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话54：中东局势和发展道路（一） -- 井底望天
这个有点夸张了，我在沙特待过，有工作或者有急事的话还是可以不祈祷的，不过似乎是事后要找机会补上。旅行途中也可以不祈祷
比较烦人的是这帮人本来上班时间就短，再扣除祈祷时间，基本上就没什么时间干正事了。去银行什么的办点事都得掐着点去。吃饭的时候赶上祈祷，经常都得在大太阳底下站上N久等着开门……四十多度的高温真是让人火大
县一级的税务局很多都是地方军阀建的，有些是继承伪政权的
部门A管得了部门B吗？
他妈妈的，要是外敌入侵他们也介么做反应就好玩
我觉得是在回避主要矛盾，或者说在回避目前虽然还处于次要地位，但正在越来越激化到主要地位的矛盾。
井大很好解释了中东为什么乱了，以及中国为什么还稳的住的原因。但在结论上却无视中国维系目前相对稳定局面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问题——以往的发展、就业模式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不灵了，或者说是不敢了。就像信贷，以往只要不断做大规模，做大分母，坏账率就可以消弭于无形。可现在为什么不敢了？与其说不敢了，不如说是划不来了，到边际效益极限了。信贷还是小问题，毕竟还有存量资产可以抖，抖出来又是池子。关键问题是最近这两篇和之前的几篇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
前面在说到民生和对外策略的时候，说的是咱们人口多底子薄，地球资源有限而且还被列强瓜分完了，世界之大，却难有中华容身之地。所以现在该要有所作为，而不是韬光养晦。但如果p民不想打仗，那就要和平崛起，这一和平就注定我们多数也吃不了独食，所以大家指望也不可能太大，最多来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近这几篇都是在为现行体制的合理性作解释的。一个是说TG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和发展，一个就是在这个增长的基础上，当下的问题都是可以容忍的。而且，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也总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主导。于是，问题便来了。
怎么能在现行体制需要不断前进发展才能取得合法性，我们继续上升的阻力越来越大以及在这个上升中要避免矛盾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说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地球很难容纳来自中国新增的13亿工业化人口，所以p民们不能期望太高。那么体制派所的发展权高于人权以及发展中解决问题又从何谈起？同样，如果是要走和平崛起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不想打仗就得悠着点，大家都勒紧了过。反之如果是准备不和平崛起，那么现在这个体制能让p民来卖命？还是说以后是要走不成功就成仁的军国主义路线？毕竟，要解决当前这个拥挤的世界的最根本办法是出现新的能源技术革命，而这种新科技革命发端自我们这里的可能性比较小。
总而言之，如果体制派还是继续要求p民增强耐压性，而不去勒一下自己的裤腰带，那么这个国家的一切未来，都是建立在没有退路的基础上的。如果说过度的金权是世界的癌细胞，那么过度的威权和集权就是民族的癌细胞。
普世派、左派不成器，不等于体制派就能有出息。我是相信，真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一条困难的路，是条需要所有阶层都作出牺牲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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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厮从大国游戏开始就鼓吹精英统治，为矮子让军队经商辩护连开三帖；如果你还看不懂Y是什么居心，
我都多余废这话了。
有些事，非要显现出残酷的本质，才能让人受到极大冲击。对有些文章，作者试图构建一个虚幻的东西，读者心里要有底。
闲话55：中东局势和发展道路（二）
当然如果政府的腐败太过，而且你经济发展的扩张速度不足，或者说像中国那样，发展速度开始降低，那么社会不公平的结果，就会变成首要问题。
看一下台湾人民，对蒋经国时期政府腐败的容忍，和对陈水扁时期政府腐败的憎恶，就可见端倪。
因此俺在2008年对中国政府的提议中，谈到了三点。削强藩（弱藩不需要削），要解决的是，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行政动员能力。均贫富，要解决的是，当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人民对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的问题。
而严吏治，要解决的是，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彻底解决官员的贪腐问题，而且还需要挖掘官员的执政能力，因此官员考核的标准，还是要以能为先，以廉为辅。过一段时间，就打击一次贪腐官员，保证腐败的程度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但同时如果过于强调反贪腐，而造成清廉但是无能的官员充斥政府体系，那么这个国家出问题的机会要更大，时间要更快。
这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法子，可是谁让俺们不是生活在天顶星那样的完美星球上，而是生活在地球这个人人私欲横行的世界呢。
东亚社会传统上是一个重视平等的社会，因此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而中国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平等和公平，这个是文化传承的优点。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避免走极端。比如说网上看到说什么一个拥有一亩三分地的农民，要从唐朝开始工作，不吃不喝才可以在北京市中心买一个房子。心里想，你吃饱饭撑得慌，要跑北京市中心买房子干嘛。
比如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3万多美元。那么你硅谷的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每年赚10来万美元，比大家人均要高3倍多，日子还不错了吧。
可是你要去买比尔盖茨，或者是其他大富豪的豪宅，那些过亿美元的东东，也要不吃不喝干上1千年才行呢。这样的比较，有什么比头呢。
这个社会不可能出现大家梦想那样的平均社会。有人喜欢拿美国来说事情，可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足。
简单地以房子来说事情，中国大部分的房屋拥有人，是全额拥有，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是靠银行贷款。而美国的大多数房屋拥有人，是欠银行贷款，一旦工作无着，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
也有人拿挪威的社会主义来说事，却没有看到挪威的人口，和挪威的石油资源相比，简直就是另一个科威特。
中国的未来发展，如果可以做到象日本那样的贫富差距，就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东亚社会，除了文化传承上，给了一个相对能干的政府体系之外，另外一个文化传承，就是宗教势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化。
中国的宗教势力，主要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在佛教盛行而刺激下产生的道教。这两个宗教的盛行，得益于东汉末年开始，在中国的政府能力下降的局面。宗教影响强大，导致政府权力旁落，政府信用降低。而政府能力衰落，人民生活不安定，那么宗教影响力又可以弥补这个空档。
中国宗教势力的顶峰，在魏晋南北朝，伴随的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就是政府行政能力最低的时候，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
中国政府行政地位的确立，和宗教的关系彻底定位，主要发生在唐武宗灭佛之后。但是一旦政府能力降低，宗教势力乘机而兴起，发生在元末的白莲教，清末的回乱，拜上帝会，等等，都为此做了备注。
中国在90年代中期，政府行政能力和信用的衰弱，也引发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的盛行。出现了以反政府为主要诉求的转转功，也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
当然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可以看出来这个运动背后的准宗教现象。不少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都比较过共产党运动中的道德自律，和当年的太平天国，有不少类似之处。
其实今天看一下当年的共产党人，比如像夏明翰那样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献身精神，确实具有宗教里面的那些圣人的风采。而且那时候，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是比较少见和不切实际的。
但是中国的幸运之处，是准宗教力量的兴起，来改变社会混乱的局面，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可以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人家的钢铁之师。
而这种理想至上，不顾现实的行为，发展到了极端，比如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宗教行为，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损害颇大。中国的幸运，是最后终于实现了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型。这种转型恢复了中国历史传承的政府行政能力，也让宗教极端势力缺乏萌生的土壤。
看一下伊朗的历史，就是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内部保守势力和外部帝国主义干涉的联手谋杀，然后必须靠着宗教势力来解决问题。而在新的政治体系建立之后，宗教势力又不能像世俗政治转化，从而无法完成政治的顺利转型。
看埃及的局势，以及整个中东的局势，是要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势力在填补空白之后，是否可以顺利转型。而且在这个转型中间，是否可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府行政结构。
至少从目前看，在中东的各种西方化努力，基本最后都是以独裁和军队专权为收场。而一个相对独立于宗教势力，又非西方支持的军队之外的世俗势力，还没有产生。
国民党的现代化，和毛泽东的现代化，根本是两个东西好不好？黄仁宇的那个上层和底层的区分，根本是在搅混水。
基本海外中国问题学者的共识。
本来现代化就是一个漫长过程，你可以说国民党是开始建立雏形，但要是彻底否定人家也有的贡献，就不太合乎历史事实了。
听上去就是一个线性的，统一的进程。
其实英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是两回事。
modernization theory已经基本上被批倒批臭了。现在的共识，是存在不同的modernities。
毛泽东的中国，追求的就是一种alternative modernity，消灭 三大差别是公开的承诺。他跟蒋介石的中国，当然有连续，同时也有断裂。问题是当只讲连续不讲断裂的时候，就显得毛泽东追求的modernity，和蒋介石追求的modernity，是一回事了。这是老毛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
现代化当然有自身的多样性. 但这个现代化不是另一个现代化直接转化并不否认现代化的社会模式和过去社会模式的区别. 北洋政府还搞民主选举. 袁世凯不称帝, 把其它政党都边缘化,当总统当到死,再传给儿子的本事还是有的.他也会搞他的现代化. 他建的邮局,电报局,铁路, 新中国非扒了再建, 才算彻底革命? 虽然我的说法有把大革命变成路线斗争的倾向, 现代化这条主线才是大势. 革命党就是顺着这条大势,才能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前面跑得慢点想拦着后面的,就被后面发动更多的群众的人追上踩倒.
在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