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姚文前面部分基本没错，但最主要的是结论的上纲上线，这个如果拿来政治斗争，会死人的。一个戏剧，政治上上纲上线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是个命题作文，先有结论再找论据和论证的。
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相信“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说法的，或者说没想到去怀疑。后来，听到了两个长辈在文革初期说的对文革目的的认识（注意，是当时，而不是事后描述），一个当时是23岁的大学生，一个是当时33岁的机关基层干部，听到他们对文革的理解后，我彻底不相信了“老革命”们的说法。他们对文革的真意是心知肚明的，是什么让他们装糊涂？这是一个问题。
遇在＇当权派＇靠边站的７０年遇害，文革结束后，当权派回来的时候平反。。。从动机和不在场证据上怎么能推到是当权派想杀他？难道就凭些＇可能＇，＇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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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的宣传却是以“五一六通知”为主，这其实就是对文革事实的转移。
还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大的转移，就是海瑞罢官的批判。这个批判非常非常不重要，但是目前的宣传让人以为这个是重点，我马上写的章节准备再度强调一下。
你可以看看，但我认为和姚文元的文章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写到这里，我必须先说一句，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大家对《海》剧及其批判太重视了。我之前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剧及批判根本不是文革里主要的一环，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环，也完全谈不上是文革的导火线。对《海》剧的批判时间、批判力度都完全比不上当年对《武训传》和胡风等的批判。实际上，这几个完全不具可比性。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依然会11次提到《武训传》，但在文革开始后（十六条发布后），对当时刚刚发生的《海》剧批判的关注已经下降到和多年前的《武训传》类似的地步了。
还是用1965年11月10日至1966年12月31日的报道数据来说明一下吧——
以“海瑞”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43比1；《文汇报》为86比0，；《解放军报》为9比0。
以“海瑞”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04比11；《文汇报》为338比10；《解放军报》为83比5。
以“吴晗”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34比0；《文汇报》为20比0；《解放军报》为12比0；《新民晚报》为4比0。
以“吴晗”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42比12；《文汇报》为278比9；《解放军报》为103比3；《新民晚报》为75比1。
在1966年8月9日之后，即使文章的题目或内容出现了海瑞、吴晗、三家村，也只是带一笔，如《人民日报》报道、《文汇报》等其他报纸转载的一篇讲怎么学毛著的文章里，时传祥提到吴晗、邓拓，但只是提到，和文章主要内容没甚关系。而《人民日报》在9月6日（即8月9日后唯一一篇在标题里提到海瑞）的《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里面说的也是周扬而不是吴晗。
好的，开始说本章节的正题吧。本章节是关于《海瑞罢官》的最后一个章节，因为它和对它的批判真的不重要。
在看与《海瑞罢官》有关的评论文章时（这些文章也包括谈明史的，谈农民起义重要性的），我很吃惊地发现，1966年的报纸里有太多文章里提到刘少奇了，但这个“提”，居然都不是批判性的，而是以刘少奇的讲话或文章作为正确与否的标杆。
1966年2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韦格明（这个应该是笔名，取自“为革命”）的文章《海瑞“刚直不阿”的反动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66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李雄豪的文章《镇压农民军是史可法的本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66年4月2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朱理章的文章《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1966年7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复员军人团总支书记陈瑞祥的文章《不准瞿白音攻击党的领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文汇报》不重要，或文章作者对批判《海》剧的目的不理解。那么，让我们看看某些重要的人物或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吧——
1966年4月14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康立《<论“清官”>的质疑》，（4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康立，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集体笔名之一，取自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6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锋、吴传启的文章《论吴晗同志的道德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关锋被目前的官方称为“林彪江青爪牙”，此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关锋在报纸上的社会活动排名在王力之后、戚本禹之前，更远远地在姚文元之前。
1966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丁伟志、王正萍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丁伟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的成员，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196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萧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的文章《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萧前是艾思奇的助手，发表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学工作，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董新民是人民大学60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为62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在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196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并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文章，在该文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真的像目前所说的那样是文革序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序曲在8月9日戛然而止？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为了吴晗后面的大头头刘少奇，我更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文章的作者，包括上海市委写作组、关锋、萧前、丁伟志等等，要以这样的口吻提到刘少奇？
目前我看到的回忆录或访谈，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除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外链出处在这个访谈录里师东兵写到——
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很少有回忆录提到杭州会议时有“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内容，至少我没有看到，但从3月下旬北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杭州会议应该提到了，且应该是主题之一。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之后各大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这应该视为斗争转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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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直在擂台上做对抗。
要知道当权派是整个官僚体系。
试问朱有什么资格知道内幕？他对内幕的描述，难道不是文革后其他资料的集成？
大概不会认为只有左派上纲上线了。
包括八九，包括现在，右派又何尝不是上纲上线？温的讲话就是例子。
苹果就是渣，你只是牺牲者之一。
我现在用的ipad也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