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孔子是典型的“祖上曾经阔过”的人，但是他家族的地位经过三次急剧的下降之后，到他的前几辈，就只是普通的大夫了。这三次急剧的下降与三个关键人物相联系，也规定了孔子的三个身份。三个人物就是微子，弗父-何，还有孔父-嘉；三个身份则是“子”姓，宋裔，孔氏。

孔子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三王之一——伟大的商汤，以后孔子的祖先历代都是殷商的君主，直到微子。微子是商王帝乙的庶长子，还是殷商末代君主纣王的哥哥。从微子开始，孔子的祖先就再不能登上殷商的王位了，他们也不再是商王直系，前路茫茫。

不过很快殷商就被周人灭亡了，殷商的王位也就不存在了。以后，周人一度任用纣王的儿子武庚管理战败的殷人。可是武庚又卷入了周初的“三监”叛乱而被杀，于是周人起用了微子，担任最大一部分“子”姓殷人的族长，他成了宋国的开国之君，主持对商人先祖的祭祀，重新成为历代商王的直系。对于孔子的家族来说，结果不算太糟糕。

当初在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部族”是“子”姓，孔子的祖先们自然也都是“子”姓。经过周取代商的“革命”，“姬”姓、“姜”姓兴起，整个“子”姓的地位都下降了，孔子祖先的家族可说是逆势上扬。周初分封天下，多数诸侯国都是以“姬”姓为君主的，以“子”姓为君主的诸侯国只有几个，除了宋国，其他都是很小的小国，例如权（《庄十八年传》（p 0208）（03180501））。

以后孔子的祖先历代都是宋国的君主，但是自从传到宋闵公的太子弗父-何以后，孔子祖先家族的地位又一次急剧下降。那位“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昭七年传》（p 1294）（10071201）），从此他的后裔就与宋国的君位再也沾不上边了。但是弗父-何这一支仍然是宋国的重臣，也不算太糟糕。

弗父-何以后，孔子的家族在宋国又传了三代，直到弗父-何的曾孙孔父-嘉。孔父-嘉甚至能当上宋国的顾命大臣（《隐三年传》（p 0028）（01030501）），也算位极人臣了。可是孔父-嘉的运气不好，当时宋国的另一位重臣华父-督在路上碰到了他的老婆，被她的美丽惊呆了，“目逆而送之”，还冲动地感叹：“美而艳。”很快，华父-督就纠集了人马攻入孔家，“杀孔父而取其妻”，从此，孔子的祖先就只好远离父母之邦了（《桓元年传》（p 0083）（02010501））、《桓二年经》（p 0083）（02020001）、《桓二年传》（p 0085）（02020101））。

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代祖，“孔”这个“氏”应该就是取自此人的字（“孔父”的“孔”）， 孔父-嘉被华父-督杀害以后，华家掌握了宋国的政权，孔父-嘉的后代逃往鲁国，按惯例，降一级任用（可以看看《昭七年传》子产之言与相关注释（p 1293）（10071001）），成为鲁国的一般大夫，与在宋国时相比，其地位再度急剧下降。

所以孔老夫子往前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三个急剧下降的台阶。

由于孔子的祖先是出自宋国的，所以在后来孔子的“父母之邦”鲁国，孔子的家族算是外来户。其实在鲁国的“国人”之中，除了“姬”姓的周人之外，还有很多“子”姓的殷人。孔门弟子商瞿和商泽可能就是这种“子”姓的鲁国人，孔子的另一位弟子、著名的子路说不定也属于这个人群。

当鲁国立国之时，除了周人自己的“周社”之外，甚至还专门为这些“子”姓的殷人立了“亳社”，《闵二年传》“间于两社”（（p 0263）（04020401）），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亳社”应该是专指为殷人而设的“社”，宋国的“社”就也称“亳社”（《襄三十年传》（p 1174）（09300701））。而一般的诸侯国，就只有一个“社”。注意，这个“社”，就是“社稷”的“社”，所以鲁国的“社稷”，可不是只属于周人的。

原来当初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的时候，还同时赐给了他“殷民六族”（《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这“殷民六族”应该都是“子”姓，这些与殷商的统治者同一“部族”的人们，在鲁国应该是聚族而居，自己管理自己的，虽然这些人在鲁国的上层没有地位，但应该至少也有人担任大夫一级的职位。这可以参见晋国的情况，西周初年，与伯禽分得“殷民六族”类似，当时晋国的开国之君——唐叔也分得了“懷(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直到春秋初年，晋国还有大夫号为“九宗五正”，应该就是因循殷商以来的原有官称，世世负责管理这所谓“懷(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隐六年传》（p 0049）（01060201））。而且鲁国的这些殷人在鲁国中下层还是有不小的势力的，《定六年传》“盟国人于亳社”就反映了这一点（（p 1559）（11060701））。

所以孔子的祖先到了鲁国以后，处在一个独特的地位。对于在鲁国占统治地位的“姬”姓而言，他们是“子”姓，是“外姓”人。但虽然是“子”姓，却来自宋国，不属于土生土长的“子”姓，与鲁国当地的“子”姓也隔了一层。因此孔老夫子的家族在鲁国势力单薄，所谓“亡人无党”（《僖九年传》（p 0330）（05090603））是也。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长期担任鲁国郰邑的长官，按惯例，被称为郰人纥（这郰人按《左传》中叙事的惯例，不是泛指郰地之人，而是专指主管郰邑的官员）。也有称孔子的父亲为郰-叔-纥的，这里郰并不是他的“氏”，只是将与他有关的地名冠于他名字的前面称呼他以资区别而已。叔梁-纥的地位较低，并没有得到“氏”。叔梁-纥这三个字，第一个“叔”字是他的行第，表示他不是家中的老大，甚至多半不是家中的老二，“叔梁”合起来是他的“字”，“纥”才是他的“名”。

先称字再称名是《左传》中反映的当时“君子”们称呼男子的常见方式之一，因为当时人大多没有“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面的男子往往又多是同“姓”，所以有时需要采用连字带名的称呼以资区别。要搁到后世，就好比称呼关老爷为“云长羽”，称呼诸葛亮为“孔明亮”，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叔梁-纥在《左传》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六三年（鲁襄公十年，晋悼公十一年），据说那时叔梁-纥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晋国纠合了十一个小国要拿下妘姓小国偪（fù）阳，攻城进行得并不顺利，拖了很长时间。一次，偪阳守城的人故意打开城门放一部分攻城的人进城，但随后就放下了“县(xuán)门”，要把这些人关在城里。这“县门”就是悬门，悬在城门上方高处，很重，放下来以后一时半会收不回去，危急的时候才会把悬门放下来堵住城门。后世有的城门也有类似的装置，称为“千斤闸”。

当偪阳守城的人放下这“千斤闸”以后，已经攻进城内的各国士兵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在这危急时刻，叔梁-纥上前抬起了“千斤闸”，把攻进城内的士兵救了出来（《襄十年传》：“偪(fù)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xuán)门发，郰人纥(hé)抉(jué)之，以出门者。”（p 0974）（09100201））。这一幕太有传奇色彩了，我记得在《隋唐》里就有这么一出：天下第四条好汉熊阔海扛住千斤闸，放出城内的兄弟，结果自己被压死了。这《隋唐》故事的原型估计就是从叔梁-纥这儿来的。从这一出也可以知道，孔子的父亲可是个非常骠悍的人，盖过了天下第四条好汉，决不是什么儒者。

孔子的父亲在《左传》中第二次出现是在七年以后，公元前五五六年（鲁襄公十七年，齐灵公二十六年），齐国军队打进了鲁国。上一年，晋国的一代霸主晋悼公死了，霸主国晋国对小国的控制力减弱。齐国趁机屡次攻打鲁国，这一回，把鲁国的重要家族（“氏”族）臧家的族长——臧纥（臧孙）——围困在了臧家的采邑“防”这个小城里。

由于臧纥是鲁国的卿，地位很高，所以鲁国派出一支军队经过距离“防”六十多里的“阳关”前来，想要把臧纥救走，但这支援军走到半路就不敢前进了。还是叔梁-纥领着臧家的两个子弟，臧畴和臧贾，统率三百名战士，趁着夜晚突击齐军，接出了臧纥。叔梁-纥转身再突入“防”邑城内，加强那里的守备。齐军见取胜无望，只好退走了。

以上见于《襄十七年传》：“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p 1030）（09170301）。

这时的叔梁-纥，虽然可能已经六十多岁，但仍然意气风发。而孔老夫子，就在四年后出生。

从《左传》中的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叔梁-纥对鲁国公室忠心耿耿，很可能就是他对鲁国公室的态度影响了孔子，奠定了孔子政治活动的方向。当然，孔子还继承了叔梁-纥的风标器概，真要动起手来也不含糊。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不是嫡出。其母名徵在，据说是姬姓，颜氏。孔子出生后没几年，他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孔子其实是个孤儿。

孔子上面还有个哥哥，据说字孟皮，也是庶出。按当时的制度，叔梁-纥去世以后，应该由孔子的哥哥继承家中的族长之位以及他们家世袭的大夫之位，但不一定还任“郰人”。不过据说孟皮脚有些残疾，也就得不到什么好的职位，这样一来家中的收入难免减少，所以在孔子幼年时他们家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

孔子名丘，这个“丘”，据说来自离当时孔子家居住的郰邑不远的一座小山——“尼丘”。但到底怎么来的，有多种说法：有说孔老先生是在尼丘得的，又有说孔老先生是他母亲祈祷于尼丘才得的，还有说孔老先生是在尼丘生的，还有说孔老先生的脑瓜顶很像这座尼丘的。不管怎么来的，反正“丘”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座小山来的，古人的“字”要照应他们的“名”，所以孔子的“字”里有一个“尼”字。

孔子字仲尼，“尼”已经说了，是来自“尼丘”，仲是行第，是老二。但是孔子家中的老大，孔子的哥哥孟皮似乎寿命不太长。后来孔子发达的时候，由他做主把哥哥的女儿许给自己的弟子南容（《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第十一》：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能够这样处置侄女的婚姻大事，可见当时他已经当了家族的族长，他哥哥可能已经不在了。

孔子既非嫡出，上面又有一个哥哥，父亲又早逝，所以一开始地位很低，甚至传说：季氏饗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史记》中华书局1973 六 世家二 一九〇五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也就是说孔子连“士”都没得做。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第九》）

因此，在《左传》中找不到孔子少时的踪迹。

孔子出生前十年，公元前五六二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的“三桓”，即出自鲁桓公的季氏、叔孙氏、孟（仲）氏三大家族，把鲁公直属的军队给分了，这就是著名的“三分公室”。其实“三桓”分得的是出“军赋”组成军队的那些人，原来这些人归鲁公直接掌握，现在改由三家管理，但这些人原来向鲁公贡献的东西还得贡献，不过要经三家转一道手再贡献给鲁公。同时这三家以自己原来的私家军队加上新分到的这些人各自组成鲁国新的三军之一军，由他们自家掌握。鲁公失掉了兵权，其实是失掉了归他直接掌握的“民”，只享受三家的贡献，彻底成了甩手掌柜的，季家实际执掌了鲁国的政权。

后来史墨还说风凉话：“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zòng纵)其失(yì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三十二年传》（p 1519）（10320402））。

十二年以后，公元前五五〇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两岁，由于“三桓”内部和各家族之间复杂的内斗，又赶上孟（仲）家的家长孟庄子（仲孙速）死了，季家的家长季武子（季孙宿）借机把臧氏家族的家长，“圣人”臧武仲（臧孙纥）赶走了，臧家可能也失去了卿位，似乎是被“子叔”氏家族的家长所取代。从前面孔子父亲救臧纥（即臧武仲）看，孔子的父亲与臧家有一定的渊源，臧武仲被赶走（孔子的父亲也在此前后去世），臧家的势力下降，很可能对孔子的家族产生一定的影响。

孔老夫子后来分别评论过臧家最著名的祖孙两位族长：

关于祖父——臧文仲（臧孙辰），孔子说：“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文二年传》（p 0525）（06020503））。

关于孙子——臧武仲（臧孙纥，即上面提到过的臧纥），孔子说：“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襄二十三年传》（p 1085）（09230802））。

看来，孔老夫子对臧家还是有点不以为然的。但是这二臧又是鲁国著名的能“立言”的人，尤其是臧武仲，聪明机智，博学多闻，是当时公认的“圣人”，对孔子后来的行事应该是有影响的，孔子后来也以博学多闻见称。

孔子八岁时，公元前五四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王馀祭四年），从远方来了吴国的季札，遍访中原的华夏诸国，自然也包括鲁国，还在鲁国考察了周人的先祖留下来的音乐舞蹈。季札这位多年未通音问的远方亲戚突然来访，让当时华夏诸国的人们眼前一亮，他号称是周人先王周太王嫡长子、周文王伯父泰伯的后代，虽然来自蛮夷之地，却文采风流，对诗书礼乐有天生的辨识力，在中原的华夏诸国所交好的又都是一时之彦，还屡次给人提出精当的建议，简直是“君子”的样板。

季札来访应当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左传》中有大量篇幅记载此事，共八条八百多字，与描写城濮之战的篇幅差不多。季札的言行恐怕对后来的孔子有很深的影响。下面是季札对孔子影响的一个例子，比较孔子对古乐的评价与季札对古乐的评价，可见二者的渊源。

孔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第三》）。

季札：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襄二十九年传》（p 1165）（09291303））。

到公元前五四二年（鲁襄公三十一年），鲁襄公死了，在季家主持下，换上来的是很没出息的鲁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襄三十一年传》（p 1185）（09310402）），不理朝政，鲁公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基本上在同时，“三桓”中季家以外的两位家长——孟家的家长孟孝伯（仲孙羯）在此年，叔孙家的家长叔孙穆子（叔孙豹）在四年后——相继去世。季家家长季武子抓住这个机会，“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昭五年传》（p 1261）（10050101）），进一步扩大了季家的势力，此年是公元前五三七年，孔子十五岁。

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第二》）孔子志于学的详细情况已无从查考，只留下了一句：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即郰人，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第三》）。

当时的“学”是以“礼”为中心的，所以一般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孔子的好学精神，而孔老夫子本人还把这“每事问”提高到了“礼”的高度。既好学又充分重视，孔子于是具备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自身条件。

当然，鲁国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由于鲁国的开国之君是一度称王的周公的儿子，所以鲁国可以采用的礼乐仪典比较高级，比较完备，同时鲁国得到的和积累的典籍也比较丰富。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当初季札访问鲁国，专门“请观于周乐”，观看了鲁国乐工展示的各种乐舞，最后他感叹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由此可见，鲁国的乐舞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季札才会叹为观止。乐舞是当时礼制的重要因素，孔老夫子所授的课程之中，也有“乐”这一门，可能其中也包括了舞。“乐”还常常与“礼”并称为“礼乐”，所谓“无礼不乐”（《文七年传》（p 0563）（06070801））是也。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反映出鲁国礼制的完备。

例二：当初在孔子十二岁的时候（公元前五四〇年，鲁昭公二年，晋平公十八年），晋国新执政的韩起来聘，也曾经专门到鲁国的太史那里“观书”，他观看了鲁国的“《易》、《象》与《鲁春秋》”，最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例可见不仅鲁国所藏的典籍包含了周初传下来的文献，而且这些典籍全面地阐释了在周建国之初起了重要作用的“周礼”。

鲁国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为孔子提供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外部条件。

《左传》中记载的后来的一件事，也反映了孔子的学习精神。那是在公元前五二五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已经二十七岁，鲁国属国郯国的国君来朝拜鲁昭公，说起了历史上的官制，说得头头是道，孔子听说了，专门跑去向他学习，还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昭十七年传》（p 1389）（10170302）），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孔子当时已经有了要重振“官学”的志向。

在那时候，孔子大概已经有了博学多闻、尤其是“知礼”的名声，而且他又“多能鄙事”，所以他已经具备了代替“官学”、为要成为“君子”的人们提供以“礼”为中心的全面教育的条件。再加上孔子在“公家”得不到好的职位，又需要养家糊口，他也就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而且在那时候，在上面所说的“三分公室”的大背景下，鲁国的公室所能管辖的人力物力极度匮乏，以致出现了要举行“射礼”而人手不足的现象（《襄二十九年传》：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p 1159）（09291001）），可想而知，鲁国公室主办的教育也衰落了。

而各家的子弟担任各种官职，不经过教育肯定是会出纰漏的。尤其是还有在各个重臣家任职的“陪臣”们，他们的职位越来越重要，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不在公家教育服务的范围内。所以公家教育的衰落以及“公家”大权的旁落也就为孔老夫子提供私人教育服务准备了市场。

到了公元前五一九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三岁，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三年以后，公元前五一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被晋国镇压。王子朝及其同党只好逃往楚国，同时卷走了周王室的典籍（《昭二十六年传》（p 1475）（10260901））。这也是中原华夏诸国文化上的重大损失，周王室再也不能说是文化的中心了，“周礼尽在鲁矣”，各国的向学之人，也只好来鲁国向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来学习。

因此，孔子虽然一心想恢复周的礼制，而且他办的教育也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采用的也是“周礼”体制内的教材，打算培养的也是在原体制内起作用，适应原有体制的人才。但他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加之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也都只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出路，所以他开了这个体制外教育的先河，恐怕客观上不但不能有利于旧礼制的维持，反而更多的是为新制度提供了人才，这些人实际成了原有体制的掘墓人。

孔子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是在《昭七年传》中（（p 1294）（10071201）），昭七年当公元前五三五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七岁，但这里面提到孔子时说的是十七年以后的事。鲁昭公七年（即公元前五三五年）的时候，“三桓”中孟氏家族的族长孟僖子随同鲁昭公出访楚国，本来孟家的历代族长都是干过这个活的，但是由于孟僖子是庶出，没受到相应的教育，不懂得“礼”，所以未能很好的完成辅佐鲁昭公的职责。

回国以后孟僖子就下决心要好好地讲求“礼”，留意懂得“礼”的人才。正好年轻的孔子也在这一段开始了他以“礼”为中心的教育事业，逐渐有了些名声。孟僖子的父亲孟献子手下有一名勇士，后来担任孟献子的戎右，叫做秦堇父，他的儿子秦丕兹就已经是孔子的学生（《襄十年传》（p 0978）（09100205））。所以十七年以后，孟僖子临死之时，就把自己的两位公子托付给了孔丘，要孔丘当他们的老师，教他们“礼”。这已经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五一八年）的时候了，当时孔子三十四岁，小哥俩只有十三岁。

这小哥俩中的一位在孟僖子死后继承了孟家的族长之位以及孟家世袭的在鲁国的卿位，后来称为孟懿(yì)子。孟氏家族虽然在三桓中经常敬陪末座，但毕竟也是联合统治鲁国的三大家族（所谓“三桓”）之一。孔子能当上孟氏家族家长的老师，而且他又不是孟家的家臣，而是“公家”的人，他在鲁国的影响力当然增加了。虽然孔老夫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但是他的教育事业真正起飞应该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孔老夫子开办私家教育以后，由于收入相对比较丰厚，所以也就不再在“公家”任职了。但由于孔老夫子的“教育”是“君子”的教育，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也就是从政的教育，所以孔老夫子一直切望有朝一日能掌握足够的权力，让自己也一展身手。他曾经对弟子感慨：“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第十七》）就反映了他的急切心情。

此后孔子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门下弟子逐渐形成一个人才群体，为他登上鲁国政治的舞台打下了基础，他需要的就只是机会了。

在这一段，《左传》中也没有记录下孔子的行迹。

阳虎在《论语》中被称为阳货，此人和孔子是同时的人，曾经一度执掌鲁国的政权。阳虎这个人和孔子长得很像，也是大高个，有时会被人认错，其中一次孔子被匡人认为是阳虎，结果“子畏于匡”（《论语子罕第九》），被匡人围了起来，差点要了老先生的命，后果很严重。

阳虎很善于打仗，但和孔子不同道，孔老夫子也看不上他，但就是阳虎为孔子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带来了机会。

关于孔子和阳虎（阳货）的关系，《论语阳货第十七》中有一段写得很有意思：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塗。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应该是阳虎实际执掌鲁国政权时发生的事，由此可见，阳虎倒没有忽视孔子和他背后的人才群体，想要招揽孔子和他一起干。

公元前五〇五年（鲁定公五年）是鲁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桓”的两位家长季孙意如（季平子）和叔孙不敢（叔孙成子）先后去世，继位者都比较年轻，另一家的家长，孔子弟子仲孙何忌（即孟懿子）也只有二十六岁，因此原来在季家家长手中的权力落入季家的大管家阳虎手中，他实际接过了统治鲁国的权力，形成了“陪臣（指大夫家的家臣）执国政”的现象。

但阳虎还不满足，三年以后，公元前五〇二年（鲁定公八年），他联合各家中不得志的人，想趁机杀掉执政的三桓这三家的家长，由他们自己中的人取而代之：由季寤当季家的家长，由叔孙辄来继承叔孙不敢，阳虎是孟家子弟，就想杀掉孟懿子，自己取而代之。这样阳虎就可以更名正言顺的执掌鲁国的政权。（《定八年传》（p 1567）（11081001））

幸亏孟家采邑“成”的主管公歛处父事先得到了消息，与孟懿子约定把“成”那里的孟家军队开来，平定了阳虎的叛乱（《定八年传》：（p 1568）（11081002）、（p 1568）（11081003））。季寤逃往国外，叔孙辄则逃入季家的采邑“费”，季家伤了元气，鲁定公的君权得到了部分恢复，孟家的地位提高，三桓以外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很快，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五〇〇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就当上了鲁国的司寇。

司寇这个职位本来是由鲁国另一个重要的家族臧家世袭的，但自从臧家的家长臧昭伯（臧孙赐）跟随鲁昭公流亡在外，恐怕就花落别家了。

三桓以季家为首把持鲁国政权之后，鲁国公室政权的架子还在，但其中各官职的重要性当然下降了，包括卿，也包括司寇。大约在鲁昭公继位之时，鲁国有另一个家族其族长跻身卿位，就是“叔”家（或称“子叔”家，但不是“叔孙”家，其实这两家的“氏”应该都是“叔”），叔家与季家关系比较密切，“舍中军”（《昭五年经》（p 1260）（10050001））以后两家的军队编在一军之中。估计后来司寇的职位也落在了“叔”家头上。

而在公元前五〇〇年（鲁定公十年，齐景公四十八年）时，鲁国和齐国的国君要在夹谷会盟，实际上是要确定鲁国对齐国的从属地位。一般国君出席会盟，都要有卿随从，可是世袭卿位的三桓的家长都不愿出席这个屈辱的会盟，而同在卿位的另一家“叔”家似乎由于自家的问题也出不了能干的人，所以只好给孔子安上司寇的头衔，陪同鲁定公出访。没想到孔子在这次会盟中很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为鲁国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这一年，孔子五十二岁，他担任的司寇这个职位位列司徒、司马、司空之后，是诸侯国中最高一级的官员。而且司徒、司马、司空实际是由三桓世袭的，历代的季孙都是司徒，历代的叔孙都是司马，而历代的孟孙（仲孙）也都担任司空，至于司寇这个职位，原来是属于也曾经在鲁国执政的臧家的。因此，孔老夫子至少在名义上进入了鲁国的统治核心，成了鲁国位列第四的执政大臣，而且前面那三位执政大臣都是小年轻，孔子是这些人里面经验最丰富的，也就比较有影响力。同时，孔子的一个弟子孟懿子是“三桓”之中风头正盛的孟家的族长，另一个弟子子路（仲由）接替了阳虎，在“三桓”之中势力最大的家族季家当大管家。孔子正在迈向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论语先进第十一》有一段提到子路与孔子商量，让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主管季家的主要采邑“费”，就反映了当时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鲁国的强势：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能崭露头角是鲁国的政治偏离正常礼制的结果：孔子属于“外姓”，一般来说不可能真正跻身鲁国的统治核心；孔子又与鲁国原有的“子”姓“部族”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在鲁国根基不深；而且孔家估计是在孔子担任司寇之后才刚刚再度（在孔父-嘉之后）由鲁定公重新“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家族势力单薄；因此孔子不像别的重臣那样自身有强大的家族（“氏”族）做后盾。

一般多认为孔子在当上司寇的同时还跻身鲁国的卿，不过孔子的这个卿其实是有名无实的。按礼制，凡是被国君“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大夫，都“有赋于军”，也就是都要准备以自家子弟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各家卿族更要有相当的私人武力。但从《左传》和《论语》的叙述看来，孔家还没来得及发展出自己的私家军队。而且鲁国自三分公室以来，三家分得了鲁公的军队，三家军队的规模就把其他各家（鲁国的各个“氏”族）甩开了，就算孔老夫子能迅速纠集起一支军队，也完全不足以达到能与三家军队相比的规模。因此，孔子只能依靠他自己都知道靠不住的鲁定公，在各家势力的缝隙中来推行自己的理念。

公元前五〇〇年（齐景公四十八年，鲁定公十年）夏天，孔子陪同鲁定公在夹谷与齐景公会见。当时齐景公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八年的国君，虽然他的岁数未必比鲁定公大很多，但他的资格无疑比鲁定公老得多。一上来，齐景公就给鲁国君臣一个下马威，派了一些莱人士兵冲上前来挥舞兵器做出要劫持鲁定公的动作。

这些莱人属于夷人的一种，被齐人征服后仍然没改变风俗习惯，在当时的华夏诸国人士看来有点野蛮。齐景公是企图以此吓唬鲁国的君臣，达到在会盟中争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而出这个主意的人犁弥应该是个从鲁国跑到齐国去做官的人，他从过去的经验认为“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所以献计给齐景公要考验一下孔子。

不过犁弥看错了孔子，孔子虽然“知礼”而好“文”，却并非“无勇”，非但如此，孔子还事先就做好了准备，带来了士兵随时戒备。这些“莱人”一出现，孔子马上护卫着鲁定公后退，并召唤候命的己方士兵，假称这些“莱人”来闹事绝非齐景公的主意，让己方士兵下重手杀伤这些“莱人”，齐景公见达不到目的，反而可能吃亏，只好把这些“莱人”撤走了（《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

到了举行盟誓的时候，齐人在盟辞里面写上了：“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shèng)从我者，有如此盟！”让鲁方的代表照着念。齐人拟定的盟辞意思是：鲁国人在齐军出征时必须派三百乘兵车随同一起出征。由于鲁国国小力弱，实际无法反抗，只能照着念。但是孔子机智地让手下在念的时候加上了一句：“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意思是我们可以随同你们出征，但是必须先还给我们“汶阳之田”。按当时的观念，在盟誓的现场念出来的话都直接上达天听了，齐人也无可奈何。

“汶阳之田”这块在汶水以北的土地曾经在齐鲁之间几度易手，去年刚被齐国借阳虎之乱从鲁国抢去，但名不正言不顺。鲁国方面这样一说，齐国只好答应归还这块土地（《定十年传》（p 1578）（11100202））。就在本年，这块土地又回到了鲁国（《定十年传》（p 1579）（11100301））。

夹谷之会举行了盟誓以后，齐国方面又提出由齐景公为鲁定公举行享礼，孔子怕夜长梦多，专门找到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利用他不懂“礼”，找借口推掉了这项活动（《定十年传》（p 1578）（11100203））。

孔子的外交办得好，为鲁国争取了利益，还显示了他临危不乱的才干，为孔子在鲁国国内政治上插一手打下了基础。

也在这一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在三桓之一叔孙家的家长叔孙成子（叔孙不敢）去世前，叔孙氏采邑郈的主管公若曾经表态反对叔孙武叔（叔孙州仇）继位。因此，叔孙武叔继位后，对公若很不放心，又没太多办法，只好让人刺杀了公若。公若的下属侯犯于是占据了郈，想要投向齐国。新继位的叔孙武叔拉上孟懿子一起平叛，但第一次围攻没能奏效。这年秋天，借夹谷会的东风，又拉上齐军一起围攻郈，终于依靠里应外合，赶走了侯犯，重新控制了郈（《定十年传》：（p 1580）（11100501）、（p 1580）（11100502））。

自从三分公室以后，鲁国军队的主力都直属于三桓，而这三家军力的主要部分应该都分别集中在他们的三个采邑之内，即季氏的采邑费、叔孙氏的采邑郈以及孟氏的采邑成。因此，一旦有人占据这三处之一作乱，就很难平定。

经过此次的教训，以及不久前季氏采邑费以拥护鲁公、反对三桓的名义叛乱，久攻不克的教训（《昭十二年传》：（p 1335）（10121001）、（p 1335）（10121002）、（p 1336）（10121003）、（p 1338）（10121004），《昭十三年经》（p 1342）（10130001），《昭十三年传》（p 1343）（10130101），《昭十四年传》（p 1364）（10140201）），同是新继位不久的季桓子（季孙斯）和叔孙武叔被孔子和季桓子的大管家同时也是孔子弟子的子路说服，要“堕三都”，就是要平毁这三处的城墙，让这三家的下属不能占据这三个城作乱。至于三桓中的另一家孟家，由于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也不好意思直接反对“堕三都”。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叔孙氏首先平毁了郈的城墙，然后季氏派了子路去平毁费的城墙。当初，季家采邑费的主管公山不狃，以及在叔孙家不得志、可能也在季家的费邑任职的叔孙辄都曾参与阳虎叛乱，阳虎逃走以后，鲁国执政方面还没来得及处置他们。现在子路来平毁费的城墙，这两个人再也坐不住了，就一起带了忠于他们的费人偷袭鲁国都城，想要拼个鱼死网破。

他们进入鲁国都城以后，鲁定公和三桓的家长一起躲进了季氏家，在一起的还有孔子。季氏家中有一个高台，是当年季武子所筑，所以称为“武子之台”。这种台都是有防御功能的，当初鲁昭公攻打季家，季武子就是靠了这个台才坚持下来。

这一次叛军发动进攻，攻入了季家，但也在台下受阻。于是叛军就在台下射箭，企图压制台上的人，有些箭已经飞到了鲁定公身旁。这时，孔子挺身而出，借着叛军对鲁定公的冒犯，下命令反击，让两位大夫到台下去，领兵与叛军正面作战，他们很快就打退了叛军。随后，鲁国都城内的国人也加入了平定叛乱的行动，终于打败了叛军，叛乱的首领逃往齐国，费的城墙终于被平毁了。

题外的话，这次叛乱的首领之一，季家主要采邑“费”的主管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扰）在发动叛乱之前曾经想招揽孔子为己所用，孔子也差点动心，见《论语阳货第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里反映孔子虽然一直在搞教育，但是他还是很有“政治野心”、一直想要有机会把他教给学生的东西付诸实践的，但是他一直没能得到机会。估计这次孔子真是绷不住了，所以有点不择手段，想借助公山不狃的力量压制三桓的势力，恢复鲁公的权威，进而在鲁国恢复“周礼”。孔老先生还是很自负的，他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第十三》）。

平毁了郈与费的城墙之后，季家和叔孙家又准备去平毁孟家的采邑“成”的城墙，听说此事，上次平定阳虎叛乱的主角，成的主管公敛处父就对孟懿子说：“要是平掉‘成’的城墙，齐人就会一下打到国都的北门外。何况‘成’就是孟家的保障，没有‘成’，就没有孟家，你只要假装不知情，我自会阻止他们来毁城。”结果，由于公敛处父不配合，没能顺利平毁“成”的城墙。和平的手段不奏效，只好动武，这年十二月，鲁定公带兵围攻“成”，也没有打下来，“堕三都”只好半途而废。

以上见《定十二年传》：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p 1586）（11120201）。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p 1587）（11120202）。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p 1587）（11120203）。

这次“堕三都”对于孔子来说，是要恢复鲁公的权威，进而全面地推行“周礼”。而对三桓来说，之前他们欺负鲁公，肆无忌惮，后来他们的手下有样学样，也开始欺负他们，几次占据三桓的采邑（三都）作乱。经过这样的教训，三桓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听得进孔子的话了，所以就半心半意的同意推行“堕三都”，主要是想预防手下叛乱。

而且，三桓中的季家和叔孙家之所以支持“堕三都”，固然是因为害怕自己的采邑自己控制不了，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削弱另一家孟家的势力。阳虎叛乱以后，孟家实力增加，尤其是“三都”之中孟家的采邑“成”，其实之前没有发生过叛乱，军力保存完整。“成”的军队既能作为主力平定阳虎的叛乱，也可能威胁到他们，对于这二家来说是骨鲠在喉，估计这才是他们赞成“堕三都”的主要动力。但是他们也从未打算与“成”人打个两败俱伤，所以公敛处父一抵制，他们就收兵了。

至于孟家，当然不会为了师生之情向孔子的理想让步，损失自家的根本利益。所以经过公敛处父一提醒，孟懿子就醒过闷儿来，还是要回过头来维持三桓共治的局面。这样孟家就与三桓之中的另外两家达成了一致，暗中撤回了对“堕三都”的支持。三桓在政治上达成了妥协，鲁定公被打入冷宫（没几年就死了），也就不再有孔子浑水摸鱼的空间了。

正是由于三桓撤销了对“堕三都”的支持，才导致“公围成，弗克”。这也成了孔老先生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三桓看穿了他的“阴谋”，团结一致，他在鲁国就再也没有实际的政治前途了。

不过对于孔子而言，“堕三都”本来就不是尊崇鲁公、恢复“周礼”的合理途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公敛处父所说——要是把这些城墙都平毁了，就会便利外“国”入侵。而当时已经是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小“国”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不考虑这一点就违背了客观规律，不利于鲁国的生存，也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堕三都”难免失败。

而从根本上来说，孔子的行为有其内在的矛盾：首先，孔子作为殷人后代而尊崇周礼，而周礼最讲究“亲亲”，孔家在鲁国偏偏和谁都不“亲”。其次，孔子并非世袭的重臣而要尊崇鲁公，其实与他所不赞成的“家臣而君图”（《昭十二年传》（p 1336）（10121003））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而且即使他能成功，尊崇了鲁公，他自己执掌政权，也既不合于周礼也不合于他自己的主张。再次，严格地说，他自己办教育的行为就是“不臣”的行为，违背了他自己在当时礼制的框架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

“堕三都”失败，原任鲁卿的“子叔”家的家长叔还也已经成长起来，于是孔子和子路都被解职，而且还要求他们离开鲁国，孔子只好带一班弟子流亡卫国，中间还去过陈国（《哀三年传》（p 1622）（12030202））以及其它诸侯国，十几年后才回到鲁国。按惯例，这些诸侯国有的（例如卫国）还任命孔子担任一定的职务，但只是以此给孔子一些俸禄，或者会咨询他的意见，但不会让他实际插手本国政治。孔子从此告别了实际政治，只好托诸空言了。

孔子的流亡生涯艰苦备尝，由于他得“氏”没几年就被迫流亡国外，没有家族的势力，只好由他的弟子而非他自己的子弟作他的侍从，“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为政第二》）。但是他还是“弦歌不辍”，坚持继续对弟子的教育，培养他们的能力，在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在卫国和其它诸侯国任职。他还在卫国与那里的贤人孔文子、蘧(qú)伯玉交往。不过他既然离开了政治舞台，《左传》中就少有关于他的记载了。

下面是《论语》中三段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记载，《论语学而第一》：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公冶长第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门下人才济济，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堕三都”事件十几年之后，季家重新巩固了其执政地位。鲁定公已死，继位的是年幼的鲁哀公。季家的家长季桓子也死了，继位的是季康子。季康子得位不正，更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需求，于是找来了孔子弟子冉求（有子），让他作季家的大管家（按《论语》中的说法，冉求之前，季家还曾征召了冉有的同族，也是孔子弟子的冉雍（仲弓）做大管家，《论语子路第十三》：仲弓（冉雍）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冉求在对抗齐国入侵的“郊”之战中立下头功，还受到孔子的表扬（《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5））。

既然任用了孔子的弟子作大管家，而且又任用了不少孔门弟子在鲁国任职，这些孔门弟子还都表现得很不错，例如子贡、樊迟、有若，都已经崭露头角，因此季康子（季孙肥）也就派人去召孔子回国。正好孔子和卫国君臣闹了点矛盾，就放话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借机回国了。这一年是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回国以后就成了年轻的鲁哀公的老师，还成为鲁国的国老（国老一般指退休了的重臣，也就是说季康子给孔子平反后直接让他退休了），有重大事件时会咨询他的意见，《左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事务的决定征求孔子意见的实例。

那是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准备把军赋制度从原来的“丘赋”改为“以田赋”，就派自己的大管家、也是孔子弟子的冉求去正式征求刚回国不久的孔子的意见，但是在行礼如仪之后，孔子就只说了一句：“丘不识也。”意思是我不知道，冉求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再作声，冉求难免有了怨言：“您是国老，这件事等着您认可，为什么您不说话呢？”孔子还是不说话。

等正式的会见完毕，到了私下的场合，孔子终于对冉求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君子要施政，都是按照‘礼’来的：在赏赐下属的时候，要宽厚一点；在动用民力的时候，要适中；在收取赋税的时候，要尽量不太严苛。要能这样，原来的法子也够用了。如果不按照‘礼’来，还贪冒无厌，那么尽管以田赋了，也还会不够用。而且季孙大人要想实行你们的法子，尽可以去援引周公之典，要是只想搞些权宜之计，又何必到处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孔子说的话很重，但季康子还是没听他的意见。

这一段见于《哀十一年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p 1667）（12110701）。

上面这种在正式场合不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一定要在私下里才开口是当时常见的方式，在《左传》中出现过好几次，可能是为了在正式场合说话的分量与在私下说的话是不一样的吧。而且在私下里可以充分沟通，《左传》中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在私下里给了一个复杂的答案。

其实本来季康子以为他开恩平反了孔子，孔子必然会感恩戴德，支持他的施政，结果孔子不识好歹，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季康子只好把孔子打入冷宫，不再就政治方面的事务咨询孔子的意见了。

下一年，《左传》中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自然灾异咨询孔子意见的事例，当时到了十二月份，按说是冬天了，可是还在闹蝗虫，当时《春秋经》中的记载是：“冬十有二月，螽。”（《哀十二年经》（p 1669）（12120006））于是季康子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天气异常，而是历法编制的不对，现在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大火”这颗星（心宿二），只有在傍晚看不到这颗星以后，才到了各种虫子蛰伏的季节。所以按说现在不应该是十二月，是负责编制历法的官员漏排了闰月，所以历法上的季节就偏早了。

这一段见于《哀十二年传》：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p 1673）（12120501）。

我觉得这正是后来执政者季康子咨询孔子的常态，即主要咨询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发挥孔子博学多闻的特长，他不再想让孔子染指政治问题。

到了公元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组织狩猎，叔孙家的人打到了一头奇怪的动物，大家都不认得，认为是不祥之物，准备赐给负责打猎的官员。请来孔子一看，说是“麟也”，这才知道是鹿的一种，于是叔孙自己带回家去（《哀十四年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p 1682）（12140101））。

麟这种动物在当时的鲁国虽然稀见，但确实是存在于当时中原地区的，《诗经周南》中就有《麟之趾》一诗：“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反映了麟是当时现实存在的动物。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这关于麟的知识说不定就是孔老夫子自己在学诗时获得的。

后人说“绝笔于获麟”，把这件事说成是孔子停止写作《春秋》的标志，但从《左传》中的叙述看，这里只是记载了一个奇异的事件，并表现了孔子的博学多闻而已。

而且在此后，孔子也没有放弃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就在同一年，公元前四八一年（齐简公四年，鲁哀公十四年），夏天，获麟没过几个月，听说齐国的陈恒（陈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专门斋戒了三天，然后郑重其事的朝见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恒，鲁哀公无法答应他，也无法拒绝他这位老师，只好任由孔子连着请求了三次。最后鲁哀公问孔子：“鲁国一直比齐国弱，您却要让鲁国向齐国进攻，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孔子回答说：“陈恒弑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国的老百姓有一半都不赞成他，以我们鲁国的力量加上齐国一半的老百姓，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鲁哀公没办法，只好说：“子告季孙。”把这事推给了季康子。

孔子其实也没指望鲁哀公能做什么，他明白鲁哀公不过是傀儡而已，他不过是借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试图造成舆论压力，防止鲁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他从鲁哀公的朝廷上退下来以后对人说：“我也算是鲁国的大夫，职责所在，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一段见于《哀十四年传》：甲午，齐-陈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齐之繁体，用为齋，今简化为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恆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p 1689）（12140501）。

《论语》中也说到此事，与《左传》中的叙述稍有不同，在《宪问第十四》：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到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已经七十二岁了，垂垂老矣，可能是因此才有绝笔的传说。上一年，孔子权势最大的弟子孟懿子去世了，本年，老先生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心爱的弟子子路死在了卫国的内乱中。孔子能预料到子路的死，却无法挽救他，想来一定十分心痛（《哀十五年传》：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p 1695）（12150503））。

没几个月，孔子自己也去了。在《礼记檀弓上》中的记载如下：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赐）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之死，鲁哀公亲致悼词：“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哀十六年传》（p 1698）（12160301））根据后人的研究，他的悼词中多处化用了《诗》中的句子（《哀十六年传注》：梁履绳《补释》引《路史发挥》五云：“不吊昊天，《节南山》也；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闵予小子》也。哀公顾亦集《诗》而诔之乎！”（p 1698）（12160301）），虽然子贡认为这篇悼词中有失“礼”的地方，但也算是展示了孔老先生的教育成果。

孔老夫子死了，现存《春秋经》也中断了，其最后一句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经》（p 1697）（12160003）），这当然不会是孔老夫子自己写的，但也算是把《春秋经》与相关的《左传》最后定格在这样一位伟人的遗容上了吧。

在《左传》中有几十处主要以“仲尼曰”引领的孔子的言论，评价了各种人物和事件。这是《左传》作为教材的一种手法，类似的更多是由“君子曰”引领的“君子”的言论，这都是《左传》作者赞同的观点，以君子、孔子、或其他名人之口出之，会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有几处《左传》中君子或其他名人的言论在别的典籍中或被认为是孔子所说，可见这些言论到底是谁所说有时其实并不重要。

上述《左传》中提到的孔子的言论可分为几类，一是对人物的评价，二是对事件的评价，三是一些预言，这些预言有些未能完全实现，四是还有一些当时的对话。这些言论都是就事论事，没有系统的阐述，这也是孔子的风格吧。

《左传》中的这些孔子的言论可以与孔子言论集《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进行比较，《论语》中很多的篇幅是讲学习与个人修养的，与《左传》关系不大，但《论语》中有些段落阐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则与《左传》中孔子言论的观点大体一致，例如：

前面提到过，孔子的一段话就同时出现在《左传》和《论语》之中，在《左传》中的版本是：“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在《论语》中的版本则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上面刚刚提到，《左传》中有孔子对代表季氏前来的弟子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在《论语》中也有：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左传》中还有孔老夫子的话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wú)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nüè)，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ěr)，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qiú)，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qiú)’，和之至也。”（《昭二十年传》（p 1421）（10200903）），《论语》中就也有孔老夫子的话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

当然，《左传》与《论语》的观点本来就应该差不多。《左传》中观念的核心是“礼”，关于“礼”，孔子最喜欢的一句古话是“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既见于《左传》也见于《论语》，分别在《昭十二年传》（p 1341）（10121102）和《颜渊第十二》中。这里的复（復）并非恢复之复，《汉语大字典》“復”字条有：“实践；履行。《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復也。’”所以孔老夫子主张的是：要战胜自我，按照周礼的行为规范行事。

在《左传》中提及了十多位孔门弟子，但提得最多的就四位，除了孟懿子，另三位是子路、冉求和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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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子贡（子贡是字，又作子赣，名赐）能言善辩，富有远见，在《左传》中有九处记下了他的言论：

公元前四九五年（鲁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在场，他通过观察，预见到了鲁定公将不久于人世（《定十五年传》（p 1600）（11150101））。

公元前四八八年（鲁哀公七年），吴国的太宰伯嚭要求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前去吴国朝见，季康子让子贡替自己答话，子贡的答话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拒绝了伯嚭的无理要求，还让他说不出什么来（《哀七年传》（p 1641）（12070302））。

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战前，吴王夫差看见了鲁国的叔孙武子（名州仇），于是赐给他甲和剑铍，并告诉他：“奉尔君事，敬无废命！”但是一般主上不会赐给臣下剑一类的兵器，赐予时往往是让臣下自杀谢罪，好比伍子胥，所以叔孙武子愣住了，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正好子贡就在旁边，立即快步上前，替叔孙武子拜谢道：“州仇奉甲从君。”“州仇”是替叔孙武子自称名。子贡的回答忽略剑铍，只提甲，回答得中规中矩，机智的避免了礼仪上的尴尬，为叔孙武子解了围（《哀十一年传》（p 1663）（12110303））。

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鲁哀公前往吴国的橐皋去见吴王夫差，会见期间，吴王让太宰伯嚭来见鲁哀公，要求与鲁国重申吴、鲁两国五年前的盟约，但五年前订立那个盟约时吴国要求鲁国贡献了牛、猪、羊各一百头（百牢），大大超过了一般的礼节，对鲁国是耻辱，所以鲁国人不愿意重申这个盟约，他们又派出了子贡。子贡给伯嚭设了个逻辑陷阱，说服了伯嚭不再提重申盟约这件事（《哀十二年传》（p 1671）（12120301））。

还是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秋天，吴、鲁、卫、宋四国国君在“郧”这个地方会见，鲁、卫、宋三小国私下订立盟约，却推辞了与吴国订立盟约。吴国人心里不痛快，迁怒于卫国国君，包围了卫国国君的驻地，准备扣押他，这时鲁国负责外交的大夫子服景伯就请子贡排解此事。子贡又去见了伯嚭，他在闲谈之中晓以利害，把伯嚭说高兴了，吴人于是解除了对卫国国君的包围（《哀十二年传》（p 1672）（12120402））。

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冬天，鲁国与齐国讲和，子贡作为子服景伯的副手跟随子服景伯前往齐国，见到了原来孟家采邑“成”的主管公孙成，公孙成因为与孟家新即位的族长闹意见，带着“成”邑投向了齐国，子贡以宗族的大义说动了公孙成，让他认识到带着“成”邑投向齐国是不妥的（《哀十五年传》（p 1693）（12150401））。

随后，齐国执政的陈成子（陈恒）接见子服景伯和子贡，陈成子表示要像对待卫国国君一样对待鲁国国君，其实是要求鲁国国君像卫国国君一样奉事齐国，子服景伯让子贡答对，子贡马上借机提出，齐国曾经补偿卫国土地，要求齐国对鲁国一视同仁，归还“成”邑。由于子贡先前已经做通了公孙成的工作，所以鲁国顺利的收回了“成”邑（《哀十五年传》（p 1693）（12150402））。

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了，鲁哀公亲致悼词，子贡抓住了鲁哀公致悼词的几个细节，根据孔子的理论，预言了鲁哀公后来的命运，可谓是见微而知著（《哀十六年传》（p 1698）（12160302））。

公元前四六九年（卫悼公元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再次被赶下君位流亡于外的卫出公派人到子贡那里，先送上一张弓，然后询问出身于卫国的子贡：“吾其入乎？”意思是我还能复辟吗？子贡回答说：“臣不识也。”这是说臣下不知道。

然后子贡私下里对来人说：我们卫国过去有几位先君被迫流亡国外以后又能重新复辟，都因为他们在国内国外都有人帮着他们，现在主上（卫出公）再次流亡在外，可内外都没有人向着他，《诗》里说了：“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就是说只要有了人，到哪儿都吃得开，回国不回国都不是问题（《哀二十六年传》（p 1731）（12260301））。

子贡实际上是婉转的拒绝了卫出公求助的请求，而且这里子贡回答来人的方式与上面十五年前孔老夫子回答冉求的方式极为相似。

子贡用语言为鲁国立下了功劳，但不知为何他还是离开了鲁国。到公元前四六八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吴国已经为越国所灭，越国成了鲁国南面的强权，要求鲁国前往平阳会盟，鲁哀公率领三桓的家长一齐前往，这天，三位家长谈到了子贡，季家的家长季康子感叹说：“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是说子贡若在，我不会受此屈辱。孟家的家长孟武伯马上接口说：“然。何不召？”是说既如此，为什么不召他回来。季康子回答说：“固将召之。”是说我正打算把他召回来呢。叔孙家的家长叔孙文子紧跟着说：“他日请念。”是说到时候别忘了（《哀二十七年传》（p 1733）（12270102））。

能使人长久不忘，子贡可谓是能立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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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冉求（冉是“氏”，“求”是名，字子有，或称为有子）在《左传》中出场时正当齐国来讨伐鲁国，他当时正在担任季氏家的大管家，于是季氏家的家长、也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康子就来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出主意，要怎样对付齐国的进犯。

冉求先提出让三桓的家长一人留守，其他两人跟随鲁哀公到边境上去抵抗齐军，季康子告诉他做不到；他就再提出在近郊抵御齐军，季康子就去和三桓中的另外两家商量，结果那两家都不肯出兵；冉求只好建议说，可以不用鲁哀公出马，只由三桓家长中的一位领兵出城抵抗，并且说：要是再不肯出兵，那就不是鲁国人了；他还对季康子分析说，鲁国都城内的各家的兵车多于齐人来讨伐的兵车，单单季家的兵车，已足以抵挡齐军，何况那两家不愿出兵也有其道理，现在鲁国是季家执政，如果季家执政的时候，不敢与来进攻的齐军作战，首先是季家的耻辱。

冉求说服了季康子，季康子就带着他上朝去商议，他把冉求留在朝廷之外，自己去和三桓的另两位家长讨价还价，结果那两位反而到朝廷外面来咨询冉求，叔孙武叔（即州仇）隔着一条河沟问冉求怎样应付战事，冉求回答说：“我不过是小人，只能顾自己眼前的事，深谋远虑是你们君子的事。”冉求的学长孟懿子也来问他，冉求只好说：“我们这些小人只能看手里有什么条件才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意思是说要看你们下什么样的决心。知道冉求是说他们不敢出兵，叔孙武叔不好意思了，所以回家去召集部队。

这样，经过冉求做工作，三家终于勉强同意出兵作战。但是作战时，三家的家长都没出动。季家派冉求率自家的七千甲士组成左师，孟家家长孟懿子（时年四十五岁）派他的继承人——后来的孟武伯——率领各家军队组成了右师，冉求还任用自己的学弟，年轻的樊迟作为自己指挥车的戎右（《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在这次“郊”之战中，鲁国的左师获胜，右师溃败，齐军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好撤回去。鲁军右师的溃败是因为右师本来就是临时组合而成，而且大家都不想打这一仗，只想明哲保身，其统帅自身没有战斗意志，又没什么威信，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至于左师，本来就大都出自季氏一家，号令统一，冉求又有樊迟作参谋，在下命令时有技巧的避免了由于个别人胆怯而全军不能统一步调（《哀十一年传》（p 1659）（12110102）），再加上他想出了全军用矛的战术，齐军猝不及防，被鲁军的左师突破了战线，全军溃散，只好撤退。孔子也高兴的表扬了冉求：“义也。”（《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4）、（p 1660）（12110105））。

冉求立了大功，孔子也跟着沾光，流亡多年之后，终于被召回鲁国。虽然后来冉求与孔子意见不合，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以田赋”之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但谁对谁错还很难说。

其实冉求也是很会说话的，公元前四七二年（齐平公九年宋景公四十五年，鲁哀公二十三年），宋国在位的景公的母亲景曹去世，此人又是季家上任家长季桓子的亲外祖母，所以季家的现任家长，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就派大管家冉求去吊丧，冉求言辞得体，并且作为季家的代表参加到了送葬的队伍之中，为季家加了分。《左传》作者还把冉求当时的一段言辞记录了下来，供后人学习（《哀二十三年传》（p 1720）（12230101））。

无论如何，冉求的能干是无可置疑的，他可说是能立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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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子路（子路是字，名由，常称为仲由，“仲”可能是“氏”，又称季子、季路）其实可能比冉求还能干，早在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一年），子路已经当上了季氏家的大管家，并投入了孔子推行的“堕三都”的行动之中（《定十二年传》：（p 1586）（11120201）、（p 1587）（11120202）、（p 1587）（11120203））。行动失败，子路又和孔子一起流亡在外，忠心耿耿，信义著于天下，《论语颜渊第十二》就提到：“子路无宿诺。”

到后来子路跟随孔子回到鲁国，有一位小邾国的臣子想要投奔鲁国，还带来了一座城池，他不要求与鲁国的大臣盟誓，只要求子路给他一个承诺，但是子路坚持不同意。鲁国执政的季康子派子路的同学冉求去问子路：“千乘(shèng)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季康子的意思是鲁国这个千乘之国的盟誓那人都不相信，只相信你子路的一句话，你答应了不是你的荣耀吗？子路回答说：“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子路是说：鲁国如果要和小邾国打仗，我会不问缘由就去参战，哪怕战死也在所不惜。但这个人不愿尽臣子的义务，我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就是肯定了他的行为，我做不到（《哀十四年传》（p 1682）（12140201））。

子路这样坚持原则，自然就得罪了季康子，没几天就被排挤到卫国，当了卫国执政大臣孔悝家采邑的大管家。尽管如此，他还是记挂着鲁国，当时在齐国执政的陈家有一位陈瓘路过卫国时，他还不忘为鲁国说好话（《哀十五年传》（p 1692）（12150301））。

不久以后，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卫国长期流亡在外的前太子蒯聩勾结他姐姐偷偷回到卫国，劫持执政大臣孔悝（此孔非孔子之孔，且二孔不同“姓”），要赶走蒯聩自己的儿子——当时的卫国国君卫出公。孔家的老臣栾宁对孔悝的行为不以为然，马上派人告诉了在外地的子路，然后奉着卫出公逃往鲁国（《哀十五年传》（p 1694）（12150502））。

子路听说此事，马上赶来，想要救出被劫持的孔悝，将要入城时，在城门口遇见了往外逃的同门师弟子羔（高柴），子羔对他说：“门已闭矣。”是告诉他孔家的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吾姑至焉。”子路是说我还得去看看。子羔说：“弗及，不践其难！”意思是告诉子路既然没赶上，就别把自己陷进去了。子路说：“食焉，不辟其难。”是说我既然吃了人家的俸禄，有危难的时候就不能逃避（《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然后子羔逃出城门，子路进城冲到了孔家门前，守门的叫公孙敢，认得子路，这位公孙关上了大门，还劝子路别进去，结果子路对他说：“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子路所说的大意为：原来是你这位公孙，在孔家得了利，有灾难时却不肯出力，我‘由’却不然，得了利，出事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办法来救援。趁着有使者要进门，子路也挤了进去，公孙敢也不好意思拦他（《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最后子路冲到了孔家的高台下面，大声喊道：“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接着又大声说：“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子路的前一句话是说太子蒯聩劫持了孔悝也没有意义，就算杀了孔悝，也会有别人继承他。后一句是说蒯聩是胆小鬼，要是放火烧台，烧到一半他就会把孔悝放出来了。蒯聩急了，派了好几个人下台来对付子路，用戈勾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已经知道众寡不敌，所以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他把自己的帽带系好，然后就被对方杀死了，这就是所谓“结缨而死”（《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子路光明磊落，无愧是能立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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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有此三立，可以不朽了。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人会吴于钟离。（《成十五年经》（p 0872）（08150012））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p 0876）（08150601）《成十五年传》）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襄三年传》（p 0928）（09030502））

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襄五年经》（p 0941）（09050004））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襄五年传》（p 0943）（09050501））

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襄十年经》（p 0973）（09100001））

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襄十年传》（p 0974）（09100101））

秋九月，吴子-乘卒。（《襄十二年经》（p 0995）（09120004））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襄十二年传》（p 0996）（09120301））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chéng)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襄十三年传》（p 1002）（09130501））

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mǐ)有定。”（《襄十三年传》（p 1002）（09130502））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襄十四年经》（p 1004）（09140001））

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1））

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2））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shǔ)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tiǎn)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洩，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juān)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nì)。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shù)焉，于是乎有殽(xiáo崤)之师。晋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jiǎo)之，诸戎掎(jǐ)之，与晋踣(bó)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tì)？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mèng)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

于是子叔齊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襄十四年传》（p 1007）（09140104））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襄十四年传》（p 1007）（09140201））

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襄十四年经》（p 1005）（09140006））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人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穀。（《襄十四年传》（p 1018）（09140701））

阍弑吴子-馀祭。（《襄二十九年经》（p 1153）（09290004））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襄二十九年传》（p 1157）（09290601））

吴子使札来聘。（《襄二十九年经》（p 1153）（09290008））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襄二十九年传》（p 1161）（09291301））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shào)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bèi)、《鄘》(yōng)、《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bīn)，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fēng)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kuài)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nì)，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jù)，曲而不屈，迩(ěr)而不偪(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dǐ)，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传》（p 1161）（09291302））

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襄二十九年传》（p 1165）（09291303））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襄二十九年传》（p 1166）（09291304））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襄二十九年传》（p 1166）（09291305））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襄二十九年传》（p 1166）（09291306））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襄二十九年传》（p 1166）（09291307））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襄二十九年传》（p 1167）（09291308））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哀十年传》（p 1656）（121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