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 -- 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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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根基，不只是中国。连基督教都有个救世主传说。宋江是失落的体制派，不是重建道德的英雄。我不记得书里他有过什么帮助贫民的善行，倒是和江湖上的“好汉”相交甚欢。扭扭捏捏上了山之后，就架空了豪强地主出身的强盗晁盖。拐人上山，攻打地主庄园，怎么看也是黑吃黑的行径。最后体制抛出来个招安，立刻就投降了。被害死的时候还毒死了造反意志坚定的李逵。
2.
我好像没有对Emyn说过“夸夸其谈”，虽然对你的若干文字的评价是“不切实际”。我没打算说左派“不切实际”、也没有“指责”、“嘲弄”的意思。你讲“左派作为几十年的旁观者失势已久”，“于是乎外人对左派当然免不了多有苛责与讥讽”。说是“讥讽”这么敏感大可不必，说是“苛责”就更加大错特错了，苏联和中国，哪次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和群众结合然后取得胜利的？凭什么今天这样说就变成了对左派的“苛责”了呢？历史上无论哪个国家左派掌权的时间段本来就不多，中国的左派失败一次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认清历史和现实，明白失败的原因，明白今后的道路才是重要的。
3.
目前确实我还没见过这样做的人，不过我敢断言这样的人的产生。中国工人运动必然兴起。工人起来以后，需要的是就业机会、工资、社保、退休金、普选权，怎样保障这些呢？真正代表工人的左派必然也会出现，他们不见得是伟人圣贤，但是他们会有所成就。参照历史的话，如：
4.
这句话里面省略了主语，由谁来“重寻理想，重构道德，重建精神”道德呢？历史上有过这样能力的左派（也就是苏联和中国了）都是革命胜利之后才能“重寻理想，重构道德，重建精神”的。可是讲道德、讲精神、讲理想不是胜利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甚至和革命都没有必然联系，而更多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理想。法国大革命前就是这样，苏东波前也是这样。不拿出领导群众向前进的具体方案来，革命就是会倒退。
现阶段中国也有着样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空虚。旧的价值观的失势，新的价值观的缺失。大家普遍不认同，按“阶级”划分的利益分配。
我是站在左边反对Emyn说标签不重要的。
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无疑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没什么可争论的。指望他们在中国建设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妄想。
那是不是说没有希望呢？这个要看当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能不能真正继承当年毛周的理想主义和行动力了。
那是不是说没有希望呢？这个要看当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能不能真正继承当年毛周的理想主义和行动力了
历史上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如美英等，左派运动在争取了一定权利之后声势便越来越小。毛主席和列宁当年的胜利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民国和沙俄的失败，今后的中国可能像英美多一点。无产阶级的反抗会促使中国继续在资本主义道路上飞奔，当年的理想却不会回来。
最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精英如此有统一战线,而屁民却始终分裂. 看到一段鲁迅的话, 转贴一下:
我灌点水！并不仅仅是个标签！我觉得79年之后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不是那么强烈，但也没到作者所说的无所谓的态度。宗教历史：我们之所以不走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古国，而欧美国家是基督教式神学主义，讲求的二元论及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契约论），而中国强求的君权神授（这本身就并非生而平等的。）
经济：西方讲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民主和法制所以在西方讲求依法治国而讲求仁者爱人，以理服人，以德治国。（所以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打破了西方所说的细化就等于现代化）。
等等时间关系就不列举了，我们要理解国家（可以不理解TG，但凭良心讲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愤青没错，但愤青被利用就不对的）。历史的形成并非一早一夕的！
毕竟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之不易，轻言放弃还是有点可惜。再说了，还没到哪一步嘛。
西方的历史也证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当然，也可能是核武器的发明/福利国家/普选制/苏联变修合在一起改变了约束条件。但是最近的危机似乎又让人看到希望。也许不出几年，某个小猪国就会发生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权变更。
就中国来说，我觉得目标不应该是政权变更。应该学早期基督教的路线，把主要的战场放在民间社会上。恩格斯和葛兰西都有这样的想法。从某个角度看，文革也是这个思路。
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继续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所谓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即使革命成功，共产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其实也只能搞国家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三大差别，依然存在人对物的依赖，依然存在商品和市场。当然也存在剥削，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搞的实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当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革命给中国留下的一个遗产，就是一个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并有一定行动力的官僚集团在掌握国家政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中国相对胜出的原因。
这个标签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要看讨论的目。因为讨论最终还是要陷入“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这个命题当中。
“天然正义性”命题放在姓资姓社这个标签的讨论上，就是：如果现在的政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是就自我证明，这个政权就是“天然正义”的，任何反对这个“正义”政权的行为就是邪恶的？
把这个命题放在“革命政权”这个标签的讨论上，也是一样的：“革命政权”这个标签本身是不是也有“天然正义性”？如果现在的政权有一个“革命政权”的标签，是不是就自我证明这个政权就是“天然正义”的，是不是“革命政权”本身不允许被另一场“革命”推翻？
或者换一个角度考虑，放在“明君忠臣”与“昏君奸臣”这个标签的讨论上：“明君忠臣”有没有“天然正义性”？在一个皇朝有一个“明君忠臣”的标签的情况下，人民有没有推翻这个“明君忠臣”的皇朝的权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共产党政权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标签的讨论，主要都在左派与体制派之间进行，并不涉及右派：体制派要证明共产党政权姓社，其实未必关心这个政权本身的“正义”与否，而是假设一部分左派赞同“社会主义有天然正义性”这一命题。
有了“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这一个假设，那么体制派只需要用长篇大论与连篇累牍来证明这个政权的“社会主义”标签，那么这个政权本身的“正义性”自然也不证自明。就好像有了“明君忠臣天然正义性”这一个假设，那么只要证明了老佛爷是明君，李中堂是忠臣，大清朝的“正义性”自然也不证自明。于是乎，体制派就说服了左派“革命”断不可行，这才是体制派讨论“共产党政权到底是姓社姓资”的目的。
为什么体制派仅仅同左派讨论这一标签，而不是同右派讨论这一标签？原因当然很简单，右派根本不认同“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这一命题，体制派就算是证明了共产党政权是“社会主义”，右派仍然不会就此认定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那么该造反还是会造反，该革命还是会革命。既然如此，与右派讨论“姓资姓社”当然没有任何意义。
而左派对“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这一命题是有分歧的。有的左派认同，有的左派不认同。体制派同那些认同“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的左派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只要那些左派同意体制派给共产党政权加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那些左派也就放弃了“革命”。但对那些不认同“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的左派，讨论这个标签显然并无意义。我是不认同“社会主义天然正义性”的，那就不可能因为一个政权有“社会主义”的标签而认定这个政权不可推翻，当然也会觉得关于标签的讨论就没有了意义。
不过既然说来说去讨论的根本目的不是“姓资姓社”，又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我看大家直接讨论“革命”该不该行就可以了，比绕圈子更直接，也是更省力的。
天然正义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放不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里。这个问题我们大概没什么分歧。
听从你的号召，直接讨论要不要革命吧。
一方面，现在的政权显然已经放弃了马列毛这一线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政权的性质已经变了。往好里说，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往坏里说，就是官僚资本主义了。红旗已经落地，不经过某种意义上的革命，重新打起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传统的革命在今天的情势下困难重重。无论是十月革命的突袭战，还是井冈山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在今天有可能成功吗？另外还有一个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问题。在今天，首要敌人是跨国资产阶级，还是中国的官僚集团？我认为是前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先进理论的情况下，群众运动会不会被跨国资产阶级利用，就像当年的团结工会那样。苏联东欧的现实说明，事情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糟糕的多。
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初步想法是重新定义革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并不够。革命者取得政权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点已经由苏联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
革命不单包括对政权的争夺，还包括对所谓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就是西方左派最喜欢说的hegemony。毛说，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继续革命，要文化大革命，思路是一样的。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目前情况下，由于暂时还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前景，现实中也没有出现能跟当年毛周相比的核心力量，那么先选择市民社会作为战场，是比较有利的。在中国就格外有利，因为平台是现成的。马列毛的著作，党纲党章，组织平台，乃至部分的中央文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同时反对两个敌人：跨国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和官僚集团的机会主义路线。
“某些部门就像肿瘤医院，在里面什么人间惨事都能看到，如果光看肿瘤医院的惨事，那干脆别活着好了，可事实是大部分人还活的很好，肿瘤的治疗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中。官僚资本主义固然在发展中，但健康的力量也同样在发展中。不用这么悲观”
哪个朝代估计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这个世界没救了，既然存在左派，就说明民间的最后堡垒还在。而那些右派则巴不得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没救了，自己好捞一把就死，或者捞一把就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