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 轩辕剑123

闲扯：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汉武大帝》馒书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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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大帝》寇可往，我亦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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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片段张骞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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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今日的中国形势和西汉帝国初期很像。

一. 都承接自一个彪悍的强人时代。汉有秦，今有毛主席时代。秦朝和毛主席时代的共同特点是彪悍的举国体制，可以轻而易举的动员全国之力，还有严厉的政治环境。

二. 在举国体制这项能力上，汉与今日中国对比前一个强人时代来说，都有所退步。但是比起宋末，明末那种中央严重缺乏动员能力来说，又好的多。

三. 汉有高，惠，文，景，武，到第五代武帝达到全盛，对外反击。今有四代领导，五代马上就要交接，能否承担起类似与武帝的历史责任，还是未知数。

四. 汉有吕后乱政，周勃还政。今有江青，叶剑英。

五. 汉有淮南王，今有南方系。

六. 汉有匈奴，今有美帝。匈奴狩猎游牧，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只能供养当时“天下”人口的一小部分，遇有灾年，必然南侵。美帝行资本主义，资本的性质是不择手段滴扩张，追求利润。凡是资本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有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模式，只能让“天下”多数人受少数人剥削奴役。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长远来说，与美帝矛盾无解。也就是说，不管是两千年前还是现在，中国文明的模式本质上都是追求如何让多数人都过上好日子，成不成功另说，而对手的文明模式则是靠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过日子。

七. 汉有馒书之辱，和亲纳岁。今有炸馆撞机，出口供债。

八. 汉与今日中国都经历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汉有“无为而治”，今有西式“民主自由”。汉的“无为而治”有利于诸侯，以及后来的官僚集团，因为皇帝无为了，他们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的“民主自由”有利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党内右派官僚，右派知识分子。

九. 汉发展到武帝初年，虽然内部积蓄了庞大的力量，但是格局不顺，中央掌握的力量不占有绝对优势。武帝必须压制诸侯，翦除王氏，窦氏等贵族，以及全国各地的豪强，大地主等方可动员全国，对外反击。今天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放权容易，收权难。

十. 汉有盐铁酒官营，保证中央的财政优势。今有掌握国家战略行业的央企。一切帝国的兴衰史，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史。中央有钱，国内什么问题都好说。

以上说的是西汉和今日中国的相似之处，然而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升华，扬弃。今日中国也有胜过西汉的地方。

一. 中央集体领导制，保证中央政府的质量。打个比方，集体领导约等同与一个“永生”的汉武帝。虽然每一届中央的执政水平能不能都达到汉武帝的高度另说。

二. 中央政府管控著全国的土地（土地不私有），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等于中央掌握了在非常时刻“重装系统”，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

三. 工业化的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增大了有限土地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

四. 高铁，互联网等新技术极大加快了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传递速度。虽然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技术降低了管理难度，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朝发夕至”的小国。

五. 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新中国以前的历史，一直是上层和中层的斗争史，人民是打酱油的。上层斗赢了，国家就强盛，社会稳定，富足。上层输了，则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平民跟着付出腥风血雨的代价。而今天，下层人民也开始参与进这个博弈过程，平衡中层的优势。大字报，大字报的2.0版互联网是技术上的保证，高等教育的普及是知识结构的保证。舆论，意识形态解释权等将不再只掌握在中层手里。当然，怎样完善一条让下层制约中层的政治制度，现在仍在摸索中。

结语：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这个话题细致地说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了。本人较懒，也没有写书的才能，就此打住。由于是闲“扯”，肯定也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诸位看官，看过勿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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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扬：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上千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都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把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理论上说，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时代，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同时，中层又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历朝历代，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的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则是王朝的鼎盛时期，而历史上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在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由上至下，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集中。在古代这就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层，或者说是精英阶层自身，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并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的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从经济角度说，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商业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而中层相对于上层在财力上的不断做大，又是中央政府权威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解释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强调“官山海”，强调“重农抑商”的缘由。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内普遍都存在贵族阶层做大的问题，贵族们把持着朝政，垄断了国家政治，架空了君权，又往往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他们的私人封邑也分裂和削弱了国家实力；贵族们仅仅靠着血统，就垄断政治资源，这又造成了这个封闭的集团势必会在几代人之后迅速走向昏聩与腐化，而整个国家，将会在这个贪婪而又愚蠢的集团的挟持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在战国时代，法家的地位能够最终凌驾于包括儒家在内的其它学说之上，正是由于法家可以有效的强化君权，做到“削中间、补两端”。而对七国而言，山东六国由于传统体制形成较早，在战国时代来临之时，贵族势力已是尾大不掉之势，故六国的变法都未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体制的畸变，而秦国由于“开化”较晚，却有了“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在秦国的变法，所遇到得阻力远小于山东六国，而这就使得秦的社会体制远远优于其它国家。可以说，秦之一统天下，始于孝公，始于商鞅。

法家治理下的秦的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视作为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极大的优化了社会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中央政府强于山东六国的对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做到了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秦国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在人口、土地等资源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秦国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要数倍于对手，而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支撑战争的资源数量来决定的。

纯粹的法家体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国际间处于“大争之时”的时代，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旺盛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环境趋于平稳的时候，这台“高速发动机”却无法减速，这最终导致了秦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进而“硬着陆”，而下层则需要为经济的崩溃买单，这就导致了来自民间的反抗，这构成了秦王朝灭亡的内因。而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彻底的郡县制改革又触动了原来居于六国的贵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叛乱（比如项梁、项羽叔侄），这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外因。因此，从灭亡原因来说，秦王朝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变革，第一次是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功也好，过也好，这些作为归根到底都还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能说明的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体制下，他们运作的好或不好，而这套体制的开创者则是秦始皇；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变革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之后，在上、中、下的三级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民拥有了原本只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这套全新体制的开创者是毛泽东。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带入到一个先进的社会体制，秦的手段是极为强硬且缺乏弹性的，而这种强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秦自身，导致了秦朝两世而亡。但是，在历史处于大变革的时候，这些酷烈的手段客观上又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还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领导集团在世人眼中的合法性，源自“威”、“信”二字，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候，立威又要重于立信，反之亦然。历代史家以“残暴”来否定秦始皇，否定秦的功绩，是一种舍本逐末。

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以及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最终成为了秦的疆域，以及秦始皇所创立的体制的继承者——虽然秦王朝没有如始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千世、万世的传下去，但是他所创立的体制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则的确传承了两千余年。汉朝几乎不走样的延续了秦的政治体制以及律法等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事实上，在汉代，主流舆论对秦始皇的态度是首先肯定他是一位伟人，只是这位伟人犯了错误，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不得不说，太史公看待一些历史问题的角度，有点过于“小资”了）。不止于汉，在宋之前，主流的观点对秦以及始皇帝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是自宋开始的，而中国精英阶层思想的某些消极的转变，恰恰也是由此开始的。

就社会结构改变而言，由秦到汉初，其实是一个“进三退二”的过程。汉王朝初期，在延续了秦制的同时，帝国内还存在着大量拥有实权的封国，这其实是一种“一国两制”的状态，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是一种枝强干弱的关系。除此之外，地方的豪强较之秦代，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譬如六国的遗族，直到汉武帝时代，依旧拥有不小的特权；而在中央，同样存在勋贵集团架空皇权的问题。那个时期汉朝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于民休养生息，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妥协——所谓无为，并非指臣子无为，而是君对臣无为。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汉初的状态是历史大趋势与当时现实情况“妥协”之后的一种平衡状态。这并非一件坏事，在秦以强硬的手段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汉王朝做适当的回调是存在余地的，而由此换来的稳定，使得皇帝或者说上层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消化秦的遗产。

汉初的政治态势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和吕后专权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而从文帝开始，汉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开始了：汉文帝通过将列侯迁出长安，回归各自封国的方式，瓦加了以周勃为首的勋贵集团，在其晚年，又通过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各个封国实力加以削弱；至景帝时期，中央政府的丞相已不再出自勋贵集团；至武帝时期，又以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彻底完成了削藩，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至此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能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打败匈奴，也正是得益于集权下的举国体制。而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削中间、补两端”的过程。

从经济角度说，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财力。当初淮南国正是凭借其胜于中央的财力，成为了诸多封国中，对中央权威威胁最大的一个。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究其根本，这些政策的实质都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它所指的并非是此处所说的社会“下层”，而是指社会“中层”）。

武帝时代的过度用兵，同样使汉王朝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上层对中层在财政上的优势开始削弱，于是上层不得不对中层进行新一轮的妥协——这就是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最终，中央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盐铁政策则维持不变，国家经济至此开始“民进国退”。

在实现了新一轮平衡的同时，失衡的趋势也就出现了，并且将从趋势最终变为现实。财力上的此消彼长，使得由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中层开始做大，社会结构开始“削两端，补中间”。皇权开始被逐步加空，民间土地兼并开始严重。

最终，以王莽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终结了西汉王朝，而最终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则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而他成事所依托的，同样也是地方豪强。刘秀的这一属性，使得东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度，至始至终未达到西汉的水平。这一隐患，在东汉末年最终演化成了群雄并起……

古为今鉴，在当今，社会构成的三级结构依旧存在，他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依旧存在，现在所说的“左”“右”，以此定义则是：“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的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层。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进一步的说，有两个话题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所说的中层，其对下层的优势除了财富之外，其实也包括对知识的垄断，这又进一步的演化成了对话语权的垄断。而反过来说，如何打破这种垄断，让知识平民化，其实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之处。更广泛的说法就是开启民智。

说有两个有意思的话题，其一是高校扩招，老实讲对朱相的一些政策，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单说这条，长远来讲将是对国家大有益处的。你可以说老百姓家庭负担加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下来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成了白菜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本是极少数人有机会享受的精英教育，现在平民化了。现在大学的教学质量再差，好歹那也是高等教育，接受的人多了，几个竖儒再想忽悠人就难了，于是专家、教授就变成砖家、叫兽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类似的忽悠在以前也不是没有，真正变化的，是受众的辨别力。其实，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主席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就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最后停了，到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又搞回精英教育。而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搞成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里面的东西不一定都靠谱，更何况还弄出一个袁腾飞，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过去只是几个老学究凑在一起嘀咕的东西，通过这种模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他们讲的质量好坏在其次，关键在于开了一个头，沿着这就路子走下去，以后文史类的东西，恐怕就很难再被少数人所垄断了（文史类的东西，于人于国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搞理工的人，有精力的话，看看文史类的东西是大有裨益的。也正因为重要，我不大赞同文理过早分科，分得太早，对学理和学文都没好处，高中肯定不行，大学本科阶段都还嫌早，如果纯粹专研文史研究，放在研究生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中层而言，光靠精神上的为国为民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体制的制衡机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底层的人民必然是最爱国的，因为除了脚底下这片土地，人民很难再有处可去，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高层同样需要国家，无他，国破了，民亡了，高层也就完蛋了。唯独中层，取利于民，又在权力上架空高层，但是一旦国家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又的确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对政治资源有着直接的控制，因此改朝换代对这些人而言只是换个人称陛下而已，实在不行，凭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也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像是三国里面，孙权与张昭他们的关系一样。

所以，如何抑制中层过分膨胀，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内政的核心问题，法家对国家的管理，其要旨在于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治民则在其次——儒家思想则恰恰相反，所以比较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抑制贵族，国君引入了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在官僚做大以后，又不得不引入外戚，接着是宦官……总之就在两雄相争中，高层总是先感觉力不从心，于是才引入第三股力量作为平衡，而这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同样会由于自身膨胀而变得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这种制衡仅仅是在中层和高层之间的小圈子里做的，高层只能是用一个小圈子去压制另一个小圈子，这种方式必然就有个保质期，长的话，几十年，短的话十几年乃至几年。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而这个群体由于其庞大，也是最难以蜕化变质的。当然，到现在这还处于摸索阶段。

附文之：

【农耕时代的“周期率”】一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以一种政治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而事实上，“周期律”其实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加以解释。在古代，亦或说是农耕时代，社会的基本财富就是粮食，而决定粮食生产基本要素则是两条——土地与人口数量。

而技术这个因素则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开始，截止到工业革命前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看，人类的生产技术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将进步幅度与时间作成一副直观的二坐标图，结果则会是：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条极平缓的上升曲线，“平缓”到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坡度”。相对于这一万余年的时间，人类技术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都是非常有限的，除去青铜与铁器的产生之外，其实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过质的影响。而且人类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基于生产、生活中无数“偶然发现”的积累，其本身并不复杂，如制陶、养蚕、冶铁等等，只要发现其中的诀窍或是“秘方”，一下子就可以迈过技术门槛，但在此之前，你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碰运气”，或是等待这一技艺从遥远的地方慢慢的“溜达”到你这里来。因此，如果“仅仅”是看待几百年的历史的话，那么经济这一因素完全可以视作是静态的。

土地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总会有新的土地被开垦，或是既有的土地被撂荒。但是，土地的总量最终是存在上限的。如同正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受限于交通技术，一个长久性的政权（波斯、马其顿、蒙古等短命帝国则不在此列）可以统辖的疆域在技术上是存在上限的。唯一不存在上限的因素是人，这既是粮食的生产者又是消耗者。一个政权建立之后，随着社会环境趋于稳定，人口数量随之开始上升，这样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可供开垦荒地，或是由统治者趋势，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大的疆域，更多的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粮食，这就有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基本条件，如此循环往复，一个正循环就形成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的上升阶段，表现形式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一阶段，会存在大量的粮食剩余——无论你是想组建骑兵还是海军，或是想修长城盖金字塔，都是要取决于这个粮食剩余的，有了粮食剩余，你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军事力量已经楼堂馆舍，这就是所谓的“国富兵强”。

当可耕种土地的利用达到极致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人口还会继续不断增加，统治者享受的这块粮食剩余是没法减的，那么就只能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耗。中国明代，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不再涉足大洋，从宏观经济角度解释就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社会粮食剩余减少。粮食剩余越来越少，国家的动作也就不得不越来越少，这个国家便会显得暮气沉沉。随着人口进一步的增多，最终土地将无法承载新增的人口数量，矛盾便随之开始爆发出来……。当然，真实的历史中，民变和内乱往往等不到这一天就会爆发，因为还存在一个因素——气候，水旱灾害往往会大大提前这个“临界点”的到来时间，研究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周期和王朝兴废，会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关系的。

随之而至的战乱，将和天灾一道，制造出无数“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类的景象，人口数量将大幅的减少。当新的统治者平定天下之后，人口的下降趋势也将得到扭转，此时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将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一轮新的周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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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闲扯：

这里所说的中层和“中产”是两个概念。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有“中产”存在，一是因为它的整个国家处于全球经济链的上层，二是因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非常时候，也是有麦卡锡主义这样的白色恐怖出现的）

冷战胜利后，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就开始加剧，加上经济危机的到来，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中产”的存在。百度一下，“美国中产消失”之类的词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大而化之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只有两层。上面是各种资本财团，下面是平民，政权掌握在资本手里。一旦统治阶级无法对外获取巨额利润用来内部分赃，西方那套体制就得出大问题。

继续闲扯：

没记错的话，唐太宗也说过汉武帝对外战争投入过大，产出太小。今天的中国应该可以做的更好。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汉武时代的缺点就否定那个时代。毕竟中国历史上，能够成功压制中层，甚至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少之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商鞅，汉武，唐太宗，雍正等等。王安石，张居正等属于出师未捷，有心无力。

“过度作为”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像秦皇汉武这样的“过度作为”，也好过万历这样的不作为。（想想看他的不作为给后人带来多大的灾难，没有什么灾难比这样的灾难更惨重，精英们说文革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纯粹是扯淡。）

自宋朝开始对秦皇汉武否定多，肯定少，结果宋以后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的罪与功，哪个比较大，还真不好说。反正我是比较反感他。

另外，历史上想要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其结果要么是下场不好，要么是名声不好。究其原因，则在于历史上中层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的优势。（今天下层参与进来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

唐太宗倒算是个例外，因为他算是开国者，中层还未坐大，而且多是跟他一起打仗打过来的兄弟。（ps：如果祖谱没骗俺的话，俺们家也算是李唐皇室的后代，虽然不是李世民这支的，不过上千年的时间发展下来，唐朝的老李家后代估计得有上百万了吧 ）

说到压制中层，甚至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毛主席算是后来的佼佼者。他甚至在中层还未坐大，变异的时候，就发动下层来一次打倒中层的“演习”。事实证明在毛主席的年代，没有生产力或者说技术的配合，这样的“演习”成了“无的放矢”，最后整场运动被中层里的权力野心家劫持操纵，打击无限扩大化。运动变成全民内战，人人自危。

这样的演变是符合逻辑的，中层为了自保，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已经年老体衰的毛主席的政治代言人。（后来毛主席也开始有了名声问题，你懂的）

之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右转。之前说过，右等于“削两端，补中间”，也就是权力和财富开始向中层集中。右了30年，虽然国家内部实力大增（别忘了基础是前30年打下的），但一是内部格局不顺，媒体界，文艺界，教育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多是普世精英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背后代表的买办资本，右派官僚等，这些都影响中央整合全国之力对外竞争；二是下层平民跟中层（资本+被资本腐蚀的官僚+黑社会打手+为中层说话的右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社会开始动荡。

这种动荡跟毛主席时代的动荡性质上又不一样。毛主席时代是上层主动发起各种运动，如果上层不折腾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运动的。而现在的动荡则是右转过度的结果，上层不作为的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里得再强调一次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俺们老百姓当然也不能干等，要有自己的立场和作为，重要的是认清谁是盟友，谁是敌人，不能让人带到颜色革命的沟里。）

中国现在又到了该左转的时候了。

红朝至不济也是 汉 明那个档次的

民国跟宋拉的伤关系·

天朝也将是独一无二的，不会成为什么汉，隋，唐宋明的2.0版的。

汪洋表示，“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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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想要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其结果要么是下场不好，要么是名声不好。

如果上面这段蛋糕论确实是汪洋的本意的话，说明他是个没有担当的人。他不想做一个“逆转型”的执政者，因为这是一条硬碰硬的困难路。他只想走一条不得罪中层精英的容易路。

中国法学界的问题

刘仰：轻判恶性杀人犯，法院怎么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2dqgh.html

非主流法学家陈忠林

http://jiefang.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505.html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法学教育是败坏良心的教育。”

陈忠林：我所看到的李庄案（未删节版）

http://chenzhonglin.fyfz.cn/art/5928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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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中国的“法律人”们违反民意，梦想废除死刑，为了哪个阶层的利益？

有人认为只有“无为之治，与民休息”才是可取的，西汉的衰落应该怪汉武帝。这其实是本末倒置，无为而治长远来说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对当时无为而治下的西汉社会的形容是：“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

所谓“无为而治”简而言之就是上层少收税，少兴功利，同时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让给中层，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无为的政治，经济政策。在大战之后，人口减少，大量土地抛荒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但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导致诸侯，贵族，地主豪强等这些中层的坐大。也就是说，“无为而治”在实行初期的问题不在于作大蛋糕，而在于分配蛋糕。而随着分配蛋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也会阻碍蛋糕的继续作大。这些问题在西汉表现为坐大后的中层不但不愿意配合中央对外反击侵略，向外扩张，反而更倾向于勾结外敌，打倒中央取而代之或架空中央自保既得利益。

如果没有武帝时代的左转的话，就不会有后来彪炳史册的汉匈战争，也不会有汉武时期的四面扩张，汉朝的历史将会直接向五胡乱华或宋末，明末那样的模式转变，这种模式下人口的减少就不是汉武帝时代可比的了。世人看待文景二帝，也会跟看待后来的孬种宋朝皇帝差不多。

西汉后来的问题，恰恰出在武帝的子孙们信了中层的蛊惑，又把纯粹的“无为而治”给捡起来了，给了中层极大的自由。

自由的近义词，叫作弱肉强食。

“改革开放”算是“无为而治”的2.0版，核心上的逻辑是相似的，一样的是中央放权，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局面跟武帝上台初期也是相似的。

“无为而治”养出了“七国之乱”和淮南王，“改革开放”养出了89颜色革命和南方系，以及背后支持南方系颜色革命企图的各种利益团体。

二人同样受到来自右派的非议。

不过卜式晚期反对盐铁官营，这点上熟读马克思理论的陈光标应该比他强。

事情从独尊儒术说起。

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除了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以外，看中的是儒家的“尊王攘夷”，是国家主义，只不过后世的掌握话语权的儒生官僚中层慢慢地把儒术又改成了“不与民争利（国退民进）”的自由主义而已。

在文景时代，儒术是不受待见的，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黄老无为的学说。诡异的是，后世的儒生官僚们对文景时代大加赞赏，称之为“文景之治”，反而对儒生有知遇之恩的汉武帝大为不满，以至于要诋毁他导致“人口减半”。从利益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后世儒生官僚们自己坐到了中层的位置上，从在野的，变成当政的，当然是不喜欢汉武帝这种严重损害中层“自由”的领导。说到底，这些儒生官僚也不真信儒学，否则，他们也不会无视儒学里对他们不利的“尊王攘夷”，而无限放大对他们有利的“不与民争利”。

说道“尊王攘夷”，其实秦朝的历史表明，法家才是最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学说。论国家内部组织的严密和动员能力，秦朝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后世诸朝代再也没有达到秦朝的水平。这应该归功与秦朝的法家治国。从纪录片《复活的军团》中秦国军工的精细程度来看，个人觉得还应该有墨家（技术党）的配合。前面说到汉朝在举国体制这项能力上比秦朝有所退步，除了因为汉朝诸侯和贵族的掣肘外，也因为汉朝缺少了法家党+技术党这个“散沙粘合剂”。汉朝的优势在于盐铁酒官营，既然“组织”不够严密，就只好主要靠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汉武帝的难处在于，他是没办法直接拿法家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因为秦朝的短命使得法家在当时的名声彻底臭了，不但中层不喜欢，下层也不喜欢，所以刘邦进咸阳的时候才会拿简单的“约法三章”来安抚人心。汉朝的法统恰恰是建立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如果汉武帝公开要拿法家当国家意识形态，其效果大概等于今天有人说要再来一次文革。

从这些历史里我们应该学到的是，即使要作一些路线上的调整，也不要轻易把前一个时代的一切都否定掉。秦朝的滥用民力是不对的，但是秦朝时社会组织的严密确是应该珍惜的。汉武帝无奈只能做到外儒内法这样的半吊子，后世子孙把这个“内法”去掉了，还在盐铁酒官营上让了步，给了中层极大的“自由”，而汉朝也恰恰亡于这种自由。

历史总是这样螺旋式的重复，“法家”在汉朝遇到的尴尬，类似于今天“毛主席思想，文革，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等等因素在改革开放后遇到的尴尬。而另一方面，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政策（比如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计生政策、农村土地单干政策、国企改革政策、台港澳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教、医、房政策等），虽然民间多有怨言，官方却绝口不提，尤其是在主导这些政策并从中获利的许多官僚仍然保持着极大影响力的情况下。

汉朝无法堂堂正正地公开为“法家以及秦朝的体制”正名，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走向秦朝的反面而灭亡。同样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客观的评价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如果继续目前这样“改革开放就是好啊就是好”的舆论氛围，就算能够像汉朝那样成功地对外扩张，最终也会彻底走向毛主席时代的反面，重复汉朝最后的悲剧。

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一直是在走向秦的反面，虽然中间有反复。

秦朝最大的特点一是法家党和技术党结合的严密高效的社会组织体系；二是结束了几百年的诸侯混战，建立了持续了2000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有了一个为民族整体利益负责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

但是，自秦以后，法墨体系就一去不复返了，后世诸朝代在组织体系的严密高效上再也没有达到秦朝的水平。这其实增加了中央权力的脆弱性，因为中央的权力就是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组成的，组织能力的退步等于跛了一条腿。二是对国家技术的进步和传承造成了负面影响。想想如果科举考的不是务虚的八股文，而是务实的各种涉及农业，手工业，军工业的先进技术和理论，或许中国可以更早造出更精密的枪炮，更早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更早造出方便对外交流船舶车辆，如此则未必就不会有中国版的工业化。

另一方面，“中央集权郡县制”在秦以后也是越搞越往后退，越搞越像封建制，国家能力也越来越弱。到了清末民初，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集权，但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个大小地主，虽然没有诸侯之名，却有诸侯之实。不仅仅是拥有着土地，对于本地本村之村民更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同时中央权力根本到达不了基层，所以这些士绅们一个个就等于周时代的小诸侯王，而且是最反动的，毫无价值的寄生阶层。

看完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1949年写的《中国震撼世界》，其中对于民国农村的描写更让我加深对这一点的印象。

因此，近代中国的悲剧在于，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国家能力极其弱小。（孙中山对此总结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专制，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一盘散沙。）地主诸侯控制着乡村，买办诸侯控制着城市，而这二者又都匍匐在列强资本的脚下。国家的财富一方面变成地主买办的深宅大院和十几房姨太太，另一方面变成流向列强资本的利润，平民的生命贱如草纸，中国自身的工业化遥遥无期。

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打破了这一死局。共产党消灭了地主和买办，又建立了独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抗美援朝中打退了外敌不甘心退出中国大陆的反扑。同时共产党把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动员和执行能力极强，领导中国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这是法墨体系的回归。不过现在，共产党内满口仁义道德八股文，肚子里男盗女娼，反对国家投资所有高精尖技术的传统文人党又多了起来，这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