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热烈庆祝中国空军建军节 -- 过失速
是不是林副统帅事情之后，搞的空军都没有什么文化传统了。
感觉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慢慢抬头。
有海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部 就是没有陆军司令部
大陆军主义啊
http://www.junshier.com/2011/1111/4171.htm
邓小平的一句话传到了莫斯科 震动苏军情报局
更新时间：2011-11-11 08:39:44 网友评论 0 条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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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军售潜在的获利数字，让困境中的前苏联首脑感到阵阵眩晕……最后的较量是在酒桌上进行的。
“中国的空海军是用来对付苏联人的，但目前着眼点是中国统一。中国统一！无论是采用什么形式，关键是要有力量，这一点上不能自我欺骗。”早在北京决心发动惩越战争前的1978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
邓的讲话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时任苏军情报总局局长的伊瓦舒京大将在呈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邓的讲话中除了一贯反苏的陈词滥调之外，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机，因为过去北京一直将莫斯科视为“最主要也是最凶恶”的敌人。
此时莫斯科意识到，在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将有可能对僵化过时的反苏政策做出适当的修正。中苏军售的口子可能再度开启，巨大的蛋糕面前，苏联米格和苏霍伊两大战斗机制造设计集团开始了明争暗斗。
“商机”乍现
1985年以后，苏军总参情报总局（GRU）和外交部通过各种手段截获的中国武装力量和学术界的内部资料中，争取“早日实现战略重心南移”，和“关注东南沿海及南中国海方向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等字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密集。
1989年夏天，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武器技术合作全面陷入了困境。而此时苏联也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需要外汇来维持基本运转，这使得两国军事技术合作有了相互需求的基础。其实，早在中美关系破裂前莫斯科就已经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
根据收藏于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在1990年进行恢复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前期准备时，军事研究部门全面考察论证过中国空军的发展状况。
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提交政治局的报告中强调，按照中国空军的规模和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预计中国军队将可能需要至少5个师的苏制米格-29型歼击机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规模，这样的话军事工业综合体将获得将近28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对华军售商机潜在的获利数字，让困境中的苏联首脑感到阵阵眩晕……
曾担任下戈诺德“雄鹰”飞机制造厂（米格公司）总经理的尼古拉·斯科勃林至今仍记忆深刻。1991年初航空工业部的一次行政会议上，在一片抱怨和吵闹声中，惟独莫斯科缅季耶夫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阿列克谢·斐德罗夫看上去信心十足，老神在在。
由于国家订货的大幅削减，很多企业已经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在很多地方，已经生产出来的技术装备也因为国防部无力支付而无法交付，很多单位已经沦落到发不出工资的地步。斐德罗夫很有把握地对与会的各设计局和各生产厂领导表示，他可以跟在座的任何一位打赌，在未来的10个月内就将与中国签署采购至少15亿美元的订单。
他甚至打趣地跟与会的副总理尤里·马斯柳科夫说，请他不用担心那10亿瑞士法郎的援助而担心，因为我们的新型米格机将很快重新“占领”中国的天空。
那一年的3月，时任苏联副总理马斯柳科夫访华期间，签订了中国向苏联提供10亿瑞士法郎商品贷款的协定。这是苏联头一遭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此时距离帝国崩溃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原来用于维持军队、军事技术、情报侦察、安全机构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了，但节约下来的经费却不知道那里去了。
莫斯科屈辱地向英国政府提出“请以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紧急提供1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目的是偿还苏联外债的利息。这一请求甚至未被考虑。
因此，当尤里·马斯柳科夫揣着价值10亿瑞士法郎的中国商品返回莫斯科之后，尤其是当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从曾有过留苏经历的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可视情况加大援助规模”的承诺后，就是苏联总统也不敢轻慢这为副总理。
那批援助物资在最困难的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当时众多的军工企业而言，中国罐头是与“布什大腿”（美国援助的鸡肉腿）等价齐名的奢侈品。
苏霍伊的密谋
“尤里的烦恼可能就是尤利的机会”，就在中国军事代表团对于米格-29战斗机踌躇不前的时刻，幸运女神展示了自己那迷人的微笑。
时任苏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任尤里·切尔瓦科夫先生清楚记得，1990年的那一个早晨，准确地说应该是那一天中午他还在赖在床上睡大觉。
当时，切尔瓦科夫刚刚被委任为设计局对外公共联系部的业务经理。在帝国的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使常年隐藏在铁幕之后的军工综合体也终于有了对外公关的机会。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的业务经理闷闷不乐地跑回他的老家，加里宁州利霍斯拉夫利市的郊区度假。
在苏联时代的任何一家军工企业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没有真才实料的家伙才会被安排去搞什么联谊或公关。在老一代的近卫军看来，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需要去搞什么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而在苏维埃俄国，上级领导自然会安排好一切。
切尔瓦科夫一开始还在怀疑，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或者说什么地方做的有些过分了，以至于领导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职位。因此他过了好半天才发觉电话铃响起，又过了好半天才拿起了电话机。
“中国空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他们嚷嚷着非要看咱们的苏-27，正满伏龙芝大街找中文翻译”电话那头“老板”的话，让曾经学过中文的切尔瓦科夫一下子清醒过来。他飞快地爬起身，驾驶着自己那辆半旧的“莫斯科人”轿车飞一般赶回设计局大楼。
汗流浃背的切尔瓦科夫前脚刚进大门就被叫去见“老板”，苏霍伊设计局总师兼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米哈伊尔·西蒙诺夫。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切尔瓦科夫发现设计局、实验生产厂和批生产厂的几位老总都聚集在这里。
西蒙诺夫转身对着屋里的所有人说道：“听我说诸位，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消息要通知大家。好的坏的都有”，他一边说着一边坐回到办公桌后面的圈椅上，刚才还神采飞扬的脸仿佛一瞬间阴沉了下来：“按照惯例，让我们先拣坏的说。国防部去年和前年亏欠我们的资金仍没个踪影，据说可能年内结清”。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喉咙：“今年的任务又削减了12%，可去年订的飞机还停在工厂里没人管！看来有的拖啦。至于明年，上帝保佑！真都不敢想。共青城那边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这一次人家（军方）连去接飞机的人都懒得派！”
不一会儿，西蒙诺夫勉强克制住了自己：“米哈伊尔·波戈相来电话抱怨说，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今年的任务要完成不了。”说到这里，西蒙诺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猜猜我是怎么说的？”望着摇头的几位，总设计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手指向月亮的时候，傻瓜总是只看到手指。”（俄国谚语）看着有些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下属们，米哈伊尔·西蒙诺夫的脸上再一次露出冷峻的笑容：“在让我们看看，究竟谁是傻瓜！”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在西蒙诺夫的安排下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和所需要进行的工作程序。总设计师的意见是明确无误的，一定要把中国人的生意抢到手。
“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次临时性质的办公会议成就了日后响当当的苏-27出口热潮和苏霍伊集团的今天。” 每当连切尔瓦科夫回忆起这一段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在会议上，他领受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中的第一和第二项分别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西蒙诺夫和其他几位总师怎么用中文打招呼；以及打听清楚中国空军代表团的行踪和他们下榻的地点……
双方震动的决定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雷日科夫向李鹏表示，苏联愿意就动力设备（火电、水电、核电）、冶金工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与中国展开合作。李鹏则提出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同意以政府贷款的形式向苏联提供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换取莫斯科同意向中国出售航空技术装备。
随后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北上之旅。就在他率领的大型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之前，阿尔巴特军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工作。苏联总统军事总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亲自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和会谈事项的细则准备。甚至连一向不爱打理军事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任务。
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居然找到了刘华清上将当年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的学习时的一些资料，并制作了复印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刘。
不过，也许是他们的工作做的过于细致，还找到了海军喀琅施塔德训练基地“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的一份档案，里面记载说刘华清将军本人似乎非常喜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产的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因此他们在刘参观访问的途中，总是在他居住房间的冰箱里事先放好满满一冰箱的叶先图基市生产的这种矿泉水。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些辛苦准备的矿泉水几乎没有被动过。许多年以后，当中俄军事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俄国人才发现这是因为两个国家人民的性格不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去做客的时候即使对某样东西不感兴趣或有些厌恶，但是也绝对不会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来。也许在当时面对热情的苏联舰长，中国学员并不打算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只是出于礼貌的恭维一下而已。
莫斯科如此重视这次访问，不仅是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将要签署两国政府间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以及《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这两项协定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此时的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陷入了困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迅速瓦解苏联长达70年的政治经济体系时却没有奠定稳定过渡的有效政策，这导致了国家经济走向崩溃。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苏联军事工业。
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现代化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以及华约解体造成的卢布货币经济圈瓦解带来的困境，苏联急于扩大美元货币的储备所致。这种努力在1986年已经开始，但却收效甚微。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
据估计，苏联将会从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的交易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的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莫斯科的急切下，苏霍伊的战机最终被决定向中国出口。决定在双方武装力量内部无一例外的引发极大争论。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新任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质问阿尔巴特军区的领导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阿穆尔河沿岸的枪炮声！
曾经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亚佐夫大将则用毫不逊色的语气提醒自己的同僚，不应该妄图去干涉政治局的决议。两位脾气暴躁的苏联将军在电话里吵成了一锅粥，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搬出总书记的总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中调停。其实，亚佐夫本人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决议都感到有些吃不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私下）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抱怨：“您能保证中国人以后不会用这些该死的飞机来对付我们吗？”
作为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最终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里获得某种保证，在没有与阿尔巴特军区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不会向中国出售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等陆战装备。至于出售飞机和防空导弹……既然政治局已经同意了，那就没有问题。况且，德高望重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也已经打了保票，这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这也的确不算是什么问题，因为当时让他烦恼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
当在武装部队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进入克里姆林宫成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军区的威信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那时已经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外交部和军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场斗争中各方推行的都是自己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外交部的一些其他人的支持下极力将“新思维”强加给将军们，迫使他们在裁军领域做出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要知道，苏联军人并不反对结束敌对，但是始终坚持一条，即所有这一切要逐步、慎重、均等地进行，反对平民主义的冒险主义与明显的单方面让步。这造成了阿尔巴特与斯摩棱斯克广场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和争论，他们之间的争吵贯穿了整个后冷战时期，一直到苏联解体。
酒桌上的最后较量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经对《红星报》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他作为空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飞机的谈判。因为那个时候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感到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沙波什尼科夫一看就明白，这是他们对外军事合作局的老把戏。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主掌阿尔巴特军区时就是这样。苏联军事代表团总是以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最拿手的一步就是要求在宴会上（正式宴会）端来高烈度的烧酒，然后当着目瞪口呆的主人的面一饮而尽。
虽然这些国家也不乏贪杯之人，但是考虑到人种的差异和所处经纬度的关系，能像俄国人那样痛快淋漓的豪饮者毕竟不是很多，更别说在一个国家的国防部或总参谋部中寻找这一类的酒徒。
曾经有很多次，我们的将军在宴会中放肆地讥讽印度国防部的官员而使对方难堪地下不来台，因为这些可怜的素食主义者这辈子也没有接触过有度数的饮品。有几次甚至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沙波什尼科夫都感到看不下去，他觉得如果不是在印度教的熏陶下使当地人的性格较为温顺，同时，莫斯科又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提供米格飞机和萨姆导弹，他很怀疑对方是否会如此地忍耐。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似乎认为，首先在酒桌上击败对方是取得绝对心理优势的第一步，而这条怪异的法则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军人和外交官。
宴会中，中方代表团中的一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如果穿着军大衣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估计一阵风吹过来可以像风筝一样飞起来。起先我们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我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我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头饮水的驴。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合在一个大水晶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
要知道我们俄国人是贪杯的民族，但是最怕的就是将伏特加和啤酒混合起来的“约尔什”。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就这样，“乌斯季诺夫法则”被反过来用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连沙波什尼科夫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在之后的谈判中，对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我们的那些被灌怕了的将军们呢，一个一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
成套的高档水晶工艺制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索尼摄像机和一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即使是一台二手的索尼摄像机在莫斯科基辅市场能卖到怎样的价钱，况且那个时候我们那些可爱的将军们还不是那么的灵光。况且中方做出的安排非常细致，当得知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将军第一个外孙刚刚满月的消息后，他们在赠送给伊舒特科的礼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玩具毛熊。
曾在乌苏里斯克第127摩步师任参谋长的伊舒特科在机场的时候感动到几乎要当场哭出来，就这样，大家伙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以一个几个当事人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达成了合同……
在板块里面看到这个标题就想到可能是这个故事
几大军区正头都是上将还是从陆军出来，军区副头一般是空军或海军军区正头担任，矮一头。陆军出身的将军就叫将军。空军可是得标明了空军少将。
大陆军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停啊
军区不应该只是陆军的军区
现在空军的思路也在天军上了，不知道二炮会不会也插一杠子，大家一起来玩。
相对来说，越来越强调全疆域作战的空军先进些。海军在有了航母之后，可能会有远洋舰队和地方队之分。以陆军为主的军区占用了太多的编制，但过于急进的改进又得削弱陆军的战斗力。改革还真是难
海空军打赢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就行
进入工业时代，这些资源作用明显了，说白了，原本穷的人，突然中了大奖。
就从勤快人，变了懒汉了，原来作东西，现在发现只卖家当就能混，就不作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如此，石油危机时代苏联很嚣张和这个也有点关系，当然现在是不靠石油也不行了。
苏联叛徒，向美国提供了苏的经济情报，美国一直在战略性的，压缩苏的经济。
其实中国也起了很大作用，苏联当时给中国一五六，明显是要把中国，纳入整个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但问题是，中国自身人口增长太快，如果苏充许大量的中国人进入苏，那么有可能以中国的人力，缓解中苏轻工的不足，但苏没大方到那个程度，只作军重工延长的打算。
而中国这边不补轻工，是活不了的，不能拿到多的土地等资源，就只能提高生产率，而这时只有西方有更高生产率的技术，也所以就有了四三方案，当然如果中国没发现油也不灵，但偏就出了油了。
所以说，惟物主义，真不仅仅是个意识形态。
那以他的资源，在保持这个军工基础上，也能保证基础的轻工农业，但是他首先不敢引进大量人口，其次他向外延伸的，也以军重工为主。
当时如果以完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说，把大量非工业化的中国人口引进苏联，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太多的中国人口，加之苏战后女多男少的现实，苏就会被中国人吃掉，所以这方面苏不这么干也不能说有错。
问题是，他们太早的，想应用在中国设的军重工了，从苏的角度看，军重工基本的建好了，就该用了，可从中国角度来说，我军重工搞完了，就该搞轻工农业了。
中国原来的打算还是依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动了争一把手的心，如果中国成了社会主义一把手，那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源，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但大跃进失败了，一把手没争到，苏联还要用中国这块军重工。
那中国除了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转向西方买轻工，也就成了必然。烂文人不算账的，用主观来理解，然后就得出个就他们正常，别人都是神精病的结论，其实只要有一个基本账，就可以判断出，当时的政策是基于惟物的实际，而不是一拍脑袋（当然，不是说没一拍脑袋的，大跃进失败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虚报，再正确的决定，如果下面全不报实数，也会跑偏。）。
俺一个朋友做塔吊的，塔吊看起来不难吧，多简单的机械，毛子居然还得从中国大批进口，朋友的老板很诧异，就派俺这个朋友去俄国考察，在俄国的工厂，俺朋友的感觉是回到了70年代，居然看到了60／80塔吊，该塔吊是德国30年代的设计，40年代传到苏联，50年代传到中国，中国一直生产到80年代初期就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升级了，毛子竟然还在造，当然，莫斯科的地产商是看不上这种落后玩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