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 -- 京华烟云AMIP

这部分人是对土改最不满的。TG在那里进行的土改中可能还是有一刀切，简单粗暴的问题。对牧区和农业区的不同情况似乎研究不够透彻

做为叛乱最猖獗的地区，康巴（大致包括四川甘孜、云南迪庆、青海玉数和西藏昌都）在民主改革中出现的极左问题比西藏本土更加严重，班禅曾相当感慨地说：“兄弟省的藏族地区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虽然各地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讲，除去在我们西藏发生的缺点错误中西藏本身的特殊的几点外，其余不仅全部都有，而且比西藏的时间更长、更严重、更左倾。因而，现在在这些多数地区、男女老幼人民群众，一碰到象我这样藏族中的头儿们，就情不自禁地讲述内心的疾苦，出现眼中流泪的悲惨景象。从这里，凡是明智之人都可看出情况是如何严重。”

叛乱是少数藏族上层发动的，可极左政策无意中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矛盾激化。班禅说：“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毫无怀疑的铁一般的真理。但是一个时期在藏族地区凡是算作发生叛乱了的，很难说件件都完全具备了反革命叛乱的性质或条件。在这里边，就如我上面说的，由于我们的许多无意义的行为，使人受惊或怀疑或者由于上了反动派的当而起来叛乱的，是很多的，而由于那些人是受惊或怀疑或上当的人民群众，我们第一步必须以消除怀疑，安定人心，晓以实情而进行争取工作，做到无失无悔，而第一步就按敌我矛盾给以武力解决，我想这是根本不应该的。”

另外，许多普通群众对民主改革本来就缺乏足够的理解，需要政府进行足够的引导和解释，而派来的干部在其中却没有发挥好的作用，班禅说：

“在发动群众时，虽招集群众作了民改发动等方面的报告或讲话，而群众对意思懂得很少，其原因是：

①在基层各地没有藏文的民改文件，或者不齐全，抑或有而不完善；

②口译人员的水平很低；

③群众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知识很差；

④干部对于如何使群众都能理解问题方面不注意、不耐心、不努力或者不够。对学习也大体上和这一样，有勉强和强迫行为。

由于这一类原因，多数人对民改问题难以深刻理解。”

民主改革让广大农奴翻了身，这无疑值得彪炳史册。但在看到民主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其中许多方面，执行者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知道朋友看了笔者发在“春秋史话”版块关于赵尔丰的文章没有，身为一品大员，赵尔丰不耐其烦地亲自向藏族普通老百姓解释朝廷对藏区的方针政策，反复强调公平和公正的重要性，在普及知识方面更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藏汉双语教学，以便让更多的当地普通人能加入进来。从那时候到民主改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悲夫！

续前：【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点击阅读）

几乎与此同时，班禅行辕的人马也来到了甘孜。

辛亥革命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班禅被迫出走内地，当时中国正连年内战，城头变换大王旗，无人理会他借助中央政府力量返回故乡的要求。后来，班禅由北京移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国府有意利用班禅的影响力抗衡达赖喇嘛主导的西藏噶厦地方政权，对他一直相当优待，册封他为“护国宜化广慧圆觉大师”，并谋划用军队强行送这位佛爷回乡，以打击西藏地方势力。

于是，在国民党正规军护送下，班禅行辕来到了青海玉树，准备随后武力返藏，拉萨当局对此自然激烈反对。

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国民政府忙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不想在这个艰难时刻与西藏地方政府再起新的争端，于是护送班禅回西藏的工作不得不耽搁下来。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班禅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种无休止的等待更是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到了1937年12月1日，忧虑中的九世班禅病逝于青海玉树，终年55岁，但上千人的班禅行辕人员和警卫大队仍旧保留，由国民政府拨给经费。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班禅行辕多年来尽管东奔西跑连个固定的家都没有，但它却并不穷困潦倒，恰恰相反，它简直可以说富得流油。为了笼络蒙藏人心，历届中央政府包括北洋和民国，都莫不对班禅加官进爵，不时赠予许多钱财，而佛教徒尤其是藏传佛教徒，更是对这位佛爷顶礼膜拜，据记载几乎所有蒙古王公来到内地，都会求见班禅赐福，随后大量布施，因此说班禅行辕尽管政治上并不得意，但经济上却相当宽裕。

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班禅行辕在玉树住的并不安心，正是因为太过富裕，他们担心历年积累下的巨大财富引起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觊觎，加之玉树地方太小供应困难，而西康的刘文辉又表示热烈欢迎，再三考虑之下，班禅行辕宣布奉九世班禅灵柩由玉树移居西康，就这样他们来到了甘孜。

甘孜地势平坦，与周边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气候温和、水草丰茂、农牧均宜、物产丰饶，且地扼由川入藏的要冲和藏汉交易的重地，商贾云集百货俱全，财政收人也优于他县，在藏区算是块难得的宝地，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浪迹天涯的班禅行辕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另外，他们原定的目的地——西康首府康定一直在刘文辉的严密控制下，班禅行辕无疑不想受其挟制，便借口佛爷灵柩早晚要回西藏，甘孜这地方比较方便，将来迁动的时候省事，于是便住在甘孜死活不往前走了，刘文辉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

不久之后，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也许他的字更为人所知——季陶）率大批随员来到甘孜，代表中央政府公祭班禅。德钦汪姆女土司那时才二十二岁，风华正茂，同戴对话使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谈吐大方，彬彬有礼。事后有人问戴对德钦汪姆的印象如何，戴答：可算是边塞的一朵鲜花，藏家的一位才女。问者说：院长何不把她收作干女儿。戴答：这事可以考虑，等把祭礼完成后再说。果然，祭奠过后，戴就正式把女土司收为了干女儿。

其实，老戴此次除了代表国家祭奠班禅的公开任务外，还肩负着替其好友蒋委员长联系和培植西康地方势力，安插亲信伺机搞倒刘文辉的秘密使命，因此他与班禅行辕和当地土司打得火热，班禅行辕乘机提出将康北八个县从西康划出，成立特区由行辕管理的建议，官场老油条戴季陶当然不会表态赞成，可他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笑而不答，使得行辕认为得到了中央的默许，从而埋下了后来甘孜事变的种子。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当初刘文辉觊觎班禅行辕的巨大财富，才走戴季陶的门路让班禅行辕从青海移居到他所控制的西康，但没想到后来玩过火了，差点儿把老刘自己烧着。

从留下来的历史照片来看，戴季陶的这位义女德钦汪姆女土司相当健康活拨，可以说充满了活力，但如果按照汉族的标准，单从长相来说她其实并不太漂亮，降边嘉措先生所谓她“年轻美貌”、被称作“康巴之花”云云，更多是出于藏族的审美，是一种草原的健美而非中原的柔美。而与其同时代人们的记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37年，入藏求法的汉族僧侣邢肃芝——他是第一个获得黄教显宗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的汉人——途经甘孜时曾见过这位女土司，对此他后来回忆道：

“这位女土司是承袭她母亲的职位。因为孔撒家有女而无子。土司名德钦汪母，二十多岁，面孔黝黑，身材修长，脑后垂着一条长辫，身穿件紫红色章缎长袍，显得充满活力。女土司带了一群康巴卫兵作为随从，他们每人佩着一支新毛瑟和一柄腰刀，威风凛凛。

据说这位女土司办事麻利，她属下地区广大，人口众多，在甘孜还没有实行改土归流前，她是实际上的地方老大。尽管如今甘孜设了县，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她仍然有着庞大的势力。

“作为一个女子，本来自己的婚姻大事应该由自己做主，但由于她的身份特殊，婚姻却成了难题。刘文辉生怕她与藏人联姻，将来与西藏的势力串通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所以要求她在选择配偶时。必须首先得到刘文辉的批准，否则不得结婚。因此岁月蹉跎，土司至今仍待字闺中。”

当时正驻守西康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如此忌惮这位女土司，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与土司家以往的经历也不无关系——就在前几年，红军长征时曾经过甘孜并建立了红色政权博巴人民共和国，孔萨家族与这些红色汉人关系很好，不仅以女土司的名义出任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还主动向红军捐助九万公斤粮食，如此的红色背景恐怕难免让刘文辉生疑吧。

按照比较浪漫的说法，红军离开后，女土司返回甘孜，不久邂逅了年轻英俊的九世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益西多吉比女土司大一岁，他1916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小时候进扎什伦布寺当了喇嘛，后来他与寺里的几个僧人偷偷经江孜、亚东出境，到印度噶伦堡后改乘火车到加尔各答，再乘海轮过槟榔屿、新加坡、香港到天津，终于来到了逃亡内地的九世班禅身旁，当时他还不满10岁，是班禅行辕最年轻的成员。

益西多吉后来被班禅送到阎锡山开办的太原北方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回来后成为班禅的侍卫军官。民国政府当年为了护送班禅返藏，成立了一支三百人的侍卫队和一支数百人的仪仗队，统归班禅行辕指挥。益西多吉被任命为侍卫队少校分队长。

据益西多吉回忆，他与女土司德钦旺姆从相见、相识、相知到相爱，有一个过程，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所讲解的一首流传在拉萨的情歌，拉近了姑娘与他的距离，传说中那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作品：

“我深情地望她一眼，美丽的仁增旺姆，

她含情地瞥我一眼，在一对睫毛之下，

我与仁增旺姆，结下了不解姻缘。

心心相印的恋人，我的仁增旺姆，

若能相伴同行，哪怕靴子无底，

愿与仁增旺姆，欢乐奔向远方……”

应姑娘的要求，益西多吉接着又演唱了本书最前面提到的仓央嘉措那首流传千古的名篇：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面容，渐渐浮现我心上……”

一首首诗歌就这样飘出，它们在空中萦绕，在土司官寨里萦绕，也在年轻人的心中萦绕，两人的心被仓央嘉措紧紧拴在了一起。

终于，他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有爱情的地方，往往就有法海出现——一直对孔萨土司保持警惕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迅速进行了干涉，派兵占领土司官寨并扣押女土司达一年之久。在确定和平解决无望后，为了夺回爱人，益西多吉召集班禅行辕卫队和孔萨家族武装对土司官寨发动了强攻，最终如愿已偿赶走川军，女土司重新获得了自由。

但刘文辉岂肯罢休，他很快派重兵卷土重来，这对恋人有限的当地武装无法抵挡大批川军正规部队，最后只好放弃领地向青海转移，川军遂重新占领甘孜。

至于那对患难与共的恋人，他们终于在青海玉树结婚，后来一起生下了五个孩子，益西多吉入赘妻子的孔萨家族，并更名孔萨益多。青海军阀马步芳一直觊觎着西康的地盘，因此对女土司夫妻相当优待，尽管衣食无忧，但据说女土司并不快乐，她仍时刻想念着家乡。

离开家乡近八年后的1948年，在蒋介石的亲自干涉下，女土司一家总算回到了甘孜。也许是多年的漂泊生活大大损伤了她的健康，重返故乡仅三载，德钦汪姆就于三十四岁的大好年华撒手人寰。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孔萨家族又迎来了当年的老朋友TG——昌都战役开始前，解放军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前方司令部，就驻在孔萨土司官寨，而孔萨家族也一如既往，积极配合解放军，光是为运输作战物资就投入了上万头牦牛，为这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是1950年底，由于自己的运输未能跟上，进驻甘孜的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三千余人面临断粮的严重威胁，就在这艰难时刻，孔萨土司德钦汪姆联合甘孜的麻书土司以及附近的德格土司、头人等，共同向解放军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先后售给部队数十万斤存粮，还有柴草、牛羊、酥油等物品，对于缓解部队的“粮荒”起了积极的作用。

据说女土司逝世那一天，甘孜的天空出现了彩虹。此后，她的丈夫孔萨益多一直单身，终生没有再娶。2010年的最后一天，子孙满堂的孔萨益多老爷爷在成都逝世，享年96岁。

讲完了浪漫版的故事，再来讲讲残酷版的吧，后面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史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的一些书籍如《西康史拾遗》等等。

且听下回分解。

•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下）

至少不如西藏1959年叛乱有名。

我算是对历史比较关注的，也只是在看粟裕传记的时候，看到1956年他去西南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平定叛乱的事情。刚看到时候还有点奇怪，当时还以为是潜伏或者境外渗透的国民党特务煽动的，可是又想这批废柴应该没那么大能量，值得让总参谋长亲自去跑一趟的。

都不比西藏本土的小，不仅祸及藏族地区，而且也波及彝族地区。

根据《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的记载，当时受煽动裹胁的叛乱者高达10余万人，有枪8万支，叛乱地区波及43个县、450个乡，有12座县城遭围攻。叛军袭击区、乡政府和解放军守点分队达200处，伏击300起，残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达2000余人。

在投入平叛兵力上，光成都军区就调集了34个团共计6.5万兵力实施平叛，粟总长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赴四川部署从军事上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问题，最后还由他向中央军委做了《关于检查和部署西昌、凉山、康定等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工作情况的报告》。劳动总长亲自出马布置，这场叛乱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延续的时间上看，康巴叛乱也远远超过了西藏叛乱，从1956年叛乱开始，一直到1961年底康巴叛军仍有零星活动，而且范围远远超出了康巴地区。比如1961年10月，25名在尼泊尔接受过CIA训练的康巴叛军在日喀则至阿里的公路边设伏，他们埋伏六天后终于袭击了一辆过往的军车，车上日喀则军分区第5团副团长盛永琛以下11人全部牺牲，同时还有大批文件被叛军劫走。

至于这场叛乱知名度不高，也许是因为这场叛乱主要爆发在邻近各省尤其是四川省而非西藏本土，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复杂考虑，各省后来都低调处理的缘故吧。

认识一位藏族名字前两个字就是降边

不过似乎至今还没有出电影。

前面写的是比较感性的浪漫的版本，在后面的内容中，笔者会讲述一个不那么浪漫甚至充满了阴谋的故事，看完以后您也许就会清楚为什么不拍电影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班禅行辕和甘孜土司的行为，以前西康省政府一直是做为藏族企图实现割据独立的反面典型来宣传的，而且这种说法其实也不无道理，他们当时确实也打过“藏人治藏”和“康人治康”的旗号。

说起来，这些康巴游击队比藏兵强多了，藏兵才是废柴。当时康巴有多少人？

这基本是追赶者的必经过程。

咱们老百姓真的是惊涛骇浪中一小舢板，有时候完全就是运气。好一点的变成混凝土，糟一点的变成泥石流，或直接被泥石流了。

西藏内部，按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协议，很大程度保持原有制度，不进行民主改革。在青海，西康等地，有对改革不满的贵族逃入西藏。然后才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发动叛乱。

男主角如果是单人行动还能说是爱情，但他不可能拿这个理由来忽悠那大帮子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没有一个靠谱的口号和带枪的中央政府对抗是有丢命危险的，鉴于男主角当时的年龄，不排除这件事情背后有黑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