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余则成的锄奸功劳 -- 鸥盟
党史资料里有熊向晖有关于此事的回忆文章，他当时负责调查。
克什米尔公主号幸存的机械师还是副驾驶员（？）后来出了本回忆录，回忆遇险到浮海求生的经历。
如果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以下的这种途径，那么所谓的“撒娇”是否必然会发生？
金灿荣同志用“撒娇”来形容某种观点的阐述，（当然，他的演讲，面对的是孩子们）。那是否金灿荣同志认为持有类似观点的成年人也是幼稚到撒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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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金灿荣同志的观点有些自己的想法：
1.如果人类发展的历程是不断从相对野蛮到相对文明，那么,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政治运动的人，肯定会对历史的残酷性没有太深的感觉。这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是人之常情。即使是成年人，对真实历史的残酷性有所疑问，也是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
坦率的说，我理解我国历史上因为内忧外患，而伴随之产生的大量国家暴力的史实。但是，是否有必要那么大规模的使用国家暴力，被镇压的对象是否“罪至于死”，我是有疑问的，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撒娇”。
2.如果人类的发展历程是以：战争（或者战争状态）---和平-----战争（或者战争状态）---和平......这样循环往复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大会“撒娇”了。因为身处这样的循环中，思想上将变得更加坚韧，对于生命的消亡更加容易接受了。
这里，我借用“战争状态”这个词，恳请大家阅读著名作家胡平的著作：《战争状态》，本书对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状态，有着极为全面的描述，极为深刻的分析。
从我国的法治和法制的建设历程看，这种“战争状态”造成的众多后果中，除了各种政治运动，还造成一种后果：用军事手段（或者说用军事思维来指导）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法律手段、法律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西西河中，记载了许多英烈的史诗般的光辉事迹，烈士们以自己的承受磨难、流血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新社会。
那么，烈士们希望新社会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吗”？英烈们希望人民生活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吗？
当然，这种战争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外敌对势力的挑衅、破坏所造成的，但是，有没有镇压扩大化的现象呢？一些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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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有自知之明”，和许多河友的深沉有力、理性分析的文章相比，我的文字感性成分也许太多了。但是，被河友称为“小清新”，我还是感觉很难接受啊。
劳有花的“最后一夜”，的确是我的想象。因为《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系列，关于本案的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劳有花自己的供词（我的主观推测，她的供词中是会有忏悔的）、临刑遗书（留给家人的话语），其他人关于劳有花的证词.....因为这不是这篇“尘封档案”的重点。
但我的观点有些河友是理解的，河友“易先生”提到：“劳有花是50年去山东的，她在山东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她成家了吗？她有孩子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她有家庭和孩子，她的死刑将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
“易先生”绝不是在“小清新”，因为这是真实历史中可能发生的一幕生离死别、骨肉分离。
我推测，可能劳有花自己并没有选择为人妻、为人母（她对自己的命运是有心理准备的吧，可能对得到家庭温暖的可能性已经绝望，不再有这方面的奢求了）。
从这篇尘封档案的文章内容来看，大概表妹一家是劳有花唯一的亲人了。这么多年下来，亲情在劳有花和她表妹一家之间，很可能是很深厚的了。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命运又是多么容易被彻底改变。在最后的时刻将要来临的前夜，劳有花也许会有忏悔、遗憾和憧憬的吧，但她应该不会后悔当年为了抗日报国，而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对于这一点，让我们在谴责她的敌特身份的同时，保有一丝的温情：在她尚未成年之时就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漂泊伶仃；国难当头之时，她没有退却，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抗日杀敌)
只是后来，成为了一名敌特，这既有她自身的选择，也有出于大时代背景的身不由己。最后死在了刑场上......
“无情未必真豪杰”，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洪流，和用人性的眼光看待历史中渺小的生命个体，我认为也许没有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看待历史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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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本楼内，阐述了自己文字的目的：对于劳有花而言，所有这些观点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早已化为了灰烬。
但是对将来，对于可能掌握了国家暴力的使用权的河友，多少还是有些触动的吧。
对于国家暴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刑，我的观点的形成过程，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中“生命透支的悲哀”一文。
我没有经历、目睹在国家暴力的施行过程中，一个人由生到死的历程；仅仅读到过其他人的回忆、描述；因此，在理论阐述上有很多缺陷，请让我先引用一段文字，很能表达我的想法：
摘自：旧版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最后一课的译文：
......虽然真理和正义是表现道德上勇气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还有其他的。怜悯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原先一直认为的似乎有什么来生，对人生价值的感情才变得更深和更为广泛。
......如果主张废除死刑者不是出于一种对死刑犯精神极度痛苦的感情上的怜悯，而是害怕毁掉生命奇迹的话，这种论点还是能够站住脚的。
......绞刑是一种结束生命的古代残暴办法，而自鸣得意的现代电椅也一样凶残。如果因受落后思想的影响而把死刑保留下来的话，让死刑犯每晚服一剂烈性安眠药直至有一夜不再醒来，似乎要比目前的一种野蛮传统做法更加文明。
......
原文的宗旨是废除死刑，我没有那么偏激的思想，但我是理解并支持“严格限制死刑”的观点的。
对于劳有花来说，她是否“罪至于死”、“无可救药”，是有些疑问的。
作为内战延续的敌我斗争的惨烈程度是让人非常震动的，那个时代，对敌方人员的生命价值的思考，大概是多余的奢侈品吧。
不过，即使在当时，隐蔽战线上被俘人员的相互交换，也是有过实例的，比如从绿岛被交换回来的宋允生同志的例子。
我国历史有一个现象：一个带有国家暴力的性质的政策，经过层层放大，到了基层的执行层面，常常发生国家暴力的不加限制的扩大化。这是执法能力的问题，或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必须“宁左勿右”？答案很难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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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同志提到的毛主席时代中，敌我斗争的残酷性。毛主席的关于国家暴力的思想，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的。建国初的毛主席的相关言论和决策我就不多引用了。我有一种感觉：晚年的毛主席对于使用国家暴力的态度，变得有些平和了。我这里仅仅引用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初期，在那场政治风暴中发生的一段惨烈的风暴中的一个决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据记载，这个决断出现在了红头文件中，并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从而制止了某次国家暴力运动的扩大化。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让我深受震动，也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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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友们的探讨让我思考怎样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怎样“摆事实”，其中一个途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亲身经历只能接触到事件的很小部分。
因此，“摆事实”的另一个途径就非常重要了，那就是资料收集：包括数据和案例。
但是，在资料收集方面，不仅您和我、对相关课题关注的人士、乃至法学专家，都会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历史上关于国家暴力的资料，从来也没有完整公布过，将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公布。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这样，我们探讨相关话题，恐怕每个人难以避免带有片面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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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所在的《啄木鸟》杂志，曾经刊登过两篇文章：
叔弓著：《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许世友批侦的间谍案》（关于一个日本籍特务的命运）
比较起来，劳有花是远远比不上日本战犯、日本籍特务幸运啊。
我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同时，我对改造日本战犯的效果非常钦佩。(有河友质疑我的这一矛盾观点，但我是这样思考的：我反对宽大日本战犯，不管改造他们是否成功；同时，把他们从魔鬼改造回人，我同意是巨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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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河友提到了谷正文，本楼还曾提到毛森。历史就是如此，越是罪大恶极的，越是安全啊，所谓”恶人有恶报“，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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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种主观推测，觉得在西西河中，可能绝大多数河友都没有经历过残酷战争和政治运动的风暴吧。也许目睹过国家暴力的人，才更有发言权，因为对生死的感悟会更深，既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还有对社会、法律、生命价值、极刑的消极意义的思考。
有一点，我真诚的同意，我国在保障言论自由，容忍不同观点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绝非坚韧之人，如果时间倒推N年，我不敢对包括“对某个敌特报以某种同情”等敏感话题阐述观点。我曾经读过我国优秀作家胡平老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眸子》。
哎，比起历史上发生的那样的悲剧，我们能在平和的环境下，通过公众论坛、社区来讨论问题，是多么幸福啊。
从感情的角度说：我非常难以接受“不加限制的使用国家暴力”；
从理性的角度说：我真诚的感受到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方面：“严格限制死刑、把好死刑关”对于每个公民的意义。
人死不能复生啊！极刑，应该慎之又慎啊。
劳有花有充足的理由被豁免，更有充足的理由被处死。这和她人格中其他美好属性无关。
如果纯粹站在反对死刑适用范围这个论点来说，我从情感上不反对，但是从理智上来说，更认可对劳有花的处理。
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错杀罪不至死的人不会影响历史进程，错放对手往往万劫不复。
在敌我矛盾激烈，胜负尚未定论，对手随时反扑的年代，站队就足以决定一个人生或死，因为他（她）这个选择也不知不觉中决定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死。
更何况漫长潜伏过程中，她有机会投案自首，那样也罪不至死了
上面还有一贴鲨鱼说的也明白。
如果你接触过日本人，可能还觉得日本人这样驯服，礼貌的民族更是可以教育得好的，比那些躲在阴沟里的特务可爱太多了。
呵呵。崽卖爷田心不疼，作者因为tg跟他一样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