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居然出现为藏独洗地的东西了, 这帮公知到底要干嘛阿 -- 红海鲨鱼
看了之后非常气愤, 这帮公知现在是要疯阿....要反阿...这属于触红线行为了吧, 在我看来这跟南方周末那个姥姥炸死不怪皇军的没区别了, 甚至更为恶心
另外, 本人才华文笔以及考证能力有限, 真心请求有高人针对此文中的论点论据逐条批驳, 来一篇严谨文章打打公知们的脸, 我在这里先多谢了!!!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
【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
【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
【7】江达三《西藏平叛》
【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
【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
【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
【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
【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
【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
【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
【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
【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
【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
【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0】同上
【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
【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
【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
【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
【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
【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
【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
【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
【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
【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就是一篇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小丑文罢了。现在每天要发生多少起刑事案件，难道就说中国处在战争中吗？
腾飞这样的人渣可以上中央台公然煽动民族仇恨
现在出现这样的匿名烂文就更是欢呼雀跃了
杜光：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
----时政小议之五十四作者：杜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3 更新时间：2008-6-7
根据网上消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达赖的私人代表将于6月里再次接触，进行磋商。这使一切关心国事的人们感到满意，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一、转变观念，取消“三个停止”
“314”拉萨暴乱以来，人们忧心如焚，希望中央政府及早采取主动的和解措施，抚平骚乱，保证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和完满结束。以此为契机，推动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4月5日，新华社发布信息：“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的这个决策，受到海内外的普遍赞扬。5月5日，新华社再次报道，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朱维群、斯塔4日在深圳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洛桑坚赞进行了接触，说明这个正确的决策已经见之行动。但这次接触只是各抒己见的初步晤谈，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下次接触上，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这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人们在殷切期待的同时，也怀着强烈的不安。不安来自新华社两次报道中的败笔：“我们希望达赖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5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强调这“三个停止”。可见，这个败笔不是出于新华社记者之手，而是决策指导思想的偏差。因此，要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在指导方针上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我说这“三个停止”是败笔或偏差，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它不但埋下了破坏磋商的伏笔，不利于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且也进一步败坏了中央政府的信誉。
首先，“三个停止”无中生有地把达赖并不存在的三条罪状——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加在达赖头上，难免使人们怀疑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达赖在1959年逃到印度，并且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这当然是一种分裂活动。但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公开表明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只是希望西藏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近几年推动西藏独立活动、分裂祖国的，主要是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他们虽然在表面上拥戴达赖，但对达赖主张的以和平方式谋求自治十分不满，因而力图摆脱达赖的控制，在全球策划藏独活动。这次煽动暴乱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就是由这股藏独势力推动的。把这些罪状堆到达赖身上，造成一个假象，似乎达赖与藏独势力沆瀣一气，是藏独活动的后台。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
其次，“三个停止”表现了提出者的目光短浅，缺乏宽阔的胸襟和高度的历史感。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达赖从事西藏独立活动，而无视他二十年来一直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真正自治的事实，更没有看到他在西藏的自治和建设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早在1987年，达赖就提出“五点和平建议”，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争取真正的自治。在西藏独立和维持西藏现状之间，他坚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说明他的和平努力已经为国际所公认。而我们却一直排斥达赖，并且控制舆论，只向公众传递达赖是藏独首脑的假象。2002年以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达赖的特使举行过六次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问题的实质是执政党慑于达赖在西藏人民中所享有的威信，担心实现真正的自治将会失去对西藏的全面控制，却看不到争取达赖回归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重大意义，所以拒绝容纳达赖，不断把他妖魔化，会谈也是虚与委蛇，并且向全国人民封锁消息。这次的“三个停止”，正是这种心态的再次表露。
第三，“三个停止”还透露了中央政府将在会谈磋商失败后推卸责任的意图。“三个停止”先声夺人，把对方推到有罪的被 告席上，为自己取得谈判的主动权和进退自如的有利地位，一旦对话破裂，“三个停止”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停止”，都可以用来作为归罪对方的藉口。可是，决策 者为什么不想想，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性问题，国内民众固然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蒙骗，海外舆论却绝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达赖在4月23日 接见《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话不仅是见面，而是要相互聆听对方意见，共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分歧我们都可以在内部解决。”“600 万西藏人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总是势单力薄，只有同10亿多中国人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这样，达赖就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争取了主动，相对之 下，我们却因坚持子虚乌有的“三个停止”而处于理亏被动的地位。妥善解决西藏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大问题，晤谈破裂的责任何在，则是一章属于 细枝末节的小事情。不去探讨西藏自治的实质性的步骤，力争商谈取得积极成果，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却为商谈失败预设退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这 样就太缺乏诚意，太不光明正大了。
“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
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
西藏问题的存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应该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的这一轮会晤磋商，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希望执政当局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
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转变固有的错误观念：
（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不要把它看作是缓和暴力活动、保证奥运会顺利召开的权 宜之计。达赖多次强调他谋求的不是独立，而是要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这就使双方的商谈有一个扎实稳固的共同基础。西藏自治固然是一 个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无视西藏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在西藏强力推行“民主改 革”，把在汉族地区推行时就已经是非常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区别地在西藏施行，结果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在许多藏民心头，埋下 “汉人压迫藏人”、“毁灭藏传佛教”、“摧残藏族文化”等等仇恨心理。因此，在探讨西藏的自治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它的民族特点、宗教特点、文化特点。 如：让藏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不要用大量汉族干部占据领导岗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寺庙的宗教权利，不干涉藏民和僧侣的宗教活 动；尊重藏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盖什么样的寺庙，家里挂哪个人的像，在什么节日开展什么活动，等等，他们都应有充分的自由。至于所谓的“大西藏”问 题，达赖表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意思是说，四川、广西等省区的藏族自治州县，没有必要划入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但他们与西藏居民同属藏族， 有着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应该允许西藏与他们建立一些宗教上和文化上的特殊联系。这完全是一个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强加于人的模式。
（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在民主革命和所 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当权者肆意扩大打击面，把许多同志和朋友当成敌人，造成无数冤假错案，带来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损失。至于对西藏的指导方针，由于 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差异，本来应该采取宽容和解的精神，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改革农奴制度，实现农奴的解放。1951年5月，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 府的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人民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第三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四条），“有关西藏的各项 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第十一条）。这个协议，充分体现了宽容和解的精神。遗憾的是，随着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西藏也掀起了“民主改革”的风 暴。“十七条协议”被撕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取代了宽容和解的精神。结果，虽然从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民族 创伤。达赖1959年的出逃，就是这种暴烈斗争和残酷镇压的不幸后果。自此之后49年来，中央政府虽然在西藏的建设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也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但在对待西藏的政策取向上，依然坚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采取了一些蔑视藏传佛教、破坏民族文化的措施，因而伤害了藏民的感情，扩大了他们的离 心倾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取向，无助于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央政府应当接受教训，改弦易辙，恢复宽容和解的精神，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 达赖代表的会晤对话是否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话双方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强方中央政府应当怀着取得良好成果的诚意，采取宽容和解的态 度，平等对待弱方，才能推进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西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把内地的“社会主义改 造”和“大跃进”的做法，照搬到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在1962年曾就西藏问题写出7万字的长篇报告，指出“民主改革”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如：打击了 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关押了大量无辜藏民；大跃进强迫命令，造成饿殍载道；毁灭佛像佛经佛寺佛塔；西藏原有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只剩70余座；强迫 僧尼还俗，11万僧尼只留了7000多；《大藏经》被用来沤肥，佛像经书成了造纸原料，等等。班禅反映的这些严重事态，最高领导人不但不注意纠正，反而将 班禅关进秦城监狱。进入21世纪后，这种违反宗教自由、摧残民族文化的非法行为仍在继续，据张博树在《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介绍，2001年，西藏当 局强令位于康巴藏区、有藏汉僧众万余人的五明佛学院减少规模：一千多学佛的汉人全部离开，四千多藏族女尼只能保留四百人，四千多男僧也只留四百人。为了贯 彻这个无理的决定，竟然动用武力，驱赶僧人，强拆住房，2001年7月10日一天就拆除1700多座僧房，数千男女僧众被迫在周围山上宿露餐风。这些不法 暴行，完全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今年发生的“314”暴乱，一个重要诱因是西藏当局对于3月10日开始的和平示威，缺乏宽 容和理解的态度，先后逮捕了三百多僧侣和藏民，为藏独分子提供了暴乱的藉口。五十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推行在阶级斗争思维指导下的暴力专政，是不可能在西 藏“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了通过这次晤谈为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准备条件，执政党有必要全面地总结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的得失和是非，对历年的错误做法进行反省， 承担责任，以消解那些离心离德的藏民的积怨，最大限度地团结包括达赖在内的藏族同胞。不迈过这个坎，要全面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可能的。
（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如何对待达赖，是能否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达赖在1987年提出“五点和平建 议”后，21年来，由于他的“中间道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回应，使许多激进的藏民感到失望，转而寻求通过暴力斗争来争取独立的道路。藏青会在2007年举 行年会时就宣称：“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标志着十万流亡藏民的政治态度正在开始转变，达赖在青年藏民中的魅力和“中间道路”的号召力则已开 始消退。这个趋势不能不对西藏地区的600万藏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如何，达赖的存在对藏独势力还可以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一 旦达赖圆寂，藏独势力没有了制约，很可能有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构成强大的威胁。这就使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 应当趁着达赖尚在的期间，及时同他进行诚恳认真的协商谈判，早日勾画出西藏走向真正自治的路线图。为此，应当彻底转变以达赖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看到他在 妥善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巨大能量，了解他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西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西藏当局虽然一直在抹黑他的形 象，但收效甚微。如当局曾明令禁止悬挂达赖的画像，但很多藏民还是偷偷地供奉着达赖像，干部来时取下来，干部走了再挂上去。当局的禁令不但不能消除藏民对 达赖的敬仰和崇拜，相反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所以，同达赖实现和解，符合于广大藏民的心愿；禁止悬挂达赖像之类的蠢举，伤害藏民的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应 该及早取消。又如有人说：“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这类缺乏政治智慧的话，居然出自西藏当局最高领导人之口，实在非常不明智。其次，前面已经提到， 达赖是遏制藏独势力的最有力的人物。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日益壮大的藏独势力和他们所发动的暴力行为，在反藏独的斗争中，达赖和大量“中间道路”的信奉 者，是我们值得团结的同盟军，他们可以起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都不可能起的巨大作用。再次，达赖四十多年来遍历西方世界，受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的熏 染，已经具有丰富的现代意识，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实行的就是议会民主制。中央政府应当欢迎他回到西藏来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有些文章宣传让达赖回来 就意味着恢复奴隶制，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最近有人甚至把达赖说成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袈裟的豺狼”，那就是赤裸裸地进行人身攻 击的文革语言了。
（三）结束语
西藏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不仅是有关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祖国统一的大事，更是实现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应该承认，我们已经丧失了做好这件大事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统战部从2002年起就开始同达赖的代表接触商谈，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却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商谈只是敷衍应付，虚与委蛇，而没有积极争取西藏和平改革的意愿和行动，结果丧失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导致一些西藏青年因对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失去信心，走上了藏独的歧途。目前的形势比六年前更加严峻，如果再不抓紧这一轮接触磋商的时机，以后解决起来将会更加艰难。据“西藏新闻网”报道，西藏当局负责人4月2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宣称：“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并号召“把达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一番杀气腾腾、危言耸听的文革式高论，把达赖同藏独势力捆在一起，无异于助长了藏独势力的威风，为他们火上加油。另据网上报道，不久前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18位律师签发联合声明，表示要为因“314”拉萨暴乱而被捕的藏民依法辩护。这本是一章合理合法的好事，公开审理暴乱嫌疑人，允许律师为他们辩护，既符合于法律要求，也可以展现当局依法办事、以人为本的和谐精神。但是，各地司法当局却秉承中央政法领导人的批示，对这些律师横施打击，以暂缓年检注册、剥夺律师资格相威胁，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从业执照。这两件事表明，有关当局现在仍然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毫无松动的迹象。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如果执政当局继续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将会使这一轮接触协商再一次地流于形式，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遥遥无期。因此，我热切地希望执政党、特别是西藏当局能迅速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来解决当前西藏的问题。这样，既符合于西藏人民的利益，又能够满足全国人民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期待。最近的四川震灾，党政领导人反应快速，表现出高度的人道关怀，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也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希望执政当局在西藏问题上也能表现出应有的睿智和魄力，千万不要等闲视之。
2008年5月6日
不要错失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
时政小议之五十五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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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喜的进步：从“三个停止”到“四个不支持”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一行5人，于7月1日、2日在北京再次举行接触，进行了坦诚、宽松的会谈。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了达赖私人代表。杜青林在讲话时表示：“达赖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统战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可以说，中央‘四个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重要进展。”
从前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到现在的“四个不支持”，毫无问题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我在两个月前发表的《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曾经呼吁“取消‘三个停止’”（希望达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认为“‘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因为坚持“三个停止”，意味着把达赖看成是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首恶和黑手，在这个前提和基调下，要取得积极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四个不支持”就不同了，它承认达赖没有参与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活动，只是希望他不要支持这些活动。这就为下次接触和进一步的协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依然有着不和谐的音调。他说：当时提出“三个支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完全必要的。‘四个不支持’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更加具有操作性，更便于达赖方面接受，也是我们为使接触能取得积极效果向达赖方面释放的善意。”这几句画蛇添足的解释，使我想起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在最后平反改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一类的话：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当时批判你也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你。这种自命始终正确的思维方式，只能贻笑大方。当然，以“四个不支持”取代“三个停止”，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关于“三个停止”的自我解嘲，还不至于影响这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但为时两天的接触，进展仅是“中央‘四个不支持’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还停留在表态性的问题上，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多少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达赖私人代表的下一次接触将在年内举行（有消息说是定在10月，但尚未得到证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望决策者充分重视并珍惜这一轮谈判的机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深思熟虑，比较彻底而妥善地解决西藏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诚意+宽容和解精神
我在《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还谈到，为了“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第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第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第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第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在这四个方针性问题上，关键是要有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解开西藏问题的钥匙。希望在今年开始的下几次接触里，中央政府能够以宽容和解的精神，积极地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在接触谈判的双方里，中央政府是掌握主动的强势一方，谈判协商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一方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要中央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又能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下几次接触一定会取得使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前面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不可能在几次会议上就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但就某些发展方向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诸多难题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问题是可以也应该及早解决的，如达赖回国问题，中央政府就过去的对藏政策表态问题等，可以在晤谈时探讨一些操作性的细节；还有一些问题则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如建立更加充分的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党政分离，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以在原则上交换意见，求得一致；有关如何落实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画出前进的路线图，从容计议。
达赖近几年来曾经多次表示回国的愿望。他在今年5月19日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出，他希望结束流亡生活，重返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同时又提出4项条件：1、开放西藏，接受外国媒体访问；2、容许外国医疗队进入西藏；3、释放所有政治犯；4、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对于达赖要求回国的愿望，应该表示欢迎。他所提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在我国法律的范围内，接受4项条件中的合理成分。目前急需决定的是，是否同意他“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同意的利大于弊。鉴于奥运会日益临近，希望当局早作决策。
如何在西藏实现更加充分的自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期望几次晤谈就能解决，但探讨有关自治的原则和框架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需要制定一部《西藏自治法》，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规定西藏自治的区域，政府的构成和职权及相互制约，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及职权的划分，政党和宗教的地位，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可以在这几次接触时交换意见，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协商和正式立法铺平道路。当然，其中也有些问题是可以在晤谈时取得一致的，如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达赖不久前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采访时说，他并不争取“大藏区”的独立，只是要求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文化自治，当然可以从容讨论，但藏族自治区的地域只限于现有范围，不包括青海、四川等地的自治州县，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下次接触时确定下来。其他如取消“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达赖方面也应该有所承诺，并提出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在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藏族文化等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达赖方面的意见。总之，要争取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必须充分地交换意见。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出宽容和解的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在今年的两次接触，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中央政府从第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改变为第二次接触的“四个不支持”，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折；在达赖方面，达赖本人再三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不主张“大西藏”，希望回到国内，愿意以观众身份参加奥运会，为汶川死难者祈福，等等，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和解的诚意。这就使接触晤谈的双方，有了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希望中央党政领导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几次接触，务求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轮接触晤谈的成功，不但可以有效地抑制藏独势力，消弭藏独危机，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的西藏模式，提供初步的基础。这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改善自己形象、提高自己威信的大好机会，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良机。
2008年7月13日
但由于核心是七六年组织起来,反毛的那一票,所以政府一直不大敢动,那个破简史就是乱邦组织这帮人编的,里面的漏洞,他们自然一钻一个准.
这三十年他们一直没闲着,一再企图政变,理论上来说,这些政变企图,全是七六年那次事件的续集.
这些人觉的,靠编简史就能把天下拿下来,所以决定,再编一套,把天下拿到自己手里.
而政府怕人纠起那简史的漏洞,不敢放手处置这些人,八九年他们差点把老邓都端了,结果胡德平不但没动,还从局级升到部级,大吃国资也没人敢管.
这还不够,前两天刚组织人示威来着,这家伙看百姓就象看家里的牛羊,看百官就象看自家的仆人,看国家就象一桌酒肉.
作的是复制苏东,当中国叶利钦的打算.
胡 耀 邦老部下亮剑了，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近日来掀起了一股纪念胡乱邦的狂潮，胡德平胡满妹等胡家后人以及胡乱邦的老部下纷纷出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胡乱邦老部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杜 光的新作《联 邦 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国家形式》一文道破了天机——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杜 光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经过长时期的融合，有些民族已经与汉族融为一体，如满族、苗族、壮族、回族，他们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已逐渐消失，成为进入研究领域的文化遗存；还有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则还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对于后一类民族，根据六十年多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今后应该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还是实行联邦制，都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往往不顾这些民族的特点，把在汉族地区推行的政策，照搬到这些民族地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又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结果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几年新疆、西藏两地的骚乱频发，虽然背景复杂，但不能不承认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央政府为这些地区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或建立联邦式的自治区，真正由各民族自己作主，不要把违背他们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消弭某种程度的敌意，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
至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将来以什么形式参与国家生活，也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的问题。面对未来的选择，也不能把联邦制排除在选项之外。
我不敢说吴邦国委员长的“不搞联邦制”，是由于对有关的世界史和中共党史的无知，只能猜想他也许真是把主张联邦制看成是“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阴谋诡计。其实，成为联邦并不意味着各自独立，更不意味着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像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也没有影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样。”
其实，杜光观点根本不值一驳。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基于地域而非民族组成的联邦。基于民族组成的联邦无一例外的导致分裂势力发展。远的如苏联南斯拉夫，近的如苏丹，甚至加拿大的魁北克也常常不稳。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和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质是发展分裂势力以肢解中国。——试想，如果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都和北京政府成了“平等的政治实体”，不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能不四分五裂吗？
杜 光的公开亮剑不是偶然的。胡派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当年叶利钦为了当总统不惜肢解苏联就是一例。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边疆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12月15日，罗马尼亚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今年利比亚战争也是从长期和中央有矛盾的班加西开始的。胡耀邦老部下杜光此时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更大的目的是制造“中国的班加西”，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杜 光的老领导胡乱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乱邦万里1980年 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 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乱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 “314” ，“75”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 胡 耀 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如今，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杜 光是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乱邦的另一亲信、原中共中央党校另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 铭于1988年赴美不归，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激进的台独分子。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 “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可惜由于演得过火终究免不了亡命异乡。相比之下，杜 光在胡乱邦倒台后仍很活跃，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现在是《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可见杜光比阮铭更会做人些。不过，杜 光和阮 铭这昔年胡乱邦手下的哼哈二将如今在海峡两岸遥相呼应，共同鼓吹用联邦制肢解中国，看来昔年的同志情谊仍在。
杜 光和阮 铭的表演让人们看清了胡家后人以及胡乱邦的老部下吹捧胡乱邦实质是继承“胡 耀 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的遗志，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并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梦想成为中国的叶利钦。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算干了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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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十佳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李慧镝(维基百科)
李慧镝（1968年－），籍贯辽宁省大连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2010年1月，升任中国移动副总裁[1]
990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1996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2008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任联想手机的副总裁、UT斯达康担任副总裁。
2008年7月，调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任总裁助理[3]。
2010年1月，升任中国移动副总裁 [1][4]。
2010年7月2日，李慧镝成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兼职教授。[5]
2012年2月22日，原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慧镝将任职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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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儿子
TG的任何坏消息对他们而言都是好消息。
轮子们跟藏独汗瀣一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惜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现代版石敬瑭！
牛博上看过，去年发的。
核心就是两条 1 美化西藏农奴制 2 用那些反毛谎言来攻击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和中共。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人家靠这个为中国创汇的，话说中国的外汇储备里，也有他们的功劳呢，这样“引经据典”的写长文，可不是熬一晚上就能写好的，写这样的东西没好处的话，起码我是不信的。。
再玩一次引蛇出洞，秋后算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