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现在除了80年代一些旧文人范滥外,整个文化基础已经不一样了,不需要再象文革那样纠往过正。
事实上,人怎么失去自由的?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组织化、流水化,让人产生了阶层、社会地位高低。光追求生产,就会把人当成奴隶、机器。这方面说,官僚资本管理者和资本家本性是一致的。
而群众不仅仅是生产工具,还是消费者,生产的目的最终还是这些从事生产的群众。
这就是为什么周期性文革,这是协调一段时间内,群众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错位。
而在西方选举中,你是无法选举生产组织者--资本家的,所以经济危机周期发作。
河南人有这个传统,汤恩伯有过一次。
改开后有人故意混为一谈。
当中央了解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处理问题。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大员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根子,也就是他们回避了来自中央的左倾浮夸这个真正的根源,回避了河南省政府的直接责任,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县一级干部!
张树藩的临终回忆录中生动的记下了这样一幕:
“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请注意,张树藩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事情的根源是左倾浮夸,是省政府指导下的浮夸,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直接责任,可是被陶铸制止了!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的态度怎样呢?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显然是默认了陶铸的做法。他们与直接责任人吴芝圃一起把责任推给了下级官员,最终打倒的是数十个县级、公社级干部,并且把饿死人最多的县的书记判了死刑。幸亏毛主席心中有数,不愿杀人,令改为死缓才逃得性命。
今天人们都说是四人帮一伙鼓吹“穷过渡”,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1975年派工作组下农村去主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却不是四人帮干的。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正在忙着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针对的事实是邓小平以造反派干部没有经验为名,在整顿过程中把他们一股脑儿都下放到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据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项措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柳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的资料,这个反复辟工作组确实是邓小平派出去的。由于四人帮几个人中间,并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个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和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有一段时间是邓小平主持。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说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个下乡的钦差大臣们干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今天的右派们美化得跟如来佛差不多的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后来广为人知:例如在社员家里房前屋后搞什么前三后四,超过界线的树木竹子归集体;养鸡养猪要降低数量指标,多余的部分必须宰杀等等。
在笔者的调查中间,在197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件中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黑爪牙、黑爪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下放在农村蹲点,许多人极端反感当权派在割尾巴的事情上把矛头对准群众,与工作组处在相当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发展到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的程度。不管怎么样,毕竟下放的人没有上级干部能量大,最后是这个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本来城市的市场供应就不怎么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摘自老田《对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初步探索》
相对来看,文革在我省造成的人间惨剧少一些,死人的一般都不是被批斗死的,都是几派上街群殴所致。
他可是三种人的头号代表
仅从我们公开接触到的一些信息,或许您鄙视我从百度抄资料。。。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其中的赵光,真实身份是“中共信阳地委副秘书长兼遂平县委第二书记”,实际上是代表信阳地委一号人物路宪文的钦差大臣,是专为抓大跃进典型而下派的。也就是说,“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在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试验田,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路宪文创办的。路宪文在这一过程中,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梦想,路宪文只字不提。
再如,让信阳各地邮局封锁一切寄往外地的信件,连行署妇联主任、地委委员、专员张树藩的夫人李瑞英,向北京高官李雪峰的私信都寄不出——这事是路宪文一人当家亲自出马布置;再如将逃荒农民强行拦截抓获,这也是路宪文乾纲独断,路宪文对此皆避而不谈。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当然,吴、路等人也是为了革命工作,把粮食从河南调往沪粤,也是顾大局。。。
四川的那位也一样。
所以改开后,对他们的官方评价都很高
去查一下“割资本主义尾巴”,你会知道这是一个至少从大跃进以后就有的口号,代表的是持之以恒的基层党政行为,打压禁止农民通过非官方渠道生产销售农副产品。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是政治气氛和经济体制是支持的。你用脑子想一想,整个中国多大的经济规模,邓小平派工作组能派多少人,能不能造成全国级别对这个口号和行为的恶劣印象?
我为什么反感从字词出发把水搅浑的人品呢?你看我说文革期间家人吃鸡蛋不容易,你跟个贴揪住“割资本主义尾巴”说是邓小平75年干的,那你张嘴去问一下嘛,75年以前是什么一个情况?74年我们家要买两袋奶粉,100个鸡蛋给病人,跑断了腿,双职工家庭花光了全家的粮票和储蓄,
第一,我想劝你不要呆在那些个什么老田之类货色组成的群体中,那tmd跟一个轮子邪教没什么区别,有专人写些似是而非的翻案文章,专门为了忽悠涉世未深的青年,你要是上来就看这个,又没有精力去考察真相,哈,恍然大悟,给忽悠进去了。
第二,别转这些玩意儿来西西河,还是那句话,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还在呢。
中央啥时候迁移到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