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最近的一点思考（1） -- 井底望天

能不能这样看，在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上，大概先秦时期对应于罗马共和国，先秦之后对应于罗马帝国。儒家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社会意义上，一个是道德的规范（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一个是社会矛盾的调和（科举教育给社会下层以出路）。说儒家是道德家没错，要说是社会学家也对，这些功能在周召共和的时候是不太重要的，但在帝国这种组织形态下就非常关键了。

相对西方来讲，这些功能基本上是由宗教来完成的，以基督教为例，社会道德，下层的出路几乎完全控制在教会手中。如果类似基督教的这种宗教能在罗马帝国早期就取得统治阶级的承认与合作而不是非要等到穷途未路的君士坦丁时代，相当于西方版的独尊儒术吧，罗马帝国上层是不是还会一直那么骄奢淫逸，整个社会矛盾是不是还是那么不可调和，最后早早亡于野蛮人手就比较难说了。不过那样的话，罗马文化也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个古罗马文化了，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也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上演。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儒家，不过相对于基督教会来说，我觉得还是儒家在兼收并蓄方面做得好些。

丫逼着土共朝米帝方向前进啊

俺身为一个济宁人，曲阜去过好几次，说实话，孔府还是可以的，其他的就是精神意义罢了

记得第一次去，是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本人是保送的，老爹自觉很有面子，所以奖励去拜了拜夫子，结果在孔府对面，俺们爷几个被刻印章的忽悠了，花了200块刻了三个石头印章，那可是95年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黑

有这么个功能就好了。

同篇精辟，更佩服文中主动提出“不管你厌恶好憎恨好，现实就是我们活在一个西方思想主导的现代体系下。。。唯一的方法就是改造自己”，能在西西河没有被戴上河殇分子押出去游街，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是为什麽笔锋一转，竟然大打民族牌，急迫的要求抛西方体系不用，还要重新构造一个新的思维体系，这可是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工作量啊，您确实想清楚您在谈的是什么？

在人类社会当前这个阶段，不承认西方的思维体系全面统治这个星球的人不多，但是认为这个结果是西方侥幸在一两百年时间内得到的在中国人中恐怕还很多，虽然这个认识足够让日本，香港等地全面西化，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任何好处。

5，6年前入西西河发现中国人是不看罗马史的，就是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人眼中也只有西方近代史，再往前还是蛮夷，要说还得看我汉唐。

这两年的中国人中有钱有闲的开始多了，河里也出现了许多对欧洲上下两千年倒背如流的了，甚至开始探讨西方宗教文化历史“卷轴”问题的，开始了解了原来今天中国能把杨利伟送上太空与秦皇汉武是没丁点关系，到是与欧洲几千年前的“哲学”关系很深。

这样看来，原来我们连日本，香港人为什么要全盘西化的道理都没弄懂，就开始了全盘日本话，香港化的进程，以致于为这个西化与否争了个一百年，直到有人喊了一嗓子，“不争论”，才闷头“接轨”的。

但是毕竟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弄明白自己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时，什么都霍然开朗了，唯独这个“自尊”找不到归宿了。于是，翻老祖宗库藏，搞杂交“良种”水稻便成了新时代的大命题。

能不能成功不论，但是肯定迎合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就如同你对一个人说，人死后就是地上那一抔土，得草无数；于是你说人死后有个叫灵魂的东西会升上天，在那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排队等被叫号等待在投胎，结果花宝满载而归。

可以把抽象思维，名词定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让你无地自容，心服口服的拜倒在教主的东方思维方式的八卦阵中，只剩下顶礼膜拜的份了。

但是《吕氏春秋》却说：墨者①有钜子②腹〈黄享〉③，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④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⑤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这说明墨家与秦的关系不浅，其思想对秦国的影响也很深。

当然，是比较肤浅的，讲出来未免贻笑大方。

儒家在大一统以后的中国确实起到跟基督教相似的作用，所以西方有黑暗中世纪，有宗教改革，中国有跌到历史谷底，有打倒孔家店。汉以后“独尊儒术”，阳儒阴法，唐之后儒家通过教育和科举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到宋，终于名正言顺地喊出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中国之所以接受儒家，而不是基督教，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关。

西方思维：立体的，本质的，抽象的，理性的，逻辑的……

东方思维：平面的，表面的，形象的，感性的，辩证的……

在逻辑思维中，事物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所以西方人接受一神教。

而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所以中国人接受多神论无压力。这就决定了一神教在中国行不通，只能来个儒家。

但是儒家在中国不能像在西方那样，建立与“王权”相对的“教权”，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机构。而只能通过“王权”控制下的官僚体系去拥有实际的权力。这又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一个平面不断变化的太极啊。

又上一个旧贴：《思维方式与信仰》

中国人当然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很现实也很具体，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中国人的信仰对象是——人。

西方人的信仰对象是——神。

有些人觉得大部分西方人有宗教信仰而中国人以前是多神论，现在是无神论，因此就说中国人没信仰，非要搞个教出来拜拜。那才算有信仰。

这是错的。这是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真正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导致的误解。

首先中国人当然有统一的信仰，那就是祖先崇拜。不拜祖先的算不上中国人。不是只有宗教信仰才是信仰，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其实不管是祖先崇拜，或者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显然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归根到底是：人。中国人信奉的“神”，其实就是“人”。这也是西方人或者某些教徒认为中国人邪恶的地方，我们居然把人当成神来拜。为什么中国人坚信自己被神所爱，所谓的“神”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怎么能不爱我们？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始祖神为我们所做的。

中国人坚信自己是被上天所爱，所谓的“天意”就是“民意”，祖先也好、神也好、佛也好，他们的主要职责其实是保护我们，为我们而牺牲，人是本。

西方人完全不一样，以他们的宗教观来看，人的出生就是罪，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赎罪，他们的上帝在不断考验、折磨着他们，人是羔羊，被神所牺牲。

那么中国人的宗教精神表现在哪里呢？不在道教佛教XX教，真正的答案是：国家。

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方面，宗教势力很早就被驱逐出中国的政治领域，最高统治者牢牢掌握了宗教权力的根本来源——老天代言权。中国的皇帝，是事实上政教合一的领袖。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是万民之父，祭天的仪式是由皇帝主持。而西方，这个权力是控制在宗教领袖手里，耶稣才敢称“神之子”。（注：皇帝是天·子，国家是天·朝，人民是天·朝的子民，对西方人来说，这是多么狂妄的自称啊~）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英国宣布国王为英教会的最高首脑，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英国国教会，从此罗马教皇再不能借上帝的名义干涉英国的内政。英国国王从16世纪起才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可我们从周朝起便是如此了。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耶稣是神之子OR人之子，最后是人神合一，而在中国，造神运动早持续了数千年，由人而神堪称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之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不过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造神的成本越来越高。

形象思维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对象是“人”，现实的“人”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而抽象思维的西方人的信仰对象是“神”，虚构的“神”具有最强大的力量。中国的“人”最强大，所以“人”可以剥夺代表“神”的宗教势力的权力，这才是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被宗教带入黑暗中世纪的根本原因。

很多外国人包括一些中国人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爱国”，其实是一他们没有理解中国人的信仰对象，二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宗教感情。

首先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宗教是虚无的仅当精神寄托的，国家才是实在的可以现实依赖的，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存在是具体的，形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起得到现实作用的，有人民，有土地，有权力机构，具有世俗中最强大力量的，是“天意的体现”（每个朝代都是“奉天承运”，失去天意的朝代自然会灭亡）。以前的老百姓爱喊“老天爷要给我主持公道啊”，实际就是喊“朝廷要给我主持公道啊”，如果老百姓认为朝廷主持不公道了，那就是老天爷不长眼了，老天爷不长眼的次数太多了，改朝换代的日子就快到了，因为“天意”即“民意”。如果西方人真正认识到这点的话，估计觉得中国人邪恶得过份了，为啥呢，因为我们不但以人为神，还把自己当上帝了，这岂止是狂妄。对于以前的西方教徒来说，听上帝的话乖乖地把自己的儿女宰了奉献给上帝表达忠诚还差不多，谈何说“把人民的意愿当成上天的意愿”。

其次中国人的信仰对象是人，国家是人的集合，国家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有着天然的向心力，国家的最高领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改朝换代相当于换了一个家族来做国家的最高领袖，国家还是国家，改朝换代无碍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中国人的爱国爱领袖的这种感情，跟西方教徒的爱教爱教皇相比，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吗？

搞明白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为了对抗外来宗教，为了表明中国人也是有宗教信仰，有些人就生生搞出一个所谓的儒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惑于表象，而没有触摸到中国人信仰的实质。

每一个中国人，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教徒了。他信的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是自己的祖先，信的是由人而化的神，由人民所创造的历史，作为所有人代表的国家。

这些个比较很有意义啊，让人豁然开朗。谢谢，期待，请继续。

三

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引发了不少争论。

第一个就是有读者认为，世界大趋势的变化，不能只以全球气候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这种看法是对的。我之所以把气候作为一个切入点，是因为气候影响的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也包括生态状况、人口密度、生活水平等等。总之，一切让人类生活出现不适应和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考虑到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人类迁徙，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向更适宜生活的地方迁徙。

当然人类社会实行了部分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之后，对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有了比较强的应付能力。要是放在以前，比如说出现大饥荒和大地震，比如说汶川、巴基斯坦、海地和日本那样规模的地震，或者索马里、俄塞俄比亚等等的饥荒，现在都可以看到人类的救助反应。

要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以前，那么当地的整个社会结构自然崩溃，带来的必定是灾民的大规模迁徙。

在全球变冷的情况下，在古代出现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定居民族地盘的侵掠。在中国的古代，有记载的应该是四次比较大的阶段。

因为缺乏历史的考证，现在很难说，发生在5千年前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的争斗，是这样一种情形。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蚩尤族主要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夷族。而炎帝族，则很明确是以陕西和河南西部为主的古羌族。

倒是黄帝族的来历有些疑惑。如果按照大家认同的说法，认为黄帝族活动在中原地带。因为很简单，黄帝和炎帝联盟，与蚩尤的大战，是发生在逐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基本上是在桑干河地域和太行山的五台山以北地界。

这里是今天的北京的西部，和张家口的南部，比较像是从蒙古高原入侵南部的主要战场。如果黄帝族是中原部落，其和东夷族的主战场，应该是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菏泽和濮阳一带，其实就是刘邦和项羽之争，以及汉朝周亚夫平定六国之乱的战场。

因此我个人的看法，黄帝族当年应该是游牧于蒙古草原，极有可能是在气候变冷的情况下，南部入侵中原。因为先是获得了处于西北的炎帝族的支持，形成了军事同盟，最后打败了蚩尤族。这个结果，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入中原，而中原的一些东夷族，或者败走辽东和朝鲜半岛和日本岛，或者南迁，称为淮夷、以及后来生活在吴越地区和荆楚地区的百越。

而战胜蚩尤族之后，昔日的军事同盟炎帝族和黄帝族又争斗中原的主导权，最后是以黄帝族战胜为结果

当然黄帝族和炎帝族同出于少典部落，可以说是后来大概从关中，经过黄土高原进入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然后在蒙古草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占据这个游牧之地。

这种情况后来的历史上有过多种重复。比如说匈奴亡后，乌恒和鲜卑兴，突厥亡后，回纥兴，然后回纥亡后，契丹兴，都是这样的填空游戏。

因此看待中国之后的历史，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之后的夏商周三个名称，夏似乎是黄帝族的后裔的联盟，商似乎是蚩尤族的后裔的联盟，而周似乎是炎帝族的后裔的联盟。

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看法，就是不把夏商周看成是后来的朝代更替的形式，而是看成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三个同心圆。其实就是大家各族的基本盘，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根据大家实力的强弱，在夏的时代，算是大家听从夏的号令，而在商的时代，大家听从商的号令，在周的时代，大家听从周的号令而已。

其实就是说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其实是到了秦朝在真正开始。而即使是在周朝的时候，各种名义上顺从，其实行为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是有几千甚至上万家。最后是通过了不断的战争和兼并，然后从春秋到战国的七大政治国家，才最终成为了秦始皇的一统天下。而这个一统天下，主要的是靠着郡县制的政府结构代替了封建制的政府结构，靠的是官员的推荐选拔制度，取代了贵族血统传承的官二代制度来实现的。

可以引用的一个佐证，就是《公羊春秋》里面对“王正月”的大一统思想的强调。这种号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情形，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当时号称天子的周王，每年向诸侯颁布历书的时候，希望大家都用同样的日历。

可是人家宋国这样的商地，自然是用自己的殷历，杞国这样的夏地，当然是用夏历。

如果这样理解历史的话，那么商朝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又预示了天气变化，可能是向变暖的方向发展，这样导致了农耕民族的实力增强，而且商朝兴起的主要原因，大致是对马的掌握。

在古代时候，马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古代的部落，谁的畜牧业发达，谁的军事力量就比较强大。而商朝的兴起，主要来源于对马的畜养技术，从草原的放牧，变成的圈养，并发明了马车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就导致了其在军事实力上的增强。

那么当商朝兴起，在军事上实力增强，那么又在气候变暖，可耕农田可以向北部纬度高的地方移动，那么就显然出现了夏朝衰亡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夏朝的一些部落，自然就会理所当然地，向从前适应于游牧的草场回归，因为那里的生存条件变好了嘛。

这里就提到了我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匈奴来源的一个描述，就是匈奴是在商灭夏之后，其中的夏的一族北迁。由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和匈奴交往非常密切的时代，这种关于匈奴来源的说法，自然是非常接近于匈奴族的本事认定。考虑到当时的匈奴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因此和后来那些想来中原过日子的北方游牧民族，认亲戚的需要有所不同。

其实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气候和居住条件的变迁，古代的中国各族部落，是可以北上和南下，前面谈到的黄帝族似乎是这样，后面出现的周族，其实也经历过从到北部游牧，后来又南下周原定居的过程。

想来人类对动力的掌握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代。比如你所说的前畜力时代生活的东夷等民族被掌握畜力的西北民族所征服。畜力时代经过了 很长时间，但最终又被掌握了蒸汽机的民族所统治。而随着内燃机代替蒸汽机，掌握内燃机的民族又成为现在世界的统治者。如果动力影响了民族的兴衰，那么下一个动力是什么？我们会是下一个动力的发明与掌握者吗？

游牧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说黄帝部族就是创造仰韶文化的部族，发源地在现河南境内吧

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是华夏的核心认同根本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抖机灵非常不明智。

情绪化跟感性有共性，但是中国人恰好是非常反对情绪化贬低情绪化——实际生活中你也能够发现，西方人极少有不情绪化的、而且并不以情绪化为多么丢脸的事情，这跟中国人的观念完全不同；不说别的，中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无论本人怎么样、在大家面前出现时必须是定力高深，喜怒不行于色（并不是说就不能笑了、而是那个笑你还当是真的不成）。

西方人的所谓“理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之所以产生于西方，只不过是因为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世界物质是实在的、我也是实在的、物质与我是相对的、我可以研究物质等等，这与东方人（这个就不光光是中国人了、一部分其他东方人，比如阿三，也有这个观念）认为的天人合一、以及所有的现象都是“现象”而不（一定）是本质，完全不同。

另外，西方人的思维并不是立体、而是直线的——因为A所以B，那么A不成立B怎么着，对不起，不知道了。这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好多了，灵活、无所谓规矩、什么都可以看破放下，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没有固定形状的，需要直线就直线、需要圆的方的都可以。

西方人的所谓的“理性”恰好证实了他们必须要认定现象是真实的、然后以现象推测和解释现象，本质上是他们不能辩证的、脱离自我的看待这个世界的结果。

而你所说的西方人的“赎罪论”和中国人的“神眷顾论”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多少基督徒上来就以神选中的人自居、居高临下的对其他人说三道四？而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正如对很多事物的态度：存而不论；讨论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吗？能就说说、不能就拉倒。求神拜佛也只不过是“或者有”的想法，而不是真的指望神仙救人。

说的真好，哈哈

反正我觉得好，老铁大概也觉得好、不然也不送钱与我

西方人的思维，是非常典型的直线、跟立体完全不搭界；而中国人怎么没有逻辑思维——辩证法本身就是非常严谨的东西，只不过它是“超越”逻辑（“超越”与“抵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超越，是要可以解释、可以容纳，而抵触则是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