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编辑】美洲经济周报0629 -- 南方有嘉木
在天翻地覆60年后，有家族想这样的代代荣光，好得很啊好得很。
想一想，真的感谢老毛，把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扩大到现在的人民万岁。让中国人民具备了统治这个星球的种子。
试想一下，也只有中国人具有了儒家，法家和道家等远古的理论体系，而且给予商人集团恰当的位置，这样的群体绝对比那些还处在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群体更能够体现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管理，更适合在未来统治这个星球。
开始伸向海外后，这类出口在内销也会越来越多了……
听他们的说法，成功率还是不小的。他们现在是前五，因为他们在运营商那边非常有竞争力，通过运营商的渠道推到前三也是有可能的。比如现在通过运营商的优惠套餐推销手机，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就到手了一个。
他们的强项在运营商，那么短板在消费者，华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办法不是太多。能不能让消费者有一个满意的体验，应该是他们最终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英国的制度，不是美国的。
是不是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
《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有一篇［中国经济减速 工资水平不降反升］，文章说：
看河里dadapaipai:【整理】八年之变引用的一文中也说：即使在贵州那些穷乡僻壤里，乡政府也不断下达“技术培训”青年人的指标；虽然能打工的人已经差不多走光了。
今天在sb（上班族）上就看到这个，算是葡萄的注解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8&Page=2&TopicID=3868191
写得相当好。赞！
前30年中国都不甘于关门埋头。改开30年后更不可能“放弃参与主导世界，花精力理顺内部”。
从现实条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竞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向宦官疯狂地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权力一般要低于满人官员，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这样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叫武士摔死阶下。
周而复的回忆录中提到,49年tg进上海时曾统计过,荣家当时挪到海外的资产可查的就有数千万美元
他们有的不仅仅是人脉网络
年产30亿吨标准煤而已，根本没有上百亿。按5月底每吨标准煤95美元计算，不过3000亿美刀价格。
中国进口的资源中，属于粮食的大豆一项就是近6000万吨（每吨1733美元），铁矿石2012年进口量可能是7.3亿吨（每吨130美元），单单大豆铁矿石这两项资源进口金额就是近2000亿美刀，更不要说每年进口原油的近2000亿美刀了。
所以中国基本上没有动用自己的资源，而是利用外来的国际资源，为别人同时也为自己生产各一半的产品（进出口贸易占GDP的50%）。在得到全球化的好处的中国人就不要再说什么“全球化实质是美帝在全球殖民化”这类经不起推敲的话了。
中国人想偷懒不搞农业，用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方式鼓捣外汇，用外汇换取粮食，资源和奢侈品，并积攒外汇（如同当年老百姓积攒全国粮票）以备不测---这就是改开的经济本质。
中国的决策者万万没想到外国的市场可以萎缩，外国人赐予中国人的打工机会可以收回，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以贬值，外部资源的来源可以受到威胁，而中国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生产能力没有进展并连年恶化——18亿亩红线可能已经被突破了。
在这种困境下，各种奇谈怪论都出台了，最好笑的是意淫做中帝国，靠着买来的几只破航母出去扫荡抢资源。
想想连后勤都无法保障，粮食都没有供应的中国军队，如何出击澳洲北美巴西大平原扫荡抢粮？
朝鲜战争，第三次战役TG从38度线向37度线攻击，前进距离100公里，第四次战役从37度线向36度线攻击，再次试图前进100公里，结果是被击退回37度线，同时失去汉城，在随后的第五次战役中，TG即不能夺回汉城，又被击退至38度线。
所以TG在50年代有攻击距离达到100公里的记录，但最终结局是退回原点38度线直至至今；
中印反击战，TG在西线有突击70公里的记录，而最后撤兵退回传统控制线直至至今；
中越反击战，TG突破至谅山，攻击距离仅仅36公里，然后撤退返回国境直至至今。
从这些战争记录看，TG的出击距离越来越短，在这样的记录面前，怎么能够要求人民解放军出击澳大利亚乃至美国这些跨洋10000公里的作战行动？还要保证扫荡得来的资源能够安全运输回国？
茅于轼的那六杯茶的25万，有15万多是他的门下弟子出的，其他人也就人均两万的样子罢了，不过说实话这也真不少了
让那些装B作怪的臭老九体验生活接近人民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也算是一件无量功德
证明气候已经“冷化”，这个趋势如果扩展开去，中国农业生产会面临一个临界状态。
目前第24太阳周期已经接近峰值（有人证明峰值已在去年11月达到），所以今后10年内，也就是习近平执政期内，气温不会站在对中国人有利的一边。
各位好而为之吧。
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开采得到1吨煤炭，平均要消耗3吨以上的煤炭资源。这还不计生产过程中的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