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政令不出中南海 -- kraft
根子总是烂在上面 8
朱搞了分税制以后，貌似中央是强大了，钱收上去之后再返还，谁不听话，就返还的少一点，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叫人学坏，叫人跑部钱进，帝都随便一顿饭动辄几万、几十万从何而来，到各部委办事送购物卡跟敬烟一样习以为常，这样的做法时间长了，下面的人对中央能令行禁止吗，也就是腐蚀加敷衍。
指责地方卖地是“搜刮民膏”（朱语），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央老把房地产的民怨往地方政府头上引，特别不地道。地方政府卖地的大部分收入，都是用于城市建设，为什么要搞城市建设，是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为什么要城市化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没听说靠种地成为发达国家的，而且，和人一样，各类资源也是往高处走，越发达，资源汇集的越多越快，所以，每个地方政府城市化工业化的愿望都无比强烈。
搞城市基础建设，需要大把钱，钱从何来，大头都让上面收去了，等返还黄花菜都凉了，所以不约而同的发明了炒地卖地，一线城市被收得钱最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又最多，而土地资源又最缺乏，所以炒的最凶。
世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钱上，分税制的想法大概是通过转移财政，达到集中精力办大事和劫富济贫的目的，这个制度到了要改的时候了。
-------------------
那该怎么改？
结果不过是买20万的车改买40万的，吃1万一桌的改吃2万一桌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63587.shtml
整个改革开发中国快速发展的30年，根据上述逐年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5年，为期18年。
以名义货币计，该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算术平均，下同）17.76%，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1.87%，CPI年平均7.5%。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差距为5.89个百分点。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1.24%，显示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负担之重。之后，国家财政对GDP占比逐年下降，占比年均下降1.21个百分点，到1995年达到最低点，为10.67%。显示这一阶段的政策，是政府与民让利，藏富于民。
第二个阶段：1996－2007年，为期12年。
该阶段GDP年平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27%，CPI年平均0.8%。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差距为6.25个百分点。国家财政对GDP占比，以1996年为最低点兼拐点，之后开始逐年上升，从1995年的10.67%，增加到2007年的20.80%，年均上升0.92个百分点。显示这一阶段的政策，是政府与民争利，纳富于官。
不仅如此，在第二个阶段的最近5年中，也即2003－2007年，剔除物价因素，GDP增长年度速度基本平稳，均保持在12－13％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5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4.97%、17.47%、18.28%、22.90%、25.50%，呈现明显的增速不断上升的态势。显示国民财富不仅在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加速集中。
4：两个阶段数字的不同，代表了政策和路线的转向
两个阶段，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的差别，出现明显不同，国民财富的流向也因此截然两异。显示两个阶段，政府的经济发展主导思想和国民财富分配路线已经完全不同。
在前一个阶段，1978－1995年实行的路线，我将其称为“赵/紫/阳路线”（简称“赵路线”）。在第二个阶段，1996－至今，实行的路线，我将其称为“朱/鎔/基路线”（简称“朱路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在时间上对应着1994、1995年；在具体路线和政策上对应着以“1994年财税制度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路线转向（注7）。
转向之后的朱路线，其首要经济成果，就显示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的比较，从第一阶段的年度平均低5.89个百分点；一变而为第二阶段的年度平均高6.25个百分点。国家财政收入占比，从1995年的的10.67%，增加到2007年的20.80%，增收占比为GDP的10.13%。以2007年GDP总值246619万亿计，国家财政收入为5万亿，其中因为朱路线所导致的增收效能为约近2.5万亿。
5：中国数据和美、日、德的简单比较
中国当前财政占GDP比例，可与美、日、德等西方经济大国相比较。
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比例为18％（陈志武）；日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低于10％。早在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与欧洲比较，2007年，德国联邦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约为5500亿欧元，GDP为2.38万亿欧元，财政占GDP比例为23％。目前，中国的这一比例，已高于美、日，略低于德国，预计到2010年，即可超过德国。而德国国民福利之高，为众所周知。
6：根据数据和趋势，看看未来
同时，我们亦不妨展望一下未来，若财税政策不实行根本变革，仍然按照现形政策和方式运行：
以第二阶段的平均速度计（剔除CPI物价因素，GDP年平均增长12.22%，国家财政收入年增长18.47%）：到2015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将为32％，超过改革开放启动时1978年的水平；2020年，这一占比将超过40％；2024年超过50％。
进而，鉴于从2003到2007的5年间，财政占比的增长速度仍在不断加快。即便假定按照2007年的速度水平（剔除物价因素，GDP年增长12.97%，国家财政收入增长25.50％）不再加速：到2011年，财政对GDP占比便可达30％；2016年越过50％；2022年，达到100％，届时所有国民产出将被国家财政全部征收。
7：当前的政策，将难以为继
按照2007年的速度，到201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将越过50％；2022年即可达到100％。很显然，这样的政策，绝对不可持续。可叹的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将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作为经济运行质量良好的象征（注8）。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财税分配制度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由于朱路线的全面实行，在第二个阶段，伴随着国家财富大幅度向政府集中的同时，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hu-wen执政以来，“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政策的提出，实际上就是针对朱路线索导致的这些政治和社会后果。
治病要循根本，不彻底改变以“财富向政府集中”为主旨的朱路线，改变整个财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据报道：目前发改委正在启动“新的财税改革……”，但从新闻内容来看，这种改革仍然只是在“预算制度……”等形式和程序化内容上做文章，并不涉及作为经济体制核心的财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根本。
一年多前，我写过博文“预言中国（3）：十年之内，国民财富大幅度向政府集中的趋势或难改变”，其中说到“2015～2016年之前，我们不太有希望看到国民税负结构的调整。”。但愿，我们不要真的等到那个时候。
－－－－－－－－－－－－
注1：本文请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溯源及对策》一文参读。
注2：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一直很高，这是一个普遍特点。而以前苏联为例，１９８５年苏联财政收入为３７２６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为７７７０亿卢布，占比高达４８％。１９８９年，苏联财政收入为４０１９亿卢布，国内生产总值为９２４０亿卢布，占比为４３.５％。中国计划经济的计划和控制严密程度，要远低于苏联。在1978年以前，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大致都保持在20－30％之间。
注2：2004年GDP较2003年增长36.95%，是当年调整第三产业漏统，进行了数字修正之故。根据过去口径计算，实际名义增长为20％。
注3：以下是1978年以来一共5任总理，任期分别为：1978－1980年9月：华/国/锋；1980年10月－1987年11月：赵/紫/阳；1987年12月－1998年3月：李/鹏；1998年4月－2003年3月：朱/鎔/基；2003年4月－至今：温/家/宝。
注4：赵/紫/阳1980出任总理之前，任四川省委书记，已经率先在四川启动农村体制改革。当时有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和赵/紫/阳1980年4月任总理同步，此前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并支持凤阳的联产承包改革的万里，也在1980年4月之后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注5：1978－1979两年，是拨乱反正年，华/国/锋也不懂经济，基本上是无为。1980年之后，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改革开始先启动，当时任总理的，就是赵/紫/阳。在赵任内，农村改革、城市改革……都相继启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发展路线、模式和体系——整个赵体系，换一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体现邓小平、胡耀邦思路的邓－胡－赵体系。1987年，赵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李/鹏继任总理，经济不是李的擅长。所以，李所实行的，依然是赵路线。
注6：朱/鎔/基的情况比较特殊。1991年，朱/鎔/基上调国务院，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主要就是为了补李在经济方面的不足。到1993年，朱在十/四/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1993年6月出任第一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实际上在经济上已全面接管一切决策及事务，当时在经济界已经有“朱老板”之称。因此，在1993年之后，朱路线已经开始逐步开始构建。朱花了3年时间来用自己的朱路线取代赵路线，到1996年，朱路线开始全面正式运行。
注7：1994－1995年的财税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中央财政。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分成，从过去的财政包干，变为分税制。财税改革，是由朱/鎔/基一手抓的，1992年着手设计、1993年方案出台、1994年正式推开。关于这次财税改革的具体内容，资料很多，不再赘述。
注8：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这样一段话：“第五，经济运行质量较好，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企业实现利润和城乡居民两个收入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特别是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又在30%以上。”。在此之前的1季度，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有过几乎完全同样的表达。“财政收入增速高”就代表并证明“经济运行质量就好”这样的思维逻辑，是朱路线的第一典型特征。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足以喜，实堪以忧，一叹！
前年，深圳市有几个海归开了家财务咨询公司。
大概是为了试探下政府的态度，他们向深圳市政府申请政务公开，要求查询深圳市详细预算报告（报纸上公开的只是大纲），市政府扭捏了半天，请示上级，答复：同意查阅，但禁止复印。
到了查询当天，公司的办事人员问市财政局的经办人员：“能不能拍照？”，经办人请示领导后答复：“上级只说了不能复印，没说不能拍照。你照吧。”于是这家公司对预算报告全文进行了拍摄，并将部分最不敏感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作为一次官民互动，默契配合，打政策插边球，并取得阶段性进步的典型例子，这个案例的最后结果看上去似乎是皆大欢喜的，也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的一再要求——能公开的尽量公开。但是，你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财政部得知后，勃然大怒，要求深圳市严惩责任人。最后，市政府迫于压力，给了这个经办人员一个行政处分了事。
这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
最近十年来，在反腐建设方面，哪一次不是地方走到了中央的前面？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觉得冤枉——老子根本没贪，凭什么背黑锅！不信你看，新疆的干部财产公开，一开始也是搞得轰轰烈烈，自从中纪委关注之后，立刻偃旗息鼓；神木的免费医疗，一开始也是热热闹闹，自从卫生部表态之后，就变得低调了很多；曹马列在广西曾尝试过检察机关跨市办案（允许检察院跨市抓贪官），在全省掀起了一场抓贪官的狂潮，不幸引起最高检的重视，顿时鸣金收兵。
他们在害怕什么？
你猜呢？
或者说收你现在留下的就OK了。
以此说明各自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力，这和政府整体的财政占比会有不少差距。
另外，陈志武的论据河里早两年有过相关讨论：
一些三、四线的地级市里，市委的政策也号称出不了市委大院。
干部高高在上，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就好。
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