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以后再续
送花
理由有二，其一佛教在中国拥有最多的信众，所以也最能代表中国。其二可以杀杀达赖的气焰，显示一下中土佛教的儒雅，淡泊和谦和的特点。达赖的市场运作能力实在是太强，弄得欧洲人觉得佛教等同于藏传佛教，而达赖就是佛教徒的共同首领了，和罗马教皇平起平坐，我想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接受这些看法的。
那天也考虑过，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本来不错，一诚规格也可以了。不过这种事情需要对方邀请，当然这个邀请该是事先双方暗地谈判或达到一种默契后的结果了。
新教皇是咋选出来的什么的....就是那个“烟囱冒什么颜色的烟”的典故，呵呵
服兄说的冒烟的典故，这里引用过一些：
http://www.cchere.net/article/363588
一天一投票。大家继续讨论，我缓口气再来完结它。。。
天天升黑烟，简直是污染大气！
回头我跟保罗二世反映反映去.....
那个“掌管教义、训育工作，极有权势的德国老Joseph Ratzinger”成了新教皇“Benedict XVI”，看来宣传教育工作很重要，不然怎么被叫作×的喉舌匿：）
他已经欢快地在向据说有11亿的臣民挥手了
如果他要象其前任代主牧民那么久，可要同耶和华好好探讨探讨了。
但我猜他更可能是同上一个Benedict一样，享国不久，在耄耋之后就会受主召唤的。
Pope Benedict XV is seen in the undated photo. He served as h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rom 1914 to 1922.
（十）北京?未来[1]
◎封圣
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为第一批中国圣徒举行了加封仪式。这被加封的120人中，有87人是中国人，其余33人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死于一个世纪前，与中国义和团有着直接关系。由于“被册封的所谓‘圣徒’都曾在中国胡作非为，犯过许多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而加封的时间非常敏感，正好是中国的国庆日，因而招致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外交部声明如下。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日电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梵蒂冈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表达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声明全文如下：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梵蒂冈口头上表示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再违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现在又一意孤行，坚持“封圣”，严重破坏了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必然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应完全由梵蒂冈承担。（完）
这次封圣，直接导致了北京与梵蒂冈对话的中断。北京官方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并采取了一些相应步骤。而此前，双方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往来。
◎前缘简述
前面断断续续讲过一些相关内容，这里串一下，再说个大概。
1958年前，大陆的天主教徒仍然听命于梵蒂冈。1950到1955年间，梵蒂冈任命了18位中国人为中国教区的主教，这个在当时是被允许的。1957年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表明只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皇而割断与梵蒂冈的政治经济联系；另外一些神父主教对此反感从而转入“地下”。而教皇Pius XII（1939－1958年在位）继承了前任对抗共产主义的传统，北京与梵蒂冈紧张关系终于在1958年爆发。是年，中国主教团提请梵蒂冈批准在共产党监督下选出的两位主教候选人遭到梵蒂冈拒绝；4月，他们仍然被祝圣。此后爱国会宣布“自选自圣”。Pius XII其后直接抨击中国政府和爱国会。维系双方交往的最后一根稻草压了下来。
60年代历经3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使得天主教探索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并如何与其他宗教及意识形态沟通，为将来与共产主义国家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大陆终于开始了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梵蒂冈也不失时机的提出：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便可获得梵蒂冈的承认。
1987年赵紫阳正式接待马尼拉红衣主教辛海梅，表达了条件成熟可能建交的意愿，此期间龚品梅被允许赴美。1988年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意大利时，也有一定的姿态。在此前，中国主教也可以以爱国会的名义出访。1989年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一直到1999年，在北京营建建国50周年的形势下，北京梵蒂冈之间关系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意大利。曾有消息说，江总此次访意，将实现对梵蒂冈关系的突破。比利时籍的韩德力神父，一向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与梵蒂冈在过去五十年中的关系》一文中，他透露，在江主席返京后，各省及地方宗教局便突然召集各主教神父开会，说明与梵蒂冈建交对中国有益；半年后从教廷得到的消息，梵蒂冈在作具体准备工作，并已准备好在数月内关系正常化。建交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关于与台北断交似乎问题不大；主要是涉及教务问题的――北京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认可的地下教会的去向、大陆主教的任命权等等，但也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韩的看法，是爱国会领导此后自选自圣的举动，有意恶化着北京梵蒂冈的关系，从而使得建交的希望成为泡影。
当然，韩德力的文章中有一些时间上的错误，不过对于1999年双方的关系发展的陈述，虽然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还需考虑：1999年，北京面临着外交上的几项重大考验，是应该参照的重要背景因素。5月初的“误炸大使馆”事件，使得中美紧张关系骤然升温到近期前所未有的地步，北京官方处境极为被动，主要精力也用在此事上。放在这个环境下，中梵建交只是个良好的意愿，而北京对此很难有积极主动的作为。1999年另一件更直接的事情是某团体包围中南海事件，这个事情造成的北京对宗教问题的政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实在提不到日程上来。
（待续）
谢谢wooxiao朋友指出其中错误。
◎信号?教皇的贺辞
2001年10月教皇John Paul II在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词中，发出了改善与北京关系的重要信号。
……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一无过失，这是他们的人性及其行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此外，他们的行动也常受到艰困时局的影响，其间交织着复杂的历史事件，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还有神学上的纷争，激起反感，严重阻碍福音的宣讲。在近代历史的某些阶段，曾有过依恃欧洲政治势力的「保教权」，其结果常是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为在中国的教会带来了长期负面的影响。因此，各种时局与事件的交?纠结，阻碍了教会的前路，使她无法完全实现救主耶稣基督赋予她的使命，以谋求中国人民的福祉。
因这些过去的错误和缺失，我深感惋惜。我很遗憾，这些缺失在有些人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的印象，认为天主教对中国怀有敌意。为了这一切，我向那些多少感觉到被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所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
……
利玛窦神父写在他的《交友论》一书开端的那几句话，为今天，有新的适切性与重要性。他将希腊罗马的经典祖产及天主教信仰对友谊的省思移植到第十六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义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须相佑，为结友之由。」
怀着对全体中国人民这种新而深刻的友谊，我期待及早建立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途径。友谊借着接触、在喜乐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团结一致及互相援助而获得滋养。宗座诚愿做所有民族的朋友，与全世界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同，但绝非彼此对立。它们是今日世界上存在及运作最悠久的两个「机构」；性质虽有差异―― 一个是政治的、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精神的―― 两者却都拥有十亿的子女。毋庸讳言，圣座以普世天主教会的名义―― 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大家庭的好处，祝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有某种形式的对话，一旦克服过去的误解，这样的对话能使我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携手合作。今日国际团体极其不安的时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并发展民族之间同情、友好及团结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地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
81岁的教皇，能有道歉的勇气和诚意――须知在教义上教皇是“永远正确”的――着实让人道声不简单。双方的关系，在缓慢的发展着。着急的不是北京，而是梵蒂冈。
◎信号?人大的选举
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落下帷幕。人大领导人更换幅度达到2/3，新选出的人大副委员长，年龄多在70以下，而其中最年长者，他的身份引起了普遍关注，这就是傅铁山。
傅铁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男，汉族，1931年11月生，河北清苑人，无党派，大学学历。
1941年至1956年北京天主教备修学院、北京教区小修道院、大修道院、文声学院哲学系、神学系学习。1956年至1979年北京西什库教堂神甫，北京南堂神甫，北京教区神学院外语教师。1979 年至1992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教务委员会 副主任、主教团副团长。1992年至1998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任、北京 教区主教，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98年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席、北京教区主教，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中国天主教领袖，首度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傅铁山此前的两任（已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宗怀德，是早已无缘了。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九届的19位缩减到十届的15位时，“意外”的安排进了天主教人选，不能不说是中央有意为之。
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宗教领袖在国家领导人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脉络来。
中国当前，合法的全国性宗教组织只有7个：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代表着全国5大宗教团体。其中，佛教领袖的地位比较突出。达赖、班禅成为人大副委员长，有其宗教的因素（藏传佛教当然领袖），也有不可忽视的民族统战因素，其他类似如帕巴拉等不再赘述。赵朴初居士，1983年起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2000年去世，但他在佛家中的地位早于1949年前便得到公认。这也当然受益于佛教在当代中国的第一大教的地位。赵朴老去世后，佛协会长一诚没有这份声望，加之帕巴拉仍然担任着佛协名誉会长的职务，足以代表佛教界，因而并没有补上这个遗缺。而作为中国土产宗教的道教领袖和伊斯兰教领袖，一直未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也是与其在国内影响力还不够紧密相关的。
基督教领袖进入这个行列，则是1989年3月，时年74岁的丁光训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时至今日，90岁的丁老仍然活跃在政坛上。而当初补选他之后，海外媒体对此进行了一些评论，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是中国进行宗教外交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表征。而2003年傅铁山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便有推测认为中国在安排与梵蒂冈教廷的进一步交往。考虑到教皇John Paul II年过八旬，前往大陆传教的渴望又是如此迫切，中国任命傅便又有深意。这既是对傅本人、天主教爱国会的嘉许，又是对中国天主教土产政策的肯定与强调，还是有平衡宗教团体的意思，同时，也给梵蒂冈发出了一个信号，这里的天主教基本政策不会改变，若要突破，则请从你开始。
半年后，2003年10月，教皇擢升30位红衣主教，前面说过，有一位的名字是教皇“暗藏心底”的。此前一年，香港教区红衣主教胡振中去世，因而有消息认为是继任香港主教陈日君。但会否是另一位华人，这可能性倒也并非不存在。
(前几日草，销假后再续)
老服本领不简单。
新上任的本笃十六世，继任后的政策未必会象外界说的那么保守，不过现在没空，过阵子说。
History Channel，讲教皇的详细选举过程，有一段将人笑翻。
好像是一千年前左右，老皇上都走了三年了，大家选啊选，新皇上怎么也选不出来，无论谁都达不到半数以上。每次开会大家就会打架，然后聚餐，然后再打，然后聚餐.....。
后来，没皇上实在不象话，国王们‘希望’主教们尽快定下来。
第一步是关禁闭，大屋子里一圈，不选出来不放人。没用！
第二步是取消聚餐，只给发面包和水，不选出来不加餐。可是还是不行。
下一步是把桌椅条凳全搬走了，不选出来得坐砖。
可是还不成，最后国王们急了，把屋子给弄漏了，专挑风雨天投票，不选出来全肺炎。
最终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