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 种植园土
1、春秋战国
春秋之前，职位以世袭为主。春秋时渐渐出现“士”的阶层。什么是士？就是聘任制的非世袭职业人：读几本书，舞几把剑，有些想法，四处推销自己。春秋时代，士找工作还不太容易，所以有豫让“众人国士”之论。豫让本人的情况是，主公失败了，可以跳槽，但感觉知遇之恩不跳槽，宁肯以死报答。
到了战国时代，出于竞争因素，游士推销得好可以跨六国相印，推销得不好，只能去做小吏（比如，威名赫赫的马服君赵奢就是小吏出身）。一句话：中国战国时代而非春秋时代大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士可以直销（游说君主）。比如苏秦，前几次推销失败，就回家头悬梁锥刺骨，刻苦攻读，直到弄清了大战略。也可以投奔贵族，成为门客，门客一般被分配些具体任务，得以锻炼和显现。毛遂，因为没有得到锻炼机会，就很不满意，转而自我推荐，最终证明了实力。战国的游士横行，君主被迫拥彗折节，礼贤下士，和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愚民政策有些因果关系，又构成鲜明对比。
2、秦汉
秦是过渡阶段。汉的特点是推荐制（察孝廉）。士在获得高位之前，一般要经过游学和在高级官员府中做吏两个阶段，获得实际能力，后再由高官推荐成为普通乃至高级官员。名士一般会拒绝普通高官的招聘，自显身价。这种人物要么是大人才，成为朝廷的栋梁，要么在实践中漏馅。
3、两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根据血统定职位。这时候高级士族一般有自己的土地、亲族、部曲（部曲平时是生产力量，战时是军队的来源），平日管理这些部曲即可获得实践能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高级士族不愿参与管理具体事务，忙于饮酒、吸毒、淫乱、玄谈，所以政权逐步落在刘裕这样出身寒门士族的军阀手中。
北方政权的贵族一般要带兵和管理民政（晚至隋代，陇西李氏-李世民的家族-仍可通过府兵制握有军权），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实践机会。北方门阀受了打击（比如崔氏在北方试图评定门阀等级，就搞不成），但仍有一定影响力。寒门知识分子要依附于贵族。
4、唐代。
唐代是科举制，广开取士门路。但这个科举制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考试。要想考试成绩优良，一般还要获得高级官员的认同。所以就要把考完后要把试卷拿给高官们看（行卷），获得他们的认同才有希望录取。这实质上一种变相的考试+荐举制。这个行卷制对于李白之类的人物是个很大折磨（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但比九品中正来得合理些。首先，能通过考试的人，必然具备了相应的文化修养和基本治国理念--也就是基本素质合格了；其次，迫使你去获得高官推荐--那时的高官都是具备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筛掉了许多高分低能和情商低的人。
是不是这个方式就完全合理呢？显然不是。毕竟出身寒门的人才要多些，荐举制的残余使得最核心职位仍集中在若干士族阀阅之家--它的优点是，士族阀阅之家的优秀子弟是从小就具备一定行政及社交实践机会的，但坏处是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很不服气。所以有党争。党争加上宦官、藩镇之祸，直至唐朝灭亡。
如果混不进科举怎么办？只好进地方官员的幕府。所以韩愈发出“董生怀抱利器，勉之哉”的慨叹。
5、宋代。宋代之初，军阀战乱持续了许多年，人民不乐读书，读书者不乐仕进，仕进者不乐忠诚。宋朝（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决意尊重读书人，施恩于读书人（整个宋代号称未杀一个读书人），给读书人权力和地位，授权给读书人去管理行政乃至军事体系。慢慢地，一个庞大、成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为了给这个官僚体系输送合格人才，许多书院应运而生。在野的学者讲读于书院（朱熹之流在书院教书，而范仲淹之辈在书院苦读），或从事学术著作，其影响力直达朝廷。比如，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洛阳有个“司马相公”？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所以陈寅恪说宋代是中国文治最鼎盛的时代。如果一定用一个词形容宋朝的人才培养机制，那就是朝野一体。
但是成熟意味着失去锐意进取的动力。军事方面，唐末由于征发灵州等西北各郡汉族壮丁，西北沦陷为蛮夷膻腥之地。宋代因此一直无法收回西北--结果马匹严重不足,导致须以步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另外，幽云十六州归于契丹，导致少数民族获得了汉族的持续后勤能力。所以宋朝一直在收缩，直至灭亡。
6、蒙古灭宋之后，第一次见到文天祥之类的人物，大感震惊。在游牧民族看来，有奶就是娘，有打劫就一起去，打劫不成就四散逃跑--此乃天经地义的事。居然有人要“取义成仁”--放着高官不做，非要自寻死路--整个金国、西夏、花剌子模、阿拉伯都不曾遇到一个类似人物。这种震惊让蒙古人产生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深深不信任乃至敌视感。所以决定从中亚引来穆斯林（色目人）管理汉人，把汉族儒生打到八娼九儒十丐的最底层--这是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也是元曲发展的外部动力。
7、明代
从未见到一个朝代，知识分子象元末那样痛快、彻底、义无反顾地加入农民反抗斗争--象李善长之类的厉害角色，安安静静地在朱元璋帐下做文书。朱元璋偶尔发了句牢骚：“四方战斗，何时定乎？”这个文书居然对出了以下有水平的话：“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升之类的“广积粮”老儒，刘基之类的“卖柑者”望族兼神童，如雨胼集。甚至还有元朝为了招降朱元璋，派来了户部尚书张昶做使节，朱元璋动员了一番，张昶居然也就把体制内的财政部长辞了，安心从事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道尽了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但鞑虏好驱逐，如何恢复中华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九十多年屈辱匍匐于蒙古铁蹄和穆斯林官员的敲诈勒索之下，宋代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阶层已不复存在。九十多年失去政权，读书人的行政经验也基本失去。相反，色目官员在中华大地那种完全没有廉耻、不顾明天的疯狂贪污却巍然成风。为了扭转这股色目官吏带来的贪污歪风，朱元璋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抗腐败，超过60两就剥皮之类的不是奇谈。其结果就是人们不乐仕进，官员很缺，上朝如诀别一般。由于官员太缺，甚至不得不用判了死刑的官员判决案件，判完案件，官员和被判决的囚犯一起押赴刑场一并斩迄的奇闻（但相对应的是洪武时代没有一起民变，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稳步提高）。
虽然彻底恢复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已经不太可能，但恢复科举制度是必须要做的。朱元璋推行了标准化的科举考试，即八股文。八股的特点是公平，从教材、参考书、考试范围、答卷、考场规则到阅卷评分都超级公平。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几率更大了。副作用是明代的士大夫多数成了只会八股、但“钱谷瞠目不知、刑名瞠目不知、兵事瞠目不知”的高分低能书呆子，许多还性情偏激（有如海瑞风格的愤青），酿成了“大礼议”这种无聊事件，君臣之间的关系僵得无法收场--在汉代，早有若干大儒轻轻松松从《春秋》中解释出一番道理，让各方面的面子都保住了。这些八股出身的书呆子派到地方去，无非是收收公粮，判判案子，但置于朝堂之上决策帝国大政方针就太危险了。于是不得已，翰林院就充当了八股优等生再教育的机构。
翰林有几个优势：（1）没有具体职责，有的是时间观察和学习（当然有些时候承担些修史和监考职责，但修史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职责，监考只是短期出差而已）；（2）能够接触大量档案资料，了解行政、财政、国防的历史和发展动向；（3）熟悉朝廷人事关系（上至天子、内阁，下至中低级官员），象张居正，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这是个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所以明代的翰院是内阁的备选机构。
8、清代
清代大体继续了明代的方式，把翰院当作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就像忙总刚刚提到的曾国藩，他在翰林院干了那些事呢？简而言之就是拜了倭仁和唐鉴两位老师。倭仁讲的是理学道德修养，唐鉴讲的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除了经过河南话（倭仁是开封籍的蒙古人）和湖南话（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的洗礼，曾国藩还通过了道光帝的记忆力测验。道光帝觉得这个人靠谱，就连续提拔他，十年之间七次升迁，级别升了十级，37岁就做到礼部侍郎（那时候中央政府才有6个部）。道光准备把他作为留给太子（即咸丰）的高级储备人才。所以曾国藩嘴上不说，内心以咸丰帝的社稷臣自期。于是，咸丰登基之初，曾国藩同学以从二品大员之身，就连上几道言辞尖锐的奏折，从皇帝私生活到用兵之道到官场流弊统统指责了一遍（看了曾国藩的奏折，我认为当时的他可以定性为专业级愤青），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气得咸丰没读完就把折子摔在地上，当众说要杀他，众人力保才保住脑袋，从此曾国藩吓得再也愤青了。但是，清朝的江山确是由这个曾经愤青过的翰林保下来的。
清代又和明代不同。明代重内阁，所以翰林备选内阁；清代重封疆，因此翰林备选督抚。林则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全是翰林出身，其余数不胜数。
但是，到了曾胡李的时代，翰林威望到了顶点，也就免不了走下坡路了。随着京师风气的败坏，翰院也不能免俗。翰院成立清流横议朝政的基地。张之洞和张佩纶都是其中有名的清流翰林。在朝廷的局域网上，这两人发帖最多，骂人最凶。偏偏慈禧这个网管，很相信这两个热血沸腾的清流翰林，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新生代的曾胡李。她哪里想到同样是翰林，但曾胡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光曾国藩就兵败试图自裁过两次，其余的没两把刷子也早殉国了。于是张之洞和张佩纶都很轻松得到了高位。事实证明，老太太对了50%，错了50%。张之洞不光笔头来得，实践也来得，眼光更是来得，成了清末名臣。张佩纶却在马尾目睹南洋水师被法军“点名”，吓得屁滚尿流，逃跑而归，成了清廷永不录用的弃臣（李鸿章居然不嫌弃他，把小女儿嫁给了他。张的孙女就是张爱玲--其天才、颓废、细腻的文笔和亡国贵族堕落、自恋的心态将征服无数不懂历史的文学女青年）。
中法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清流派的彻底破产，翰院作为其大本营，威望急剧下跌，再也未能恢复，为百日维新中废除翰院埋下伏笔。但可怜的慈禧老太太还在继续犯错。她从信任清流，转向清算清流。她对康、梁这样的半瓶子醋维新派半信半疑，就纵容小皇帝试了试，发现不好使，随即又发动政变，杀了戊戌六君子。由于西方公然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派，她转而信任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就祭出了义和团这个大杀器，激起庚子之祸。她看到义和团又不好使，就转而把屠刀对准义和团。庚子事变，慈禧西狩归来，由于朝廷的威信已荡然无存，1905年，她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宪政变成了一场闹剧。结果，在这个能干的家庭妇女顽固试错过程中，清朝的末日不知不觉到来了。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取才用才之道，大致来说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儒家最看重的，也是儒家的强项。熟读了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不可能不接受中华的价值观。只有元代和两晋、南北朝一度对价值观抓得不严，这两个朝代政局烂得一塌糊涂。
但除了价值观之外，实践机会和取才范围之间是个矛盾（其实用tension这个词更准确些）。过于强调实践机会，就往往把选才范围限制在贵族或者官僚小圈子内；过于强调考试公平，则须放些高分低能进来。
具体朝代来看，春秋战国重自我推销，可谓游士横行；汉朝通过察孝廉(孝和廉都是价值观），又通过游学和充当小吏的实践培养；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唐的科举辅以行卷（有一定的门第残余色彩）；宋代优待读书人，讲究制度化（即韦伯所说的国家官僚主义），形成社会重文化、尚读书的风气和朝野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蒙古引入外族人才；明、清八股科举+翰院制。上述都是人才选拔之道。
假如要给各朝代的选才制度排个优劣次序（春秋战国不算统一朝代，更类似于近代欧洲），我会选：
汉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实践）>宋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制度化，但缺点是轻军事）>唐代（重价值观，重实践，重野无遗才，但还有重门第思想的残余，人才多是“救时之相”，党争也比较厉害）>明清（重价值观，重考试公平性，在翰院小范围培养高级人才，但考试和实践脱节）>晋、南北朝（重门第，价值观口头说说而已，道德沦丧，有实践机会而拒绝实践）>元（引入色目人管理汉人，拒绝汉化）。
民国以来及当代，在此就不多说了，只引用一段高阳先生小说中对清末皇族内阁一事的侧面描写：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
补充：关于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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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士似乎还是世袭的吧
印象中贵族和高官血统稀释到最低就是士，不会降格为民
另外唐时科举为官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大多数人获得备选官吏资格还是依靠推荐或者钞票。明之后科举官吏才是主流
（1）嫡长子继承制下的失去世袭土地和官职的贵族后代（即闻过兄说的血统稀释）。
（2）诸侯战争或其它非继承原因失去土地或官职的贵族后代（这个可能血统还很“浓”呢）。
（3）被灭诸侯的家臣及现有诸侯的叛逃家臣（来源多样，包括各种世袭职分的后代）
（4）工、农、商业者后代之接受教育者(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就说明当时招收了平民学生）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很关心啊。希望能看到更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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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辩证唯物主义
但写现代的人才机制，要和清末比，要和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台湾时期对比，还要和TG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对比，最后免不得中欧、中日、中美对比。
这篇文章是全凭记忆写的，极其粗线条，可以说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只讲了几个现象，未分析原因。要细究，不知要补充多少资料了。比如，象刚才和闻过则喜谈了春秋的“士”这个概念，就涉及“士”的四种来源问题。细究起来，仅仅一个“工商业者是怎么变成士的”，或者“嫡长子继承制怎么促使士的出现的”，就要写个几万字。再比如，汉朝和晋朝都是“以孝治天下”，社会行为规范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分析起来，估计又得几万字。
现代问题比古代问题敏感得多。这篇文章，唯一的敏感之处就是把元朝的问题实质大概齐讲了几句。但为了避免过于刺激河里那些ID的神经，基本没说得太透。细讲起来，可以写个几十万字。
现代史没法写。要是全部实话实说了，估计写完之后，精英和非精英两派都容不得本人了，就凭河里这气氛，还是忍忍吧。再说河里大牛众多，政治局的座席都分析到2020以后了，何须鲁班门前掉大斧。
好像很多朝代都搞过，能不能评论一下得失？
说句半开玩笑的话，只要不是和民族人口问题有关的，你的观点都比较同意的，比如关于北非问题的也是。这点和观望者有些像呀，他谈军事问题，还是比较专业的，呵呵。
这样也好，求同存异就是。大河宽广，容得下各种不同观点。特别让我松了口气是，这篇文章没有像老加图那样，每篇都加上“迦太基必须灭亡！”
对汉、唐、宋、明、清的政治体系运作和长久以后所带来的问题都有很深刻的分析。
“捐纳”或者“捐官”、“捐班”，都是指卖官鬻爵的政治现象。“捐官”相对于科举这个当官的正途，也多被称之为“异途”。
秦朝就有“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这个“爵”，并不是“官”，相当于一种名誉+社会特权（比如商人禁止穿丝质衣服和乘某些等级的马车，但赐一定级别的爵位之后就可以了）。
西汉早期，晁错建议以赐爵鼓励百姓捐纳粮食到边关，后来边境粮库满了，输送到州郡也可以赐爵。此措施快速巩固了边防和国库。但汉武帝时，穷兵黩武，用爵位换取粮食已不足以支付军费，此时决定出卖官职，“卖官鬻爵”合为一体。昭帝和宣帝时代，卖官现象大致终止。尤其是宣帝，很重视地方官的执政业绩，自然不会卖官。元帝之后，政权渐渐落在外戚手里，王莽篡位时，天下还算平静富裕，但王莽狭小汉家制度，胡乱更改，导致天下大乱。
东汉是皇室和世家大族（即世袭的知识分子/官僚家族，士族的前身）的联合执政。光武帝创业之时，除了南阳的基干队伍之外，主要靠许多割据一方的大族带军投奔。世族在东汉之初便构成政权基础。皇室和这些世族联姻，形成了外戚势力（马氏、窦氏、梁氏等）。荐举孝廉的权力同样落在世家手中，这样朝廷的官僚队伍大致出身于这些家族。于是一种稳固的结构形成了：皇室、外戚共享最高权力，世家大族掌握官僚执行机构。
问题在于，由于东汉中期开始，皇帝屡屡过早夭折，外戚借机篡夺权力--而只要官僚队伍仍从那些世族中择取，朝臣便懒得过问皇家内部的事。但偶尔也有小皇帝长大成人的，就备感痛苦--因为朝臣在皇帝和外戚的争执之间，持中立态度。深宫长大的皇帝可以依靠谁呢？唯有选择宦官。在宦官帮助之下，汉恒帝从外戚--跋扈将军梁冀--手中夺回了政权，自然只相信宦官，把任免官员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宦官最爱钱，自然要卖官纳贿。但如何卖官呢？孝廉、太学（传授经学）这条路不好走，因为动了世族官僚的奶酪，朝臣们和太学生集体不买账。汉灵帝想了个绝妙的主意，在孝廉和太学的正途之外，设了鸿都门。
鸿都门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多数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不学习儒家经典，但开设了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汉灵帝感兴趣的课程。宦官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鸿都门的毕业分配仅和学生的贿赂数量挂钩。
此时地方和中央的权力要么在世族官僚手中，要么在宦官及其帮凶手里。西北对羌族的征战时断时续，虽然仗差不多都赢了，但消耗了大量中央财政资源。皇帝本人也缺钱。于是，汉灵帝公开卖官，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价格表，禄位二千石的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四百万钱。“三公”卖一千万（注：当时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已成名誉职务，一有天灾就免职，所以不如二千石实惠）。
冀州名士崔烈动了心思，走汉灵帝保姆程夫人门路，半价即五百万钱被授予司徒。拜官那天，汉灵帝对身边的近侍说：“这官卖得便宜了，应该可以到一千万钱的。”程夫人从屏风后跳出来说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会买官呢，要不是我牵线连五百万都没有。”世族官僚们一片哗然。崔烈很不安，问任虎贲中郎将的儿子崔钧：“我现在位列三公，大家怎么评论？”崔钧说：“人们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名声，不会成不了三公。但是你现在上位了，大家觉得很失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说话的人嫌弃你身上的铜臭”－－这就是铜臭一词的由来。崔烈闻言大怒，抡起手杖就打。
皇帝如此，宦官岂不加倍疯狂？掀起了党锢之祸，士人倍受打击。宦官乃至疯狂到了连黄巾妖道的贿赂都敢收，汉朝也就离灭亡不远了。黄巾变起，汉朝不得不取消党锢，借助士人力量平定黄巾，但军阀割据之势已成，不仅鸿都门落花流水春去也，宦官也被四世三公的袁绍杀得一干二净，以至于汉献帝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太监伺候的皇帝。
以上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刘玄德大骂恒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的由来（详见咆哮体出师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卖官鬻爵最离谱、最极端的时期，之后再也没有统一的封建王朝出如此之洋相。
所以，专门花大量笔墨描述上述历史。但不要因为东汉末年几个昏庸皇帝就否定汉朝制度--汉朝的人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坚持统一的价值观、人才发展最全面、官僚制度最灵活和授权最充分的，否则汉朝根本维持不了将近四百年。严格地讲，汉朝是靠统一的思想和价值观来预防和弥补充分授权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作用，从而保证整个体系的高效与灵活性。汉末两个极品皇帝的死皮赖脸式的胡作非为，反而凸显了汉代官僚体系对君权的有效制约--要想通过职业官僚和士人作恶？不答应！去和你的太监及其党羽们另辟一个鸿都门好了。
两晋南北朝，卖官鬻爵现象也存在，但不算严重。那时的晋朝皇帝没有实权，仅靠士族之间的平衡维持局面，压根无官爵可卖。北方则民族冲突严重，贵族往往执掌兵权，官爵用于选才或者平衡政治势力，卖官鬻爵的现象也不普遍。
唐宋元明都有卖官现象，但既不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也不是吸收干部的主渠道。这里特别指出，元朝任用的色目人（即中亚穆斯林），主要通过滥发钞票、横征暴敛汉族民众获取财源。出售官职也有，但色目人更倾向于大搞水利工程，从工程款中贪污。例如，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石人就是民工们从色目人主持的黄河赈灾及水利工地上挖出来的。赈灾加水利酿成造反？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但只要有色目人主持任何事，酿成任何民变都不足为奇。不仅汉族民众这么认为，元朝丞相脱脱也这样理解。可惜他左右不了元朝皇帝对色目人的信任。）
清朝则不同，捐纳形成规模化、制度化，花样很多。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捐班出身的官吏也占了官僚队伍相当大的比重。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卖知府以下的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
上述都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但即便是大捐，并不是捐到官衔就可以上任的，想上任须要从候补转为实授。这个过程要找有实力的后台，要塞许多钱，要整年整月候在大员的官邸之外，等待补缺机会。后续成本几乎肯定要超过捐官时买“部照”的钱，而且除非有特别硬的关系，补实缺的成功率恐怕也就在1-5%之间。
即便捐班补缺成功，仍然要受歧视。首先，想爬到知府以上很难。也就是你只能期望做到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再高就纯属运气。二是，官场之中黑暗无比，处处陷阱。但也不是没有人爬得很高。比如雍正最信赖的田文镜就是捐班出身。浙江巡抚王有龄也是捐班出身（他和胡雪岩关系最密切）。但这两人都有特殊性。田文镜是皇帝亲信，王有龄有江督何桂清支持，又赶上了兵荒马乱的时代，最终杭州城破，死于乱兵之中。
袁世凯读书不成，也想走捐班的路子。先是几次钱被骗，后来终于通过亲戚捐到了同知的官衔，但托李鸿章女婿的路子都补不到缺。最终决定投军，在朝鲜展露头角，通过小站练兵奠定基础。
除了捐班之外，还有荫封、恩科等好多名堂。但总的来说，在清朝，军功得官最快，打下一座城池，封个道员很正常。象左宗棠从因“劣幕”案差一点身首异处的在籍举人到闽浙总督也不过4-5年时间，最后还做过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身封二等恪靖侯。
科举艰难，但一跃龙门、身价十倍，及第之后得官之路就比较稳妥了。
捐班虽是一条门路，但是一条竞争激烈没有保障的崎岖小道。倒不是捐班补到实缺的官员比重小--相反，捐班补缺的官员在知府以下比重是很大的，绝对人数是很多的--问题是捐纳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成功率很小。而且捐纳的官员为了收回投资，几乎是必贪无疑的。这和法国的包税人制度一样，是个纯粹的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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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就有捐官，当时看书时直接就联系到今天的荣衔“政协委员”。汉灵帝时公开标价，晋武帝有样学样。鲁迅的祖父不就是捐来的官。当然，古代更多的捐官只得功名虚衔，实任者少。捐官者多贪墨之辈，清代的记载对此很鄙视，但国库需要，也没用办法。乾隆朝著名的甘肃通省捐监案价值两千万两银子，前后诛杀10余省厅级官员。
相信你会理解我为何选择非要在某一观点上显得“偏激”。如果真正“偏激”，我自己已经把这个观点否了，轮不到公开丢丑。
全世界的文明与历史演进是有一个统一逻辑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和其余世界，从来不曾割裂，只是历史书把他们割裂了。现在可以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拼成一幅图画。
但前提是，必须热爱这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化。否则交流就没有基础。
民族的观点。
特别是黑岛人，在我眼里，他可是绝对反对“通古斯野猪皮”的纯正爱汉者。比多数河友热烈多了...你看当初窃明大论战就知道了。所以，你和许多支持你的人仅仅凭借一个帖子，甚至是一句话就拍死一个河友，我觉得很不应该。对于世界文明的统一性，我当然是认同的，不过谁也不敢说他看到的就是全部。而且，我们都年轻，相信都能看到中国文明重新崛起的一天
笨狼看法是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长期社会地位悬殊不会太大
孔子还说了三种人不知之，狂而不直什么的……
以前还看到一种说法，唐朝以前官员大多出身世家，贪污少一些。宋朝官员福利比较好，明清官员寒门出身的相对多，贪污更严重一些。有这种趋势吗？
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唐朝也不低。官员干劲比较足，操守也比较好。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000两。
但这笔钱要应付幕僚、家属、仆人、家乡父老求职/探访、同僚交往、京官炭敬还是不够的。象怒杀慈禧贴身太监安得海的山东巡抚丁葆桢，是个清官。后来慈禧提拔他升任四川总督，但经常发现钱不够花，家里也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拿些旧衣服装箱子里，盖上总督大印封条，当个几千两银子。当铺哪敢拆封总督的大印封条，就乖乖把银子拿出来，然后俸银和养廉银到帐，才拿去赎当。所以四川当时有个说法，"丁葆桢当当，人硬货不硬".
象曾、左之类的带兵大帅，不如丁葆桢“人硬”，要宽裕些，养廉银能存下来一部分，前提是自己和家属都很节俭。他们经手军费总在数千万两银子，基本不揩油，也算花在了刀刃上。他们一般可以会拿军费支出幕僚及办公费用、支付适度金额的京官炭敬等，家属也可以坐运兵船探亲，家中办什么事一般寄200两银子回去（就像太祖一般从稿费中拨200元出来）。曾国藩幕府来客，厨房加了一个肉末豆腐，曾文正说了句“何须如此奢侈”，就下不为例了；左宗棠在新疆，冰天雪地也是和大兵们一起住帐篷。贵客来访也就是两个菜而已。据说左宗棠鸡是厨房找不到材料，临时凑合出来的一道名菜。
曾左都绝对不收下属贿赂。
曾老九比较富，从天京捞了不少财宝，李鸿章很也不穷。但两人不曾以贿赂京官出名。
张之洞以“爱才如命、挥金如土”著称，有张屠财之名。袁世凯则比较有意思。一方面他给李莲英、奕劻的贿赂金额据说能让这样的财主都心惊肉跳。另一方面，他小站练兵时，每次给兵士发薪，都要亲手把军饷发到兵士手中，杜绝一丝一毫的克扣。当时整个北洋军服帖得五体投地，除了他袁世凯还真是无人指挥得动。
不过袁世凯也拿钱来坑人。他给了孙大炮大笔经费去筹办铁路事业。孙大炮欣然从命，坐上袁世凯给的专列就出发了--他要修十万里铁路。但当他花光经费、一事无成地回到北京时，发现大家都以讥讽的眼光看着他--北京的军阀和政客谁也不相信孙逸仙博士能办成什么事了。
从曾左，到李，再到袁--你能看到清代官僚风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