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看来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一） -- 北大28楼
这样就可以使相当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如官僚、祭司）。而在游牧民族中，一般贵族也必须参加狩猎和充当军事领袖（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军事掠夺也是生产活动）
我并没有性急。
老兄说的那些我基本也考虑过，定性基本没问题，定量误差恐怕就大了。列宁当年不是也有帝国主义理论吗？当然，这个理论现在看也不能算错，但问题是资本主义又过了一百年。
这些理论争论还只是另一个问题。还是现实对策的问题。现政府虽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很弱，但与解放前是完全不同的。以黑社会为例，当时政府是完全没办法。现政府在整体上虽然也没办法，但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很容易。网上有的左派作者签名说不想交朋友，这很好理解吧。发展组织不太现实，甚至于人于己都不太负责。
所以，提醒左转派提防“党内健康力量”是对的，但即使只把这看成统一战线，也是现在或可行的一个办法。假使中国政府还有三十年，那你是希望资本主义左翼还是右翼的三十年呢？而且，这还涉及中国发展的问题，中国左翼和右翼政府对中国的发展起的作用也不同。
但是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那就非常及时。此后的几十年也确实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形势。如果中苏没有分裂，如果毛主席多活个十年，资本主义挺不过去也是有可能的。一个理论，能管身后五十年，可以了。
关于左派联合的问题。只要现在不到大街上嚷嚷着建党（比如中共毛），讲一点策略，那么事实上各种左派团体已经形成了。各个左派网站，以及各地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不就是吗，甚至你想职业化都可以。你若在国内，个人有兴趣，与他们联系，甚至参加他们工作，都可以。当年的共产主义小组不过如此吧。但是建党的红线不要去惹它。
不仅如此，现在一年两度的纪念毛主席诞辰和逝世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活动，别看每个地方参加的人不一定多（在河南也不少），但是影响面大，特别是在老工人和后代中影响大，实际上已经把群众组织起来了。你想想辛亥革命的情况，是先通过保路把各地士绅组织起来的。
关于统一战线，我赞成。请看我谈薄熙来那个贴，现在被挤到大概第8页了。保国企，讨伐反毛分子，甚至将来条件有利时联合健康力量讨温（腐败问题和误国问题），都是应当和必要的。问题是怎么做？
有的派别，将薄捧得很高，又是复兴社会主义，又是毛主席的好干部，然后又说重庆市失败了社会主义就失败了，然后还要硬逼左派其它各派表态。这样做有两个问题，第一，左派内部有分歧，这是客观存在，目前必须求同存异。任何一个派别，企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或者强行将别人统一在什么旗帜下，都只能适得其反，逼着别人起来和它论战，捅破窗户纸，事实上反而削弱了该派别原来作为左派内部“统一战线”的形象。
第二，该派别这样做，对薄未必真有利，以致于薄那边还要放出话来，告诫他们不要帮倒忙。薄肯定是想借重左派，但是中国政治是有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的，这个借重必须是间接的，表面不相联系的。哪里有这么干的？右派什么时候大鸣大放地说我们就盼着温做中国的叶利钦？那些主张护党保国的朋友，你们要手里有权有枪，那说出话来还算是掷地有声。手里没权没枪，那就要讲策略，动脑筋。大家都知道你们是拥毛拥文革的，你们这么一拥薄，这不明摆着给对手借口，薄还得辩解，反而被动。
相反的，如果就是继续拥毛拥文革，对重庆也可以好评，造成一个民心向毛向重庆的局面，但不要把薄抬得那么高，与薄保持距离，甚至适度地对薄批评一下，反而可能对薄有利。北平和平解放前，毛主席还宣布傅作义为战犯，是为了加强他在蒋面前的地位。后来，炮击金门，是为了加强蒋在美帝面前的地位。政治，要讲默契，要意会，不能言传。
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我也不妨判断一下，从现在算起，绝对到不了三十年。中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快则10年，慢则20年；20年以内我认为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回你的第三贴里讲的那几个过程要不了20年。
左派现在当然是积蓄力量，当然可以进行也应当进行形式上是改良主义的斗争，像反转基因，就很好。但是，必须讲策略。这个策略，既是说不要上大街去嚷嚷革命；也包括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但这个方式，必须是以我为主，也只有以我为主，客观上才真能帮健康力量的忙。
但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依靠工人阶级，目前主要是老工人及其后代，支持他们的反私有化斗争；同时通过批右派团结吸引进步青年。只要紧紧依靠大约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左派基本面，将来就大有可为。
这种结论，未免轻佻，请您三思
因此，一切极左的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是没有出路的。正因为我懂得法律得由人来制定。因此，在中国当代，全盘西化很难，重现毛时代更难。相对而言追求一党制下的局步调整是更有可行性的。
我没有谈到全国性选举。我主张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大体延续目前的层级式的间接选举。
至于计票公正，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各国历史上都有一个逐步进步的过程。目前我认为可以把党委组织部对行政府领导的审查作为必要环节。这样，起码结果不会比目前更差。之后再通过对司法的垂直化管理，促进司法的独立性。通过媒体监督和选民监督来约束计票中的舞弊。毕竟有发达国家计票公正性的例子在那里。加以时日，我相信中国人也可以达到。
相反，左派却没有成功的民主制度。您说文革的“民主”恰恰是个恶例。那是个没秩序的“民主”，是个运动，不是制度。共产主义者的民主，从在前苏东和中国的实践来看，并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那么美好。否则，如果这个民主是成功的，也不会在国土未被外国占领的情况下就消亡了。
我原文的意思是说中国不存在以搞西方民主来为非法私有化洗白的问题。因为随着证据的湮灭和当局对稳定的顾虑，只要不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再对非法私有化对大规模的清查了。不论是否搞西方民主都不可能再清查了。所以“以搞西方民主来为非法私有化洗白”只是左派为了反对西方民主搞的噱头。
您想重搞计划经济不是不可以，只要您至少能在理论上解决计划经济在配置经济时的固有矛盾就可以。所以我说，左派的问题还是能不能再出一个马克思的问题。如果结论仍然是两种经济各有各的严重缺点，那么人民是不会同意抛头颅洒热血再折腾一次的。
父亲对文革的看法：
我：为什么要搞文革？
父亲：毛怕中国以后变修。另外毛年纪大了，考虑上也有问题。
文革开始时还没什么样，但之后开始闹事之后，我就主动和他们拉开了距离。基本就是随个大流，不前进，也不落后就行。当年XX地，两伙人武斗，死了不少人。当年也有些活跃分子，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后来怎么样呢？邓一下来，就不用你了，你站错队了！你要用当年的眼光看，他们做错了吗？他们每一步上看，都是响应了中央的号召，都没作错……（结合父亲过往的意思。我理解，父亲的意思是，政治是个风云诡谲的东西。一旦站错了队，可能满盘皆输，因此要求我们不要参与政治。要中庸，不要头脑发热）
母亲，当时是市郊居民。姥爷是会计，国家公职人员，但文革时是不是公职人员不清楚。母亲文革后考了大学，之后在劳动教养所任科员，属国家基础公务员。
母亲的回忆：母亲对文革的认识就是批斗老师，让他们自己骂自己。比如骂自己“我是大鲶鱼”，以及让老师们在地上爬。另外就是她说那时候夜里要用砖把窗子封上，说是怕万一武斗的时候有子弹打进窗子里来。（但我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极不常见的，可能只是出于对武斗的恐惧）
我家里在文革时遇到的事：因为爷爷和邻居间的矛盾，因此邻居借爷爷在解放前开过大车店，就在文革时批斗爷爷。奶奶因此急病了，之后查出是癌，去世。爷爷和父亲到北京上访，无果。北京人说你们的遭遇是轻的。北京入夜要打人，打不死你……
启蒙是新文化对旧文化而言的。在欧洲应当是人本文化向神本文化的挑战。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所谓民主和科学向封建传统文化的挑战。
这里的一位河民专为这本书建的一个网站。
对旁观的或有兴趣一看的贸然建议下，书里面记录的那些普通民众的认识当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事做派，很有看头了。尤其对比当下而言。
我大伯文革前是北航的著名教授，文革期间全家自杀。
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没有你根正苗红，并且多年前也是右派。我怎么会转变呢？
如果都论个人恩怨，专注于局部和一些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从人民的大局，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得不到正确的认识。
那想想现在的工人阶级，下岗的，被逼卖淫的，断胳膊断腿的，被资本家或打手任意凌辱打骂的，被迫下跪的，自杀的，数得过来吗。现在的学校，还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穷人现在有说理的地方吗？
人民群众不要闹了，承认了，完了。
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创新问题。吵吵多少年了。这么多年下来，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的以上问题都只是更加严重，并且对人类的长远存续有着根本的危害。
所以，单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也必须搞计划经济。当然，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阶级，劳动者能够基本上做到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并在生产劳动以外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从事创造性活动，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几个问题。就更好。
您的第四部分中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我大致上是认同的。但是没有给出实现的方案。愿景人人都有。问题是缺少通向愿景的方案。不能把想了当成做了。
至于“根正苗红”，个人认为那是封建思想的反应。基于“家庭成分”进行差别待遇，是一种现代种姓制度。
人民群众不要闹了，承认了，完了。
我没叫群众承认，这个观点是你自己造的。我只是说，在目前体制下，你闹也是不管用的。至于想要换个体制，不是不行。但还是那句话，不要把想了当成做了。做了具体方案和可行性分析吗？
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区别，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按照英雄史观，一种社会制度（或曰“体制”）存在与否是由“英雄们”或思想家或大人物所制定的蓝图或“方案”或“可行性分析”所决定的。如果一种体制“好”，它当然就该存在；如果一种体制“不好”，但是大人物们想不出另外一种“可行”的体制，那么体制还是不能换，也不用换。直到有一天，什么人，比如你所设想的“马克思”，突然发明了一种什么制度，就像有人突然发明了一种机器，然后大家都认可它可行并且好，于是就可以换制度了。民主如是，采用什么经济制度，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大概也要依据这一逻辑。
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依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其中首要的是物质生产力，以及由之决定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物质生产力以及其它一切历史条件是必然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变化到一定程度，原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与它原来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这一冲突只能通过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解决，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了不能倒退回去。这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在旧的社会制度瓦解以后，人类仍然要发展，历史仍然要前进，必然产生新的社会制度，而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反映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
我当然有我的阶级感情。但是我当然知道，资本主义是骂不垮的，所以我也根本没有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烂。这根本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暂时胜利，自然有它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过去曾经的合理的，现在就不见得继续合理了，而将来则必定不再合理。通篇文章，我无非是要说，与当初资本主义胜利的时候相比，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必然发生更加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变化是必然发生的，又承认这些变化发生以后，中国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无法继续运行和存在下去（还可以参照我回温度梯度那几个贴），那么，资本主义好也好坏也罢，你喜欢它也好憎恨它也罢，资本主义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对于热爱资本主义的人士来说，先不要管左派有没有替代方案了。我们有方案也好，没方案也罢，你们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总归是要完蛋的，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算定了，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
如果你们不承认，那么好啊，赶紧给资本主义找药啊，赶紧启动资本主义自身的活力呀。如果找不到，又启动不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人民群众就是想不革命恐怕也不行了。
至于我们主张什么社会制度，这我们向来是不隐瞒的，我们主张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而实现的途径，就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过去失败了一次，但是即使是失败的社会主义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极大地有利于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不利于剥削者和压迫者。
至于将来，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有更大的把握可以成功；第二，马克思主义者也好，人民群众也好，都不是神仙，当然还会犯新的错误，甚至一定程度上重犯旧的错误，那也不要紧，就是社会主义再失败，也仍然会再次极大地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础。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好，而必须一劳永逸地设想一种十分巧妙的方案，可以一下子就成功，不会失败，然后茫茫终生就可以在这个圣人的指点下过上好日子了。我认为这样的圣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不同意，那也没关系，反正现存社会制度早晚是要垮掉的，而且估计你我都看得见。到时候，人民群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历史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每个个人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历史会见证的。
八九的时候我初二，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后来上大学，自称八九余孽；有出国的机会就坚决走了。谁知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出国之后反而彻底左转。叫你一声前辈，那是相当地心悦诚服。
其实我蛮想听你讲讲你的转变过程的。我看过你的china rise的前言，大概知道你的传奇经历。不过当时看书的感觉和在论坛上交流的感觉不大一样。
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总的来说当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包括家庭出身）；具体到每个个人当然会有很多特殊因素。
你要有兴趣，搜一下我90年代写的那个稿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里面有个附录，“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个时候年轻，现在看来小资味道很重，不过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八九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权的斗争。被教训了，但是走资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所以92一南巡，留在国内的右派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不得志的愤青以外）马上全部投靠。
我之所以左转，可能一是因为在我当右派之前，中学时候，就信过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胡说八道；再有就是，即使我当右派的时候，对于民主也比较当真。经历过八九，就知道靠右派、自由派想要争取民主，比秀才造反还没指望。
今天又在选举治理网上看到一篇，还放在突出位置，大意又是在搞民主之前，先要搞宪政，确保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就是非法私有化必须一百年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