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过敏：太干净也是错？ -- 游识猷

这是农药更新换代的最重要的原因，DDT也不例外。

开发新农药的成本和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开发新的剂型要大得多。如果没有抗性、毒性、选择性、环境问题的话，农药公司更倾向于开发新剂型来维持高利润。

第一张图看1974年疟蚊在南非基本绝迹，直到1985年有抗性出现至1995年，疟疾死亡率只是从每年25例上升为50例并维持在此水平；而一旦停止使用DDT，死亡率上升为400例（2000年），重新引入DDT后在2004年死亡率为80例，从趋势看还在下降（没有看到2010年数据，估计回落至50例左右），同1985-1995情况持平。

从墨西哥的例子可以看出，DDT的用量可以减少--从1970年以来DDT的用量在减少，但是发病率在下降--估计是DDT的衍生物可以对付抗性从而具有更好的抑制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不使用DDT后（从1980年开始停用DDT）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重新引入DDT后，在其用量比1980年以前减少的情况下，抑制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表现比以前更好。

如果我们相信是病虫对DDT产生抗性而使DDT失效，从而造成DDT出局，那么以此类推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所宣扬的危险也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些所谓受害的生物也应该出现抗性而使DDT的“毒性”失效。

同样的DDT，你开发新剂型也无法维持高利润，因为这个农药的化学合成太简单了，杀虫率太有效了，而更要命的是原有的有效剂型专利又过期了，我用旧剂型就行了，反正”没有抗性、毒性、选择性、环境问题“。

开发新农药的风险是可以承担的，因为旧农药专利的过期给资本家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无所作为--这面临着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出局。只有不停地报废旧产品，使之不能同“新局面”匹配，才能让出新产品的市场空间，让新产品造成事实上的垄断，就能使新产品的开发成本和风险降为最低。

这个新局面不需要同行评议论证，只要几个NGO的呱噪即可--所以将旧产品踢出局的成本是很低的。

新农药的效用安全性其实也并不好（反正也没有论证过），但是在较好的旧产品出局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坏的新产品，以前说”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在DDT的问题上却变成”死了张屠夫，只得吃混毛猪“了。

以后把氟利昂的故事拿出来分析就更有趣了。

DDT有抗药性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生物体内的累积性。DDT是非常亲油的，而且很难降解，加上DDT是广谱性杀虫剂，持续大规模使用，对生态链的影响可想而知，尤其是野生生物。这方面有着大量的证据。而且科学家在40年代就开始对DDT可能造成的问题提出了疑问。DDT对人体相对低毒，但是由于其在人体内的长期累积性，长期接触有害。

你认为农药公司是为了推广新产品而淘汰DDT。这是你的主观推断还是有证据证明？据我所知，当时打官司时，农药制造商是反对淘汰DDT的，对头是环保组织。淘汰一个农药产品对企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在西方这种专业领域不是专利过期就活不下去了，只是无法谋取暴利而已，一般的利润还是很丰厚的。除非脑子坏掉了，才会主动去淘汰自己当家产品。DDT当时主要使用领域是农业，用量非常大，所以才有对环境危害的考虑。防治疟疾只是它的一个次要的应用领域，是依附于农药应用的。DDT的禁用是针对农业应用而言，在消灭病菌宿主方面，一直没有被禁用。然而，由于产量大量减少和新农药的出现，加之DDT及其代谢物对人体潜在危害的考虑，DDT在防治疟疾方面的应用大打折扣。

象拟除虫菊酯类和马拉松等农药，在农业上的使果比DDT要好得多；但在杀灭蚊虫这个角度，却因为使用不得法和蚊虫特殊的生存、活动、繁殖方式而抗性增长很快，所以很快就失效了。在美国，DDT也不是完全被禁用的，对于公共卫生领域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使用，无他，DDT现在还无法被彻底取代。

你说的

这就是外行话了。对农药的抗性跟对象很有关系。不同对象，作用机制可能完全不同，而且即使是相同作用机制，毒性、抗性产生速度也可能有极大的差别。

至于卡尔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里面的内容，的确有不少主观夸大的地方，引发了不少争议。“受害”最大的莫过于化学公司。这两者是对头，而不是盟友。客观地看待这本书的影响，不能否认这本书给人们带来的是环保意识的提高，促进了法律对企业的约束和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今天美国鸟语花香，离不开这本书的功劳和环保人士的努力。我以前读博时和系里的老教授聊天，谈起中国的污染问题，他告诉我，七十年代，那里的整个城市几乎见不到太阳，而且空气中都是刺鼻的气味，有时都无法出门。今天，美国河里的食肉性鱼类，甲基汞等有害化合物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最好少吃。

至于疟疾的控制，用农药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要真正控制住，还得靠人们自身的努力和多种手段的结合。太祖发动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前辈们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为几代人造了福。而非洲人，太懒了。

胡乱说几句，不妥之处，还望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