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曾思玉将军已过百岁，目前在大连安度晚年。
是否可以提前给包围圈中心的部队预警，同时也一定程度打乱敌人的部署。
7团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具有叶挺“独立团”血脉的老红军团队，作风强悍，长于攻坚，突击力强劲，战斗力超群，是八路军老牌的顶级主力团--冀鲁豫军区四个甲等团之一--被杨得志司令员称之为“冀鲁豫的铁拳”。
指挥这支部队南征北战的团长刘正，是个20多岁的青年军人; 以勇猛顽强、刚毅坚定、机智灵活、沉着果断的战斗作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足智多谋的胆略，指挥部队所向披靡，在冀鲁豫边区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正同志是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时就担任了连指挥员，屡立战功。他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后勤奋好学: 学文化、学军事、学政治，进步很快。1939年任团长时，才25岁。
7团这支钢铁之旅，具有坚强的战斗能力，源泉来自于部队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刘正团长非常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尊重政治机关，重视支持部队政治工作，自身就亲自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深深懂得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经常向部队讲话、作报告，进行政治教育，做行军、战斗动员，特别对解放战士、新入伍的战士做思想工作，使干部战士懂得为谁打仗，为谁吃苦，了解我军的根本任务，我军的光荣战史，本团的战斗历程、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他常说政治工作出战斗力、出革命英雄主义、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刘正团长非常注重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战术和技术水平，对刺杀、投弹、射击、土工作业四大技术和班、排、连战斗动作要求非常严格，除了战争间隙组织全团练兵外，就是在敌人“扫荡”时，在行军作战休息中，也要求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架起三角架练习瞄准。为了增强战士的臂力，在枪尖上挂米袋练举枪，两臂平伸放上砖头练功。他常说: 不懂战术和技术，没有体力，打仗中要死不少冤枉人，本可避免的伤亡增多，也是对战士生命的最不爱护。
刘正团长对干部要求也特别严格，非常注重挑选干部，对班、排、连级干部的条件要求很高，不看一点，不看一时一地，而是看一贯表现。他要求干部德才兼备，能文能武，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对自称大老粗，不学习，不进步的干部不能容忍，对有点文化的年轻干部就要求在战斗中充实提高。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增长干部的才干，每次战前部署细致交待，战后讲评认真总结，具体指示优缺点，使干部打一仗进一步。
刘正团长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指挥作战总是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指示方略，真正是临危不惧，遇难不惊。他最厌恶情况不明打莽撞仗、打乱仗; 他反对胜则发狂，遇到强敌急躁冒险或悲观失望。连队干部常说，团长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刘正同志治军甚严，维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肃性一丝不苟。7团战功卓著，威名远扬，人民喜爱，部队中个别指战员滋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在纪律上有的要求不严，也有败坏纪律的现象发生。团直属有个副指导员叫李林，1942年春，在驻地郓北县杨楼有群众告发他犯有强奸妇女的罪行。刘正团长和杨俊生政委要政治处查证属实，立即予以逮捕，报告军区批准，将罪犯押回原地开公审大会处决。消息传出，驻地区、村干部、群众（包括受害人及其亲属）纷纷求情: 希望饶恕一死，让其戴罪立功。刘正团长严肃地表示: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军令军纪任何人也不得破坏。李林身为我军连级干部，虽然过去有战功，年纪还轻（当年23岁），但他知法犯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他判处死刑理所当然。如果饶恕了他，以后发生类似案件就无法处理，日寇汉奸则会大肆造谣污蔑，我军纪律将无法维持。军队没有严明的纪律，不仅不能作战，也无法生存。李林犯罪败坏了我军名誉，我们当领导的也有责任，我们向大家检讨。各位父老的深情厚谊我们心领了，也感谢大家，但李林罪有应得，绳之以法，势所必然，也请大家谅解。”公审大会上李林认罪服法，处决后，刘正团长和大家一样心情异常沉痛，买了一口棺材好生安排后事。以后在几次全团大会上，他都沉痛地做了自我批评，并一再告诫全团指战员要严守纪律，任何人均不能居功自傲，破坏纪律。此事对全团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更加敬仰。人们传颂着: “孔明挥泪斩马谡，刘正挥泪杀李林。”
刘正同志对待同志诚恳热情，严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下属有什么困难，他都关怀备至，竭力帮助解决。1942年1月，7团到鲁西南曹县地区参加军区指挥的对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25纵队孙胜斋部的反击作战，战斗持续了七、八天，毙、伤、俘敌1200余人。由于连续作战，长途奔袭，部队很疲劳，消耗也大，缴获却不多，干部战士有些抱怨，牢骚怪话不少。刘正团长找孙连捷汇报部队思想情况，孙连捷如实反映了连队干部战士中存在的埋怨情绪，对上级指挥有意见。他听后并没有发火，而是很耐心地对孙副指导员说: “应当从全局看问题，不能只看我们一个团，更不能只看你们一个连。全局胜利，我们一个团多跑点路，多啃几块硬骨头，甚至吃点亏也是应该的。你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首先做好干部和党员的工作，树立全局观念，不能有埋怨情绪、急性病，否则要吃大亏。”告别前，他询问小孙还有什么困难。孙连捷答道: “我回去一定做好工作，这没问题; 别的也没什么困难，就是我的驳壳枪子弹只剩3发了。”他听说后马上叫警卫员拿出两条子弹。在战争中子弹是很珍贵的，他一次给小孙20发子弹，对其是很大的帮助，孙连捷至今仍然深深记得这件事情。
反击孙胜斋部战役之后，7团返回2军分区。刘正团长、杨俊生政委率2连、3连和团直特务连在鄄城一带活动; 11月，应中共鄄北县委之请，决定拔除高屯伪军据点，由2连担任主攻。
高屯位于郓城和鄄城之间的黄河大堤上，距离鄄城40余华里，是鄄城伪军突入根据地的前沿据点，切断了郓、鄄两县和2分区与3分区之间的联系，对本部危害甚大。这个据点由伪军王文献部1个中队和1个区保队共200余人驻守，配备有3挺轻机枪，1具掷弹筒，是伪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个中队。据点修建在远离村庄的大堤上，地形开阔，有三层高的圆形大碉堡为核心工事; 另有一些附属设施。由于选择在大堤上修建，周围外壕又特别深，更显其高大。外壕外有两道鹿砦，颇难接近。
ll月16日夜，部队由箕山集附近西黄店出发，夜行军40余华里包围了据点。开始敌人并未发觉，突击队破坏鹿砦时敌人才发觉，偷袭不成即行强攻。孙连捷向据点大声喊话，命令其缴械投降。伪军十分猖狂，自恃工事坚固，又欺对方无炮，拼死抵抗。2连随即集中全连轻机枪、掷弹筒掩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孙连捷率领2排顺利地突破两道鹿砦跳入外壕，在投弹组投弹掩护下，突击队架起木梯奋勇攀登，动作迅猛异常; 不料意外情况突然发生: 梯子太短，距离壕顶还差三、四公尺，加上梯子不牢固，突击队奋勇争先，人太多又将梯子踩断。此时天已拂晓，突如其来的挫折使孙连捷万分焦急。一个排40多人困在外壕内，急得团团转，连主力被阻挡在鹿砦外，内外隔绝、联系不上。敌人不断向外壕投掷手榴弹和点燃木柴火烧，催泪瓦斯熏得指战员眼泪鼻涕直流。孙连捷和2排排长陈志怀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要战士们在外壕内侧每人挖一个避弹洞，再集中力量从外壕内侧挖一个斜坡，并将折断的梯子重新捆绑。与此同时，刘正团长、杨俊生政委集中了9挺轻机枪、6具掷弹筒，组成火力队，亲自指挥第二次进攻。昝长绪连长、郄晋武政委、王国新副连长带领全连一鼓作气迅速进入外壕，又带来两架梯子。会合之后，3个排分成3路，拉开距离、循序而上，一举冲入据点，包围了敌人的主堡，以集束手榴弹炸开大门，占领了底层。孙连捷再次向伪军喊话令其缴械投降，如再顽抗即放火烧楼。伪军见大势已去。又害怕火攻，纷纷缴枪投降。第二次强攻开始至战斗结束，不过1个小时。
对于7团来说，没有打过这样不顺心的战斗，虽然200余名敌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但总觉着憋气。第一次强攻失利，主要是准备不足，没有亲自侦察了解敌情地形，究竟外壕多宽多深，没有弄清敌人是在大堤上修的据点，外壕外侧与内侧高度相差5公尺多，因而梯子高度不够，再加上没有备用的云梯，当唯一的梯子折断后，突击队则陷入困境毫无办法。孙子曰: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所言极是。
战斗结束，刘正团长进入据点察看，命令部队将俘虏押解出去，留下1个排打扫战场，部队迅速撤离。他坐在主碉堡下向3连连长王德林交待任务，分区宣传队一个十四、五岁的牟姓小宣传员拾起一个没有炸的掷弹筒弹看新鲜; 刘团长叫他不要胡摆弄，赶快扔到外壕去。小牟随手扔在地下，用脚一踢，顿时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小牟当场牺牲，刘正团长、王德林连长等7位同志负伤。大家听到巨响后跑来一看，都大吃一惊: 团长倒在血泊之中。孙连捷急忙命令1个排将所有负伤的同志送到团部卫生队，迅速包扎后送往后方医院，刘正团长和王德林连长因弹片在胸部未取出，内出血不止，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团长终年仅28岁。
当不幸的消息传开，全团指战员久久陷于极度哀痛之中。115师首长发来电报，对这位模范团长牺牲表示哀悼，军区、2分区的领导和许多干部、群众都感到十分惋惜。刘正团长无愧为人民的好儿子，光荣的好共产党员。上世纪九十年，孙连捷数次前往邯郸烈士陵园，向自己敬爱的刘正团长默哀致敬。
7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集团军46师136团，在抗美援朝作战上甘岭战役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一直保持着红军团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首先，敌情不明、而本部的位置也搞不清;
其次，也是重要的，2连人数太少，不能盲目出击。
1943年春季，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巡视组，2军分区抽调张刚、周作舟、明德俊和孙连捷参加，另外还有16团的顾吉人、21团的姚齐。巡视组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领导，集中后，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和组织部长邓存伦（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曾任物资部副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给同志们交待任务: 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小部队活动、支部建设的经验，为期l个月时间。孙连捷和张刚同志为一组，指定到内黄沙区，由军区派出1个侦察组作为向导随行。从军区驻地将军庙出发，穿越清丰--南乐间之敌人封锁线，进入内黄境内沙区。
沙区通常指的是河南省东北角、河北省东南角的结合部，在大名以南、卫河以东、清丰以西、濮阳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区地瘠民贫，到处黄沙滚滚，沙丘遍地，有的连绵不绝势如山岭，枣树林密布村头沙岭，人民多以红薯、花生、红枣等为主要生活来源，农作物谷子、玉米、小麦等产量极低。这里风沙大、雨量少、蒸发快，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沙区人民依然节衣缩食供养八路军，同部队休戚与共，坚持着抗日战争，谱写了壮丽的史篇。
1941年4月12日，事先隐蔽集结于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大名、南乐、清丰等地的日寇第35师困、独立混成第1旅团、骑兵第4旅团各部，加上伪军李英部共1万多人，配属汽车100多辆、坦克20多辆、重炮20余门，分兵5路，向沙区中心地带分进合击。敌人先行发起猛烈的炮击，炮弹接连不断地在村庄、枣林、沙岗上爆炸，弹片如雨，浓烟烈焰冲天而起。烈火硝烟中，本部3个连队同日伪军1万余人激战终日，除5连极少数同志杀出重围外，其余200多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由于他们的誓死抵抗，掩护了军区领导机关在杨得志司令员、崔田民政委率领下，借助黑夜和大风，从敌人层层围困中突围出去，随后即刻指挥部队避开敌之主力，直捣老巢，打据点、炸炮楼、破坏公路，使敌人后方大为恐慌，不得不收兵撤出沙区。
这次敌人重兵屯驻沙区“清剿”“扫荡”了9天，到处制造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惨无人道的恐怖手段令人发指--日本鬼子把无辜的群众驱赶到一起，让人们自己掘坑，逼迫人们跳下去，然后用机枪扫射，反抗者则用刺刀捅死或以狼狗撕咬得血肉模糊而惨死。他们还把无辜的群众捆绑起来，一个一个地“头朝下、脚朝上”扔进水井，塞满井筒后上边压上沉重的石磙子，他们称这是“凉水煮人”。至于砍头、开膛、绞死、铡死的尸体，更是惨不忍睹。对妇女的兽行骇人听闻，上至七十余岁老妇，下至七、八岁的幼女，多是先奸后杀，赤身露体、剖腹刀劈，血流满地。连怀抱的婴儿也不放过，真是斩尽杀绝。在这群野兽盘踞中心区的9天内，139个村庄被烧为一片焦土，3400多人惨遭杀害，昔日和平、民主、幸福的根据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巡视组到达沙区时，令人刻骨难忘的“四一二”大“扫荡”已经过去接近两年; 日本强盗的滔天罪行，仍然旧痕累累。村庄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墙上弹痕斑斑，暗红的血迹随处可见。劫后余生的人民，只是搭个小窝棚避风遮雨，男女老少个个面呈菜色，身体衰弱。村子里看不到牲畜，也看不到家禽，沙区人民赖以活命的枣树也大都被敌人拦腰砍断。水井塞满了尸体不能使用，没有粮食，更没有油盐，连衣服也很少。但沙区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没有被征服，他们将苦难化为仇恨，青壮年纷纷参军、报仇雪恨，各村抗日活动更加积极开展。本部指战员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帮助受难群众重建家园，节衣缩食救济受难群众，使沙区人民尽决恢复生机。
巡视组在沙区中心井店，见到民1团桑玉山（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牺牲）团长、魏明伦（河南南阳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牺牲）政委和党总支书记沈志周，他们欢迎同志们到达，并介绍了情况，大家随即来到民1团1连，在卫河两岸活动。敌寇沿卫河修筑据点，碉堡密布，牢牢控制着渡口和船只，对沙区实行严密封锁，对游击区实行“蚕食”、压缩。因此，“占领”与反“占领”、“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异常尖锐。当时本部除了军事、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外，更加严重的困难是缺少粮食。人所共知，没有粮食就无法生存，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头等重要任务--不仅要解决部队本身吃粮，而且要从敌人手中夺粮，供应边区党、政、群机关、团体、后方伤病员的食粮。部队一方面要粉碎敌人从游击区人民群众中抢粮，保卫抗日政府征集的公粮，另一方面还要从敌伪手中夺回粮食，包括从伪军政人员家中征集粮食，还用缴获的伪金元劵利用关系从敌占区买回一部分粮食、布匹、药品和通讯器材。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粮食、食盐和其它必需物资，使敌人妄图困死、饿死军民，窒息根据地的罪恶阴谋不能得逞。
民1团1连小部队活动的另一显著成绩，是他们对伪军政人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并举，宣传教育本人与利用家属并举，大力做好伪政权的转化工作，使其由死心塌地、一面事敌，变成两面政权、为我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普遍的号召。他们对伪军政人员实行“黑红簿”登记，做好事画红圈，做坏事画黑圈，功过分明，到时公布，绝不乱捕乱杀，一般人员密捕快放，对屡次警告却不改恶从善的铁杆汉奸，则坚决镇压。由于敌伪军工作的成功，使本部对敌伪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部队充分利用了敌伪军内部的矛盾，在敌占区活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改变了被动局面。
民1团小部队活动，在实践斗争中逐渐认识并适应了隐蔽、秘密、分散、夜间活动为主的特点，改变了长期养成的一窝蜂、大轰大嗡、简单化、贪大求速的活动方式，作风更加深入、细致、扎实、埋头苦干。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党支部建设、部队管理，都有许多好的经验: 不能集中上大课、开大会、作报告，就以班、排为主，充分发挥党小组抓思想工作的作用; 指导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朱德青年队小队长、党员形成各班的骨干力量，使党员及时了解战士的思想脉搏，多做谈心活动，开展一帮一; 党员的模范作用表现在临危不乱，遇险不惊，沉着坚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悲观、不动摇、不说怪话，鼓舞士气，遵守纪律，完成任务等各方面。由于工作深入扎实，各级干部、党员以身作则，政治思想工作非常活跃，组织纪律非常严明，上下内外紧密团结，指战员始终坚定勇敢，充满着胜利信念，这一切给巡视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民1团小部队完全穿着便衣轻装，生活非常艰苦，也十分紧张; 战斗频繁，有时一天数次转移。巡视组同战士们一样行军作战，因为是军区派来的，部队对巡视组的7个同志（孙连捷、张刚和军区派的5个侦察员）特别照顾，不仅注意巡视组员的安全保卫，而且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巡视组再三谢绝美意，坚持与他们同甘共苦，有时没有粮食吃，每人只发巴掌大的一块花生饼。这种饼是榨过油后连皮带渣压在一起的，吃起来又粗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没有办法，也只好一口一点地慢慢吞咽。
巡视组在民1团工作了一个多月，与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告别时难舍难分，部队安排1个班护送回中心区。回到军区，巡视组向政治部王辉球、邓存伦同志做了汇报，孙连捷重新回到7团2连工作。
刀枪无眼、战场无情！
以刘正团长的资历与综合素质，如果在部队能够活到55年，起码是少将; 发展得好，也有可能成为中将。
为了适应更加恶劣的斗争局势，党中央决定根据地党、政、军、群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党委成为该地区最高领导，统一领导全区各项工作，大政方针均由党委讨论决定，党、政、军、民均无条件执行。同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受该地区党委一元化领导。这时，115师教导第3旅番号撤销，改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曾思玉同志任司令员，段君毅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万里同志任地委副书记。何光宇、周贵生同志任副司令员，尹斌同志任副政治委员，潘焱同志任参谋长，范杨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7团、8团两个主力团（9团划归三军分区），区划范围包括冀鲁豫中心地带的郓北、鄄北、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寿张、阳谷、东平、汶上、昆山等11个县。这一地区，除了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未被敌寇占领外，其余各县均为敌“蚕食”分割，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公路网穿插密布，其正成了“格子网”，大部队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只能采取小部队分散活动，坚持各地斗争。
1943年3月，军分区以7团2连为主，组织一支郓北游击支队，命令军分区队训股长晋士林任支队长，郓北县委书记左宏奇兼任支队政治委员，与郓北县大队一道，在郓城以北、梁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坚持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斗争的需要--这个地区曾是115师686团在杨勇同志指挥下开辟的最早的抗日根据地，现在却变成了敌人向本部中心区进攻的前哨阵地。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部队必须在这个地区牢牢扎根，坚持斗争。
日寇对这个地区极为重视，郓城县大汉奸刘本功有伪军5000多人，对此地控制极严。由于这个地区是中心区的东部屏障，是“敌我必争”之军事要地，所以，敌伪军屯集重兵，实行高压恐怖政策，疯狂抓捕杀害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摧毁抗日政府和农、青、妇、群众组织。日寇则大肆建立伪政权和自卫队，遍设情报网，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座法”。因此，部队活动异常困难，经常每到一地尚未喘息，四面敌人即奔袭而来，以致一日数迁，天天作战，十分紧张疲劳，群众也不敢接近队伍，无法开展工作。
部队在郓北地区活动了一个多月，仗打的不少，但所获甚微，队伍却消耗不小。军分区决定调支队回中心区休整，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晋士林同志调回分区工作，由王定烈同志接任支队长。
孙连捷从军区政治部巡视组回到7团2连，仍任副指导员、专职党支部书记。针对40天的斗争实际，小孙介绍了民1团小部队活动的经验，建议采取小部队活动的形式和特点，彻变过去那一套正规军的作战方法和生活习惯，要采用更加灵活、更加轻便，以隐蔽、秘密、分散、夜间为主的活动方式。王定烈同志非常赞同，提出与地方干部一起编成几个武装工作队: 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样目标小，行动快，作用大，在敌人已经编织好的“格子网”里行动自如。郓北县的一些主要干部，如金风、徐雷健、王村、刁震川、李耀等同志，就和支队组成的武工队一起活动。
在当时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党的政策和策略是部队的生命。对敌伪军政人员的工作必须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分化瓦解并重，而以政治手段为主的政策。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队决定坚决镇压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充当日寇的忠实爪牙，罪恶累累、危害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对有一般罪行、民愤不大的伪军政人员，施以警告，促其回心转意; 对尚有民族正义感、被迫事敌的一般伪军政人员，则大力教育、争取，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事敌、应付敷衍，对本部则真心相助，尽力保护人民，掩护抗日活动，使伪政权成为两面政权，成为本部情报重要来源。部队同时选择真正可靠、政治面目未暴露、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打入伪军、伪政权内部，隐蔽秘密进行工作。事实证明，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发挥了巨大威力，促进了伪军政人员的分化，削弱了日寇的力量，使得部队能够准确、迅速掌握敌伪活动，大大有利于武工队的斗争。
在敌寇猖獗、疯狂搜捕、残杀军政人员和积极分子的罪恶行径中，对部队危害最大、最深的是叛变投敌的民族败类和特务宪兵--这些家伙深知本部活动方式与斗争的规律，也熟悉本部活动地区的各种关系，了解秘密交通情报网点，了解党员和区村干部住址。这些混蛋投敌叛变后，为取得日寇信任，不遗余力地搜捕军政干部、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摧毁交通情报网点，伪装武工队进行突然袭击，领着敌人挖掘坚壁清野埋藏的枪支、粮食和其它物资，屠杀无辜人员群众，敲诈勒索，奸污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教3旅政治部敌工科原副科长凃戴德，就是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害民贼。为了铲除这个祸很，分区决定处死这个无耻叛徒，由分区保卫科长戚先初带领一个武工队执行此项任务，副教导员赵阳、保卫干事刘金池带领一个小分队配合执行。凃戴德深知部队绝不会放过自己，警惕性很高，自带双枪，还选了两个会武功的大汉作保镖，行动十分诡秘，不易捕捉。武工队决定派刘金池同志带领两名队员改装打扮，携带短枪、匕首，在寿张县委一位同志引导下，潜入小吴家村一位地下党员家中隐蔽待机。连续等了三天没找到机会，到了第四天晚上，凃戴德从小吴村西头伪据点出来，在两个保镖护卫下，进了他老婆住的一家地主大院，不一会儿，两个保镖回了据点。这真是难得的好机会! 地下党的同志向刘金池报告了这一情况，刘金池决定冒充寿张县的敌人信使来赚开房门，处死这个坏蛋。夜深人静，地下党的同志领着他们3个爬墙而入，堵住了凃戴德睡觉的住房门和后边窗户。刘金池让一个队员高喊: “凃大队长在家吗? ”凃的老婆在里边喝问: “干什么的? 黑天半夜叫喊什么? ”队员回答: “您别生气，我们是从寿张城来的，给大队长送紧急信件的。”凃的老婆开了房门，凃戴德提着枪迷迷糊糊地刚爬起来，刘金池一个箭步跨入房内，大喝一声: “凃戴德，你看是谁来了，今天要结果你的狗命! ”凃戴德定睛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还没等他抬手举枪，刘金池连开3枪，将这个叛徒打得脑浆迸裂，缴了他的两支驳壳枪。他的老婆吓得昏倒在地。刘金池遂将部队对凃戴德判处死刑的布告，放在他尸体上，轻快地离开了地主大院。据点里的伪军听到村内枪声，吹哨子、鸣枪报警、乱作一团，集合时，刘金池和两个队员已经跑出村外，与赵阳同志带领的小分队会合后迅速转移了。
处决叛徒凃戴德之后，部队又镇压了侯集的伪军中队长薛成，生擒并处决了外号“绿叶子”的伪军特务队长和另一个土匪出身、外号“草上飞”的姜姓日本特务。本部连续镇压了这些人民的死敌，伪军政人员十分震惊，嚣张气焰大为收敛。
在敌人据点林立、公路通达的“格子网”里，没有条件集中兵力进行大的战斗。武工队常穿便衣，但都备有日伪军的军服、军帽，有时，就换上日伪军服，在公路上、集镇里捕获敌人散兵，打击小股敌人的活动。孙连捷带着一个班在郓城至黑虎庙、肖皮口、程恩里屯各据点间的公路上，打过几次奇袭，俘虏都不带走，拉到高粱地里教育一番，登记个名字，带上宣传品，连人带枪、自行车都放走。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武工队的威名在伪军政人员中越传越广，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残酷的生死搏斗中，大家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的方针非常正确--深入到敌占区，钻到敌人心脏里，从形式上看似乎很危险，其实不然，相对来说，有时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和游击区，其占领区反而兵力相当薄弱，据点也不稠密，敌人也松懈。部队乘其空隙，深入到敌占区，队伍短小精悍，真个是“来无影、去无踪”，飘忽不定。有时，队伍专门到名声较大的伪军政人员和大地主家中食宿，这比在一般群众家中还要保险。
郓北游击支队（7团2连）分成的几支武工队，依靠党的方针政策英明指引，依靠地方党政干部的引导帮助，依靠成千上万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英勇机智、坚定顽强，开展了最艰巨、最复杂的惊险斗争，逐步打开了郓北地区的新局面，完成了分区给予同志们的战斗任务。
1943年7月，7团2连（当时对外称郓北支队）接到军分区命令，参加朝南战役。接令后，同志们日夜兼程，行军130华里，赶往朝城以南。当时，二分区部队，向盘踞在朝城的伪军文大可部的进攻，已经打响了。
文大可原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教导师副师长，1940年12月，高树勋奉蒋介石密令将石友三、石友信处死后，文大可率教导师投降日寇，被改编为伪暂编第31师，文大可任师长，下辖61、62两个旅，盘踞在朝城一带，积极执行日寇的“蚕食”、“清剿”，不断向根据地进攻，严重威胁观城、范县、寿张中心区的安全。
文大可号称一个师，实际上仅3000多人，其61旅分布在朝城东南谢集一带，共设有据点21处、碉堡64座，兵力甚为分散: 一个据点一般只有一个连据守，最多不过一个营，火力配备不很强，工事也不太坚固。其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官兵之间矛盾尖锐，虽然这支部队的基础是西北军，有相当战斗力，但是官兵对文大可率部投敌心怀不满，因而战斗意志并不旺盛，士气不高。
冀鲁豫军区决定，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特组织朝南战役，痛击伪军文大可部。战斗部署是以二分区8团及朝城、范县、濮县、寿张等县大队，第三支队，郓北支队为右翼兵团，由二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指挥，攻击谢集一带伪61旅; 以三分区32团、四分区16团1营为左翼兵团，攻击慈家营一带伪62旅。在军区统一指挥下，分别包围歼灭敌人。
二分区参战部队于7月5日黄昏后，由距敌40多华里的范县以南出动，连夜从敌两个旅之结合部实施分割，当夜便对伪61旅旅部驻地谢集发动攻击，由8团3连担任主攻，因突破口选择不当，第一次强攻未能突破。随即调整部署，以少量兵力监视，转移兵力攻击仁义村据点及其附近碉堡，8团在炮兵支援下突击成功，歼灭仁义村守敌1个营，对伪营长做好工作，使其向附近碉堡喊话，要守敌放下武器，几个据点的伪军立时缴械投降。谢集之敌61旅旅部害怕被聚歼，遂于7月7日下午突围，企图逃回朝城老巢，在野外被歼灭一部。其余据点之敌纷纷逃窜，遭本部分别堵截歼灭一部。
正当部队横扫朝南伪31师、节节获胜之际，寿张县城日军80余人、伪军300余人于7月5日出动，7月6日向二分区后方机关、医院驻地金斗营突然袭击，企图援救朝南伪军、逃脱被歼灭之命运。其时，东西金斗营只有分区教导队和8团轮训队警卫，武器装备较差、弹药又不足，敌人来势汹汹，一举占领村南大堤，使分区机关和战地医院遭受很大威胁，情况十分紧急。
7团2连于7月5日晚经过130华里的急行军，由郓城东北梁山附近赶往东西金斗营附近待命。一夜强行军，部队相当疲劳，天已大亮，距离目的地尚有7、8华里，突然，金斗营村南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2连指战员听到枪声大作，估计情况有变，一夜疲劳顿时消失，立即展开战斗队形，向金斗营跑步前进。距离大堤1000多公尺时，大家看到有人在堤上跑来跑去，一时分辨不清是敌人还是我军，部队仍然跑步前进，接近大堤。突然，堤上机枪、步枪一齐向2连开火，掷弹筒弹也在队伍前后左右接连爆炸，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实在出人意料。2连就地展开，借助于青纱帐的掩护，继续向大堤接近。距离大堤尚有200多公尺，只见30多个鬼子、100多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跳下大堤向2连扑来。本部尖兵班是1排3班，在排长丁西林指挥下，占据了一片坟包向敌射击，并掩护后续部队投入战斗。3班长郭富新是个一米九几的彪形大汉，膀阔腰圆，个头高，力气大，战斗经验丰富，他带领全班战士分散在各个坟包后隐蔽起来，以逸待劳，待敌冲下大堤进入开阔地，完全暴露、无处隐蔽时，组织全班先打一阵排子枪杀伤敌人，然后一跃而起，端起刺刀高声喊杀，与敌展开肉搏。此时，2连全都冲上来，及时投入战斗，大堤之下一马平川，敌我双方搅成一团，刀光闪闪，杀声阵阵，一场激战惊心动魄。面对面厮杀，象走马灯一样团团转，互不相让，这是勇气、力量、技术的较量。郭富新冲在最前，接连刺死4个鬼子，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几个鬼子围在中间，他怒目圆睁，左挡右拦，与敌格斗，终因负伤多处，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战后装殓烈士遗体，简直就是一位血人。
敌人经不住2连的奋勇冲杀，纷纷溃逃，战士们则杀红了眼，跟踪追击到大堤之下。正在聚歼该敌时，堤上的敌人又冲出来一股，会同被本部追杀的敌人猛烈反扑，2连指战员杀得性起，虽然一夜强行军，又累又饿，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却是越杀越勇。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扑入羊群，伪军人虽多但不敢肉搏，只是装模作样地在一边鸣枪呼叫，剩下一小部分鬼子被围在中间。
在2连与敌人在堤下激斗时，郗晋武同志带领3排利用青纱帐掩护，从侧翼爬上大堤，向守堤的敌人拦腰杀去。经过堤上、堤下奋力夹攻，战士们终于将敌人驱逐，占领了东西金斗营村南大堤。不一会儿，敌人重整旗鼓，组织所有兵力，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本部冲击，勇士们又在大堤上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据守的一段大堤，稳如泰山、巍然不动，2连不仅未被驱逐下堤，反而节节推进，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在与日寇面对面的拼杀中，孙连捷第一次发现有比自己年纪还小的鬼子兵--这些十六、七岁的娃娃兵，面对闪闪发光的刺刀，呼天喊地、鬼哭狼嚎，拼刺技术也差得很远，本部战士一人能对付二、三个--这是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战线延长，兵力不足，伤亡巨大，只好把10多岁的孩童也驱赶上了战场; 这样的小鬼子，在战场上必定死伤多，军国主义驱使他们丧身异国，罪恶滔天! 同时，证明日寇已经穷途末路，临近灭亡的深渊。
整个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共打退敌人4次冲锋，毙伤敌人50余名（其中日军20余名），缴获步马枪20余支。2连也伤亡了20余位同志。
金斗营战斗，敌人在兵力、火力、地形、体力上均占优势，2连则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颇大，连口水也没喝上就仓促投入战斗，经过3个小时反复拼杀，终于击败敌人，依靠的是旺盛的士气，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勇于近战的优良传统。2连的战士大都有3年以上的军龄，军政素质比较好，战斗经验也比较多，是次战斗伤亡2O多位老战士，孙连捷感到十分惋惜。2连付出了不小代价，却保障了指挥机关和战地医院的安全，也解除了攻击部队的后顾之忧。分区曾思玉司令员、段君毅政委、潘焱参谋长对2连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的战斗精坤，给予了高度赞扬，通令嘉奖2连为朝南战役立了一大功。
朝南战役历时6天，是冀鲁豫军区组织的第一次局部反攻战役，共攻克据点、碉堡77处，俘虏伪暂编第31师62旅参谋长以下官兵600余人，毙伤伪官兵20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4OO余支、掷弹筒6具、军用物资和粮食一批。
文大可遭此沉重打击后，龟缩在朝城及附近据点，再也不敢猖狂窜犯中心区，直至1944年2月28日，二分区部队收复朝城县城。
1943年9月，2地委和2军分区总结了8团在昆张地区、7团在郓北地区小部队活动的斗争经验，认为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大胆向敌占区进军，采取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精干武装，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认真执行各项政策，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变敌占区为活动区，使敌人变成瞎子、聋子，粉碎敌寇“强化治安运功”，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开创新的局面。
根据当时形势，为了加强昆山、张秋、东平、汶上、郓北5县广大地区（约占2分区一半面积）的对敌斗争，分区领导决定建立一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群结合的游击支队，命名为昆张支队。以8团4连为第1中队; 以原8分区警卫连为第2中队; 以7团2连为第3中队; 以昆张县大队为第4中队。由吴忠（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国少将）任支队长，邵子言（山东馆陶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任政委，王定烈任副支队长，田平任副政委兼总支书记，常志义任参谋长，管学思任特派员，开展了新的斗争。
昆张地区人民，历来有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早在20年代，就有了党的活动。是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摇篮，长期以来是党、政、军、群各领导机关所在地，更是部队可靠后方（医院、兵工厂、被服厂都在戴庙、安山一带）。从1941年开始，日寇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清剿”“扫荡”、“分割蚕食”; 特别是1942年“九二七铁壁合围”大“扫荡”后，该地区被敌侵占，敌伪军在寿张集、安山镇、戴庙、袁口、齐岗、师集、斑鸠店、王府集等30多处集镇安设了据点，更在黄河大堤上遍设碉堡，形成一道天然封锁墙，将昆张地区与濮、范、观中心区割断。敌人在据点、碉堡间修公路、架电线、挖封锁沟，形成了一个密如蜘蛛网的“格子笼”。日寇、汉奸在这里实行血腥恐怖统治，使本部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大部队无法展开，所有后勤单位全部撤离转移，地方政权也难以立足，群众抗日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各项活动陷于停顿，人民群众蒙受了严重摧残，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
1942年冬，吴忠、邵子言、田平等同志率8团4连首先进入昆张地区，开展小部队活动，经过40余天、三进三出，逐渐摸索出小部队开展敌占区斗争的经验。1943年3月，7团2连进入郓北地区，和前者南北呼应，相互支援。9月，7团2连（郓北支队）和昆张支队合并，整编为新的昆张支队。7团2连改为昆张支队第3中队，郗晋武任队长，闫文康任政委，孙连捷任副政委，下辖3个排，全队160余人。
东平、汶上两县原属泰西地区，1941年以后划为冀鲁豫2分区范围。当7团2连首先进入东平县境时，孙连捷异常震惊，在自己曾经长期战斗过的地方，所熟悉的面貌竟然面目全非，和昆张其他地区一样。这里成了敌伪严密统治的“治安区”，几乎所有集镇都安设了据点。东平湖西不用说，就是在东平、汶上两县边区，敌人就在袁口、任李庄、孙口、齐岗、田大店、十里铺、许桥、周楼、玉皇庙等地安设了20多个据点，派驻重兵，进行了疯狂的“清剿”，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座法”，建立了血腥统治，到处充满恐怖气氛。但东平、汶上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党组织是坚强不屈的，不管敌人残酷镇压。县、区机关转入地下，依然坚持着顽强艰难的斗争。东平县长赵效三、汶上县长隋长文等同志，始终与本县的党员、干部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拼死斗争。当部队进入东、汶地区后，赵效三、隋长文和其他一些同志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就随同本部一起行动。他们两位是自卫团时代的老战友，久别重逢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感慨。有他们在，大家感到有了依靠，他们非常熟悉情况，和群众联系密切，乡、村干部都在就地坚持，由他们引导，部队就方便多了，行军、宿营、侦察、作战、吃饭，都由他们当参谋、作安排。
进入东平县打响的第一炮，是9月下旬奇袭东平县三官庙伪警察所。这个据点离城10多华里，因本部久未出现，故而敌人全无戒备，门口只有1个站岗的伪警察。部队在当地干部带领下，从40里外长途奔袭，无一伤亡，迅速全歼守敌，伪警察20余人无一漏网。这一仗打得好，是东、汶地区3年多来所未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人们奔走相告: “老八路又回来了! ”
三官庙战斗后，部队又组织了周楼伏击战。东平县伪政府派了4个田粮征收员，在1个装备精良的伪军中队保护下，先到周楼伪据点，计划第二天到大路口一带抢粮。得到情报后，本部来了个连夜急行军，在离周楼据点仅两华里的小村设伏。第二天，他们在据点里等到各村情报员报告确无八路军时，便大摇大摆地列队出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大门外鼻子底下埋伏着八路军。当敌人进至距离100公尺时，轻机枪突然开火、封锁首尾，各排同时发起冲锋，仅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本部无一伤亡，全歼伪军1个中队。
10月11日，汶上县警备大队驻袁口镇据点的伪军中队长高连甫准备反正，支队调1、3中队在消灭该镇伪警察所的同时，为保全反正人员家庭生命财产的安全，采用表面上武装挟持的形式，接其离开，打了一阵枪，放火烧了据点，以蒙骗敌人。高连甫部起义后，编为昆张支队第5中队。
10月中旬，部队在赵效三同志引导下进入东平城北和肥城西南部，与1分区小部队取得联系，两支部队配合行动，对东平县境内的苇子河、须城、花篮店等据点实施袭击。在丁家洼伏击了肥城四区演马庄伪区长、穷凶极恶的汉奸头子鲍星三（鲍国鑫），给这个疯狂透顶的刽子手以沉重打击，毙伤伪军20余人。又在东平四区伏击了伪区长李绍周，毙伤敌l0余人。
部队在泰肥、平阿山区活动了20余天，孙连捷感到心情振奋，泰西是自己生长、战斗过的地方，其时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重新踏上这块土地，耳闻目睹敌人的残暴镇压，壮丽河山蒙受着铁蹄的蹂躏，人民在痛苦中煎熬。当地区、乡干部向孙同志倾诉，有说不完的肺腑之言。他们介绍了3年多艰难的战斗历程，分析了泰西地区变质的经验教训，不禁感到非常沉痛。
泰西地区8个县，原为3块根据地（即泰肥山区、平阿山区、大峰山区）。其中，泰肥山区为泰肥根据地的心腹地带，开辟最早，工作基础最好。泰西根据地是山东和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联系纽带，对济南和津浦铁路线威胁甚大，成为日寇的心腹大患。敌寇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拔掉这把插在他们胸膛上的钢刀，1940年8月，调集日伪军1万余人，分兵8路向泰肥山区分进合击，妄图消灭本部或将主力驱逐出泰西。当主力部队不断给敌以痛击，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之后，日寇改变战术，从1941年起采取碉堡封锁，实行步步为营，驻守清剿、囚笼分割等战术，在大集镇、交通要道、重要山口都安设了据点，全区8个县共安设了300多个据点。同时，推行“保甲”制度，扶持会道门头子死灰复燃，组织起会道门为其效劳。他们还采取威胁利诱、金钱美女手段，煽动内部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大肆搜捕屠杀区、村干部和民兵。这样，就造成了极为险恶的局面--敌军重兵围困，根据地被分割占领，部队和党政领导机关无法立足，只好暂时撤离，只有少数县区干部和少数精干小分队，还进行着极为艰难的隐蔽活动。
之后，3中队于11月9日打玉皇庙，13日打任立庄; 12月6日打朱庄，10日在县城东南二十里铺伏击敌汽车运输队。这一连串的胜利，给了敌伪军不断打击。东平县大队还集中3个中队夜袭东平县城，一举攻入城关镇，消灭了伪警察所，缴获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3万余斤。
在军事斗争接连取胜，敌伪军政日益恐惧的形势下，同时运用各种方式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加紧对敌伪军、政、警人员的宣传教育、分化瓦解工作，严格执行政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对伪人员，对日本人也注意政策。本部曾在东（平）汶（上）公路上伏击鬼子汽车，车上一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大家将他的尸体整了容，寄了一封表明我军政策的信，然后用木板抬着，一个村、一个村地转送到东平城内，日本兵接到了尸体和信，连声称赞: “八路大大的好。”
昆张支队第3中队在东平北部、平阿山区、泰肥山区活动了一个时期，配合1分区小部队给敌伪军几次打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给泰西人民以莫大鼓舞，给长期坚持斗争的当地党、政、群干部以有力支援。随后，又返回东、汶地区。1943年底，改编为东平县大队，郗晋武同志任大队长。1945年，升级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杨勇、张霖之纵队）20旅58团第1营，结束了在东汶地区的战斗。
7团2连由郓北进入昆张地区之后，感到敌伪对这个地区的法西斯统治较郓北“有过之而无不及”，敌情更为严重，真是“驻军碉堡下，夜观敌营灯，行军必过沟，天天有战斗”。为了适应尖锐、复杂、艰巨的斗争，部队的行动方式、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住、行）、作战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衣着来说，部队长期以来军衣、军帽、打裹腿、扎皮带，服装整齐，配戴“八路”臂章，标志显明，军风纪严整，军容威武雄壮。进入郓北以来，就一律改穿便衣，夏天穿的单衣是用槐花染的紫花土布做的裤褂，冬天棉衣是自己染的黑色土布，发一条白毛巾裹头（有的戴当地老百姓做的毡帽头），连以上干部发一件长棉袍。每个连有十几套伪军的服装，随时可以化装使用。
刚进入昆张地区，情况比同志们预想的还要紧张，搞得大家疲于奔命。行动经常被发现，进入宿营地惊动狗叫，引起连锁反应，一片狗叫就引起敌人注意。敌人规定伪自卫队发现人影就大喊大叫，敲梆子，敌人也就发现了本部行踪。据点之间距离很近，敌人信息灵、行动快，往往是部队立足未稳、还没休息，敌人就追踪而来，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过去作战多系本部主动，放开手脚打，现在不能恋战，否则被缠住，敌人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越围越密，要吃大亏。
敌变我变，险恶的斗争中，逼着大家开动脑筋，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总结经验，研究如何插进去、站住脚，行军、宿营、作战等都要来个根本改变。过去行军队列整齐、浩浩荡荡，现在必须掩声息影，静悄悄，不走大路专走小道和野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各排均带有自己制作的竹梯，好翻墙过沟，必要时还可代替担架转运伤员。为了消除行动痕迹，专门派人在后尾用树枝扫平脚印。还特意做成一种倒鞋底，走过之后脚印往相反方向，藉以迷惑敌人。行军前规定两个集合点，以便途中情况发生突变时队伍好集中。转移都在夜间，到达宿营地时不急于进村，先把住路口，待天明狗不叫时，再化整为零进村。一般不住村中心，就在村子一角或独立家屋内休息，便于观察情况或迅速行动。哨兵背起粪箕柴篓，化装成拾粪、捡柴、做农活的，携带短枪在村处巡逻。有时，专找大地主或伪军政人员的院子住宿，如有敌情由他们出面应付。他们害怕性命、财产被毁，都是按照要求去做。这样一来，比住在一般农民家还安全。对于来往的伪军政人员，不进村不过问，对于进村的，如未发现情况也不为难他们。对有异常表现的，就突然抓住他，令其缴械，但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只办理登记，进行教育，然后由伪村长出面做保，在部队转移前给予释放。
在敌占区活动，必须准确掌握敌人动态，及时了解敌情变化，摸清敌伪军活动规律。除要求曾被俘虏过的伪军政人员提供情报，也通过地下党建立秘密情报网，选择政治上可靠、面目未暴露的党员打入敌内部，利用关系送出情报。部队直接派出侦察，也改变了过去老一套的侦察方法--有时是捕捉敌伪单独外出人员; 有时是窃听敌人电话; 有时是化装成敌伪军政人员与敌伪接触探听消息; 有时是布置伪乡、村长提供--正是由于多渠道了解敌情动态，才使部队逐渐趋于主动。
进入“格子网”似的昆张地区，敌人天天围剿，闻风而动，四面合围，企图把对手消灭或者驱逐出去。本部不能消极避战，而是改变战术，采取“避强击弱”、“声东击西”、“歼敌一路”、“攻其不备”、“远战速决”、“打了就走”等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打麻雀战，实行牛刀子战术。部队有分有合，在梁山东南之陈庄，支队集中2个中队，全歼伪军1个中队; 又在梁山东北之四柳村，粉碎敌人合击。东阿县城敌伪军700余人发动夜袭，却在斑鸠店西南被伏击，溃不成军，死伤100余人，支队一直追击到东阿城郊。可以说是: 不打则已，一打必胜，把敌人打痛、打怕、打残。至于零星歼灭伪军1个班、1个排，那是家常便饭，捕捉敌零散人员更是天天都有。
经过连番打击，使敌伪军心存畏惧，再也没有开始时那种狂妄、嚣张气焰，本部则乘势大力进行对敌伪军政人员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除个别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外，对有一般罪行而民愤不大的伪军、政、警人员，大都登记教育之后予以释放，有的则选择建立秘密关系，通风报信，掩护人员开展工作。有一次抓到大安山伪区长赵乐亭，此人是个知识分子，比较开明，经教育释放后，他利用公开政治地位做了不少工作。在对伪军政人员的工作中，利用亲属故旧各种社会关系，曾发挥很大作用。周楼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周庆丰，出身地主，本部对家属做工作，保证对其本人不杀不辱，家庭财产不予没收，对之触动很大。被俘虏后，经过教育对他约法三章: 第一，不可死心塌地当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第二，不扰民、不害民、不奸淫掳掠、不滥捕乱杀; 第三，要及时报告敌情动态和本部交办的任务（购买药品、通讯器材，掩护工作人员等），都一一照办。他那个中队3个小队9个班中大都被俘虏、教育、释放过，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活动，昆张地区40多个据点内，大都有了关系，伪军中百分之四十多都被俘虏过，接受了政策教育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宣传，态度有了转变，就使得本部处境大大改善。
武工队不仅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指战员和县、区党、政、群干部编在一起，行军、战斗、生活在一起，不论是一个班还是一个排单独活动，每到一地都积极主动地开展群众工作，每个战士都变成了宣传员，向群众讲解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所收集了解的情况，向地方干部反映，协助地方党、政、群工作干部开展各项工作。抗日政府则大力做好伪军政人员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规劝亲人改恶从善，为自己留条后路。政府还建立了伪军人员“善恶登记簿”，明确宣布“做好事有立功表现者画红圈，做坏事的画黑点”，到一定时期总结公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要报。”向他们宣传: “都是本乡本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经过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伪军、政、警人员大都有改恶从善、立功赎罪的表现。有的送情报，有的购买敌人禁运的物资，主动要求抗日政府考察，保证自己不做坏事，还将内部别的坏人做的坏事仔细报告。
小部队活动在异常艰苦困难的险恶环境中，常常是一个排、一个班，甚至是一个小组单独执行任务，但我们的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满怀胜利信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不叫苦，不怕死，不动摇，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党小组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真正发挥了模范骨干作用。
昆张支队象一把钢刀刺在敌人的心脏，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部队站稳了脚、扎下了根，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区反“蚕食”斗争，直到1944年局势发生变化--1944年5月上旬，昆张支队作战9次，俘虏日军3名、伪军591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6月上旬，曾思玉司令员指挥8团和昆张支队发起了昆张战役，5天内战斗20余次，攻克张秋集、大路口、戴庙、四里山、周楼、大安山、小安山、开河等24个据点，俘虏伪军12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1000余支。大军所至，伪军望风披靡，再加上一年多来昆张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大多数据点是一包围就缴枪，甚至是不战自降。从此，昆张地区形势大为改观，由敌人分割占领的“治安区”，又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笑逐颜开，日夜投入拆围寨、扒炮楼、填平封锁沟的紧张作业，显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敌后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全面进行的总体战斗，特别是日寇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来，无所不用其极，各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残酷--除了在军事、政治、文化上采取五花八门的手段，更为恶毒的是对于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得根据地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对于根据地的人力掠夺更为残暴，见到青壮年就抓捕，不是杀害，就是驱赶至东北或者日本本土做苦役; 此外，日寇对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医药、布匹、食盐、电讯器材等物资一律禁运，还派遣讨伐队到根据地疯狂侵扰，甚至掘地三尺，其险恶目的就在于摧毁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基础。
其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除了面对日寇、汉奸、特务等的猖狂进攻、围困，还面临30多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破坏，他们多则上万、少则千余，盘踞在各个地区，修碉堡、挖壕沟，不断到根据地抓丁抢粮，更是加重了人民的灾难，使得人民群众十室九空、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人为的灾难，天灾肆虐，也给抗日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从1942年起，连续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飓风、蝗虫的侵袭，田地裂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大小河流都干涸了，黄河故道到处可以徒涉，东平湖、微山湖几乎见了底。雨水短少，田地无法播种，有的勉强种上也是颗粒无收，许多地方人畜饮水成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山区，要跑二、三十里山路挑一担水，缺粮断炊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军民，部队指战员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到1943年春荒，人们就只能依靠野菜、树叶搀和杂面熬糊糊吃，没有多久，连野菜、树叶、树皮也没有了，有的地方就吃观音土，饿死人的尸骨到处可见，人们愁得连觉也没法睡。
频繁的行军作战，指战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只好束紧腰带，喝口水、提提神，继续坚持。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饥饿所致; 有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抬下战场检点遗物，挎包里只有一个干巴巴、舍不得吃的野菜团，群众见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们的指战员就是这样，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幸福而忍饥挨饿、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严重的饥荒带来无法抗拒的瘟疫，疾病传染仿佛无形的幽灵迅速蔓延，没有医药，更加谈不上营养，不少人就无声无息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有的村庄，没有感染瘟疫的人，纷纷外出逃荒，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掩埋，野狗涨满着肚腹，瞪着血红的眼睛……
忠厚善良的父老乡亲，本来最热恋自己的家园故土; 但是为了活命，只能流着眼泪抛家舍业，一家一队，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大人小孩每人一个饭篮、一根打狗棍，随走随乞讨。他们在滚滚风沙中，流浪于荒凉的旷野，有的往山西，有的往东北，谁也说不准去哪好。那些个体力衰竭的老年人，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外流，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就此结束了苦难的一生，埋葬在异地他乡。听吧，看吧，哭泣、叹息、哀怨之声，绝望之面，充满逃难的人群之中。他们没有奢望，只有求生的本能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指战员们曾亲眼目睹过多少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啊! 人世间骨肉分离、伤痛欲绝、哭天号地的景象，镂骨铭心，永世不会忘却! “谁要孩子，一斤换一斤粮食! ”“行行好吧，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不要钱、不要粮，您把这可怜的闺女领走吧! ”听了这些饱含血泪、痛彻心扉的呼喊，仿佛尖刀剜心，使人潸然泪下。在灾荒年月，人们自顾不暇，哪有人家会买人添一张嘴吃饭啊! 还有年青的大姑娘、小媳妇，垂头跪在路旁，头插草标，自卖自身。她们衣不遮体，有气无力，哀求过往之人行行好，将病、饿死的爹妈埋葬，便以身相许跟了你走……那满面泪水，死去活来地疯叫声; 那泣不成声，连连向人磕头求救的悲愤状态; 铁石心肠也为之心碎!
部队驻村期间，饥饿的人们明知道指战员的粮食定量，已经一减再减，每人每天半斤粮也不能保证供应，把节减的粮食全都救济了灾民; 但他们更知道人民的军队爱人民，便把最后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子弟兵身上--每逢部队、机关吃饭之时，老人、小孩都蜷缩在一边，以乞怜的目光注视着大家的饭碗，同志们经常分出一半给这些饿昏的老人和孩子，逐渐变为不成文的规矩，不这样做，实在是难以下咽啊! 部队就是这样与冀鲁豫的父老兄弟血肉相连，共同苦渡艰难岁月。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箴言: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要战斗，要打开一条生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英雄的军队，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靠的是两手政策: 一手是军民携手、同心同德、广开门路、生产自救，组织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互济互助、咬紧牙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另一手就是积极组织小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多打胜仗，以敌之物资济我之所需，坚决保护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命根子--粮食，打击敌寇抢粮、毁粮，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指示大家: “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要求大家: “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又可以保障部队供应，彻底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中共中央在延安、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给广大军民作出了光辉榜样，给予了部队希望，也给了巨大的鼓舞。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1944年达到了高潮。起初部队只是抓了点农业生产，规模很小--在道沟两旁种植玉米、芝麻、大豆，在黄河沙滩上种植花生、红薯，在平毁敌人的封锁沟上种植粮食作物，在队伍常驻的颜村铺、马口、龙王庄一带种植蔬菜、南瓜，当年就有了收益。同志们吃上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到了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心区较为巩固，根据地日益扩大，日寇大规模“扫荡”减少，全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规模就越来越大，劲头是越来越高，除去扩大耕种面积，部队还创办了副业、手工业和运输业。
分区特务连是一支老红军部队，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为115师特务营2连，随师部东进时被杨勇同志留在鲁西，曾参加过樊坝、梁山独山庄、潘溪渡等战斗，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连长赵林、副连长王国新和三个排长都是老红军，还有几个班长也是红军战士，全连兵员200余人，配备有6挺轻机枪、3个掷弹筒，弹药充足，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能打硬仗，是分区的主力连队之一。孙连捷参加完朝南战役之后，于1943年8月，调任该连政委。
为了搞好大生产，特务连专门抽出30多名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但有一定生产技能的战士，组成生产队，种了70多亩地，养了10多头牛、30多口猪、100多只羊，还陆续开设了粉房、豆腐房、油坊（榨油）、纸坊（做土纸）、酒坊（蒸酒）等农副业基地。
多少个日日夜夜辛勤的劳动，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丰收的果实。1944年，特务连蔬菜、猪肉、食油等生活物资，不仅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还可以供给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地委领导机关。从1942年开始每人每天减少4两粮食的定量又恢复了，伤病员甚至可以喝上羊奶、吃上鸡蛋，逢年过节和部队作战回来能够会餐，有几大盆菜，还有自己蒸的酒。指战员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摆脱了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困境。
部队粮食供应的解决是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的--建立了公粮征收制度，实行合理负担--部队从政府粮站领来粮食分给官兵携带，无论干部、战士每人一条米袋，背负5至7斤粮食，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八路军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旧制1斤16两）粮食，5分钱的油、盐、菜钱; 到1942年闹灾荒，部队节衣缩食，每天每人节约4两粮，虽然菜钱没有消减，但已经买不到什么菜了。
在鲁西坚持抗战的8年（包括泰西2年多）时间，主粮是小米、高粱和红薯，逢年过节和麦收后能够吃到白面。小米做稀饭或者干饭是上等饮食，平时最常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大家戏称“钢盔”，红色，一个足有4两重，坚硬如铁，不易消化--部队有句顺口溜: “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其实，窝窝头蘸辣椒，是火上浇油; 所以，指战员多害胃病。炊事班就想了个办法: 将窝窝头切成片，和白菜、萝卜一块煮，放上点油、盐，连菜加饭和汤就都有了。高粱本是大户人家蒸酒、喂牲口用的; 部队人多，粮食需求量大，加上高粱长起后成为青纱帐，对于抗日军民活动大为有利，而且高粱秆子既是建房材料又是主要燃料，所以，当地高粱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至于红薯，则是鲁西特产，1亩地能收二、三千斤，5斤红薯顶1斤公粮，秋收以后到冬天，供应部队的粮食就搭配红薯。
吃菜就靠司务长、上士的本领--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油、盐、柴、菜等都包括在内，每人每天1斤菜，一个连队就是100多斤，买到什么吃什么。敌人“扫荡”时，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夜以继日地转移，菜就没有了，只能吃点咸菜、喝点开水。平常也没有肉吃，有时十天半个月打一次牙祭改善生活。连队伙食有经济委员会监督，每个月清算一次公布帐目，杜绝了贪污浪费。其时，指战员们都愿意打仗，打起仗来伙食好，而且打了胜仗，既有缴获的战利品，又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送的慰劳品（猪、羊、鸡、大白菜，夏天还有西瓜）。1944年以后，部队搞大生产运动，自己种粮食、蔬菜、养猪，收获归单位，生活更是大大改善了。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战斗胜利品成为部队供应补充的重要来源--从游击队开始，就严格执行“一切缴获须归公”的纪律，任何人不准将战利品据为个人或者单位所有，也不准隐匿不报，就是枪支、弹药也必须如实上报，不能打埋伏。对于发洋财、本位主义、隐瞒私分，都认真追查、执行纪律，战争缴获物品统一由后勤部门负责安排。部队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节约，建立了收旧换新的制度: 要求每个指战员将手榴弹丝绳和铜圈以及子弹壳都要拾回上交，然后才能补充手榴弹和子弹。
由于部队的武器，主要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所以种类杂乱: 长枪中有七九步枪（中正式、捷克式、汉阳造、德造套筒等等），六五步枪，日本造“三八”式，也有阎锡山仿造的以及俄造的水连珠等等; 短枪中有驳壳枪、左轮、白朗宁、五音子等等; 还有冲锋枪（亦称花机关）; 以后又有了各种型号的轻重机枪。这些武器有不少老掉牙的，战斗中也有损坏，建设武器修理工作便刻不容缓。
1940年开始，鲁西军区在东平湖西戴庙、安山一带创建后方基地，由后勤部长吴机章（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工商接管部部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政委廖亨禄（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牺牲）领导。医院、被服厂、修械厂、手榴弹厂等等，都用土办法制造。
1942年以后，这个地区为敌“蚕食”，后方就转移到黄河沙滩旧范县、田堌堆、尖堌堆一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挖掘成一个个房间大小的隐蔽所，分散多处坚持生产。遇到敌人大“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机器设备埋在地下，人员分散打游击。
1943年以后，分区的后方转移到马口、高菜园、宋楼一带，这时各厂的设备得到明显改善，有了一些机床，工人数量也增长了，不仅能修枪、翻砂造手榴弹，还能造迫击炮弹和九二式步兵炮弹。
1944年以后，本部军工生产规模更大、产品质量更高，基本满足了部队作战需要。
部队的办公费用，开始没有明文规定，1940年以后才规定: 团每月50元、营30元、连10元钱。1939年以前，指战员没有发过任何津贴，以后每人每月发放1元钱津贴; 1943年以后，干部津贴有所提高: 排级1元5角、连级2元、营级2元5角、团以上3元。
在最艰苦的1942、1943年，冀鲁豫人民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饿殍满地，人民子弟兵咬紧牙关、勒紧腰带，节约粮食、菜金和被服鞋袜、津贴，用于救济灾民、扶持人民渡过难关，真正做到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因此，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始终与之并肩战斗，一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
书名是：我的前一百年
1943年1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了部队八公桥大捷的消息: “本月十六日晚我军主力攻入孙逆良诚总部驻地八公桥（濮阳东南），激战十二小时，将孙逆总部直属部队全部歼灭，毙伤敌伪数百名，俘虏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团长慕XX等以下官兵千二百余名，缴获追击炮二门、重机枪四挺、步枪一千九百余支、短枪九十余支、子弹四万余发、电台二部、战马三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兵工厂一所（机器全部）。”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歼灭战，是冀鲁豫根据地粉碎敌人“蚕食”进攻，扩大解放区的一个战略转折，是对孙良诚叛国投敌一个正义的惩罚。这一重大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孙良诚，字良臣，天津静海人，年少投军，入冯玉祥队伍，历经多役，遂为其“十三太保”，又号“五虎将”之一。1942年5月，投降汪精卫伪政权，出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一个师以及两个团，长期盘踞在定陶、成武、曹县一带，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伪军头目之一。
八公桥是位于豫北两濮（即濮阳、濮县）地区的一座大镇，约有2000多户人家，镇内商店林立，素有“小开封”之称。自汪伪第二方面军总部进占该镇以后，在镇子四周修筑了坚固的围墙，高约15公尺，挖了两道外壕，宽深约10公尺，并附设鹿砦和木栅栏，围寨四门和四角有坚固碉堡，街内十字路口和伪总部两侧均设有暗堡。这里是孙良诚总部八大处及其后方基地，有一个特务团和骑兵营担任警卫。附近的徐镇、王郭村、梁庄、保安集等据点驻有37师两个团。其第4军赵云祥部38、39两个师分布在长垣、东明一带; 其第5军王清翰部40、41两个师分布在两濮一带。
1943年10月12日，日寇纠集15000人、汽车800余辆、坦克8辆、飞机5架，兵分13路，对范县、观城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由于有了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的经验教训，根据地军民事先准备充分，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2分区机关和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待敌军开始运动时，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带领前梯队进入昆张地区，后梯队则由分区副司令员周桂生和地委副书记万里率领转移至巨（野）菏（泽）地区。分区前指进入昆张地区以后，指挥8团和昆张支队于10月18日夜，一举袭入东平城内，摧毁了伪新民会、警察局、合作社、电报局等机关，缴获了不少物资。本部乘势扩大战果，5天之内，连克夏谢、大井、无盐、须城、尚庄、花篮店、埠子等11个据点，并袭击了张秋镇。日寇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只得急速收兵，10月24日便匆匆撤离中心区，部队反“扫荡”胜利结束。2军分区又于11月6日、7日在寿张、朝城境内陆续拔掉侯庙、莲花池、虞铺等3个据点，全歼伪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热情。
秋季反敌“扫荡”胜利后，冀鲁豫军区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采取掏心战法，袭击孙良诚总部，消灭其首脑机关以及后勤基地--本部自1943年以来，经过整训，养精蓄锐，且在朝城、郓鄄屡战屡胜，士气旺盛，面对讨伐汉奸孙良诚的战斗充满胜利信心--参加会议的各分区领导，热烈拥护军区首长决定，并进行了充分讨论。为了迷惑敌人，转移敌人注意力，首先来个声东击西。军区命令曾思玉、段君毅同志率领2分区主力7团、8团，由范县转移到鄄城以北地区，故意远离孙良诚部，摆出强攻郓城守敌刘本功的架势，并派遣分区参谋长潘焱、侦察股长邱克难，率领侦察小分队秘密接敌，邱克难同志和侦察参谋化装成修工事的民工混入八公桥，绘制了防御工事设施以及兵力部署图，监视八公桥敌军动态。孙良诚得知本部集结郓城、鄄城地区，准备攻打郓城遂放松了戒备，连加固修筑围墙工事也停了下来。
佯动成功，军区首长又命令4分区政委张国华，率部攻击八公桥西边的两门镇，战斗顺利进行，歼灭了敌人两个连，孙良诚急忙从徐镇（八公桥东面）抽调37师一个团，增援两门镇。
正当敌人完全迷惑之时，军区决定主攻部队2分区7团（配属分区特务连、炮兵连）、8团以及郓北、鄄北、昆吾、濮县几个县大队组成的基干团执行进攻八公桥的战斗任务，并命令5分区司令员昌炳桂带两个团在东明、长垣一线阻击敌第4军东援; 3分区司令员马本斋、政委刘星、副司令员赵健民率两个团进到濮阳一带，阻击敌第5军东援。
按照军区作战部署，为了打好八公桥战斗，曾思玉、段君毅同志召集7团、8团、基干团和各县大队负责同志，传达了军区作战命令，并具体部署各团、大队作战任务，要求做好偷袭和强攻的两手准备，坚决打好这一仗，全歼八公桥之敌。参谋长潘焱详细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八公桥地形，并绘制了地图分给各参战部队。
2分区参战部队于11月16日拂晓前分别进入八公桥以东、黄河故道以西、昆吾县（新成立的一个县）的范屯、常楼、宋楼等地区隐蔽集结，严密封锁消息。各部队召开了战斗动员、誓师大会，响亮地提出了“攻克八公桥，活捉孙良诚”的战斗口号，掀起杀敌立功竞赛。当天黄昏后，部队按照布置任务，分路向八公桥急进。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黄沙弥漫，天昏地暗，星月无光，伸手不见五指。这虽然增加了部队行进困难，速度变慢，但也掩护了本部行动不为敌人察觉。部队在当地向导和侦察员带领下，悄无声息顶风前进，在敌人据点之间穿越，神不知鬼不觉，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本部会越过他们的据点，实行黑虎掏心，攻打其之老巢--八公桥。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掌握部队，预防意外，各级干部都在部队前卫行进。由于对地形、敌情了如指掌，部队又善长夜间行军作战，个个都是“夜老虎”，所以各部队都严格地按照规定时间，进入攻击位置。担任主攻任务的7团、8团和基干团的首长，带领各连干部立即进行了战地侦察，迅速选定了突破口。晚22时，7团3连突击队从八公桥镇东北角以大风呼啸为掩护，砍开了敌人第一道外壕上的木栅栏，秘密越过了第一道、第二道外壕，梯子组迅速架起了云梯，乘敌人游动哨离开的一霎那，迅速登上围墙，把敌人哨兵抓住，问清口令后，冒充敌兵继续向围墙两侧发展。他们在向北、向南延伸时，被敌识破，在围墙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守卫东门之敌，有1个连向突击队进行了猛烈反扑，妄图将突击队消灭，堵死突破口。此时，曾思玉和7团团长温先星、政委杨俊生已经来到突破口，指挥后续部队迅速进入围墙内，并命令俘虏兵带领7团部队直扑孙良诚总部八大处。当围墙上响起激烈的枪声时，敌人总部八大处的伪军官们，有的在屋里打麻将牌，有的还躺在床上睡大觉，万万没有想到在重兵保卫下的总司令部会出现八路军。当本部勇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们的心窝时，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的老爷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乖乖地束手就擒，当了俘虏。
7团顺利攻击的同时，8团突击队从西南角亦偷袭成功，突入围寨，基干团也从东南角突进来。3个团全部进入镇内，在曾思玉司令员的指挥下，按照分界线与守敌特务团、骑兵营展开激烈巷战。一时间，镇内枪声四起，手榴弹爆炸声不断，全镇硝烟弥漫，加上阵阵打脸的风沙，呛得人们喘不上气来。敌人特务团老兵多，战斗力相当强，在其长官威逼下，进行拼死挣扎，顽强抵抗，被团团包围之后仍拒不缴枪投降。在小围砦内集中着特务团的大部，8团部队几次攻击都未攻破，8团团长齐丁根急中生智，命令部队收集了干辣椒、黄烟叶、破棉絮包扎起来，浇上煤油用火点燃，一包一包地投向敌人固守的院子，顿时浓烟四起，敌军官兵睁不开眼睛，呛得鼻涕、眼泪直流，咳嗽不止，丧失了作战能力，8团乘势冲进，特务团团长慕XX以下800余人全部就歼。
经过12个小时激烈战斗，八公桥守敌1500余名全部被歼。部队乘胜利余威，7团攻克徐镇，8团攻克王郭村，分区特务连又在8团配合下攻克梁庄、保安集，全歼守敌。3、4、5分区部队也先后攻克上官村、邵风寨、朱楼等据点，并横扫长垣、封丘的土顽武装，在200余里的广大地区内，拔掉大小据点100余个，歼灭敌人2000余人。盘踞在八公桥东面和北面的伪第5军王清翰部以及保安第12纵队，此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为了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于11月26日向濮阳以西逃退。这就使冀鲁豫边区2、3、4、5分区连成一片，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八公桥战斗胜利结束，只是可惜最后没有捉住汉奸头子、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他在战斗打响那天（16日）下午，坐汽车离开八公桥去了开封，让其侥幸逃脱。孙良诚的参谋长甄纪卯被俘后，得到军区司令员杨德志、2分区司令员曾思玉等领导接见。他连连称赞杨司令员用兵如神，八路军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冒着极其恶劣的天气突然袭击，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法，实在佩服之至。杨司令员对他和其他被俘军官进行了教育，然后将之释放，要其寄语孙良诚: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认贼作父，遗臭万年。要认清形势，日寇必败无疑，希望他早作选择（孙良诚后在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率部投诚，旋而反复，解放后病死狱中）。
日寇得知部队攻克八公桥，把孙良诚的老巢一锅端掉，第二方面军总部全部覆灭，匆匆忙忙从开封城内开出100多辆汽车，满载鬼子兵，疯狗似地扑来。岂料本部早已押着俘虏，携带战利品，凯旋回到中心区，鬼子此行不过是吊丧收尸罢了。
曾司令亦是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