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下无谍7.0 个人趣评共谍之最 -- 黄河故人
【忘了是那国了，有个西方中等国家的情报机关】——这是荷兰人组织的，坑过中国几次。
把他和许继慎的事迹记混在一起了，其实许继慎也参加过秘密工作，四方面军的好多人都在上海干过这一行，蔡申熙在军事部和刘伯承搭档的时候也勉强能算，神枪手确实是旷继勋。
至于是八卦还是其他的什么就不太清楚了，说文革时有人整江青的黑材料，寄到了北京，不知怎么就到了傅崇碧的手里，傅看了以后觉得烫手，问计于总理，总理让其将档案袋重新封好，什么都不说，直接给江青，于是从此以后啥证据都不太好找了——在一本讲秦城监狱的书上看来的，个人感觉这个说法比较玄幻。
漏洞。
共产党是个组织，二百多有组织的共产党，还有成建制的支部，那不是个人站不站出来的问题，内部清洗是不少，但没那么简单，要有计划清洗这个旅的党员，那先要组织名单，然后清洗。
很明显，他们是要杀军官，军官们都说自己是共党，红军认为他们是为保命乱认，就全杀了。
清洗地方党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会那么没来由。
而且杨虎城不能相信他们，后来的结果是合作。故事不是这么编的。
http://sidalin.blog.hexun.com/42038186_d.html
章泯，曾经和江青同居过一段时间。
金山和江后关系就算有也不会深，这个当年的大牌不可能看得上龙套级别的江后。
金山的精力太过旺盛，没难度的女人不值得他追。
做间谍的，身份被公开是一种失败……真正为了国家和人民做间谍的人，恐怕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名誉，多少应该有被自己人“锄奸”，最后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觉悟。
最后被收殓到的是72人，不是只牺牲了72人
杨虎城后来的举动说明不了任何事情。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也最终没改变两党兵戎相见，一切都是利益决定的，张不过一个旅长，死了当然心疼；但不联共抗蒋就是寓公一条路走，怎么选择没什么奇怪的。
西西河不鼓励摘抄全文，摘选如下，连接可看：
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142412&page=2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中共的地下武装，在陕南驻防期间，张汉民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
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注95：据《五千年文明河东人》系列丛书《后稷稼穑稷山人－近代人物卷－张汉民》）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25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25军负责人接头。红25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
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25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25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25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25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25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25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以及与刘志丹的红26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注96：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64年1月28日）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25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97：《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98：《刘震回忆录》，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虽然羞答答地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99：《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
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
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15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15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10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60页）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25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要是美国人或者俄国人，多半会让他下半辈子生不如死。
就是以两国共产党组织之间交流的方式获取政治情报，捎带骗了些经费。当时各国情报机关在华难以打开局面，用这个歪招套政治情报还是比较有效的，当然也只能搞一些政治情报，两党之间交流一般只谈政治。
来人，然后就杀了。确认身份肯定是要提供整个党组名单的。
内部出问题的不少，但就算是出问题，也是有相应迹象对应的，不可能是老萨说的那个样子。
从历史上看，凡出这类事，无外以下几种：
１
是个人恩怨，比如四方面军败后，几个高级将领往回跑，一个原中央红军的将领与四方面军将领冲突，结果就发生了一次很可疑的走火，把那个将领打死了。
２
是确定管理权，张在四方面军的肃反，也包括建国后对冯白驹等干部的清洗之类。
３
是过度反应，比如延安自首运动，确实是发现了大量潜伏人员，但在追查时搞过了火。不过好在毛泽东是明确要求不能乱杀人，所以波及了一些人，但没象其它地区那样，为肃反大量杀人。
４
掩盖错误，推责任，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毛泽东打算追纠都给绕进去了。
５
是纯粹的误会。
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不同的迹象，搜了一下戴吴二人的简历，戴有过度肃反乱杀人的底子，吴却有在肃反中提反对意见保人的记录。拖了一个多月，而不是当时就杀，说明内部摇摆的很厉害。
戴季英早年肃反，一口气就把一个团里四十九个干部一点口供都没有，都给杀了。到陕北后，又夺了耍手段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大部分干部给抓了，直到中央红军到达才给刘平了反。
他是想当小张国涛，故意针对陕北党组织进行清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以他下手的速度，拖了一个月才杀人，也说明二十五军领导层，还是有阻力的。这个人有才无德，建国后被开除党藉时，给他的评语，还是很准确的。
这人还真是个极品，没几个人待见他，可活的还挺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人也是真有才，政军经济都能玩。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523.htm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 “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1]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戴季英于1997年11月29日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
那样，控制陕北苏区，这不是误会，是政治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