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2012年:苍天黄天 -- 井底望天
我看书说913之前,林豆豆与林立果之间讨论过林彪的出路,这就是其中之一,朱老总模式——啥事不管。
也许在老百姓层面上关心的更多的并不是国家最高领导层次的这些官二代, 很多时候是对发生在身边的某某公务员"世袭"的新闻..诸如某地最年轻的xx局长之类的, 结果一查都是其父或母身居要职..
如果能够延伸到一般公务员和国企,就更好了。两年或三年不晋升,保留原待遇,实质岗位空出来,让后来人上位。这样更有激励机制了。但是弊端是,不像部队,可以转业。你不能让公务员待岗吧,只能转岗,不能待岗,那么,就会出来一棒子有权力没责任(因为比如处级、厅级待遇保留,还是领导吗,还带长子吗)的阶层,这部分人就是养老院,不干活的人对干活的人指手画脚。不过反过来说,这不也拓展了内部监督的内涵吗。
本地准备出台土政策,正处以上8年没变过岗位可申请内退,被上级否决了
保留原待遇?能晋升的人还是少数吧,更多的人可能永远在基层啊。就算是规定了一定的级别,那早早退下来的岂不是养懒人?公务员和军队不一样,军队基层需要更多年轻力壮的,而公务员基层最需要的还是经验丰富的。
上层的不敢世袭,看着下层的世袭会不会羡慕嫉妒,然后因妒成恨,然后……呵呵,开玩笑。
可以提拔半级虚职,腾出岗位,看在厅级还是处级建制的单位了。
北宋期间虽然科举官员比例很高,但这些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本身也是官二代管三代。比如河北韩家吕家的。甚至范仲淹那样的名臣,自己算穷苦出身,儿子也中进士,但还是官二代进士。
一旦进入了官僚地主阶级,不犯大罪就不容易掉落,相对来说穷人的上升空间就狭窄了,还是阶级固化。
南宋的科举录取率底,与其说是士人主动选择从商,不如看做那是因为空缺官位少,又不象北宋那样冗官严重--南宋没有北宋那样一个落第士人上西夏当谋主反害自己的切肤之痛,才敢降低录取率--没当官的指望才去经商的。在真宗诗句影响下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快转变思想观念?
至于这个,希望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比起公务员考试的残酷,看看“选调生”都是什么人,就知道官二代还是官已经有制度化倾向了。这个可是省级组织部直管的操作。
以及隋唐那一票吧。比如研究有唐一代的文官系统,查一下有多少寒门出身的高官,有多少崔、卢、郑、王以及河东出身的官N代就知道了。武将相对公平,通过战功,哪怕是胡人也有机会登台拜将,但是整个军官团队还是以出自“革命老区”(陇西、河东)的将门居多。
十年以前,县里面局长、乡长的子女进公务员队伍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绝大多数县处级干部的子女进公务员队伍也需要经过考试了。
最近暴露的一些所谓萝卜招考的丑闻,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以前一个条子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必须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了。
选调生也是需要考试的,并且选调生的比例远远低于正常的公务员招考。
官员子女更容易进入公务员队伍倒是事实,即使排除一切腐败因素,官员子女在从小的教育上、信息获得上也存在一些特殊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很多群体中都存在,商人子女在从商上,教师子女在从教上,一般也都会具有自己的优势。
这里列出的数字,是以非官宦人家出身的科举人才作为比较。本来就是专门研究科举对寒门人士影响的专论。
今上比较偏好青藏高原背景的人,青指的是共青团,藏是西藏时期的手下,原是原籍的意思指安徽老家,高指哪些人不太清楚。但总之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和官二代联系不大。
1966年“文革”爆发,我父亲(时年13岁)马上就要小学毕业的当口,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奶奶一看、这书也没啥可读的了,干脆就让我父亲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民工队、参加三线建设。之后的四年,我父亲参加了黔昆铁路、水城钢铁公司、水城水泥厂等一系列三线建设工程,原以为自己的未来,最多也就是找个机会被工厂招工、做一个工人。
但是,1970年,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县革委会自“文革”爆发后,第一次招收公务员(此“公务员”不是现在的“公务员”,其实就是机关勤杂工),我姑父当时在县粮食局计划股当股长、和县革委会主任的关系不错,第一时间了解了这个情况,马上打电话、找到我父亲的工地,让他立即回家参加召选。就这样,我父亲很偶然地吃上了“皇粮”,从通信员开始干起、慢慢自学写材料、再转行当秘书,成了国家干部——和他的工友相比,他的命运就此发生了90度大转折,越到后来、这次转折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差异越大。
如果没有我姑父的这个电话,我父亲今天的命运会是如何?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我姑父要在那个打电话靠吼的年代,费那么大周章,一个电话追到两百公里外我父亲的工地,而不是把这个机会给其它人?还不就是因为亲戚关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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