告后，派林虎来看小孙并通知卫生处，要求急送后方医院。邹鲁风派专署公安队一个班抬着小孙走了30多里才找到后方医院二所。

说是后方医院，可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医院的影子，只是分散在黄河岸边的几个村子里，没有病房，只在黄河故道的大堤根部挖成一个个小土洞，洞顶用木板顶住，下边铺些谷草，用木板做成门，里边只能放一个伤病员，白天不看病换药，晚上医护人员来带点稀饭干粮。大小便都在洞内。空气之稀薄和污浊可想而知。军区卫生处长李弈（陕西蓝田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卫生局长、铁路总医院院长）原是运河支队卫生队长，二所副所长秦国贵（贵州人，1935年参加红军，原运河支队卫生队看护长)，两位亲自为小孙诊治。到二所后，孙连捷病情急剧恶化，高烧几天温度不降，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即使喝水也吐，肚子涨得像个脸盆扣在上边。李弈同志甚为焦急，决定将其抬回村内请中医诊治，孙连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喂了几剂中药并不见效，死神一次又一次在招手，医护人员也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但小孙还没断气。李弈焦急万分，又派人从外地请来一位老中医，他医道高超、经验深厚，决定“先泄后补”果然奏效，排出的大便是黑色的液体、腥臭异常。连续服药20多天，把小孙救活过来，并逐渐好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处的战友时常来看望，军区首长还批了一部分钱，要医院买鸡、鸡蛋、挂面增加营养，恢复体力。其时已是1941年4月，大地回春，处处一片生机盎然。渐渐地，孙连捷的眼睛能看到东西，耳朵能听到声音，能够进食，也可以在床上坐起，但身体还是极度虚弱。

从1月中旬开始病倒，3个多月没有理过发、洗过澡、换过衣服，浑身又脏又臭，头发又长又粘、滚成一团，身上长满了虱子，真是没有人样。现在，病情慢慢好转，医护人员给小孙彻底进行了清洁卫生，剪去了头上的毛团，擦洗身子，剪了指甲。医护人员都非常高兴，认为孙连捷能够起死回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 由于重病卧床时间太久，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甫一下地，小孙站都站不住。只好由医护人员搀扶，一步一颤地学习走路，经过半个多月的锻炼终于康复。

4月下旬，林虎、张克信同志来接孙连捷出院; 之后，小孙将3个多月的经历如实地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军区政治部进行了审查，确认这100多天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无数折磨。政治部王辉球（开国中将，曾任空军政委、沈阳军区顾问）副主任、组织科长范阳春（开国少将）同志表扬了小孙对党忠诚、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对敌斗争顽强、经过考验、矢志不移、精神可嘉。军区政治部于5月5日学习节（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授予孙连捷“学习模范”的荣誉。领导还告诉小孙，敌人“扫荡”还未结束时，就派侦察员到隐蔽的丁大寺村去接人，扑了个空，不知下落，军区首长很着急，就发电报给一军分区，李冠元同志亲自到孙家，但没有回家，就宣告他“失踪”下落不明。他父母急得要命，想到湖西来找人。过了一阵，接到邹鲁风报告，军区首长又发电报给李冠元转告孙家，告知平安无事，要家里放心。这些情况，使小孙对组织的关怀感动不已。

1943年到1945年，孙连捷每年都去丁大寺村看望蒋士玉老伯。老人家生活得很好，还结了婚。政治部的同志带了礼品去感谢他和老村长，把孙干事一个月的医药费和伙食费送给蒋老伯。1993年12月，孙连捷再次回到丁大寺村，专程看望救其于危难之中的父老乡亲，蒋士玉、蒋士明以及老村长丁培林均已去世，蒋士明的儿子蒋本隆、蒋本善也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还记得孙连捷的名字，孙连捷站在他们面前，使在场的人惊喜异常，大家叙谈很久，真是感慨万千。

爱民如子汤恩伯

寸土不让张汉卿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著名的羊山集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66师，这个战役应该比抗战时候羊山战斗著名的多吧。我小学时候每年清明去烈士陵园扫墓，里面都是羊山战役牺牲的烈士，绝大部分没有名字

46、47年，刘邓大军转战鲁西南，七战七捷。歼灭国军32个旅，40万人。

为了庆祝伟大胜利，刘帅特作《记羊山集战斗》七律一首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40万人，快赶上淮海战役了！鲁西南战役只消灭了敌人9个半旅约6万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90.htm

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里才不会干涸。

“三十年以来”，有多少因为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新四军战士、解放军战士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革命队伍中……

一年之间，七战合计

都是脑袋别在裤带上呀

抱歉

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斗争形势持续恶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1年7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同志任政治委员。杨勇同志赴廷安，肖华同志调115师任政治部主任。教导3旅由王秉璋同志任旅长，曾思玉同志任政治委员，下辖7、8、9团建制未变。孙连捷仍在旅直政治处任青年干事。

在百团大战和之后的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不断组织巡视团（即八路军总部巡视团），由野战政治部领导，奉总部之命回旋于各敌后根据地--巡视团总人数不超过100人，大多是经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优秀学员，可谓八路军的瑰宝--既是一支促进总部与各军区联系的队伍，也是一支机动加强各地军政实力的重要力量。罗瑞卿、余秋里等同志先后负责过此项工作。

1941年春末夏初，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了巡视团，由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辽宁庄河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上将）同志、总部参谋处长阎揆要（陕西佳县人，黄埔一期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任正、副团长，带领总部一批干部到冀鲁豫军区巡视工作，任务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帮助指导部队建设，提高部队军政素质。集总巡视团和冀鲁豫军区党委研究，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集中全军区连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轮流训练，学习中央决定，组织对照检查，增强干部的党性。

军区轮训队第一期，由周桓、苏振华、崔田民（陕西绥德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亲自组织领导--阎揆要任大队长，王焕如（陕西长安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队，由集总巡视团的同志担任队长、指导员。

参加学习的有教3旅、新4旅、教7旅、南进支队（即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和7个军分区的连以上干部共40O余人。教3旅参加第一期学习的有李觉、惠毅然、王正南、吴忠、杨昆、徐仲禹、晋士林、张心田、安守田、田平、布克、曾长柏、文立、周家鼎、黎波、李程、邱克难、赵生瑞、余述麒、于秀卿、霍连振、焦剑侠、李鲁民、张杰、乔杰、董君水、林虎、张健、苏尚骥、田少单、沙克，师仲伟和孙连捷，共33人。孙连捷和徐仲禹（江苏铜山人，1939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赵生瑞编在一个班。轮训队住在观城南边将军砦，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志（连、营、团级都有)一律不准带乘马、警卫员和短枪，每人背一支步枪、一个背包、一个挂包，自己站岗放哨，轮流帮厨做饭，完全过普通一兵的生活，这本身对大家就是一个锻炼和再教育。

学习开始，由苏振华政委作动员报告，他讲了学习目地、内容、方法和要求。轮训队完全实行抗大的一套制度和作风，对学员要求极其严格，要大家放下干部架子，自觉遵守纪律，专心一致，增强团结，互学互助，共同进步，完成学习任务。

接着，由周桓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他联系实际，对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要求所有参加轮训的学员，都要按照中央决定，联系自己的实际对照检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传达报告共讲了三个半天，使学员们思想震动很大。

中央决定中指出: “这些倾向，假如听任其发展，就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大家回顾了抗日战争以来4年的历史，我党我军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建立起19块抗日根据地，部队的干部都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但因斗争十分紧张，忙于战争和各项工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很浮浅，党性不纯或缺乏党性的现象大量存在。例如: 有的同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和上级，对一些重大问题随便表态发言，违背中央精神; 有的在组织上自成系统，目无组织，实行家长统治，不遵守集体领导，搞独立王国，在对待干部上毫无原则，任人唯亲; 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实事求是，不肯埋头苦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生活上贪污腐化、挥霍浪费、摆官架子等等。这些现象，在学员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表现。

参加学习的同志，都以中央决定为镜子，对照检查了自己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孙连捷着重检查了思想意识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突出地集中表现在1940年“五四青年节”所犯的严重错误。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自觉地认真检查，全组同志对每个人的检查都进行了热情诚恳的帮助分析，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大家心平气和，不迫不逼，没有无限上纲、戴帽子、打棍子。实际上这是在“整风运动”之前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家看清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心悦诚服。

同志们反复学习中央决定，认为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对照检查每个人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主要是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切实克服党性不纯和没有党性的现象，达到增强党性的目的。孙连捷的体会就是真正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绝不要自私自利，狂妄自大，自满自足; 要具有大公无私，忠实积极，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要力戒骄傲，力戒浮夸，纠正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学习与工作脱节，空话连篇，夸夸其谈的现象; 更加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增强自己的党性，做一个好党员，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问。

和许多同志一样，这是孙连捷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比较系统的学习，也是第一次认真讨论党中央决定，并对照中央决定检查自己党性纯洁的问题，对自己进步成长促进很大。通过这次集训，收获很丰富，真正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两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1941年9月，同志们满怀信心走上新的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

唉~~~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片领土后，于6月22日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南亚诸国后，于12月8日挑起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一再拉拢与之和谈; 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分化，竭力挑拨国共冲突。为了巩固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大批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在华北连续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

国民党当局在复杂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对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新的“围剿”。1941年1月7日，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竟然进一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至于华北地区，1939年蒋介石为了加强沈鸿烈的权威，在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任命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蒋介石更加忠诚拥戴。其在山东所作所为，都是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

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与共产党的武装联合抗日。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推行--竭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统一政令”、“统一军令”; 大肆叫嚣“防共”、“限共”、“反共”，“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沈鸿烈深体其意，根据这种精神，指责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游而不击”，由联共逐渐走向反共，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布后，他更是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共--在党、政、军各种会议上讲话，在各种文电中，十分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亡于日尚有恢复之望，亡于共必无葬身之地”，“宁可匪化，不可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庆父不除，鲁乱未已”，“灭此朝食，出民水火”等等，号召积极反共。

从1940年春开始，沈鸿烈在山东各地制造磨擦，最初还有所顾忌，比较隐蔽，规模也较小，及至“皖南事变”后，公开地、大规模地磨擦普遍展开，在鲁西北同陈光、杨勇，在鲁北同肖华，在鲁东同罗荣桓，在鲁南同廖容标（江西赣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以及各地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部队进行磨擦，但每次磨擦，都是以失败告终。

鲁东和鲁南两个山区，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中央特派卢斌（湖北黄冈人）来鲁协助沈鸿烈反共。卢斌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曾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沈鸿烈派卢斌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负责指挥七、八、九三个专区及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党政军反共，派刘慕琨及八区专员厉文礼为副主任。1941年因内部矛盾，厉部哗变，卢、刘同被击毙，沈鸿烈在鲁东的反共部署彻底破产。鲁南是沈鸿烈亲自负责指挥，在蒙阴、莱芜一带，与廖容标部拉据一年多，伤亡很大，地盘日缩。反共的结果是沈鸿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感到难以继续; 乃于1941年冬，由教导团护送去渝，经过九天的昼伏夜行，到了河南夏邑附近，突遭日军伏击，几乎送了性命，最后抵达汤恩伯的防区。

当时，冀鲁豫边区面对着日、伪、顽、会（道门）、匪（土匪）的夹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军队主要有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队4万余人（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活埋处决，后者继任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部2万余人，国民党苏北挺进军冯子固部1.3万余人，朱世勤部1万余人。此外，还有丁树本、杜淑、齐子修、孙秉贤等部，少则2、3000人，多者5、6000人。他们各霸一方，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反共反人民、消灭八路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方面则是统一的、联合的。本部与日伪军作战时，他们往往配合日寇从背后杀来。特别是孙良诚公开投敌后，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他的部队长期盘踞在成武、定陶、曹县一带，猖狂进攻根据地，奸淫烧杀、抓丁抢粮，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恨之入骨，其中最疯狂的是段海洲部8000余人，本部经过三面夹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洲部歼灭。

冀鲁豫地区7个军分区，都是在日、伪、顽的分割包围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土顽部队，他们大都是由地主、豪绅、恶霸分子的头面人物指挥，是一批凶恶狡诈的地头蛇。另外，还掌握着一批地方民团和会道门，有相当深厚的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你打他一下，他收缩一点; 不久又死灰复燃，不容易彻底消灭--对根据地危害极大。

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形势日益恶化，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部队减员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斗争环境极端困难。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结果被红军歼灭了1个旅，遂托病离开前线。其部后随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在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为此，高树勋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避难。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将军一同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再度逃回天津英租界隐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高树勋接受北平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卢沟桥事变”后，他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整编，组成河北省暂编第1师，自任师长。1939年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军团第1军，高树勋任军长，受石友三指挥。1940年，第1军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新8军，高树勋任副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石友三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

高树勋与石友三相识于微时，是结义兄弟、交情不浅; 后者与日军勾结后，数次将高树勋部队行动计划通报日军，并劝其一起投靠日军。高树勋不愿做汉奸，两人矛盾日深。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亦为西北军出身，资格老、威望高，曾是石友三、高树勋的长官。闻知石、高芥蒂日深，便从中斡旋，约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驻地开会，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乘开会之机，将众叛亲离的石友三抓获，当夜活埋其于河南濮县柳下屯村外。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毕广垣担任第69军军长。第三十九集团军拥有两个军，总兵力近4万人，各种炮20余门、轻重机枪400余挺、步枪2万余支，曾多次进攻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多次遭受抗日军民的打击。

高树勋虽然反共积极，但是还有爱国之心，一直拒不投降日军。1942年5月，孙良诚投降日寇后，日军为迫使高树勋投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调集步、骑、炮兵近万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新8军驻地濮阳、濮县一带。由于高树勋部缺乏对日作战准备，又自恃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当日军大部队突然袭击，猛烈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土木工事顷刻土崩瓦解，深沟高垒被削平时，官兵伤亡惨重，乱作一团，纷纷向八路军根据地溃退逃避。冀鲁豫军区和教3旅首长，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到高树勋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便不念旧恶，给予帮助和支持--危难之际，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发动群众为其部队带路、筹粮，供应肉菜、烧柴，对其流散人员及武器收容后送归原部。还派教3旅队训科长王正南同志，持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到高树勋的司令部与其谈判。高树勋亲自接待了王科长，对八路军不念旧恶，团结抗日的热忱表示感谢。王正南同志向他通报了敌情，对其坚决抗日、不投敌卖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钦佩，并根据斗争形势指出正确出路: 如要真正抗战救国，就必须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不反共、不害民，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如果还有难言之苦，不便公开与八路军密切合作，联手对日作战，则原驻地濮阳一带很难立足，日寇绝不容其在陇海路近侧安身，那就只有越过陇海铁路退往河南，与国民党汤恩伯集团靠拢，八路军绝不阻拦，而且将给予协助。高树勋踌躇良久，思考再三，决心越过陇海路南下。临别时，他拜托王正南同志转告杨得志司令员: “八路军对我高树勋仁至义尽，不念旧恶，真诚相助，高某从今往后，绝不和八路军作战，请杨司令相信我绝不食言。”遂率部队进至曹县以南，在教4旅掩护下，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向河南转移。

在共产党的长期争取教育下，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部队1万余人，在河北省马头镇举行了战场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军长。这一正义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政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1年9月，在军区轮训队学习后，教3旅政治部决定调孙连捷到7团接替马忠恕同志任团青年干事，对小孙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鼓舞的决定。

从不停止战斗的脚步，

高高举起胜利的旗帜。

我们歌唱你啊!

人民敬仰的七团。

从井岗山到陕北，

从冀鲁边到鲁西，

七团擂动响亮的战鼓，

反动派的铁壁化为泥。

一个个残害人民的敌军，

在闪亮的刺刀下丧魂失魄。

数不清的深沟高垒，

被七团的铁拳粉碎。

最坚固的碉堡围寨，

英雄的巨掌下摧毁。

日本武士道的魔鬼，

再也征服不了中华。

您们的丰功伟绩，

给人民带来胜利的欢笑。

艰难困苦的岁月，

锻炼了你们钢铁般坚强。

光荣的七团啊!

您们是党的一支英雄武装。

7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军团。这首歌颂7团的战歌，是鲁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姜思毅（天津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88年中将）和宣传股长董洪明同志编词并谱曲的，形象地反映了7团的英雄战史。

7团，这一支英雄部队，前身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于湖南亲自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武装，参加了井岗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林彪、罗荣桓元帅曾在这个部队担任过军事和政治领导。在中央苏区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一军团第2师5团，曾获“军政双优、全军第一”的光荣称号。在粉碎国民党军5次“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是全军闻名的“夜老虎团”。抗日战争中改编为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肖远久，政治处主任邓华。在平型关战斗中立下不朽功勋。平型关战斗后，343旅副旅长周建屏率685团2营（营长曾国华）进军至河北平山，与当地党组织的游击队合编，组成115师第五支队，1938年春，参加了粉碎日寇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战役; 5月由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带领进军到冀鲁边区，与津浦支队、三十一支队合并成挺进纵队，开辟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包括沧州以南、德州以东、济南以北之庆云、盐山、东光、南皮、乐陵、无棣、宁津各县）。1940年春，南下参加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役后，改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5团; 10月又改编为115师教导3旅7团。

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经历数百次战斗，皆能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机智灵活地完成战斗任务。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频繁，部队都象钢铁巨人，拖不垮，打不烂，始终保持饱满的战斗热情，昂扬的胜利信念。部队善于长距离奔袭、夜战、近战、白刃战，一直保持“夜老虎”的英名，赢得了荣誉。多年来在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也培养出许多优秀干部。

人们常说，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怕苦怕累的软骨头，在7团是不能存在的。能够到这个红军团去工作，是党的信任，也是自己的光荣。孙连捷对于能够成为这个英雄集体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

孙连捷到7团工作时，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江西瑞金人，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少将），参谋长程政杰。1营营长温先星（江西石城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教导员王定烈（四川宣汉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2营营长齐丁根（江西进贤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少将）、教导员王猛（河北盐山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4年少将），3营营长黄兴华、教导员江立贞。

其时，7团政治处主任是钟学林（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副主任李觉（山东沂水人，1937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少将）。团政治处的成员还有总支书记江昌华，组织股长梁迺强，组织干事于秀卿，干部干事李廉泉，统计干事李连克，锄奸股长巫金标、锄奸干事刘金池，俱乐部主任黎波，教育干事李澄，宣传干事李钦泉，敌工干事史坚，民运干事张维商，副青年干事刘存智（山东庆云人，1939年加入共产党。88年中将），技术书记李本信。虽然人不多，但大家热情高，工作很努力，经常深入连队，与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帮助连队工作，不搞瞎指挥，不说空话。因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都十分扎实; 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红军时代的传统，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威信很高。青年工作也很活跃，做为党支部的助手，在保证行军、作战、训练、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开展识字活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不闹，轻伤不下火线，是朱德青年队的好传统; 不吸烟、不喝酒、不发牢骚讲怪话是自觉遵守的好习惯。一批又一批的朱德青年队队员参加共产党。为党输送新鲜血液。许多青年队员成为战斗英雄、学习和工作模范，被选拔为班排干部。

1941年以来，对敌斗争愈加尖锐复杂，根据地不少地区被敌“蚕食”占据，活动面积急剧缩小，部队兵员显著减少，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战斗更加激烈频繁。如何战胜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度过难关，是每一个指战员都十分关切的大事。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回顾抗战5年来的历史，抗战大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之前所运用的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形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战争经验已经证明，在敌寇不断“扫荡”、“蚕食”、围困下，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在减少，群众负担加重。如果不实行精兵简政，紧缩队伍，依然保持庞大的机关和大量非战斗人员，群众的沉重负担定难持久--人穷财尽--最终是要失败的。

敌寇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摧毁本部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每个根据地内脱离生产的人数与根据地的人口数量应有一定的比例，人民才能供养得起。超过一定的限度，人民负担过重，必然出现“塘小鱼多”的困难，甚至出现“塘干鱼死”的可怕结果。现在采取紧缩政策，就是要粉碎敌寇实行“竭泽而渔”的阴谋，使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延续。

战争的实践还证明，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是战线不固定，强大的敌人控制了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掌握现代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程度高，行动快速，进攻的突然性大，这就迫使部队和机关的流动性加大，不仅庞大的机关行动困难，就是战斗部队中非战斗人员多、行动笨重也为频繁的战斗所不允许。

当时实行精兵简政，最大的困难和阻力还是干部自身对这一生死攸关的根本政策不够理解，对中央这一英明决断的现实意义认识不清，对眼前的紧缩和未来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未能摆正，仍然习惯于抗战大发展时期那一套活动方式和工作作风，对个人的去向和前途存在种种考虑。

究竟这一重大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

大家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开展了认真学习和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是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想站稳脚跟，战胜困难，不被日寇消灭，只有紧缩自己，使之适应变化了的严峻形势。这种改变是为了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存了骨干，就会有未来的大发展。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更加精干，锻炼得更加坚强，则胜利与发展才会更有保障。所以，精兵简政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根据形势全面考虑，切合实际而又照顾到将来发展的正确决策。历史证明，只有真正全面理解中央的政策，才能积极主动、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在实践中往往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取得了胜利，才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

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规定: 主力军应停止发展，军事建设的重心放在强化地方军与发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上面。并且规定了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包括军队），不能超过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要求紧缩上层，减少中层，充实连队，加强基层。简政的中心问题是调整组织，裁并机关，减少冗员，提高办事效率。精兵简政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联系起来。因此，精兵简政政策是一个全面的纲领，综合的措施。

精兵简政涉及到每一个同志，从七团这一个团来说，变化也是很大的--大团改为小团，营一级建制撤销，12个步兵连合并为5个步兵连; 团直保留了1个特务连（包括侦察、通讯、警卫3个排）、1个机炮连（重机枪、迫击炮）、1个轮训队（轮训班、排长）。团直机关（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卫生队）也大为精简，政治处取消了股，只设7名干事。机构裁撤合并后，干部多余不少--有的下放连队加强基层，有的上陆军中学学习，有的参加轮训，有的调地方武装。

1942年1月，孙连捷调到5连任副指导员（专职支部书记），半年后又调到2连任副指导员。经过精兵简政，七团的士气更高了。

1942年9月，正是仲秋季节，天高气爽，分外宜人，根据地人民忙于收割庄稼，到处一片忙碌景象。青纱帐一片一片地消失，部队赖以游击活动的天然屏障不见了，按照以往的规律，每年秋季敌人都要进行“扫荡”; 因此，粉碎日寇秋季大“扫荡”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利用这个空隙，教3旅举行了比武大会，抽调7、8、9团的第1连和轮训队参加，检阅各团秋季练兵的成果。大会进行了1个星期，胜利结束。

此时的7团2连，在温先星副团长率领下，活动于郓北地区，监视郓城敌人的动向，打击敌寇的抢粮，保卫根据地的秋收。9月26日拂晓，2连经过一夜行军，到达敌人据点侯集西北的一个小村隐蔽，并派出便衣侦察员监视日伪军的活动。本部所在的这个村庄，只有30来户人家，临近黄河大堤，四周距离其他村庄较远，地形开阔。便于观察情况。队伍休整了一天，平静无敌情，即未转移。当天夜间，大家正在休息，查哨的3排长张建堂把几个连干部叫起来，报告发现敌情，孙连捷当即跟他到村南头观察，只见一队人马沿着大路向西急进。究竟是日本鬼子? 还是汉奸队呢?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无法判明。这时，村东游击哨也派战士报告: 听到村东边2里多路的大路上有敌人的骑兵自南向北行进，还有车轮滚滚的声响。孙连捷感到情况不好，赶快向温副团长报告，并和昝长绪连长、郄晋武政委研究2连的应急行动。天已破晓，情况虽然不明，但估计是敌人秋季“扫荡”开始，而不是小股敌人抢粮抓丁。从敌人行进方向判断，其目标是中心区范县一带。考虑到本部隐蔽的村子小，目标也未暴露，可暂不转移，继续观察，部队分排集结做好战斗准备。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叫嚷要把华北变成其“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日益残酷。敌人把消灭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我军主力，作为主要目标。1942年“五一”，即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荡”。在战术上，敌人除采用过去的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复搏击等方法外，重点采取了“铁壁合围”战术，将其作为对付我军的主要手段。这种战术，布置周密，通过侦察判断、精确地定下合击目标，然后调集部队从各个方面同时出动，布成并列纵队（即所谓“梳子队形”）逐渐推进，逐渐紧缩包围圈，最后在一个中心点合击。同时还于半途设伏或袭击，不断把抗日军民向中心点驱赶。再派几架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制造恐怖气氛。每一支部队到达指定的集结点后即开始分兵，1个大队为1支队，每支队分4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2路或3路纵队，分进合击。一处发现目标，其他各处即向此处奔来。各路士兵分别手持红、黄、兰、白、黑种种颜色不同的旗帜，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其部队的假象。

上午8时许，从2连驻地西边、西北、北边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大炮轰鸣，声如巨雷，鬼子飞机在上空盘旋，不断俯冲扫射，狂轰滥炸。战斗的中心在黄河故道以北旧范县一带，距离2连约10多华里。为了进一步观察情况，孙连捷爬上村边一棵大树，眼见在村子西北的黄河大堤上，有鬼子和伪军的巡逻队，枪上的刺刀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全神贯注地面对着黄河故道，估计就是敌人合围的外圈。在那附近，鬼子骑兵，穿梭一样往返奔驰，封锁着所有道路; 鬼子步兵，一队队举着各色旗子，嗷嗷狂吼着向前推进，气势汹汹。

这就是日寇对鲁西抗日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九二七”“铁壁合围”大“扫荡”。边区党、政、群后方机关、学校被紧紧包围在不到3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敌人的这次大“扫荡”，较之往年秋季“扫荡”来得快，而且调兵遣将部署严密，悄无声息，本部军事竟无察觉，因而十分突然。

各路进攻的敌人按照统一部署、指定的路线和时间分进合击，根本不理会地方武装小部队、民兵的阻击袭扰。上午10点多钟，合围圈形成了，各路敌人靠拢，距离达到彼此火力可以互相交叉的有效射程以内，把根据地10多万军民挤压在越缩越小的包围圈内。惊恐的老百姓呼儿唤女，满地乱跑，到处是凄惨的呼叫。包围圈内各个村庄和道沟里，逃难的人们越聚越多，人们牵着牲口，推着小车，挎着包袱，提着篮子，挤了个水泄不通。随着鬼子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密集的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大地，受伤的人们发出痛苦的呻吟。鬼子的步、骑、炮兵从四面八方向合围圈中心压缩，枪、炮声狂风暴雨般地呼啸，坦克、装甲车的轰鸣震耳欲聋，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向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挥舞屠刀，发泄着兽性的疯狂。凡是鬼子经过的合围圈内的大小村庄，房屋都被燃烧，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切化为灰烬，人们被逼得无处藏身，无路可走。一片慌乱惊恐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出于对人民军队的无比信任，他们将求生的唯一希望寄托于人民子弟兵。紧紧追随着部队，部队走一步，他们跟一步，在村里、道沟里行动着，这生死相依、血肉相联的军民情谊，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酷考验。

教3旅政治委员曾思玉同志。率领3个连和3个团的轮训队，被包围在合围圈内，这是唯一的一支不足800人的作战部队，在旧范县、甘草堌堆、田堌堆、沙堌堆等极其狭窄的地带，与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血战。节节抗击着敌人的进攻，尽力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争取时间掩护着紧紧地集拢在一起的党政群团体、陆军中学和群众。他们在连天的炮火中，苦战半天，十分疲惫，而炎热的秋阳，晒得沙滩灼热炙人，汗水湿透衣衫，渴得嗓子冒烟，但敌情越来越严重，情况越来越危急，合围越来越紧，象铁桶一样把队伍箍得喘不上气来。鬼子的各色旗帜插遍村头、旷野，鬼子的狂喊乱叫声声可闻。下午2点多钟。在甘草堌堆以北道沟里，寿张县基干大队大队长黄士友，发现东北方向有鬼子大队骑兵，后边还有坦克，不能再向东北转移。情况不容再迟疑，必须立即组织突围，突围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存亡。根据情况判断，东北方向有敌人骑兵和坦克，火力和机动性都很强，看来准备从此突围的计划必须改变。

眼前的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曾思玉政委却十分冷静。他清醒地意识到，作为这支独立行动部队的指挥者和领导人，必须刚毅沉着，机断行事。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最可贵的品质在于“智勇兼备”，打仗不仅要勇敢，更要动脑子，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目标。正像孙子兵法所说“兵者诡道”，要“出奇制胜”。曾政委和8团参谋长王晓同志站在道沟交叉口一个掩体里，仔细观察着敌人的态势。迅速作着如何突破敌人合围的打算。

突然，曾思玉政委发现日本鬼子的这个“铁壁合围”阵势也不是铁板一块。从第一线到纵深，四面均有红、黄、蓝、白、黑不同颜色的旗子; 西北、正西、西南方向，敌人大队主力云集，不可能顺利突围。只有南面甘草堌堆村东北角，距部队千余米的地段上，有“膏药旗”和几面红色的小旗子，插在柳林里停止不动，纵深也看不到其他的旗子--从正南、东南方向向开阔的沙滩突围，可能是敌人预料不到的，这个方向敌人的兵力也不密集，可以选择敌人这个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猛顽强的战斗动作，撕开一个口子，突破敌人重围。曾思玉政委决心下定，当即命令王晓同志带领8团1连和团轮训队，沿着道沟，利用茵柳、大蔴籽棵接近敌人，集中火力，突然猛打，撕开敌人的合围，掩护大队突围。

下午3点多钟，部队发起攻击，拼杀中，8团1连伤亡较大，副连长王青山、轮训队长田少单同志英勇牺牲。第一次突击没有成功。敌人纵深炮兵，开始向突围的地方猛烈轰击，企图阻止我军突围。炮弹不断在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掀起滚滚的黄沙，遮天蔽日。不少妇女、小孩被炸死炸伤，哭声和呼救声频频传来。情况已万分危急，时间就是生命，不容有丝毫耽误，再不突围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包围圈内几万党政群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就会遭受大规模屠杀，后果难以设想。曾思玉政委、王晓参谋长召集各连、队干部，当面下达了不借一切代价，死里求生、坚决突围的命令。

曾政委说: 现在我们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我们的身旁有几千地方干部和10多万人民群众，他们的生存决定于我们撕开敌人合围的口子，即使我们粉身碎骨，也保护他们安全脱险。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到了，全体同志要拿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来。我们是硬骨头，钢铁战士，一定要打破敌人的合围圈，冲出重围! 全体指战员要以一当十，要以少胜多，要有坚强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要迅速作好冲锋准备。所有部队利用道沟就地展开，把各连轻机枪集中起来，机枪射手挂上皮带端平扫射，步枪上刺刀，手榴弹拉开弦，炊事员丢掉油盐挑子，拿起武器和鬼子拼命。一定要歼灭当面敌人，撕开口子后要向两侧伸展攻击，顶住敌人，掩护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突围。

命令下达后，部队紧急动员，整顿队形，一齐吹起冲锋号，遂在600米宽的正面展开，同时跳出道沟，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手榴弹投向敌人，指战员怀着满腔仇恨，瞪着血红的双眼，端起闪亮出刺刀，象猛虎下山一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7团1连一鼓作气同日本鬼子展开了面对面的厮杀，前仆后继、奋勇当先。经过一场血战，当面1个中队的100多名鬼子被全部歼灭，终于撕开一个口子，敌人的第一层合围圈被勇士们突破了!

部队立即向两翼伸展，驱赶敌人，扩大突破口，掩护着党政群机关、学校、人民群众象潮水一样涌出。部队和群众冲出2里多路后，鬼子的骑兵从北面挥舞着战刀飞马奔驰，坦克和装甲车也向突破口冲来，企图堵住撕破的口子。千钧一发之际，曾政委命令身边的骑兵班在黄河沙滩上向东猛跑，扬起滚滚黄尘，造成疑兵，把敌骑、坦克引开。骑兵班的十几名勇士，在班长朱孝治的带领下，扬鞭疾驰，转眼之间到达一个村庄，隐蔽在道沟里，敌人的骑兵、坦克、步兵一齐猛扑过去。他们沉着镇定，待敌迫近，才以密集火力开火。这一果敢行动，短促排射，打得敌骑乱了阵脚，慌忙后退、下马还击; 这样，就拖住了敌人，赢得了时间，掩护突围部队向南急进。

7团1连在正面继续冲杀，很快冲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冲过了黄河沙滩，又冲向第三道包围圈，也就是埋伏在黄河大堤上的巡逻队。敌人虽然在这里占领了有利地形，但兵力不足，只有少数鬼子带领伪军作战，火力也不强，阻挡不了突围部队的勇猛冲杀。

在敌人压缩包围圈向中心区步步紧逼，军民处于极度危急之时，温先星副团长指挥2连向据守黄河大堤的敌伪军进行了猛烈进攻，从后背急袭、杀伤敌人，策应部队突围。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给敌人以巨大威胁。经过1个多小时战斗，突围部队杀出敌人重围，2连随即向东南方向转移。

突围的胜利证明: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大大超过了凶狠狡诈的日本强盗--尽管敌人设计了十分严密的所谓“铁壁合围”，可是他们万没想到，在我军身陷重围之后，由于指挥者的临机应变，虽然部队处于劣势，仍然可以以宽大正面的突然迅速的冲击，以数百名战士的拼命精神，以全部突围部队和数千人民群众的齐声呐喊和扬起的漫天尘土，造成一个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声势，反而使得那些单兵纵队的鬼子变得十分渺小，吓得心惊胆战，不知所措。事后《冀鲁豫日报》和教3旅的《挺进报》都以特大标题在头版刊登了《曾政委率领部队和群众胜利突围》的消息，教3旅旅长王秉璋更是在《挺进报》上发表了关于反“扫荡”的总结性文章，从军事理论的高度论述了这次突围胜利的重大意义。

在合围圈尚未形成时，冀鲁豫军区、区党委、行署机关，由杨得志司令员指挥，在军区特务营的掩护下，从敌人两路之间的空隙突围，转移到黄河以南。教3旅机关和7团部队在鄄北活动，未落入敌人合围。

这次日寇对冀鲁豫平原濮、范、观中心区发动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是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亲自组织，以日军第32师团、第35师团为主力，配属骑兵第4旅团，汽车、装甲车400余辆，坦克30余辆，飞机10余架，还有17个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在日寇第十二军团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指挥下，兵分8路、合圈中心区，妄图一举消灭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队主力，继而彻底摧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是边区遭受日寇最大规模、最为残酷的“铁壁合围”，而且敌人这次秋季大“扫荡”较往年提前，边区机关、学校及后勤单位未能及早疏散转移，以致遭受重大损失。此次大“扫荡”，部队伤亡279人，地方干部伤亡失散800余人，群众被杀害2300余人，被抓壮丁6000余人，抢去牲畜1000余头，烧毁房屋3000余间。行署参议杨敬斋、孙仰周，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陆军中学教务处长孙厚甫，教3旅民运科长陈伟等同志壮烈牺牲。其中，魏金三主任的牺牲尤使孙连捷感到悲痛。

魏金三（魏晋）同志。1913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南坦山闫家楼村，父亲是一位清贫的小学教员。1931年他考入长清县立中学读书，正逢日本强盗侵占东三省，激起了他无限义愤。1934年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便从事小学教育借以糊口。1936年初到济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解决生活困难，考入公费的济南警察学校。他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文化友谊社”，编辑出版油印刊物《联系》。

1937年4月，魏金三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受党指派，考入韩复榘的侦缉队，承担了极其危险、极其复杂的艰巨任务。他机智勇敢，沉着坚定地与那些奸险狡诈、心毒手辣的魔鬼周旋，及时将敌人破坏地下党的部署和叛徒、特务的动向密告党组织，使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免遭毒手，为此做出特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指派，回到长清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武装，以长清县第一高级小学为基地，通过该校校长张耀南，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国活动，积极发展“民先”组织，联络进步青年20余人，策划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0月，成立起长清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推选张耀南为主任，魏金三同志任组织股长，负责具体工作。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守后，魏金三同志组织发动进步青年30余人集结到坦山，成立了长清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他和万晓塘、冯向前、袁振等同志率领这支游击队到肥城，和张北华、远静沧同志组织起来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会合，改编为自卫团第4大队，魏金三同志任中队长。4月间4大队同11、17两个大队返回大峰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后，万晓塘同志任中共长清县委第一任书记，不久，调部队工作。由魏金三同志接任。12月，自卫团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魏金三同志兼任长清县独立营政委。1940年4月，6支队主力改编为115师343旅运河支队4团，魏金三同志任3营政委。1941年他调任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兼直属政治处主任，孙连捷在直政任青年干事。半年后他调8团政治处任主任，1942年调2分区任政治部主任。

魏金三同志对党忠诚，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对同志热情、诚恳，为人坦率、正直、忠厚，工作积极负责，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处理问题冷静、细致，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对敌斗争坚定勇敢，作战勇猛，右臂负伤致残。

1942年9月30日，在鲁西最残酷的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他率领部队掩护机关、群众突围时，不幸中弹、身负重伤，毅然将乘马和一皮包机密文件交给警卫员，令其乘马突围，警卫员不从，魏金三同志不忍警卫员落入敌手，大义凛然、举枪自尽。

孙连捷悲痛之余，更使其常以队伍中有这样的英雄壮举而感到自豪，并以魏金三同志为楷模教育部队，不愧为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军队卓越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