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80后对文革时代的非理性看法(二) -- 河蟹还是河蟹
不错，为皖之中
80年代美国人制造的设备国人现在还做不好!!!!
但是现在国内的技术强多了,不管那个行业,只要有需求和钱就能搞出来.
80年代恐怕就比较困难.说明我们和MD的差距是在缩小的.
但是也不能把80年代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作比较....
胖子要一口一口的吃出来.
成都重庆的外资厂劫持到西安，还是把沿海的民营制造业抢到西安？
西咸新区的未来，大约会是一个庞大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基地吧。这样也挺好。
真的是我省大合肥吗？呵呵，希望真的如此，只要是在安徽（皖江），安徽就可以翻身了，不过安徽内或者合肥没打黑啊。
其实我认为关于运十的问题，葡萄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现在争论运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鸡同鸭讲，而双方说的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个事件。本身运十之类的项目，作为不计成本的国家项目，自然可以存在，而如果要用经济指标考核，它无疑要下马。这其实是两个不同情境，不同政策下的事件。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脱离了是否应该保存运十这个项目，而变成了到底应该拥毛还是拥邓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航天能一直搞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军事价值。运载本身就是导弹的一个分支，卫星更是国防的需要。所以无论怎么砍，这个项目也不会被取消。而运十就不同了，当时的判断是无商业价值，需要长期大量的继续投入，所以被放弃，以当时的思路来衡量也并不奇怪。试想即使国家拨钱维护这个项目，也很难保证项目的参与者的经济利益，下来经商来钱多快啊，大环境使然。因此，这个队伍也很难保持人心的稳定。现在反思，当时确实是太急功近利，可在当时，这样的项目很多，如果都要留，那么就又跟原来一样了。
我觉得你说得算是很实在。
但是针对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主要谈住。
我七十年代初期生人。爹妈四十年代生人。我妈在七十年代末考研究生到上海（“二进宫”，文革前考上过一次，中间学业因为文革中断了，留在原单位工作了几年，后来回到原籍教书，文革后78年再次考回来）。我七十年代末在天津借读，在伯父那里住过两年。八十年代后住在上海。
天津我住在伯父家里，两个大人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医生，三个孩子，加上我和奶奶，两室一厅，虽然两个睡房比较大，但是厅厨房厕所都是很小的。而且要住七个人。冬天还没有暖气，生煤炉，房间里面接烟囱。去小学老师家里做作业，他们家是楼房，但是厕所在单元外面，蹲式，相邻两家合用。这种住房条件在天津七十年代末不少。还有一种叫做“临建”，就是受76年地震影响搭起来的平房，叫做临时建筑。到81我离开天津时候，我还有个别同学住在临建里面。后来两年在李瑞环关怀下，建了很多住宅楼，才基本消灭了临建，解决了住宅问题。
81我来到上海，我10岁，我妈刚刚研究生毕业，住在女生宿舍。我记得我在上海第一个月，是住在我妈的女生宿舍，我一个男孩子和老妈睡一张床，其他还有几个女生一间屋，但是并没有对于我们苛刻。当时老爸出国进修，工作单位也在原籍，所以暂时没有他的问题。一个月后老妈在同一宿舍楼，找了一间朝北别人放杂物的房间，其实里面杂物不多，就在那里放了一张床，我们两个人住在那里。后来慢慢人家杂物清光了。我第一年，写作业吃饭都在妈妈单位里，这样的孩子也不止我一个。当时领导关照，但是提醒孩子不要到走廊玩，不要用电梯。他们单位有时有上级领导来视察，外宾来访，给人看到孩子影响不好。就这么一年，考上了初中。
父亲82年回来，带了电视机录音机，过了一年多他调到上海，买了点家具，我们就在那个宿舍楼那间房子安家。当时团圆已经是很高兴的。那是个宿舍楼就像老的大学宿舍，一层一个大的公用盥洗室，大家去那里洗菜洗碗洗衣服。盥洗室里面有大的厕所，蹲式，一个大的浴室，只有淋浴。厕所和浴室一层男用，一层女用，如果楼层性别不对，上厕所洗澡都要下到楼下一层，冬天浴室没有热水，有的时候出去泡个澡堂，更多是要去老妈单位洗澡，那里有热水。一层楼里，有的房间还是住研究生。更多的就是住像我妈一家人住着那样等分房的。
这些家庭烧饭家门口放个煤饼炉子，旁边堆上煤饼。我和父亲要每一两个月都要周末去排队买煤饼，推车到家楼下。我们住在四楼。我和父亲把煤饼一箱箱沿着楼梯抬上去，垒在门口的墙边，然后再把推车和箱子还给煤饼站。整个过程从早六点排队，忙到中午左右还车回来吃中饭。
当然宿舍一间房间面积还是不小，一家可以住下。房间里放个煤油炉子，如果来不及生外面的煤炉，可以用煤油炉热饭。还有父母和孩子同住一间房子。屋子中间隔个钢丝，拉个布帘，晚上睡觉把我和父母的区域隔开。不过他们吵架和商量事情我都能听到。
这种情况，家里电话是没有的，楼下有公用电话，可以传呼。如果人家打过来，传呼点的阿姨要拿个喇叭到楼下喊，某某号某某人电话。如果你听到，下去付阿姨传呼费，然后再付电话费打回去。当然是很便宜的。
84-86年老妈出国。老爸工作很忙，家里就乱得很。老妈回国带回国几大件，家里就满了。当时上海还有个“出国人员服务中心”，很多电器要在那里买。门口还有不少黄牛在倒卖指标。当是老妈买了个比较大的洗衣机，滚筒的，很重，拿回家来不可能推倒公共盥洗室里用，一直没有开封。
87年，我们家第一次改善住房条件，是同一层楼，从朝北的一间搬到朝南的一间。两年后另一次小改，是同一层找了一间房子， 我和一个邻居的独生子合住里面。不过我已经上了大学，也就是周末或者节假日回来住。当时因为很多比老妈资格老的人渐渐分到房子，越来越多的人搬走。这里宿舍楼房子空出来一些。周末经常一个家长进来，把自己睡懒觉的孩子叫醒，另外一个十有八九也就醒过来了。
91年我们家在那里住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已经是大三了。暑假里我妈妈单位女研究生搬进来。有一个女生问我，这里是女生宿舍吗？我说，是。美眉问，那你为什么住在这里。我说，我们家住在这里。如果我还是几年前的中学生，那她可能会想到我是老师的家属。我都大学了，自然人家会把我当成同一个单位的男同学了。
我的中学同学里面，多数都是上海人，不是我这样的“上漂”家族。有的家庭条件好，住房比较宽裕。有的是资本家落实了政策，条件就更好。有的也是住在老式里弄，有的住在亭子间，面积比我们家的宿舍间还小。有的人家，住在老式里弄，房间里放个马桶，晚上就关了灯，方便在里面。第二天把马桶提到楼下倒掉。
92年上海新民晚报还有个笑话，就是几个朋友在这样里弄房子里面晚上打麻将，有位女士是来宾，内急。就关了灯，让她用马桶，结果刚好边上有个米缸，尺寸形状和马桶差不多，结果就。。。。
而上海80-90年代，很多大学都有鸳鸯楼，也是给留校的已婚青年教师过渡用，条件也不比我们家好在那里。
个别居住条件好的，不过数量不多。确实去过一些高干家庭，或者是落实政策的资本家家庭，他们的居住条件比较好。但是毕竟人家情况特殊，而且比例小。还有些是特殊单位，比如建筑设计院之类。比如别的某单位造房子，他们可以占点便宜，给多设计一层，分给自己单位的人。但是总体差距不大。所以心里不会太不平衡。
91年底我们家分到房子，92年初搬进去。这年我大学毕业，老妈48岁，老爸51岁。
两个人一个是副教授，一个副研究员。而且几年后都升成正的。当时副教授还值几个钱。老妈81硕士毕业，78年考研时候那个单位全国只招不到十个人，而且开始没有博士学位。老妈84-86年去美国做过博士后，当时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接受他们单位的硕士作为博士同等学历的。关于我妈的经历和他们的科研单位（非军工单位和“运十”可能没有太多可比性）文革的情况，我写过
我们92年分到的房子，其实也就是两室一厅，两室14+15平，厅9平，三个人住。厕所和厨房都不大。那个86年买的洗衣机放在阳台上，请人接了水管，终于可以用了。因为是高层，把电梯算上去，建筑面积倒有70多。得房率很低。房型按照今天的标准，未必能被大多数八十后看得上。92年申请电话，被打回来了，说没有线。93年终于装了电话，不过要交上千的初装费。
老妈有的同事，孩子结婚有了孙子，也能凑合在这样的单元里面。
这样的工房（房改后低价买了产权），去年我回上海，在房产中介那里还能看到一些，往往比同地区的新商品房便宜很多。
90年代中期后，上海买房开始成为趋势。当时年轻人在IT和金融混的，工资3000以上，有些还可以通地铁的地方，比如罗阳之类，房价开始也就是3000多，所以很多白领开始住在那里。1998-2000左右，很多外企工资提升很快，房价也不是太高，加上政府为了对应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买房有抵税政策。这个对于税要实报的外企职员，自然是很有诱惑的。很多夫妻不到100万就可以买到100平方米以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一个朋友，70年代初期的，夫妻都是外企做的，三室一厅，2000年，地段在龙华一带，80多万，140平方米，现在是500多万了。如果说工作拿工资的人，碰上买房子的黄金时代的，主要是这样一代人，但是很难说他们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我父母在大学和研究所做的，当时是买不起这个价位的房子的。父母工作单位离开很远，92年搬入的房子是我妈妈单位分的，离开老爸单位远。所以2000年就在老爸单位附近买了个两室一厅，不到100平，闸北区，40万左右，如果老爸工作晚，就可以住在那里不回家。当然说现在也升值了，但是没那么恐怖。
上海房价开始飙是2004。
我在上海的生活，大概说一下。大概很多70年代-90年代进大城市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进大城市不是那么容易，主要是大学留校和留科研单位。高考和考研也比现在难）。我99年出国，也没享受到70年代生人的同学的那个机会，倒是国外的经济衰退看了不少。现在和过去并不完全有可比性。就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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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的计划非常清晰、明确，真正地做到了“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冒进”、“贪大求洋”的问题极少出现，纵然出现、也很快被制止了（比如70年代那次载人航天计划，在前期论证阶段就被叫停）。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YF-20（俗称“毒75”），这款发动机支撑了中国的多少个导弹项目和运载火箭型号？从设计指标上，它就是精雕细琢的，推力大小适中、灵活组合后可以覆盖LEO运载能力从3吨到20吨（80年代的“超级长二”构型，未实施）的范围。在技术路线上，既没有为了单纯追求低门槛、低风险，而采用落后的开式混胫设计，也没有为了单纯追求更高比冲，而采用难度过大、风险过高的高压补燃循环设计。
作为这种事实求实工作作风带来的红利，80年代，当运十项目因为毫无经济性前景而被迫下马的时候，长征火箭却在大踏步走向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并且以低廉的发射成本优势争取到相当数量的发射订单——要不是美国后来人为设限，阻拦长征火箭在商业市场的进一步扩展，长征-2/3系列火箭还会走得更远，完全可能取得类似阿里亚娜-4火箭的巨大商业成就。更为难得的是，长征火箭还在这个过程中，靠着商业发射提供的机遇，研发出了长征-2E。
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把运十项目和长征火箭项目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长征火箭研发、生产团队的侮辱。
抛开铝，也不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