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叁】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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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话

《10、横行青海夜带刀——开天盛世最后的名将》（中）

前面我们说过，由于对攻打石堡城态度消极，王忠嗣招致了玄宗的不满，等待多时的李林甫宰相趁机指使党羽告状，说手握重兵的王忠嗣与太子交好意图不轨，李隆基盛怒之下，他这位曾经的养子终于在劫难逃，被逮捕到长安治罪。

与此同时，王忠嗣的副手哥舒翰也接到了皇帝要他进京述职的圣旨，由于王节度在军中威望极高，部将们纷纷自发地捐献“金帛”，请哥舒翰带到京城上下打点，希望能救王忠嗣一命。但哥舒翰却一概拒绝，只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就上路了，他临行前对大家道：“如果皇帝能听我的话，又何必浪费钱财？如果皇帝听不进我的话，这身行头也就够了。”

就这样，突厥老将轻装简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师，想当年他离开时，只是个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的浪荡公子，而如今再来时，已是位威名远播的边陲勇将。朝堂之上，哥舒翰受到了玄宗的亲切接见，也许是早年良好的教育让他谈吐不凡，使他与那些大老粗将军们高下立判，皇帝“异之”也就是大出意料，高兴之下，当场加封他为从三品的鸿胪卿，同时将他担任的陇右节度副使改为陇右节度副大使——节度使只是常见官衔，而节度大使则为亲王或宰相“遥领”即挂名，实际职权由副大使行使，也就是说哥舒翰被提升了。

谢恩之后，哥舒翰话锋一转，开始竭尽全力为自己的老上级辩白，“极言忠嗣之枉”。对王成见已深的玄宗开始还在礼貌地听着，但越听越不高兴，最后拂袖而起，气冲冲地抬脚就往内宫里走。但令皇帝没想到的是，哥舒翰竟然胆大包天，毫不犹豫地跟了进来，拦住他就开始磕头，边磕边哭诉王忠嗣的冤情，说甘愿用自己的官职换下王的一条性命，最后头破血流泣不成声，血水与泪水混在一起，染得满脸都是红色。

李隆基虽然越老越糊涂，但毕竟不是始终如一的昏君，哥舒翰的伏地哭诉，很可能让他回想起当时还叫王训的王忠嗣，第一次与自己见面的情景——年仅九岁的王训刚刚失去了父亲，也是这样伏在地上向自己哀声哭泣，而年富力强的皇帝则拍着这个孩子的背，亲切地安慰道：这是霍去病留下的孤儿啊，我一定把你抚养长大，还要让你成为你父亲般的英雄！

“父战死（按：其父王海宾在不久前的洮河之役中英勇战死），忠嗣时年九岁，入见帝，伏地号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

此情此景仿佛历历在目，老皇帝心肠渐渐软了下来，最后长叹一声，既然这样，那就饶他一命吧！王忠嗣因而在屠刀下逃生，只被贬为汉阳刺史，而哥舒翰为其舍官请命的义举，更从此传遍天下。

一年后的天宝七载即公元748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今天的青海湖北部设置了一个叫神威军的行政区划，治所在今海晏县甘子河乡一带。不过没过多久，这个新军就被吐蕃给攻陷了，哥舒翰于是换了个地方，下令在青海湖心偏南的龙驹岛上构建城池，这里就是今天著名的旅游胜地海心山，俗称湖心岛，它距离青海湖南岸三十多公里，面积不大，按照今天的测量结果，东西长2.3公里，南北宽0.8公里。

据说这里经常出现白龙，冬天时青海湖水结冰，当地人便跨冰渡海把母马放到岛上，等到第二年春天，这些母马大多怀孕，生下的小马驹“必多骏异”，这便是著名的青海骢，号称能日行千里，此事在《隋书》等正史中多有记载。人们认为这些小马都是龙种，称之为“龙驹”，该岛也因而得名龙驹岛。唐军在岛上修筑的这座城池，便被命名为应龙城，该城遗址至今尚存，不过都已经是残砖碎瓦了。

《新唐书》写道：“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但其实前面说过，这个小岛的面积极其逼仄，一共也就两平方公里左右，根本没多少地方来搞“畜牧”。哥舒翰之所以在此驻军，主要是为了防范吐蕃利用青海湖结冰期穿越湖面，向唐军控制区发动进攻。而应龙城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它阻断了敌军冬天穿湖北上的道路，史载“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宝八载即公元749年，一直让皇帝念念不忘的石堡城再次成为唐军的目标，玄宗此次势在必得，他专门从各地调集了众多人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唐军的总司令，正是以勇武忠义著称于世的哥舒翰节度使。

关于唐朝这次出动的兵力，新旧《唐书》都说是十万，他们主要来自朔方和河东两大军区，而《资治通鉴》的记载要更详细一些：“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

也就是说唐军既包括哥舒翰的陇右本部，又有临近的河西军区部队，以及突厥酋长阿布思（他是九姓铁勒同罗部落首领，被唐朝封为奉信王，赐名李献忠）的人马，最后加上临时过来增援的朔方、河东两军区部队，总数共六万三千人。

石堡城这个地方，在本文中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不过关于此地具体在哪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今天甘肃省卓尼县西四十里洮河南岸的羊巴城，主要理由是当地发现了一块唐代的“八棱碑”，碑文中有“题石堡城”字样以及疑似石堡之战的记载；一说位于今天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莫多吉村，青藏公路也就是109国道穿那里而过，该地保存着唐代的古城遗迹。今天，人们根据唐朝史料以及地理志等的相关记载，从“里距相符、地势相当、地理位置重要性”以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基本上已经确定石堡城位于后者。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二十年间，围绕着这座军事堡垒，唐蕃两军展开了多场惨烈的争夺战。开元十七年即公元729年，信安王李禕突袭石堡并大获全胜，唐朝第一次占据了这里，并将其改名为振武军；可没过多久，石堡城又被吐蕃赞普亲率四十万大军夺回，吐蕃人深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因此再次占据后立即开始巩固工事，准备血战到底；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率领的唐军在石堡城下大败亏输，皇甫被免职后丧命；天宝六年（公元756年），董延光率领的唐军再次在石堡城下惨败，对这场战争态度消极的王忠嗣被皇帝降罪，险些丢掉性命；现在到了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唐军再一次杀到了石堡城下，只不过主帅换成了哥舒翰……

可问题是，这座堡垒真地有多么重要吗？

前面说过，唐代石堡城位于今天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莫多吉村，那里的地势十分险要，城堡遗址坐落在一座褐红色的悬崖峭壁上面，它背靠一座名叫华石山的巍峨大山，该山最高海拔4289米，长约十二公里，是今天青海湟中县与湟源县的分界。城堡的前面，是一条名为药水河的大河，该河又名羌水，是湟水的支流，水流极不稳定，即使到现代也经常爆发山洪。

从考古遗迹来看，唐代石堡城其实分为两部分，当地人称大小方台。大方台为三角形城堡，面积可容纳上千人，它沿着三面险峻的断崖修建，断崖间歇处的城墙为坚固的长条形巨石砌成，或者说，这座城堡严格来讲并不是一座城池，它是由三面悬崖和一面城墙围成。

离大方台不远有一座小方台城堡，二者夹着一条山间小路，后人认为，当时唐朝人要经这里前往吐蕃，就必须通过大、小方台之间的那条小路，因此居高临下的石堡城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唐军如果想攻打石堡，也只能走大小方台间那条小路，正如《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那样，“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唐军必须同时承受两边雨点般落下的滚木檑石，肯定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这么说来，石堡城确实相当重要，唐军如果不攻克它，就没法打通杀向吐蕃本土的道路。不过这种说法却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石堡城控制的那条通道，是唐朝或起码是唐朝在青海的大本营鄯州（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前往吐蕃的唯一或最便捷的途径，可事实上，这个前提并不成立。

著名考古学者李智信先生，曾亲身考察了青海尚存的多处古城遗址，最后完成了《青海古城考辨》一书。根据多年的考古发现，李智信认为，在当时来说，青海湖与鄯州之间有三条路，一条从青海湖北岸沿湟水南下至鄯州，一条从青海湖南岸翻越赤岭也就是今天的日月山，顺着药水河西行至鄯州，另一条是过赤岭后，沿着今天的拉脊山南麓而下。石堡城仅扼守在药水河之路上，不能完全制止唐军西进或者吐蕃东来，或者说，石堡城所控制的，并不是唐蕃之间的唯一要道，唐军完全可以通过另两条路进攻吐蕃。

年青时便在河西战区摸爬滚打，很可能亲身经历过信安王李禕奇袭石堡之役的王忠嗣，应该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也许在他看来，石堡城与其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军事价值，不如说它代表着玄宗皇帝挥之不去的执着怨念——李隆基就像着了魔障一样，一根筋非要拿下这座让自己多次丢脸的堡垒不可，与皇帝的脸面相比，士兵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身为一个纯粹的军人，王忠嗣对此肯定无法苟同，以成千上万士兵的鲜血，去换取一座价值不大的城堡，从而给皇帝的脸面增光，这在军事上无疑得不偿失。也正因为如此，他明确反对玄宗攻打石堡城的要求，并因此差点儿丢掉了性命。

身为王忠嗣最欣赏的部下之一，哥舒翰肯定也了解以上情况。也许是知道皇帝正在兴头上，自己说也白说，也许是明白与王忠嗣相比，自己更毫无资本与皇帝抗争，更也许他确实心存着一战功成，进而升官发财的梦想，总之哥舒翰没有像老上司那样争辩，而是默默服从了命令。

相比数量众多的唐军（最低六万三千，最高十万），石堡城的吐蕃守军却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几种史料都指出，他们只有区区几百人，比如《资治通鉴》写道：“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虽然人数出于绝对劣势，但吐蕃人的防御搞得十分到位，他们“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关于战斗的过程，《旧唐书》写道：“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似乎唐军并没有费太多力气就拿下了石堡。不过《新唐书》却提供了不同的说法：“数日未克，翰怒，捽其将高秀岩、张守瑜，将斩之。秀岩请三日期，如期而下。”

唐将高秀岩（此人后来成为安史叛军的一员）、张守瑜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硬着头皮立下军令状，组织敢死队冲锋，最后终于在期限到来前，拼死攻下了石堡，其过程肯定不会太轻松。《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类似：“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很显然，为了拿下这座堡垒，哥舒翰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尽管终于取胜，但此战的损失，正如王忠嗣所预言的，“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最后，统计出来的伤亡极为惨重，《旧唐书》说“死者大半”，《新唐书》说“死亡略尽”，而《资治通鉴》则写道：“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唐军无论是十万人还是六万三千人，其中的大多数，肯定都长眠在了这座险要的军事堡垒下，几乎全军尽墨。

他们取得的战果，除了石堡城本身外，还“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也就是包括指挥官铁刃悉诺罗在内，几百名吐蕃守军无论被杀还是被俘，应该也像他们的对手那样全军覆没了——“获”并不一定指“擒获”也就是活捉，还可能指“猎获”也就是杀死。

对于石堡之战的得失以及对哥舒翰的评价，各方历来说法不一，即使在当时的文艺界，也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样以军功起家的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等多力挺哥舒翰，歌颂他为大唐边疆创造了和平，尽管手段有些血腥残忍，“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

唐朝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则处于哥舒翰的反方。比如杜甫写道“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认为正是因为热衷于边疆战争的哥舒翰等人的存在，使得唐蕃再也无法达成和平。后人通常认为，杜甫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也很可能与惨烈的石堡有关或部分有关：“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李白的诗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也许更为后人所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直接把哥舒翰定义成为了个人荣华富贵，不惜牺牲己方和对方成千上万士兵生命的屠夫。所谓“紫袍”，是唐朝高级官员的朝服，按照大唐官服制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有资格穿紫袍的官员，通常都是宰相级别。

而西北民间的舆论似乎更偏向前者，比如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也有人根据《太平广记》等不同记载认为，该诗的后半段其实是经过改动的，原文本来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濠”，字里行间发散出浓浓的血腥味。

不过显然就像李白所说，石堡的惨胜对哥舒将军的个人仕途确实大有裨益，玄宗多年纠缠的心结终于消失，皇帝自然欣喜若狂，给予哥舒翰大量赏赐的同时，还加封他为“特进”——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加官，在散官中仅次于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已经有足够的资格穿上紫袍。

石堡的获得还极大拉近了玄宗与哥舒翰的关系，据说皇帝甚至派人把壮阳秘药赐予他，好让这位突厥老将老当益壮——唐代的一本笔记小说写道：“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许在李隆基看来，东有安禄山西有哥舒翰，自己的天下可谓高枕无忧，但令皇帝没想到的是，他这两位爱将的私人关系，却是势同水火……

【待续】

通宝推：可爱的中国,foureyes,光年,晴空一鹤,

复《10、横行青海夜带刀——开天盛世最后的名将》（中）

家园

从哥舒翰为王忠嗣求情看，哥舒翰自然看不上跳梁小丑安禄山。

复【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叁】

家园

《横行青海夜带刀——开天盛世最后的名将》（下）

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对付，大概有这么几个由头。

第一个原因，前面我们说过，哥舒翰的恩主王忠嗣一向对安禄山十分警惕，他“数上言禄山且乱”，多次对皇帝说安禄山要谋反。正所谓爱屋及乌，王忠嗣对人的评价，不可能不对哥舒翰产生影响，在这位突厥将军的心中，安胖子大概早就被打上了“潜在反贼”的标签。

第二个原因，前面我们也说过，哥舒翰与安思顺的关系极差，而这个安思顺，正是安禄山的“族兄”。其实，这二安毫无血缘关系，因为安禄山本来并不姓安，而是姓康，后来其母改嫁给一个叫安延偃的“虏将”即胡人军官，他才“冒姓”为安，同时改名禄山——有学者考证认为，安禄山这个名字是直接译自粟特语的An Rokhshan，意思是“光明”，而安禄山本人，很可能是一名祆教徒即拜火教徒。

安禄山的继父安延偃有个侄子，就是安思顺，他与安禄山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想必不错。安思顺后来从军，逐渐以军功起家，官职不断上升，到天宝五年也就是公元746年，已经是王忠嗣手下的大斗军使。他的副使正是哥舒翰，两人一见面就吵，最后王忠嗣不得不把他们调开。一年之后，王忠嗣被捕，他的两个主要职务即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分别由安思顺和哥舒翰接替。两位节度使的个人关系仍然极差。

第三个原因，哥舒翰出身高贵，很可能打心眼儿里就看不起连父亲是谁都说不清的安禄山。源自中亚霸主突骑施部的哥舒家，是西域的世家大族，哥舒翰的父亲哥舒道元当过安西副都护这样的高官，而他的母亲更是于阗王的公主，或者说，这位突厥将军其实是于阗王的外孙。

于阗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当时是西域重要的佛教中心，由粟特人统治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属于雅利安人的一支，语言与波斯近似并深受波斯文明的影响。由此推测，突厥－粟特混血的哥舒翰，其相貌很可能具有后世希特勒等大力宣扬的雅利安人的某些特征。

有一次，为了调解哥舒翰与安氏兄弟间势同水火的关系，玄宗特地趁着他们正好在同一时间来京述职的机会，为三人举办了一场宴会。饭局由皇帝最宠信的宦官大佬、有着骠骑大将军头衔的高力士主持，席间上了“热洛河”等珍稀菜品，高力士拐弯抹角表达了皇帝希望三位将军和睦相处的意愿。

体重最大的安禄山是三人中最为乖巧的，他完全听懂了高力士的意思，便马上赔上一副笑脸，主动对身边的哥舒翰说：“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我父亲是胡人（即粟特人），母亲是突厥，您父亲是突厥，母亲是胡人，说起来咱俩都是同族，没有理由不相亲相爱啊！

哥舒翰的反映却十分令人费解，大概他也很想响应皇帝的号召，不过这位饱读史书的突厥人似乎却过于注意措辞了，结果回了一翻听上去很不着边际的话：“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我听人说，如果看到狐狸对着自己的洞窟嚎叫，那一定是不祥的征兆，这是因为它忘了本。老兄你既然这么看重我，我又怎么敢不尽心呢！

可惜的是，从小不学无术的安禄山哪儿受过哥舒翰这么好的教育，他可能根本没明白对方在掉什么书包，只是模模糊糊感到，这个突厥老头似乎骂自己这胡人是个狐狸，不由得火往上撞，当场翻脸破口大骂：“突厥敢尔！”你丫胆肥了吧，不服咱们出去练练！都别拦着我！

挨骂的哥舒翰莫名其妙，立刻就要回骂，却看到高力士正在给自己使眼色，他没有办法，于是只好往案几旁边一出溜，装作醉得不省人事，最后一走了之。就这样，本来好好一桌和解宴席不欢而散，反而让几个人的矛盾没减反增，真是得不偿失啊。按照心灵鸡汤的写法，这个故事启示了我们，文艺青年没事可不要到处乱拽，别一看见带翅膀的就把人家当天使，可末了却发现，他原来是地地道道的鸟人。

不久之后，突厥首领阿布思的遭遇，很可能再次加重了哥舒翰对安氏兄弟的反感。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位阿布思，他是九姓铁勒同罗部的首领，曾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率部参加了哥舒翰攻打石堡城的战斗。鉴于唐朝方面在此战高得让人不忍看的伤亡率，哥舒翰想必对这位不惜折损实力也要帮助自己的突厥酋长，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因此战后便表奏皇帝，力荐阿布思当上了朔方军节度副使，其防区在今天的甘肃北部到内蒙古西南部一带。

阿布思与安禄山素来不和，此前，玄宗曾想把他的部族迁徙到安禄山镇守的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附近，结果被阿布思借故推辞。到了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安禄山以征伐契丹的名义，请求朝廷把阿布思调来当自己的副手，想好好修理一下他。这回阿布思已经没有理由拒绝，思来想去，他终于决定惹不起就躲吧，于是带着族人不辞而别，回到了故乡蒙古高原。

在唐廷看来，阿布思此举无疑是谋反，必须派兵讨伐。另外，这位突厥酋长恐怕没有想到，他也严重得罪了执掌大唐朝政的李林甫宰相，因为当时“遥领” 朔方节度大使的，正是李林甫本人。由于这一事件，李林甫不得不引咎辞去节度使之职，同时推荐安思顺接任，并由后者主持对阿布思的讨伐行动。

此时的蒙古高原上，强悍一时的后突厥汗国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同操突厥语的回纥汗国，他们自然不会对回来抢地盘的阿布思客气，双方马上开始了战争。在唐军与回纥人的两面夹击下，阿布思大败后被唐军擒获，最后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三月，在京师长安被斩首，其家属的遭遇也非常凄惨，他的妻子甚至沦落为歌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持讨伐的安思顺受到朝廷大力嘉奖，祖父被追封为尚书，父亲更是追封为尊贵的太子太师。

见到昔日的战友最后如此下场，哥舒翰虽然不能为阿布思讨个公道，但在他心里，对造成这一切的安禄山、安思顺兄弟，想必已经忍无可忍了吧，终于，哥舒翰借着其中一个人造成的机会，狠狠地报复了另一个。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哥舒翰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因为收复河曲之地的大功，他被玄宗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尊贵头衔，这个官职是唐朝散官体系的天花板，除了“三师”、“三孤”、太尉、司徒、司空等几个为宗室亲王或行将就木的元老重臣所设的顶级虚衔外，基本上已经位极人臣。哥舒翰的爵位是西平郡王，已经没法再提升了，至于实职，他当时身兼河西、陇右两节度使，也已经与当年的王忠嗣平起平坐。

唯一能和哥舒翰相比的，恐怕也只有他的死对头安禄山了。哥舒翰是西平郡王，安禄山则是东平郡王，爵位一样；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兵力更多，哥舒翰虽然只有两镇，但却控制着大唐李氏皇族的发祥地和通往长安的咽喉，位置更重要。

两人都有强大后台，安禄山曾拜在老宰相李林甫门下，现在李虽然已死，但这个胖子已与玄宗直接搭上了关系，据说还拜杨贵妃做了干妈，而哥舒翰则与李林甫的继任者、政坛新秀杨国忠宰相交往密切，双方仍然势均力敌。

不过在笼络人心方面，哥舒翰似乎远不如安禄山。如果抛开道德因素，我们确实要承认，在后来的安史叛军里，聚集了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他们大多是安禄山不惜重金搜罗来的人才，就连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也就是后世评书中薛刚的原型，也是其中的一员。而哥舒翰和张飞类似，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与士大夫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高适等边塞诗人经常替他歌功颂德，但在对待下属方面，哥舒翰却“为人严，少恩”，属于那种最不好侍候的领导。

据说，哥舒翰行军时只关注目标，从来不管士兵的死活，搞得属下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饿得实在受不了的士兵，偷偷摘了百姓家的几串桑葚吃，结果被哥舒翰发现，立即“痛笞辱之”，也就是连打带骂。他的监军，一个叫李大宜的家伙，也有样学样，每天啥事不做，只知道带着人下棋、喝酒，“弹箜篌琵琶为乐”，与此同时，属下的士兵们却连饭都吃不饱。

唐玄宗得知情况后，便让一个宦官带着好东西来军中慰劳，顺便问问将士们还有啥要求。大家纷纷哭诉，说自己身上的军服已经破烂不堪，希望政府能给解决一下。要说老皇帝还是知道疼人的，他立即下令把给自己做御服的剩余料子收集起来，赶制了十万件军装，赐给哥舒翰的军队。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哥舒翰竟然没有发给大家，而是把这些军服统统存到了库房里，一直到他死，封条仍然没有打开。

与体恤士卒的老上司王忠嗣相比，突厥将军同样勇冠三军，但军心却并不只能凭借勇敢赢得，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位崇尚强者为王的草原人看来，老上级的那一套都是无意义的伪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很可能正是哥舒翰的这种丝毫不为部下着想的态度，才埋下了他日后被部下出卖的祸根。

前面说过，就在哥舒翰位极人臣的天宝十四年，他又得到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苏毗王子从吐蕃叛逃，带来了赞普被弑、敌国大乱的消息。此时，唐军对吐蕃已经呈半包围的态势：东面，河陇两战区司令哥舒翰在今天的青海、甘南砺兵秣马，吐蕃人已经被压缩到日月山以西；北面，封常清指挥的安西、北庭部队则清除了中亚的一系列敌军据点，从新疆到克什米尔，基本上都已经处于唐军的控制下。

形势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敌国又突然大乱群龙无首，仿佛是上天赐予唐朝一举荡平这个百年对头的机会。可正所谓乐极生悲，因为了解历史的人们都直到，就在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前后已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开元天宝盛世，随即以难以想像的加速度，从成功的顶峰迅速滑落。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来，唐政府立即组织人马讨伐。可正所谓“时太平久，人忘战”，边疆藩镇掌握着敌国最精锐的士兵，而中央的兵力早已虚弱不堪。封常清的第一路讨伐军很快大败，玄宗再派出高仙芝的第二路讨伐军，仍然大败，唐军不得不退防于天险潼关，固守待援。

此时，哥舒翰正卧病在家。他的病倒，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老爷子嗜酒如命，对丝竹美女也是来者不拒，年龄已经不轻的身体逐渐被酒色掏空。于是在某次进京朝觐的旅途中，哥舒翰洗澡时突然中风人事不省，虽然最后抢救了过来，但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再也没法骑马了。

这一年的年底，随着高封被杀，玄宗没有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曾经战功赫赫的突厥老将身上。皇帝召见了半残的哥舒翰，封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随后又搜罗所有家底，拼凑出一支为数二十万人的大军。部将们可谓五花八门，仅从名字来看，便可知其中许多都是胡人：

“以田良丘为军司马（参谋长），萧昕为判官（助理），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凡河、陇、朔方、奴刺（羌人的一个部族）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

据说讨伐大军出发的时候，军旗突然发生了事故，不仅旗子落地，而且旗杆也折断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哥舒翰已经老迈年高疾病缠身，此次是不得已才勉强出山，大军启程不久，他就一再向玄宗上奏请辞，但几次都被皇帝断然拒绝。

不过，虽然身体很差，但哥舒翰毕竟久经沙场，指挥作战的能力仍然不差，不久后，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大举进攻潼关，结果被哥舒翰击退，玄宗自然十分高兴，对他宠信日隆。转过年来的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这位突厥老将被封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帝国名符其实的首相。

唐朝的宰相即尚书、中书、门下这“三省”的长官中，本以尚书省的尚书令最尊，但据说由于李世民在登基前曾担任此职，因而终唐一朝，尚书令很少授予臣下，尚书省的第一副长官即左仆射便成为帝国首相。后来，三省长官逐渐成为名义上的虚衔，只有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算真正获得了宰相的实权。

此前，尚书左仆射本来空缺，实际的首相是尚书省的第二副长官即右仆射，此人正是哥舒翰的盟友杨国忠，他拥有一串长长的官衔：尚书右仆射、兼文部（即礼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此外他还身兼许多地方官职，比如“节度、采访等使”，以及帝国财政总会计师即“判度支”。哥舒翰与杨国忠，两人一文一武，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中央，本来关系很好而且没什么利益冲突，但现在皇帝用人之际，哥舒翰突然变成了首相，居于人下的杨国忠便有些不平衡了。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杨国忠内心的不愉快。我们知道，哥舒翰与安思顺的关系极差，前者当上远征军统帅后，无论提出什么请求，玄宗都统统答应，时间一长，重兵在手的哥舒翰便趁机打起了老对头的主意。

很快，皇帝收到了一份潼关发来的奏报，哥舒翰在里面写道，自己最近抓了一个奸细，仔细搜查后发现这家伙身上带着一封信，原来竟然是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叛军首领请自己的这位族兄里应外合，共同颠覆大唐王朝。事实上，这封信是哥舒翰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垮老冤家。

其实，虽然与安禄山从小一起长大，但安思顺却对大唐忠心耿耿，他曾多次向玄宗进言说自己的族弟“必反”，因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思顺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皇帝为了避嫌，下令让郭子仪接替了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安思顺则调到中央，改任户部尚书，他的亲弟弟安元贞也由武职调为文职，改任太仆卿。

凭借一封伪造的书信，哥舒翰上书弹劾安思顺有七条大罪，强烈要求皇帝宰了这厮。在这个时候，两人之间孰轻孰重，李隆基显然十分清楚，因此诏书很快下来，安思顺、安元贞兄弟都被赐死，他们的家属则统统流放。

公平地说，安思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当初与吐蕃的洮河大战，正是安思顺等几名唐将嫉贤妒能拒绝援手，导致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在孤立无援地情况下血战殒身。不过，在成为安的顶头上司后，王忠嗣并没有公报私仇，反而实事求是地根据战功，逐渐提拔了这位对自己父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将军，其晋升速度丝毫不亚于嫡系哥舒翰。相比自己的老上级，哥舒翰显然小肚鸡肠了许多，倒霉的安思顺也是死非其所，史载“天下冤之”。

新任尚书左仆射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但他却不知道，此举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恐慌：现在哥舒翰要安思顺的脑袋，皇帝毫不犹豫就给了他，如果哪一天他要我的脑袋，莫非皇帝会照样答应？！

不久之后，又一条消息传到朝廷，让杨国忠越发坐卧不安——有人建议哥舒翰，安禄山起兵的理由就是要诛杀杨国忠，如果咱们留下三万人马守潼关，余下的大军直扑长安“清君侧”抢先宰了杨国忠，那么安禄山就再也没有借口了，您也立下了盖世奇功。听说哥舒翰对这一建议颇感兴趣，“国忠大骇”，他立即觐见皇帝，以防卫长安的名义请求再招募一支军队，而指挥官则从自己担任节度使的剑南军区抽调。

麻杆打狼两头怕，哥舒翰一听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宰相在打自己的主意。很快，突厥大帅便找了个借口，将这支部队的首脑、杨国忠的一个心腹骗到自己的军营，二话不说就“斩首枭牙门”，随即吞并了他的全部人马。杨宰相闻报吓得魂不附体，他对儿子哀叹道：“你爹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至此，大唐将相终于彻底决裂。

不过，战场上杀伐决断毫无压力的哥舒翰，在政治上却颇为优柔寡断，尽管已经和杨国忠撕破了脸皮，但他“谋久不决”，仍没有下定干掉对方的决心。而扳倒了老宰相李林甫的杨国忠自然不是善类，他敏感地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既然死在谁手里都是死，那还不如绝处求生，死了也要拉上哥舒翰陪葬。

于是，杨国忠频频向玄宗进言，强烈要求派哥舒翰出关迎战，仿佛为了与宰相的呼吁相配合，玄宗派出的侦察员回来也说：“贼无备，可图也。”原来，鉴于围攻潼关一筹莫展，叛军主将崔乾祐迫不得已使了茅招，他让手下故意装作虚弱不堪战斗力低下，“仆旗鼓，羸师以诱战”，果然被唐军侦察员看在眼中并报告皇帝。

随后发生的故事，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了，老皇帝听信杨国忠的话，不停地派出使者催促哥舒翰出潼关迎敌，其密集程度如过江之鲫——“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趣战，项背相望也”。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农历六月，在皇帝的严令下，实在无法承受压力的哥舒翰被迫“恸哭出关”，率军与崔乾祐展开决战。

公平地说，尽管事出无奈，但哥舒翰的唐军仍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光第三支远征军的人数便高达二十万之多，加上封常清、高仙芝留下的前两支支远征军残部，很可能组成了大唐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支大军。而从各种史料来看，叛将崔乾祐最多只有几万人马，有人甚至认为他只有一万，可谓众寡悬殊。由此可见，兵力对比占优的哥舒翰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这大概也正是玄宗皇帝寻求主动决战的底气所在。

可惜的是，双方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叛军战败了可以退回河北老巢，而唐军却只能取胜，就如大唐两位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在战前所议论的那样：“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如果唐军一旦战败，那么长安肯定就保不住了，大唐的天下也危在旦夕。

此时，唐军在其他战场已经赢得了主动，在颜氏兄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大规模反攻进行得如火如荼，接连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十多个州郡。就连安禄山本人也已经后悔造反，做好了退回幽州老巢的打算，“禄山始悔反矣，将还幽州以自固”。因此只要潼关方面能坚持住，叛军被迫撤退应该是迟早的事。

可是，唐军在战场上捷报越多，身为这场大乱的祸首之一，宰相的处境就越发艰难，如果哥舒翰最终胜利，那自己可就真地“无死所矣”！“计迫”的他不得不反复游说皇帝，以敌军疲惫，官军正好趁机收复陕洛失地的借口，催促哥舒翰赶紧出战。在其内心，杨国忠恐怕完全清楚这么做的恶劣后果，至于什么江山社稷，哪有自己的性命要紧。

事实上，正如杨国忠所期盼的那样，出潼关之后，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老迈年高的哥舒翰发挥彻底失常，他的对手，叛将崔乾祐则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步步引诱唐军进入事先布置好的陷阱，并使得后者的数量优势无从发挥。史载，一片“尸血狼籍”里，中伏的唐军完全崩溃，哥舒翰带着数百名骑兵拼死杀出重围，而二十万人最后逃回来的，只有区区八千。

尽管后世多将这场大败归咎于李隆基和杨国忠的瞎指挥，但我们不得不说，唐军主帅哥舒翰也负有极大的责任。他的兵力高达敌人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而且从接手到出战，他与队伍拥有长达半年的磨合时间，可事实上，二十万唐军在战场上进退无序一片混乱，大部分伤亡或者源自“士不复相辨，自相斗杀”，或者源自“弃甲奔山谷及陷河死”，或者源自逃跑中的“奔溃略尽”。

当时唐军逃跑的路上横亘着三条深渠，它们都是又宽又深，“广二丈，深一丈”，而溃兵们的尸体最后竟然将这“三堑”统统填平——“士马奔籥相压迮，少选堑平，后至者践之以入”。结合史书上的零星记载，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意志消沉的哥舒翰在人马训练和指挥协同方面很可能什么也没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王忠嗣麾下那个勇往直前的猛将，就如同动画片里那个《骄傲的将军》。

但哥舒翰的霉运并没有结束，刚刚逃回潼关，部将火拔归仁等人就把半残废的主帅又抬出了关，哥舒翰费了好大劲才终于明白，败兵叛变了！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不想让哥舒翰遭受高仙芝那样的下场：“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持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

要知道，火拔归仁可是在陇右军区里跟随哥舒翰多年的老部下，哥舒翰对他绝对不薄——就在两年前，在哥舒翰的大力推荐下，火拔归仁被玄宗加封为骠骑大将军，这已是唐朝武官的最高头衔。很显然，一个被几乎所有部下——甚至自己最信任的部下——都出卖的统帅，是不配拥有更好结局的。

哥舒翰本人倒是颇想追随前任高仙芝于地下，但身不由己的他被火拔归仁绑在马上，“械送”到了洛阳的安禄山处，成为令这位叛军最高首脑惊喜万分的大礼。两个老冤家的见面，看上去颇像一出喜剧，史载：

禄山见翰责曰：“汝常易我，今何如？”

你这厮从前老和我不对付，到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翰俯伏谢罪曰：“陛下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臣为陛下以尺书招之，三面可平。”

突厥老将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尊，为了保命，他低三下四地称呼自己曾十分不耻的老对头为“陛下”，出了送上“拨乱主”的高帽，还卑躬屈膝地承诺，愿意为新主子说降李光弼、来瑱和鲁炅这三员令安禄山相当头疼的唐朝将军。

与哥舒翰一样，名将李光弼也是王忠嗣的老部下，两人交情很深，哥舒翰还曾向玄宗举荐过他。鲁炅则长期在哥舒翰麾下，破石堡、收河曲等战斗他都参加了，哥舒翰对鲁炅非常器重，有一次指着他对来访的颜真卿说：“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至于来瑱，此人出身于高仙芝、封常清系统，也就是来自安西、北庭的西域唐军，他和哥舒翰打过的交道有限，估计两人也不太熟。很可能在哥舒翰看来，老朋友李光弼和老部下鲁炅，听自己话的可能性很大，至于交情泛泛的来瑱，虽然不一定能听自己的，但也可以试着争取一下。

安禄山果然大喜，为表诚意，他下令以“背主忘义，吾不尔容”的名义，将火拔归仁宰了给哥舒翰解恨，随后又加封突厥老头“署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最高头衔，哥舒翰就此摇身一变，从唐朝首相成了叛军宰相。

但令安禄山没想到的是，无论李光弼、来瑱还是鲁炅，都对哥舒翰的劝降书嗤之以鼻，对于这位苟且偷生的前首相，三人的回信充满了责备，“皆让翰不死节”。安禄山终于明白，自己的老对头原来外强中干，在唐军中竟然毫无影响力，既然这样，也就没必要再让他充门面了，于是便将哥舒翰关了起来。

这位前大唐名将大概死于公元756年到公元757年，只比潼关下的那些冤魂多活了一年不到，其死因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记载，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他被安禄山“潜杀”也就是偷偷处死；而《新唐书》则写道，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弑父自立，他在连战连败之后，不得不放弃洛阳，临行前将哥舒翰杀死。

与叛军相反，唐肃宗领导的临时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个曾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将军，得知哥舒翰的死讯后，临时政府宣布为他“赠太尉，谥曰武愍”。“愍”即“悯”，主要意思是悲伤、痛心，《谥法》云：“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囏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哥舒翰的这个谥号，显然笼罩着浓浓的哀伤情绪。

在今天甘肃临洮县城的南街，坐北朝南矗立着一块唐代石碑，现在是省级文保单位，由于年代久远，碑文风化严重，原本十二行隶书现仅存六十七字，已不能成文。此碑正是为纪念哥舒翰所立，后人称之为《哥舒翰纪功碑》，对比唐代书法拓片，人们认为，该碑文很可能是玄宗御笔亲书。据《陇右金石录》称，该碑立于天宝八年即公元749年，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年，哥舒翰为李隆基拿下了后者梦寐以求的石堡城。

后来到了清代，当地诗人吴镇专门为该碑写了一首诗，名为《题哥舒翰纪功碑》。诗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哥舒翰开疆拓土的战功：

“李唐重防秋，哥舒节陇右。

浩气扶西倾，英名壮北斗。

带刀夜夜行，牧马潜遁走。

至今西陲人，歌咏遍童叟。”

在第二部分，诗人痛惜地反思了潼关大败，以及哥舒翰投降后的丑态：

“渔阳烽火来，关门竟不守。

惜哉百战雄，奸相坐掣肘。

平生视禄山，下值一鸡狗。

伏地呼圣人，兹颜一何厚。”

这样一位名将怎么会“奈何做贼”呢？诗人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于是他揣测，别不会是叛军的虚假宣传吧，或者，哥舒老将军是想效仿李陵，企图日后再有所图谋？

“毋乃贼妄传，借以威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