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另外，在《左传》中，有10处虽未出现“君子”字样但实际上涉及了“君子”，这十处都是在描述赋诗的场面，只给出了所赋的诗的篇名，而在所赋的诗中有“君子”，当时的人对《诗》都很熟悉，只要给出篇名就知道《诗》中说了什么，因此《左传》中没有给出《诗》的内容，也就未出现“君子”这个词。赋诗者是以这些诗对对方加以赞扬（称赞对方为君子）。在这十处共赋了不同的诗十二篇，包括：菁菁者莪（“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文三年传》（p 0531）（06030701）、《昭十七年传》（p 1384）（10170101））、嘉乐（假乐）（“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文三年传》（p 0531）（06030701）、《襄二十六年传》（p 1116）（09260704））、青蝇（“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襄二十年传》（p 1054）（09200601））、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襄二十六年传》（p 1116）（09260704）、《昭十二年传》（p 1332）（10120301））、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隰桑（“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既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襄二十七年传》（p 1138）（09270801））、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昭二年传》（p 1228）（10020103））、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昭十六年传》（p 1380）（10160304））、采叔（采菽）（“君子来朝，何锡予之？”《昭十七年传》（p 1384）（10170101）），共赋了十五次，其中菁菁者莪、嘉乐（假乐）、蓼萧各赋了两次。在赋诗时以诗中的“君子”作为赞誉之词（在这些诗被创作出来时，“君子”恐怕还大都只有地位方面的含义），也反映了“君子”一词含义在演变，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素质高的人”的意思。

• 《左传》人物事略06附：厉杀三郤2/5

君子与孔子

既然“君子”是要继承职位的，就不仅要求其有“见识”，还要对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总的来说，“君子”的行动要符合“礼”的要求，例如：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文十五年传》（p 0614）（06151102））君子不食姦，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昭二十年传》（p 1413）（10200408））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昭二十五年传》（p 1455）（10250101））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502））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哀八年传》（p 1647）（12080201））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这里的“礼”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礼”，《左传》作者作为某种“思想家”，他提到的“礼”有特定的含义。例如在《昭二十六年传》中，作者借晏婴之口提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p 1480）（10261101））在《左传》作者看来，“礼”是一种“道”，是行动的方法和规范，所以孔子才会说“克己复礼天下为仁”。

分而言之，首先，“君子”要比“小人”有远见，有“见识”：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襄二十八年传》（p 1152）（09281202））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襄三十一年传》（p 1192）（09311201））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襄二十五年传》（p 1108）（09251501））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哀二十七年传》（p 1734）杨伯峻（12270302））因此在国家遇到危难时：小人慼，……君子恕，……（《僖十五年传》（p 0366）（05150802））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僖二十六年传》（p 0439）（05260302））因为“君子”比“小人”对形势分析的更清楚。

“君子”还要有信：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昭二年传》（p 1228）（10020102））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昭八年传》（p 1300）（10080101））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隐三年传》（p 0027）（01030302）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第十九》）

“君子”要能补过：臣闻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昭元年传》（p 1214）（10010802））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昭七年传》（p 1294）（10071201））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第十九》）

“君子”应该和而不同：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二十年传》（p 1419）（10200801））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和而不同”应该是《左传》中的这段叙述在先，孔子言在后，孔子的话很像是对《左传》中晏子的话的总结和发挥。

“君子”的行事，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要有节制：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宣十七年传》（p 0774）（07170201））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桓五年传》（p 0106）（02050304））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昭元年传》（p 1221）（10011204））

甚至，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僖二十二年传》（p 0397）（05220803））他为了要做“君子”而丧了命。

不但如此，“君子”的仪态可能也与“小人”不同。在晋国与齐国的鞌之战中，齐国的“邴夏曰：“射其御者（韩厥），君子也。”公（齐顷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成二年传》（p 0793）（08020305））在晋国与楚国的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派人传话给晋国的郤至说：“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成十六年传》（p 0887）（08160509））在齐国与鲁国的炊鼻之战中，鲁国的“冉竖射陈武子（字子彊），中手，失弓而骂。以告平子（季孙意如，鲁军统帅），曰：“有君子白皙鬒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无乃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昭二十六年传》（p 1472）（10260403））以上三次都是在战场上，谁是“君子”谁不是“君子”，竟然一望而知。而且就在上面的晋、齐鞌之战中，御者逢丑父与齐国国君在被追赶过程中临时换位，竟骗过了一直在后紧追的韩厥等人，杨先生就此事解释说：“古代兵服，国君与将佐相同，僖五年《传》“均服振振”是也。故易位即足以欺骗敌人。《”（《成二年传注》（p 0793）（08020305））（《僖五年传》“均服振振”《注》：“古之戎服，君臣上下无别。”（p 0310）（05050802））既然戎服“君臣上下无别”，所以在以上三种情况中，战车上的各人的服饰应该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分辨“君子”与非“君子”，并非是由于“君子”与非“君子”服饰不同。另外，在晋、齐鞌之战中，韩厥是临时在战前换到御者的位子上的，结果邴夏只认为韩厥是“君子”，而把被换到韩厥原来位子上的御者射死了，因此，分辨“君子”与非“君子”也不以所处位置的不同为根据。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仅通过远远观察就能分辨“君子”与非“君子”，说明当时的“君子”有能让人一望而知的特别的仪态。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的“君子”对自身仪态的要求甚至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竟然为了仪态而死：鲁哀公十五年（前四八〇年）时，卫国的太子作乱，孔子弟子子路去平乱，太子在台上，子路威胁要放火烧台，“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这也印证了当时的“君子”很可能有特别的仪态。

其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到，不仅是在《左传》中，在与《左传》接近同时的孔夫子的《论语》中，也提出了对“君子”的很多要求。《论语》中有86段提到“君子”，主要是对“君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有道德方面的要求，也有对应该如何行事的要求。

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例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第十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在应该如何行事方面的要求例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四》）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第十四》）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要求，显然因为孔夫子是老师，老师才会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是老师的职业行为。因此，这些要求应该是反映了当时孔夫子进行教育的目标。

前面已经提到，据我猜测，只有“君子”才有受到特定“公立”教育的权利，“君子”也是要经过教育培养才能够成为“君子”的，不过，尽管已经是“私立”的教育，培养的人也已经不都是“君子”，但孔夫子的“教育”仍然是特定的“教育”，是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的“教育”，只不过当时“礼崩乐坏”，在已经到了原属于“君子”的岗位上的人，很多都没有受到成为“君子”的特定“教育”，主要是他们原来没有资格受到这种特定“教育”，“公家”也不对他们提供这种“教育”，“公立”的“教育”本来就是只面向“君子”的，所以孔夫子的“私立”的“教育”才应运而生，为“陪臣执国政”提供人才，把没有“君子”资格的人培养成“君子”，帮助他们“学而优则仕”，走上“君子”的岗位。

应该说，孔夫子为他所进行的教育提出了全面的“素质教育”的标准。而这种“素质教育”的具体的榜样，就是接近于这样标准的、当时各国的“君子”，“真”的“君子”。前面已经提到，这些“君子”声气相应，在当时形成了对统治者的“舆论压力”，要大家都按“礼”行事，这也是孔老夫子教育的目的吧。但是“克己复礼”正在逐渐失去其社会基础，再完美的“君子”也没有了存在的条件，孔老夫子也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再往后，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应该也是教育方法的竞争，各家都用自己的方法和理念教育自己的弟子，百花齐放，孔老夫子式的培养“君子”的特定教育可以说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了。

与“小人”这个词类似，在《左传》中，“士”这个词也有逐渐扩大范围的趋向，例如：“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哀十四年传》（p 1685）（12140305））这是齐国的大陆子方将要逃到鲁国、卫国时说的话，他所说的“士”应该不仅是指鲁、卫两国的“士”。“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p 1323）（10110202）《昭十一年传》）这里的“士”恐怕也不都是“士”。而在《论语》中，“士”这个词却有被拔高成为理想楷模、取代“君子”成为“小人”对立面的趋势（例如《里仁第四》：“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泰伯第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路第十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第十三》：“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第十三》：“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子张第十九》：“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君子”与“士”这两个词相比，“士”这个词更具草根性，由用“君子”转而用“士”，或者也反映了由于当时社会的变迁，原有的“君子”、“小人”身份差异的消失。既然“君子”消失了，那么后来的儒家只有从称“君子”改为称“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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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人物事略01附：晋惠囚秦8/9

孔子与圣人

看了孔夫子的高标准，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怕只有“圣人”才能成为“君子”，我这里说的“圣人”是我们现在语义下的圣人，但是当时的人要是说“圣人”，就未必是我们今天这种圣人了。

在《成十四年传》中，有著名的一段话，如下：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p 0870）（08140401））一般人们常常认为，其中提到的“圣人”就是指的孔子，其含义也与今天一般所说的圣人类似。但仔细考察，也不一定，传中所称的“圣人”，未必是指孔子，尤其未必是指我们现在语义下的圣人。

《汉语大字典》“圣”字条有言：《说文》：“聖（圣），通也。从耳，呈聲。”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聖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为‘通’；贤圣之义，又其引申也……许君以形声说之，非是。聽（听）、聲（声）、聖三字同源，其始当本一字。”左传中共九处十二次提到“圣人”，除此处所引之成十四年传以外，成十六年传“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襄二十七年传“圣人以兴”，襄二十九年传季札所言“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昭四年传申丰所言“圣人在上，无雹”，昭七年传孟僖子所言“孔丘，圣人之后也”、其转引臧孙纥(即下面的臧武仲)之言“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以及桓六年和文六年传“圣王”，文二年传“圣贤”，又成十五年传“圣达节”、“虽不能圣，敢失守乎”，昭二十六年传“王甚神圣”，襄二十一年传引逸书“圣有謩勋，明徵定保”，昭六年传引逸书“圣作则”，这些“圣”字或当都用的是“贤圣”之义，即如杨先生所注的“最高道德”之义（成十五年传注）。但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襄二十二年传“焉用圣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以及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又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应当都用的是“圣”字之本义，即“通也”。其中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是有人劝栾武子从众，我体会这里“圣人”说的正是“通人”，明白人也。襄二十二年传的“圣人”指的是臧武仲(即上面的臧孙纥)，杨先生注引论语宪问孔丘云“若臧武仲之知”，说此人“料事常中，故当时谓之圣人”，亦当是指的“通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考之上下文，传文之意应当也是明白人是用不着反复占卜的。至于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借用杨先生的方法，这里“齊圣”和“圣哲”均是二字并称，很可能是义近词连用，考虑到“齊”和“哲”的意义，在这里“圣”字训“通”可能更合理。而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杨先生在注中引了孔疏“圣者，通也，博达众物，庶事尽通也”。正可与《汉语大字典》“圣”字条另一段相印证：《书大禹谟》：“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孔传：“圣，无所不通。”

总之，《左传》所言“圣人”不都是大贤大德，我体会《成十四年传》中的那段话重点在讲写作的技术，所以这里的“圣人”作“通人”解可能更合理，因此不必是孔子。如果《成十四年传》中的这段话不是专指孔子，则一直以来流传的“孔子作《春秋》”之说就又少了一个著名的论据（有关孔子没有作《春秋》的详细论证可见杨先生的《前言》）。从春秋战国到现在，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其含义都有巨大的变化，我的体会是，阅读古书还是应该细考有关字词当时的含义。以上考察，只是“班门弄斧”，希望由此得到各位先生的指教。

考究的太细致，答案反而因为太复杂而有瑕疵。

我觉得在左传的语境里，君子一方面是理想的道德标准，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身份的区别。

另外所谓的国人，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有个国人暴动，百度了一下，有种说法

在百度名片里，则是这样说

这里的国人，和古希腊的公民类似？所以我理解，国人不应当到士为止，贩夫走卒，手工业者，只要不是奴隶身份，都是国人。

另外关于士，模糊的印象是随着分封制的发展，因为长子才有继承权，最初的贵族的后代随着人口的繁衍已经失去了贵族的身份，但还有别于普通的劳动者。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里有记述。

真的很佩服您。

您的眼光很“毒”，您提出的正是我最纠结的地方，而由于某种原因在发帖之前我当时没有能力更深的探讨，其实现在也没有彻底闹明白，只好就这样发出了。下面就我的一些想法与您讨论：

关于“士”，我的认识首先是某种官职，这在《左传》中大概可以找出不少例证，不赘。似乎在车战中在车上的都是士或以上，由于当时全民皆兵，国人应该至少都是能出兵打仗的，或曾经出兵而现在或老或伤，不再出兵的人。鉴于有所谓朝国人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国人这个群体可能不包括所有“公民”，由于我觉得春秋制度是“氏”族制度，所以当时人的身份并非是平等的，所以有各种实际可能的方式划一个较小的圈子，好比把外“国”人划出去，把某些血缘更远些的“余子”划出去。当然以上都是我的臆想，还请您多多批评。

另外城内的其它行业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觉得应该比较复杂，我相信郑国内的“商人”应是另一“种族”，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行业是很常见的现象，周初分给鲁人的殷民几族，据认为就是不同的手工业者，当然也可能不是，至少说明当事人的认识，因此从国人有血缘意义上看，它们有些就可能不在国人这个群体之内。以上无非是一些猜想，写出来咱们一起讨论。

还有，关于国人这个群体的形成，我在后面“断章取义”这一篇里有个猜想，请移步去看。并提出批评。

但是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历史本身是复杂的，我的本意就是要尽量展示出这种复杂性，给那些愿意发思古之幽情的人看，给那些愿意以同情的心态体会当时的人的处境的人看，给同好们看，所以我才强调要读《左传》的原文。其实这里写的首先是我感想的总结，我确实在读了《左传》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与我过去所知有很大差别，所以尽量把这些我眼里的差别展现出来，越写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所以请您多加批评。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您了。

我对传统典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就是平时睡前看看一些浅显通俗的书。对古文，也就是中学那个水平，哪里有批评的资格！

对您这样读书的人，真是又敬佩又羡慕。我从来赞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去重新塑造中国人乃至民族的精神和性格，因为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当然有她独到合理的地方。

关于士，建议看看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第二章第六节，题目就是士，说的比较详细，应该是由专门负责打仗的武士演变而来的。

这本书对国人好像没有很具体的说法，只是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末尾一段总结到：“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诸侯）构成这封建社会的最上层，其次的一层是他们所禄养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庶人，最下的一层是贵家所豢养的奴隶。”结合我引用的国人暴动的说法，国人应该是指这里的庶人，或者范围再大一些吧？

这里有电子版的：外链出处

我当初写《春秋左传注读后》头几篇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对某些问题觉得不能充分了解，加上想要赶紧发帖，就把这些问题含糊了过去，结果被三笑一眼看穿，惭愧。

感谢三笑和嘉木的提示，发现有些问题绕不过去，有些问题我理解的不够准确，就又读了一些书，在此对原来的帖子补充与修正如下，这只是我读到现在的一些想法，肯定还有不少没说清楚的地方，难免有不少说错的地方，请各位河友批评。

• 请多批评
• 读书有得

一、“士”是最低级的官员，同时还是家长

“士”字在《春秋经》和《左传》中共出现了251次，可见这个“士”在当时很显眼。

不过这些“士”字中有168次是用在对人的称呼之中，大多数是一个“氏”，其中在《春秋经》中出现的20 个“士”字都是“士”这个“氏”。“士氏”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家，其家长曾经几度担任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最早就是著名的士会。

“士”这个“氏”出自“士”家的先祖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士师”（《庄二十三年传注》（p 0225）（03230201））。“士师”是审判官，在《左传》中又称为“大士”（《僖二十八年传》（p 0472）（05280801）），或简称为“士”（《成十八年传》（p 0907）（08180201））。在《论语》中也有两处提到“士师”，分别在《微子第十八》和《子张第十九》中。

除了“士师”以外，还有另外两种职务称呼中也包含“士”这个字，分别是“卿士”和“御士”：

在《左传》中有9处提到“卿士”，在《诗经》中也有4处提到“卿士”，都是指的周王朝中的首席执政大臣，周王朝中的“卿士”一般为两位，分别为“左卿士”和“右卿士”，有时也可能只有一位。

在《左传》中还有4处提到“御士”，都指的是国君的贴身卫士。

不过“士”主要的一个意思还是当时最低级的官员。孔老夫子所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第七》），以及“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都说的是这个“士”。在《左传》中有多处说到这个“士”在当时社会阶梯上的位置：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隐元年传》（p 0016）（01010502））

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隐五年传》（p 0046）（01050701））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

许男（许国国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僖六年传》（p 0314）（05060401））

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皁隶不知迁业。（《襄九年传》（p 0966）（09090401））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yǔ)皆有亲暱(nì)，以相辅佐也。（《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

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昭三年传》（p 1232）（10030101））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昭七年传》（p 1282）（10070201））

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昭三十年传》（p 1506）（10300201））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

虽然以上各处的“阶梯”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所有的“阶梯”中，“士”都比“大夫”低一级，同时则高于“庶人、工、商”和“人臣隶圉”各色人等。

在以上这些段落中，有一条值得特别注意，就是赵简子在《哀二年传》中所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p 1613）（12020301））。这里赵简子应许了对“大夫”、“士”、“庶人、工、商”以及“人臣隶圉”不同的赏赐方式，也反映了他们在当时所能拥有的权利：对于“大夫”，是赏给他们或大或小的封邑；而对于“士”，则只是赏给他们一片田地；对于“庶人、工、商”，则给他们成为官员的权利（《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得遂进仕。”）；对于“人臣隶圉”，就是免除对他们人身权利的限制了。

因此，这里反映了只有“士”以上的人才可以拥有田地。拥有了田地，就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性，这个独立就是成立独立的家族（但并非另立新“氏”族），自己当家长。在当时的制度下，所有人都是按家族组织起来的，家族是最基层的行政兼军事组织，家长同时还意味着军事和行政的职务。所以这个独立的家族的界线与范围并不完全是按血缘的原则来确定的，也要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不察。

在当时，由于这些家长的位子是同时与“公家”的特定职位——“卿”、“大夫”、“士”等等——挂钩的，而且一般都是世袭的，所以这些家长的数量也是相对固定的。对于没有继承权的“庶子”而言，至少要当上了“士”，才有从原有的家族中分离出来，在或不在原有家族管辖之下，建立自己新的独立家族的可能性。

上面引用的《左传》中曾经提到“士有隶子弟”，结合这种“士”能够拥有田地的情况看，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士”同时还是上述独立家族的家长。

当时这种独立家族的家长权利非常大，与今天的家长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的家族成员天生就是这种家长的“臣”，家长对于家族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但是这些拥有田地的家长并不自己种地，上面列出了《襄九年传》的“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皁隶不知迁业。”（（p 0966）（09090401）），说的就是各色人等的不同职责，“卿”和“大夫”就不必说了，其中的“士”负责的是实施上面的教令，至于耕种田地，则有“庶人”负责，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是也。

而“士”在军队中的职掌之一我估计应该就是战车的“车左”，一车之长，有时也可能亲自驾车，这驾战车车上车下的战士往往也来自他自己的家族（包括子弟也包括家臣）。由于当时的家族同时就是最基层的行政和军事单位，所以“士”及其以上的全部家长，就代表了所有的军事力量。《左传》里经常提到的“国人”，应该就只包括这些家长，这些家长和他们的继承人也就是“君子”。

每一“国”中这些家长们估计最多也就数百人，这是从参加盟誓的人数上估计的，《左传》中几次提到“盟国人”，说明“国人”都是要参加诸侯国中关于重大事务的“盟誓”的。盟誓的场合常常是朝堂或者太庙，场地有限，人数不会太多。因此也说明这些“国人”应该应该只包括那些在“国”内的家长们。这也是合理的，独立家族的家长参加盟誓就代表了他背后的家族。

我还曾看到对“侯马盟书”的介绍，那是在春秋末期举行的一次盟誓的遗存，后来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当时埋藏的盟辞的实物，其中涉及的参加盟誓的人数不过一百多人。这也是参加盟誓人数有限的一个佐证吧。也反映了“国人”应该只包括家长。

所以最初的“士”都是有职位的，地位并不太低，在一“国”之内其人数也是有限的。虽然随着人口增加，控制范围扩大，职位增加，“士”的人数必然增加，但无论如何，限于人口，总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才会改变。

由于“士”们不仅代表他们本人，其背后还有他们的家族，而这些家族同时还是“公家”军队的基层单位，是“公家”军队兵力的主要来源。所以在各诸侯国的内部争斗中，对于“士”的争取成为重要的一环，这在《左传》中就有反映：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文十四年传》（p 0602）（06140301））

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zhù)而遂逐之。（《襄二十一年传》（p 1058）（09210501））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雠，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昭二十年传》（p 1409）（10200203））

前两个例子提到“施”，因此我觉得是与后来战国时四公子之流在家中养士有区别的，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那个社会，我理解此二处主要说的是对于“士”及其背后的家族的争取。至于后一个例子，倒是更可能说的是对于某些“奇技异能之士”个人的争取，这就牵涉到“士”的另一个常用的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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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也作为男子的通称，

在当时，“士”这个称呼还可以代表一般的成年男子，这个用法可能更加古老。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就指出，吴承仕与杨树达两位先生曾经论证“士最初是指农夫而言的”，接着，余先生又指出：“但是这一原始意义的“士”恐怕是存在于非常古远的时代。因为就现存的古代文献而言，一方面我们很难证明“士”字可以单独地解为农夫；而另一方面，远在商、周的士如文献中的“庶士”、“多士”已可能指“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而言了。”（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近代有关士之起源诸说》 （p 005））。

在《诗经》中多处的“士”大体上都接近余先生所说“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但我觉得其中应该还包括了不那么“知书识礼”的人们，所以恐怕高亨先生所说的“男子的通称”概括得更合理。不过这“男子”也许只包括上面那些“阶梯”中“庶人、工、商”及其以上的人，不包括人身权利受到限制的所谓“人臣隶圉”之类，多半也不包括“戎狄蛮夷”。下面是《诗经》中的一些例子和高亨先生的注：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注[一九]：士，男子的通称。耽（dān丹），玩乐。（《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84）《卫风氓三章》）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注[一]：士，男子的通称。昧旦，天将明而犹昧。又解：昧，当作未。未旦，天未亮。（《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4）《郑风女曰鸡鸣首章》）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注[六]：士，男子的通称。（《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9）《郑风褰裳卒章》）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jiān）兮。”注[三]：士，男子的通称。（《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26）《郑风溱洧首章》）

在《周易》中也有一处用为男子通称的“士”，在《归妹第五十四上六爻辞》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卷四》 ( p 288 )）。

以上这些例子中往往将“士”与“女”对称，而不是像现在常见的那样将“男”与“女”对称。

在《左传》中，也有不少地方将“士”用为“男子的通称”，例如：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桓二年传》（p 0086）（02020201））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僖十九年传》（p 0381）（05190301））

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僖二十三年传》（p 0408）（05230606））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昭十三年传》（p 1350）（10130210））

孟献子曰：“郑其有災乎！师竞已甚。周犹不堪竞，况郑乎！有災，其执政之三士乎！”（《襄十年传》（p 0979（09100602））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僖十五年传》（p 0355）（05150404））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成十六年传》（p 0884）（08160506））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哀八年传》（p 1648）（12080202））

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成十八年传》（p 0908）（08180301））

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襄二十一年传》（p 1063）（09210801））（104、090）

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定十四年传》（p 1595）（11140501））

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哀十六年传》（p 1700）（12160501））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qǐ)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yǐ)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昭十二年传》（p 1338）（10121004））

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闵二年传》（p 0266）（04020502））

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僖二十八年传》（p 0459）（05280307））

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襄十年传》（p 0974）（09100201））

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曰：“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曰：“无为公室不利！”（《哀二十六年传》（p 1729）（12260202））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yìng)之，以藩(fān)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襄二十三年传》（p 1073）（09230301））

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涖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麻婴为尸，庆奊（上圭下夨xié）为上献。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襄二十八年传》（p 1147）（09280904））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有名章徹，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502））

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耏，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哀十四年传》（p 1685）（12140305））

由于“士”有“最低级官职兼家长”和“成年男子通称”这两个义项，二者的范围又有很多重叠之处，大体上是后者涵盖了前者，所以有时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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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这一官职的普遍化

但要注意作为官职的“士”在春秋早年恐怕只限于诸侯国国君的下属，所谓“公臣”，至于各家卿大夫的属下——所谓“家臣”——则不包括在内。例如前面那些“阶梯”，除最后一条外，所有的“士”都应该是名列“公臣”的“士”。即使是最后一条中的“士”，虽然实际归赵家管辖，但名义上可能还是晋国“公家”的“士”。下面还有一些《左传》中提到“士”的例子，也都是指的“公家”的“士”：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桓六年传》（p 0114）（02060601））

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宣十二年传》（p 0742）（07120214））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昭二十年传》（p 1418）（10200701））

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昭三十年传》（p 1506）（10300201））

九月，葬齊归，公不慼。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昭十一年传》（p 1326）（10110701））

在那个时候，天子家的“臣”，诸侯国国君家的“臣”，或是卿大夫家的“臣”，其地位是大不一样的。

首先，能得到诸侯国国君的任命是很荣耀的事，能得到周天子的任命则是更荣耀的事。

那时，所有的诸侯名义上都是周天子的臣属，但其下的大臣，则大多只是这个诸侯的臣属，算是天子的“陪臣”或“曾臣”（隔一层（層）的臣，不是直接的臣）。先秦文献中常见“陪臣”或“曾臣”的说法，经常是自谦的称呼，可见这种“陪臣”或“曾臣”其地位低于周天子直接的臣属。

在天子的朝廷之外，除了各诸侯国的国君本人，每个诸侯国之中只有几位大臣能得到周天子的直接任命，可以算是天子家的“臣”。

在《宣十六年传》中有：“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fú miǎn)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p 0768）（07160102）），就反映了诸侯国“请”来天子的任命时是多么郑重其事。

而《僖十二年传》中管仲所言“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p 0341）（05120402）），也反映了诸侯国中能得到天子任命的人地位极其崇高。这里只有“天子之二守”才是天子家的“臣”，至于管仲所自称的“陪臣”，意为下一层的“臣”，即不属于周天子家的“臣”，只是齐国国君家的“臣”，尽管当时管仲已经是齐桓公的主要辅佐，其名义地位还是低于“国、高”二家的家长。

在《左传》中还有三个例子反映诸侯国国君家——“公家”—— 的“臣”其地位又高于卿大夫家的“臣”：

在《襄二十三年传》中有：“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故公鉏氏富，又出为公左宰。”（（p 1079）（09230503））。这里说的是季氏家的长子公鉏本应继承族长职位，可是被别人挤掉了，但是季氏的家长有点不落忍，就在家族中给了他一个重要职位——马正（大体相当于“公家”的司马，掌“私家”的军政，但名称不同）。当时季氏已经实际执掌鲁国的政权，所以一般来说只有季家的职位才是有实权的，而季家的马正也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但是最终公鉏还是出任了“公家”的闲职——左宰，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公家”任职是很荣耀的。

在《定四年传》中有：鑢(lǜ)金初宦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p 1546）（11040309））。此处的王是楚昭王。这里鑢金本来是子期家的家臣，于楚昭王逃亡过程中与随人谈判立了功，所以楚昭王准备接见他，让他当自己直接的臣属（杨伯峻先生转引杜预《注》：“王喜其意，欲引见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随人。”），鑢金出于道义——所谓“不敢以约为利”——推辞了，但很明显，能当楚昭王直接的臣属还是比在子期家当家臣地位提高了，所以称为“利”。

在《哀十六年传》中则有：“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这里说的是这位子伯季子原来是孔氏的“家臣”，能到“公家”任职是地位上升了，所以称为“登”。（（p 1699）（12160401））。

而反过来，按当时的惯例，各家诸侯手下的官员到了周天子那里都会降级，《襄二十六年传》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韩起（韩宣子）在周天子那里自称“晋士起”（（p 1124）（09261301）），说自己只相当于天子家的“士”，《襄十七年传》晏子在有人提到“大夫之礼”时断言：“唯卿为大夫。”（（p 1033）（09170701）），都反映了这一点。

同理，卿或大夫的“家臣”在各诸侯国国君那里也会降一级，也是所谓的“陪臣”，其称呼应该也会有所不同（如前面“马正”之例）。因此，在各家卿大夫那里与“公家”的“士”功能类似的职位，在春秋早期很可能并不被称为“士”，其地位也应该低于“公家”的“士”。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待遇可能也相对较低，可能也未必都是“君子”，未必都是独立家族（不是“氏”族）的家长。

《成十七年传》有：“施氏卜宰，匡句须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p 0898）（08170602）），就反映即使是某一“氏”族的大管家——“宰”，其因职务而拥有的“邑”也不是属于他的，一旦离职就须让出，不能以此成为独立家族的家长。

而且在春秋早期，各家卿大夫的势力还不太大，手下也没有多少人，在他们手下担任与“士”相似职位的人其出身也不能与在“公家”担任“士”的人相比；而且能在“公家”任职还是光荣的事，还能独立成立自己的家族；因此在各卿大夫家担任与“士”相似职位的人其能力恐怕也不如“公家”的“士”。

至于到了春秋后期，卿大夫的势力扩大，各国都有大量下层人士在卿大夫家作“家臣”，其中有些人在出征时与“公家”的“士”干的是类似的活，而且他们的收入还更实惠，甚至各家卿大夫也有能力赐予田地，让越来越多手下的“家臣”也当上独立家族的家长。这样一来，更多的人才流入卿大夫家作“家臣”，他们之中与“公家”的“士”干类似的活的人其能力也逐渐与“公家”的“士”不相上下，因此卿大夫家的这些人渐渐也就被同样称为“士”了。这方面的例子有：

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bì)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襄二十八年传》（p 1145）（09280901））

以书使杜洩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昭五年传》（p 1262）（10050102））

由于逐渐的卿大夫家的“士”、“公”家的“士”、乃至周天子家的“士”，大家都一样了，这就形成了新的“士”，统指那些最低级的官员，兵头将尾。这种新的“士”与后来“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是此时“士”的身份大多是世袭的，更低级的“庶人、工、商”及以下的“人臣隶圉”等是当时公认不得仕进的。而且这种兵头将尾的“士”后来还一直存在，但地位更加低下了，与“士农工商”的“士”完全无法相比。

所以上面提到的赵简子宣布“庶人、工、商遂”（《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是打破了当时的惯例的，甚至也许还是当时社会变革大潮中重要的一波。

“士”这一官职的普遍化，同时有些不必是独立家族的家长，使得“最低级官职”与“一般成年男子”这两个“士”的义项有接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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