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科学家宣布发现新型粒子 符合“上帝粒子”属性 -- 葡萄

假说-证伪的模式本来就把自身定位在偏见的位置上，只等去证明他是偏见而已。你可以指责他是偏见的，但是首先要证明自己是更加无偏见的。。。如果不能，那么他就是无偏见的。

为科学规定某种意义，除非这种意义不宣诸文字和语言，否则就是和有着极强包容性和扩展性的科学原则所抵触，科学不是真理，但由他的包容性和扩展性带来的广泛说服力让他取得了话语权。

当然科学有他自己的问题，比如我说的边际效应递减，不过那可能是一个范式转换的问题。

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我们同时需要一个矛盾的态度：执和不执。

如果只是规定了一个无偏见的原则，不去切身搞清什么是无偏见，却一味闷头搞研究，不就是掩耳盗铃吗？结果很可能搞出极具偏见性的结论，比如日心说地心说，又比如牛顿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这些其实都只是无数对这个世界的简化方式中的一种罢了。

你问的是概念的演变问题。 “学”的例子，图书馆里讲论语的书里有。我手边有个“格物”的例子。百度百科这么说的：http://baike.baidu.com/view/30135.htm。美国思维的杰出代表丁肇中这么说的：http://www.talkcc.com/article/3733907。

其实漫画的右边挺适合描述美国的宣传的。比如在西方经典里，“自由”本来是宗教禁锢的对立面的。中国人觉得自己基本没经历过中世纪，凑合吧。结果这些年生生被改口成极权的对立面。而且是美国之外的极权的对立面。

乌龙又不是没搞过。

你是说“自洽性”吧？

不对，现代科学中互相矛盾的理论多的是。整体上并不自洽。另外你说的神学研究是啥？你也赞同神=科学那个白痴见解？

好大的口气。你怎么知道？

王阳明静坐格竹子，实了哪门子验？动了哪只手？探索了啥问题？能得哪个学科的诺贝尔奖啊？

比如中国环海，南海、东海、朝韩，每个背后都有美帝的影子，或许南亚小国东突藏独也来凑热闹

矫枉过正，做为自然中存在的一份子，顺应自然是个错误的选择吗？世界本来就是多样化的，个人天赋环境本就不同，很难想象一边觉得大众是猪，一边为猪探索未来的幸福？或者就是纯粹的自我满足？

实验一定为什么要分门别类呢？

动的为什么只能是手呢？

格竹子为什么就不是探索问题呢？

诺贝尔为什么就不能一气拿10个呢？

你自己说

现在你说“动的为什么只能是手呢？” 你到底是认为动手了还是没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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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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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我没跟你说能不能拿十个，我问的是

你正面回答一下？

明明没看懂还胡乱反问，你自己上面怎么说的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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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些，你还说

我问的是

“哪门子”你的理解是“分门别类”。那好，我不问你门类。你讲讲格竹子实验是啥内容？你总不会说实验不需要有内容吧？

认真回一帖，你这篇我一直没回，因为比较难表达。

我想我们在这儿说这么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科学和儒家都不仅仅是认知工具，也是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功能上来讲，无论科学或儒家，重点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怎样把社会组织起来（利益公共体--结构）

2，如何筛选出组织的领导者（分层）

3，如何让组织的每一成员都具备活力（刺激生产）

如果说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的话，那以科学的话语描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是韦伯。现代的组织管理体系无论怎么变化，都跳不出韦伯所描绘的基本形态。

无疑的，科层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无论怎样，有些问题始终是它的“顽疾”：

1， 事业和生活的分离。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事业当成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财富、社会地位、尊严的来源。但是，大多数人也只是把它当做谋生的手段。就像那句问话，人为什么要工作呢？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窄，每个人对自己所投入的部分究竟对社会机器产生怎样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如何造福大众和自己，其实是没有清晰的概念的，更多是按部就班而已，加上非人格化的，原子式的“可替换的个人”，其价值感和归属感很难在事业中得到明确的投射。因此，更多的东西仍需要在八小时之外去寻找，这是科层社会大多数人的困境。随着中产梦在全球的破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科层社会的主要问题。

2， 利益博弈使行业利益位于整体之上

对于一个人来说，失业只需要换份工作就行了。但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失业意味着整个体系的瓦解和若干人的生死。每个行业都有其功用，其社会价值也必然有轻重缓急。但对于个人来说，它都是吃饭的家伙，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当行业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如何取舍？当北京 出租车司机为了油价上涨而罢工时，你能简单的指责他们不顾大局么？在西方，工会和政府的关系也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3， 技术更新换代导致人员丧失竞争力

最近热播的《浮沉》里面有一个情节：改制的晶通公司因为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软件，供货商提供了两种供选择，一种CAM最适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技术门槛较高，意味着将淘汰大多数老员工。另一种AAM则没有这个问题。针对这点，两位国企领导人体现出了不同的思路。

这只是一个公司的例子，对于行业来讲，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无论大或小，都随时面临着升级和被淘汰的问题。比如IT界的两位巨头微软和诺基亚，近来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微软CEO鲍尔默已数次被弹劾，无论业界还是公司内部，都认为他领导的这十年是微软“失去的十年” 。而十年前谁能想到如日中天的诺基亚能混到如今的份上外链出处。

从应用的角度，技术当然是越新越先进越好。但升级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却不是每个人或组织能承受的起的。现代的分工已经在国与国、洲与洲之间进行，如果不对升级压力做出合适的反应，被“开除球籍”可能是分分钟的事。但每每这样的升级换代是以牺牲一批人和行业阵痛的代价来完成的。

4， 技术精英把握行业方向是否可行

从理论上来讲，科层社会是个技术官僚的世界。能成为领导者的，当然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之道，也能把握行业方向的人。但问题是这样的人能否将行业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有机的结合起来，却是个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苹果，苹果这些年的风生水起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透支中产阶级已捉襟现肘的购买力来达成的。所以顺接上一条，技术不一定是越新越先进好，也并不是先进的技术就一定能获胜。

当年820时代，Intel强推RARAM技术，结果被整个内存行业和AMD、威盛等竞争对手联手逼宫，不得不放弃转而投身DDR技术。至今Rumbus成了一个专吃专利诉讼的公司。当技术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需求不合拍时，如何处理往往不是技术精英自己能把握的事情。而当这种发展影响到整体的发展方向时，就更不是单一的技术思维能覆盖的。说到底，科层制所依赖的优势：技术增量，效率，如何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生存价值，还是一个部分效率如何上升为整体效率和价值的问题。

5， 技术应用的伦理指向

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技术应用的伦理价值一直是争论的议题。在这点上，我既不喜欢单一的技术增长论，也不喜欢公知和西方左派的人文路线。比如转基因这回事，转基因食品的初衷（增产，提高营养价值）没有错，但却造成了如此大的争议，退一步讲，即便转基因技术没有问题，人们其实更多的是质疑这种做法或者说背后的伦理冲突。再说这次的科学发现，老欧洲忍辱负重搞这个研究，当然是值得鼓掌的。但老美在数十年前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现实考虑。

我已总结了，科层制的动力因素是技术更新，目的是效率。从开头的三个视角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可以发现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可以通过优化结构、转变方式来化解的。科层制的结构基础是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行业-职业-专业分类。依靠每个人所投入的时间和效率累积，可以形成技术增量。它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内行领导内行的逻辑。而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大多数的内行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是外行，甚至越是内行就越外行。这其中不单只是因为内行浸淫专业的时间比例更高，更因为每个专业都有各自独立的发展逻辑和个性理路，这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性格气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往往偏执狂才能生存。

依靠剧烈的行业博弈来保持增长和活力的社会，往往并不是个稳定的社会。西方靠向第三世界转移矛盾和升级换代的压力，实际上是使本国大多数人丧失行业竞争力，这是西方经济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活力问题，一方面是西方中产的福利生活已经失去了经济支柱，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精神动力——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是基督教外壳下包装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也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回头我们再来看儒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现代社会无论怎么分工怎么建构，它都必然要包含或者兼容科层制这么一个基本的“合理内核”，否则效率和合力就无法体现，我们也就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也是毛公为什么要勒紧裤腰带搞工业化和文革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说儒家就是跟现代科技不兼容那也是冤枉了。八十年代以来，以四小龙为代表的“现代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就很被鼓吹和流行过。那搞尊孔复古是否就能另辟蹊径，保持活力呢？这是这个帖子里很多人都在纠结的问题。

儒家的基本结构是以自身为中心，以时空递进为次序的一个“差序格局”。过去人们认为儒家的以亲缘关系为伦理本位的结构是现代科技组织体系的阻碍。而实际上，第一这不是儒家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唯一结构。另外，以亲缘-地缘-血缘为根基的组织结构经过改造后仍对行业发展起正面促进作用。目前在地方上，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周边辐射地区，以地缘政治+血缘传承+亲缘缔结为结构的经济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生态圈，而这对于社会稳定和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有所助益的。至于担心形成地方保护或者阶层固化的问题，其实在现代科技体系压力下，这种结构是没有那么大能力去反抗的，并且这种结构往往是科层制有效的补充。

至于领导者的问题，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仍然集中在官员阶层中。如何保持这个阶层的增长、活力以及正向的伦理价值，是个突出的问题。从实际角度，中国的官员需要懂得所有的东西，但从时间上他又不可能浸淫其中。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面临“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行业利益的超然性。中国历来有居于行业利益之上的价值标准和尺度，虽然经历朝代更迭不断变迁，但这个基本的视角是始终保持的，这是与基督教的天职观念的很大差别。

那么在利益分配上，无论以行业、地域还是代际为单位，实际都是围绕着专业价值和人的价值这两种基本尺度为核心展开的。从这点上，儒家的递进式格局是对科层制的一根筋增长的风险的有效对冲，但这仍不能解决儒家对科层制的优越性或者说我们仍不能对为什么不能抛弃儒家做出有效回答。

从活力上讲，儒家的差序格局可以使事业和生活有效地融合，“家-国-天下”的利益格局也不乏精神动力。这是你所说的“儒家公司”或者“儒家资本主义”可以存在的基础。但问题出在效率。一个“差序格局”的利益共同体必然存在较多的冗员，也使整体效率无法提升。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同样存在类似的困境：生存竞争力和人的福祉往往此消彼长，这是一种情况（当今的中国）；没有过大的生存压力，又可以有较高的福祉（欧洲）；有福祉，又有生存压力（美国）。这里面我把生存压力和竞争力等同了起来。问题在于，生存竞争力和福祉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竞争力迟早会失去方向。而单一的生存压力能提升的效率在一定阶段下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是目前三种增长方式不能齐头并进的原因。究于此，很多人对儒家生产方式寄予厚望也是情理之中。从理论上来讲，儒家方式的优越性并不只是弥补了科层制下的个人生存困境，而是儒家的多级利益格局可以有效突破科层制的“专业-非专业”、“事业-生活”的二元格局。也就是说让单个人承担多元利益格局中的多重角色，而不是事业-个人-家庭-社会的单一链条。而这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三角结构的小家庭格局限制了生产发展。儒家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于家族视野限制了利益格局的上限，就像科层制的利益格局上封顶于“行业利益”那样。在这里，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儒家领导者的家国情操，而需另辟蹊径。这里我提两点思路：

1，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提升家族人员素质，这需要文化上的传承机制。所谓富不过三代，是说单靠财富积累是不够的。在这点上，中国的儒家公司和儒家产业持有者们需要学的还很多。

2， 保持生活方式的更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于与生活方式脱离太远，传统儒家的问题是太过紧密，这都容易造成问题。而在如今的中产生活方式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催生出更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个需要全社会动脑筋的问题。从闪婚、裸婚到走婚，你会佩服中国人的创造力和隐忍精神。这种生活方式的更新和升级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产业升级。

至于儒家方式的固有结构性问题，其实任何一个组织结构都会有类似问题，没有一个体系是既能完备又能自洽的。关键在于刺激生产的同时保有福祉的合理增长，这是一个健康生产方式得以存续的前提。

• 【原创】儒家生产方式的现代意义

“可惜当时我不在场，我要在场的话，一棍子打死青年喂狗，图个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