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工业建设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 -- 乾道学派

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计划为153.93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57年的118.51亿元增长35%。当年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50%，达到177.79亿元。

1959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40%，实际增长了45%，达到257.87亿元。

1960年，因全国农业生产大幅下滑，上海轻工业的农副产品原料供应减少了41.8%，轻工业总产值从59年的142.86亿元下降到135.5亿元，上海工业总产值只增长了20.3%，达到310.17亿元。

三年大跃进，上海工业总产值从57年的118.51亿元增加到60年的310.17亿元，增加1.6倍。其中重工业增长4.1倍，总产值达到174.6亿元，比重从57年的29.1%上升到60年的56.3%。轻工业增长61.2%，纺织工业增长24.4%。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从57年的25.52亿元增长到60年的90.62亿元，增加2.55倍。

全员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从57年的8105元增长到60年的15914元，增加96%。

钢铁工业：

1957年，上海钢产量为51.8万吨。58年8月，中共上海市提出当年上海的钢产量要达到120万吨。这个指标比一九五七年上海的实际钢产量增长1.3倍，超过了全国钢产量要求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当年钢产量实际增长136%，增至122.26万吨。

59年钢铁生产指标为165万吨，实际产钢179.15万吨，实际增幅为46.5%。

60年钢产量增幅为40.6%，钢产量达到251.94万吨，比57年增加200万吨，增长了386%。

机械工业：

1958年，制造成功12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960年，设计生产255立方米高炉、10吨转炉、50吨平炉、2300毫米轧机、5万千瓦火车发电机组，年产2.5万吨合成氨设备、年产50万吨水泥设备、4吨载重汽车、凤凰牌轿车和27马力拖拉机等产品，并形成以电站设备制造为主的闵行工业区、以重型机械制造为主的彭浦工业区，以汽车制造为主的安亭工业区，奠定上海机电工业发展基础。

其他工业部门的新产品也不断涌现：

仪表工业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批半导体晶体管和国内第一台10万倍电子显微镜，化学工业试制成活性染料。造船工业制造出5000吨海轮，轻工业试制成手表、照相机。长江仪表厂工人王林鹤经过300多次失败，终于试制成1万伏和5万伏高压电桥，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上海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国第一枚液体燃烧火箭，于1960年9月发射成功，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 柯庆施功劳很大

1958年至1964年七年间，四川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高达55.81亿元，约为57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9.74亿元的5.7倍，而工业总产值仅增加4.9亿元，增加约10%。

1957年，四川工业总产值47.54亿元（52年不变价格），其中重工业产值17.5亿元。

195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280多万，比上年（190万人）增加了约一倍半，工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四分之一以上。

196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96.2亿元。

到1961年，四川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工业总产值从上年的96.2亿元猛跌至52.37亿元。

1962年，县、社等企业回到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共约300万人。全省钢铁生产能力，分别由1961年的88万吨和160万吨，压缩到40万吨和20万吨。全省500千瓦以上的电厂，1961年底发电设备容量为57.4万千瓦，1962年保留47.6万千瓦。

1963年八月，精简压缩工作在全省结束。据统计，到196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从1960年底的486万减到229万，精简的257万职工中，有183.7万回到了农村。（1960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仅为223.43万人）

1964年，工业总产值为52.44亿元，仅比57年增长约10%，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87%。

三年大跃进，滞留在工、商环节，以后不得不降价销售或报废处理所造成的损失，共达16亿元。钢铁工业经营亏损又有15亿元。基本建设由于布点设计和施工的错误而停建或废弃工程的损失共达12亿元。这些损失（共43亿元）与57年的工业生产总值相当，占三年积累资金的59%，财政收入的56.8%。

冶金工业：

1957年，全省钢产量达到35.4万吨，生铁产量达到28.4万吨，成品钢材达到37.2万吨。

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小铁厂猛增到300多个，小高炉容积达5000多立方米。在这期间，国家开始建设成都无缝钢管厂、江油钢铁厂和成都钢铁厂，1960年钢产量达到6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25万吨。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了大调整，不仅“大跃进”中新建的钢铁厂全部下马，而且连一些开办多年、基础比较好的老企业也几乎砍光，钢铁生产急剧下降，1963年全省产生铁18.2万吨，只有大办钢铁前1957年产量的64.1%。

冶金工业在‘二五期间’使用了12.8亿元的投资。由于中途停建、工程未定或建成后报废，或不能利用而造成的无效投资，就达7.7亿多元，浪费一半以上。

1963年至1964年，冶金工业又投资0.88亿元。

从1964年开始，逐步恢复了成都钢铁厂、成都冶金实验厂、达县地区钢厂等企业的生产。一九六五年四川钢铁生产出现转机，钢产量恢复到49.5万吨。

可惜啊，后者倍及哀荣，前者被刻意遗忘。柯庆施虽然左，但在当年，也不过差不多和陶铸同志一样左而已。不过是个莫须有的评海罢问题，压得死后四十多年还翻不了身。

为啥收藏不了？

陶铸放了不少假卫星，把陈毅都给骗了，当然陶铸也是被下面的人骗了。

广东宣称58年全省粮食亩产1650斤，还搞了不少万斤田，柯庆施连两千斤的卫星都不让上海放。

1960年4月，因棉花供应中断，上海纱厂被迫停工。60年全年，上海商业部门收购的用作轻工业原材料的农副产品比57年下降了41.8%，当年的轻工业总产值因此不升反降，从59年的142.86亿元下降到135.5亿元。

1961年，全国煤炭产量从60年的3.97亿吨骤降到2.78亿吨。

61年1月中旬，上海每天发电用煤的供应量锐减至0.56万吨，不足日需发电用煤1.35万吨的一半；每天发电量下降到692万千瓦小时，缺额1100万千瓦小时。全市工业用电量普遍减少50%以上。由此造成：冶金系统7个钢铁厂的33个轧钢车间停掉32个；化工系统全停或半停工的工厂达147个；电机、机械系统减产30%左右；轻工系统有半数行业全停工；纺织系统纱锭开工17%，布机开10%，其他全部停工。

为保证煤、电供应，1961年起成立运煤指挥部，组织3000多人和400余辆汽车，在山西、江西等9个地区，每天计划外自运煤7400余吨；供电部门实行计划配电。

尽管如此，61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仍由60年的310.17亿元骤降到189.95亿元，降幅为38.8%。直到1968年才恢复到304.19亿元，接近60年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由60年的90.62亿元骤降到61年的48.53亿元，直到1970年才超过60年的水平。

很多人，在各种场合都回忆到上海的工农业，尤其是工业在改开前，尤其是在文革前，搞得如何如何好，水平如何如何高，但甚至是同样一批人，回忆起柯庆施来，就都是批评他左。试问当年各地的第一书记们，那个不左？但是在左的外表下，有的人实际成绩好，有的人成绩差。

现在，把别人的都不提，单把柯庆施的某些言论断章取义的拿出来批，而完全不顾他做出的成绩。实在不是个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

另外，直接忽悠陶铸的正是紫阳真人，紫阳真人的文章甚至连毛主席都忽悠住了。

粮食产量上放卫星的第一人，实在可以就算在紫阳真人头上

我认为共产党内真正会搞工业的就柯老一人而已。

柯老也就是汇报华东协作区钢产量的时候捅了篓子，但他只是汇总而已。

当时柯老看到新民晚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说上海某试验田亩产达到2000斤，柯老马上通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不要转载。

然后成非常之功。

《中国工业50年》记载，薄一波向主席汇报58年预计可产钢1000万吨，然后主席才提到1070万吨，63年薄一波讲话还说58年钢产量翻番是他建议的。

而全国性资源定价不是上海的权力

部分放开高价商品的销售，回笼货币，1961年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和名酒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

1961年的货币投放又比上年扩大43.3%，1962年末的货币流通量达到125.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7.1%，但社会商品购买力仍有26.7亿元差额。同时，这一年的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上年上涨2.6倍），城市货币大量向农村转移。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4倍左右。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因为农民在集市上高价卖了农产品以后，涌向照相馆，使原来农民在照相营业额中的比重由10%骤升为50%；照相提价50%，印照片提价100%，胶卷提价75%~125%，胶片提价150%；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而高价砂糖主要是在县城和农村推开，目的是为了回笼农村中的货币。

　　此外，扩大高价饭馆。从5月10日起，全国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都开设高价饭馆。已经开设的还可适当增加一些网点。在完成猪、禽、鱼上调任务后的县城，也可开设一二家高级饭馆。其价格一般为原料成本的3倍左右。

　　1962年上半年，以上高价商品共销售近22亿元，相当于1961年全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的57.1%；到1962年6月，高价品种的数量、供应的范围和价格都已达到最大限度。

　　高价商品略微降价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1962年8月5日，第一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平均回落15%，其中大中城市，每斤由5元调整为4.2元；县城和农村，由3元调整为2.2元。高价砂糖，回落15%，由每斤4元回落为3.4元。高价酒，回落25~30%，啤酒自定价格。高价自行车，回落40%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600元左右回落为350元。高价针织品，原来比平价高3倍左右，回落为高2倍左右。

　　1962年11月1日，政府第二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大中城市每斤由4.2元调整为3.2元，回落24%，县城和农村回落幅度由各地自行决定。高价糕点，大中城市每斤由2.5元调整为2元，回落20%；县城以下，每斤由2.2元调整为1.6元，降低27.3%；酒类，白酒降低1/3左右（如茅台酒，每斤由12元降为8元），露酒降低30%左右（如金奖白兰地，每瓶由9元减为6.5元）。高价针织品，平均降低25%左右，由平价的3倍调整为2.15倍。手表，国产的降低45%左右（如上海牌半钢手表，由每只180元降为100元），进口的降价10~33%；此外，从11月29日起，降低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价格调整到只比原定平价高20%左右。照相材料的降价幅度为35~40%，其中135胶卷恢复平价。

　　1963年3月，政府根据高价商品的销售情况及其原材料货源的供应情况，又作了一次全面安排。大致情况是：调低高价饭馆及酒价格10%~25%左右。自行车调低15%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350元调整为300元。高价针织品、国产手表、高价砂糖和糖果、糕点的价格大体维持当时水平。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这些价格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商品的出厂价格提高，绝大部分都是商业渠道的利润，最后上缴，回笼货币。可见此前的上海的利税水平取决于全国。

以计划经济的观点看是“社会上货币太多”。实质是动荡后社会总产品大幅度减少，供应短缺。

陈云的高级糖果是做得比较好的。

导致很多矿产原料大幅度减产引起的。

根源可能在于农业减产，粮食供应减少，政府难以为城市工人筹集到足够粮食。只是刘邓采取的减少工人数量，这些回乡的工人家庭还是要消耗粮食的，并不减少全国粮食消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