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都是蒙语从汉文的“皇太子”一词转音。藏文没有这个问题。太子就是太子，皇子就是皇子。
“萨徳匆匆格波，
阿拉萧哉尧当，
何当琼里迷中，
理塘宫里来游……”
藏族歌手容中尔甲的天籁之音，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青藏高原，这首名为《仓央嘉措情歌》的曲子，歌词据说来源于遥远的古代，其大意为：
“天上洁白的仙鹤，
请把翅膀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到了理塘就回……”
似曾相似？您猜的没错，上面就是前面提过的那首“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的另一种翻译，其作者自然也是同一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其实，仓央嘉措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其上师五世班禅为他授戒后起的法名。这个后来被称为仓央嘉措的孩子，据考证于公元1683年生在今天已被印度占据的藏南的门隅，如同历史上许多具有神奇故事的人物一样，传说他诞生时出现了许多祥瑞的征兆，小时候也异常聪明，从三岁起就能写字诵读，并自制献给神佛的供品，给派人寻找五世达赖灵童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据说，当时围绕这个被认为是转世灵童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西藏和不丹方面曾争夺得十分激烈，最后迫于桑结嘉措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不丹法王不得不放弃了绑架灵童的企图。
被桑结嘉措迎入拉萨后，在家乡自由自在惯了的仓央嘉措，很快便难以忍受木偶般的傀儡生活和无休止的清规戒律，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游历以及诗歌创作中。做为一名宗教领袖，其作品竟然以情诗为主，自然在西藏僧俗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
传说，这位年青的神王兼诗人秉性多情，常常偷偷溜出布达拉宫，跑到民间与情人幽会，而民间对他也颇为欢迎，那里不仅有他仰慕的姑娘，而且还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佳作频出。
当年，几名欧洲传教士曾来到拉萨传教，从而留下了西方关于仓央嘉措最早的记录。但是，对于这些禁欲到自虐的狂热神父们而言，放浪形骇纵意花丛的仓央嘉措简直就是欲望的化身，一个无可拯救的堕落之人。
在写给教廷的信中，他们以非难的口吻形容这位年轻的异教徒领袖如何酗酒、赌博、举止粗俗，而且似乎还是个男女通吃的双性恋：“少女，已婚妇女或者任何不分性别的容貌姣美之人，都难逃脱他肆无忌惮的淫荡。”
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受西藏人民的爱戴。他们认为他违反教规是受到神灵的启示，来检验他们的忠诚。”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仓央嘉措写的那些看上去相当暧昧的诗歌，许多藏族百姓甚至包括不少高级僧侣，都坚持相信它们并非炽热的情歌而是隐晦的道歌，里面深藏着妙不可言的佛学哲理，自己的宗教领袖并非如凡夫俗子般沉浸情欲，更不会破戒，他不过是在花丛中体验“色即是空”的境界而已。
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在传统上，旧时的西藏世俗家庭对女儿与大活佛发生亲密关系其实并不排斥，反而颇为自豪，也许认为这样就可以沾染上活佛的一些神性吧，他们甚至会把自家房子的外墙整个刷成黄颜色以示炫耀——在繁华热闹的拉萨八廓街上，至今还保留着这么一座黄房子，里面是一家藏式餐馆，当看到它的店名“玛吉阿米”，您也许会再次感到似曾相似吧：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中……”
关于仓央嘉措的生死之谜，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已经在青海湖畔被政敌杀死，上面那首便是他的绝命诗，有的却说他成功逃脱，最后归隐于五台山或内蒙阿拉善。
姑且按照传统说法，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这位在西藏政治斗争中被剥夺了统治权的上师，年仅23岁的生命终结在青海湖流放途中，客死异乡。在仓央嘉措的最后时刻，派来执行这死亡任务的刽子手问他是否有什么遗言要留下，他于是吟诵了一首生命的绝唱：“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
后来，藏地僧侣们正是根据他这首绝命诗中的指示，终于在理塘境内找到了其转世灵童，他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噶桑嘉措。
噶桑嘉措，这位达赖喇嘛一生坎坷，其经历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与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据说噶桑嘉措在公元1708年出生时，身边也出现了许多稀有相状和多种神奇景象，比如右臂上长有形如法lun的胎记。因此正在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他就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废黜仓央嘉措后自立的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索南达结离开家乡理塘——现在属于四川的理塘当时还在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开始到处东躲西藏，父子两人此后主要在四川青海交界的德格等地生活，并得到了当地强大的德格土司的保护。
后来，当噶桑嘉措执掌了西藏政教权力之后，他厚报了当年帮助过他们父子的人，西藏当局对德格土司大力嘉奖，并颁发给他在藏区内长享特权的凭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德格土司并非黄教格鲁派信徒，而是信仰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但这种宗教差别对于土司老爷那个灵活的头脑来说，显然并不构成障碍。
据说，做为一个头脑精明野心勃勃的男人，噶桑嘉措的父亲索南达结在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尽力渲染少年噶桑嘉措的神奇事迹，向世人宣布他的儿子就是仓央嘉措无可争议的转世灵童。事实证明，这场宣传战搞的相当成功，人们渐渐都相信了他的话。
到达青海后，噶桑嘉措父子立即被敌视拉藏汗的和硕特蒙古王公们奉为上宾。以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为首的一干青海首领，甚至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他们上奏康熙说：“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
“胡必尔汗”在汉文史书中又写做“呼毕勒罕”或“呼必勒罕”，这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大意是“转世”或“化身”，清朝史料称“（大活佛）将死则自定托生处，其弟子往奉以归，谓之呼必勒罕，如汉语称转世化生人”。在这里，蒙古王公们所说的“胡必尔汗”，无疑指的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噶桑嘉措。
拉藏汗得知后，立即向青海派出了刺客，而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人则针锋相对，把噶桑嘉措严密保护起来，同时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护送真正达赖喇嘛复位的名义，发动直指拉藏汗的圣战。最后在清军的武力干涉下，这场预谋中的和硕特内战不得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此事在前面已经讲过。
尽管为了表示对拉藏汗的坚定支持，康熙皇帝已经册封了其新立的所谓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但这位一代英主心里其实一清二楚，事后他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人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事后证明，皇帝未雨绸缪之举真的是非常必要。
噶桑嘉措八岁时，位于准噶尔汗国突然偷袭了拉萨，他们打着复兴黄教的旗号，宣布要为不幸的仓央嘉措复仇，并谎称得到了真正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支持，很快杀死了不得人心的拉藏汗并废除了他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但由于清军事先的周密保护，事先潜入青海的准噶尔小股部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劫持真正的达赖喇嘛的阴谋破产了。
康德不是说过吗：“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尽管不可能知道在自己死后才出生的康德是何方神圣，但康熙的行为却证明，他显然有智慧和能力来深刻理解这句名言。皇帝决心将藏族人心目中的上帝——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而这些措施事后证明都相当行之有效。
一到达青海，大将军王便代表皇帝向蒙古王公们宣布：“唐古特卫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乃祖顾始汗所设。今准噶汗弑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愿置禅榻，广施教法，今唐古特人民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汗，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人从往。”
这里，“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即噶桑嘉措的异译；“瑚毕勒罕”则是“呼毕勒罕”的异写，前面说过，该词说的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是指噶桑嘉措。“唐古特”在这里指的是安多地区，也就是青海甘南藏区，大将军王这段话的意思，一是呼吁青海和硕特蒙古人为自己的亲戚拉藏汗复仇，二是宣布朝廷已经承认噶桑嘉措的转世灵童身份，三是号召蒙古王公们随清军一起护送达赖喇嘛返藏，而最后这点尤为重要，它直接将清帝国与准噶尔之间的世俗战争，转变为整个黄教社会都必须尽义务参加的喇嘛教圣战。
公元1719年春天，大将军王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专程来到青海塔尔寺，拜会了居住在这里的小达赖，胤祯事后在给父亲的奏章中写道：
“臣亲率子弘曙、弘智、弘曦，前往古木布木庙。小呼毕勒罕于五里处支起凉棚，全庙喇嘛来迎，两旁列队，敲击金鼓，吹喇叭唢呐，举伞迎之。臣拜佛完竣，往呼毕勒罕坐之禅房，呼毕勒罕亲迎出大门，叩请皇上安，献哈达。继而大臣等相互问好，谦恭执手，进入其禅房。”
这是说，小达赖对代表皇帝而来的十四阿哥相当恭敬，招待的礼数相当周到，不过，也许是心里没谱，也许是自重身份，噶桑嘉措大概仍在待价而沽，他并没有向胤祯下跪，双方基本上执平礼相见。
“臣向小呼毕勒罕曰：我来之时，皇父命我拜会于尔。我不晓呼毕勒罕本身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真伪，众既然皆称尔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呼毕勒罕升座，我即以礼会见。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子，亦菩萨也。我乃一小儿，岂敢受礼。请王坐床等语后，臣云：尔呼毕勒罕为黄教，披裁袈裟履行佛礼，遵旨向尔致礼，我务以礼待尔。小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主人，我本不应受礼。惟大圣主既有旨，我欲站立而言。”
这是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大将军王并没有立即肯定噶桑嘉措的达赖身份是天下独此一份儿，而是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正品行货，那我就先过来瞧瞧。小达赖则不仅放低身段，还让十四阿哥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菩萨。一番互捧之后，大家彼此又谦让了一番，既然双方都是神仙，那接下来就好谈多了。
“臣率子弘曙、弘智、弘曦礼拜，献哈达。小呼毕勒罕合掌躬腰受之。于呼毕勒罕坐床旁陪置一床让坐。小呼毕勒罕询曰：荷蒙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旨，大将军王沿途好行否？抵至西宁，水土适应否？臣云：仰皇父之福，沿途我本人以至兵丁均行走安好，抵至西宁，水土均适宜。呼毕勒罕尔至古木布木庙以来，水土适应否？呼毕勒罕曰，仰赖大圣皇帝之福、三宝佛之恩，身安无恙。”
这段都是客套话，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如此这般。
“臣又询问呼毕勒罕，皇父为弘扬黄教，俾众生安居乐业，命我为大将军遣之。我之来事，如何为之？呼毕勒罕云：我乃一小儿，并无教养，何以知晓？我思之，大将军王蒙大圣主重旨，既临边疆，黄教自此即可速定。众生自此永获安居乐业。”
终于接触主题了，大将军王试探噶桑嘉措的想法，确实有求于人的小达赖终于亮了底牌，他干脆承认，俺就一半大孩子，啥都不知道，一切全凭您安排，您打哪儿我指哪儿，您说往东我决不向西，这个表态显然让胤祯相当满意，他大概就此做了决定，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地位。
“言后，敬茶、果品等物。呼毕勒罕献礼表忠，再三告称：为增大圣皇帝万万岁之寿、大将军王成就大业之喜，献释迦牟尼利玛佛一尊、阿玉希利玛佛一尊，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念珠、马一百匹，驼十峰，献三位阿哥释迦牟尼利玛佛各一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马各十匹，以做为礼物等因，臣为增皇父万岁之寿，既已献礼，仅将佛受领之。出来之时，小呼毕勒罕陪同送出。翌日，臣以黄红蟒缎各一匹、绸七匹，著侍卫等赍送小呼毕勒罕。谨此奏闻。”
为了以后有了熟人好办事，临别前，噶桑嘉措搬出一系列干货，殷切盼望十四阿哥笑纳，但胤祯为避嫌疑，仅象征性地收取少许，第二天又回了份礼。这份奏章至此结束。
对儿子写的这封信，老皇帝很快做了批示：“知道了，自西方来叩请此呼毕勒罕之众甚多，勿忘勤奋打昕消息以奏闻。惟恐有欠询问。”显然，这个新灵童深孚众望，而康熙也极其重视他，让胤祯多加注意，生怕有什么闪失。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二十日，黄道大吉，大将军王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小达赖的父亲索南达杰（这里写做‘索诺木达尔扎’）、罗布藏丹津为首的青海蒙古王公以及塔尔寺的喇嘛们汇聚一堂，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好不热闹。胤祯在两天后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册宝金轿至社刚庙，新呼毕勒罕在大门跪迎，读敕封达赖喇嘛册文，新呼毕勒罕右向站立，青海王台吉等，索诺木达尔扎并大喇嘛向上跪听圣旨，宣读毕。齐册宝大臣亲自恭举，呼毕勒罕接受。”
如果这段记述可靠的话，达赖喇嘛显然对与皇帝圣旨等同的“册宝”也就是达赖委任证，是主动下了跪的。支持者认为，对于达赖这个姿势所代表的臣服含义，显然不用做过多解释；但反对者大概也能从这段文字中找出自己的理由，因为到了正式宣读委任证书内容的时候，达赖又重新站了起来。
“呼毕勒罕跪领寿所赏茶壶等物，将绸子亲枧赏交，达赖禀称：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小人来至库木布木庙住学，我以下小喇嘛等，感受养育厚恩，小人不分昼夜，惟祈瞻仰圣主满洲大皇帝天颜，因我年幼生身，又无才学，未能仰瞻圣颜，实深愧对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先册封大喇嘛印，颁赐金印，册封达赖喇嘛，送往西藏，喻以龙狮名号。圣主满洲大皇帝派遣阿哥王亲领大兵送往，此养育天地高厚恩施，小人实不敢当，惟有至吐伯特地方想喇嘛并平民传布圣主满洲大皇帝仁慈养育之恩，会同大小寺庙喇嘛等，叩祝圣主满洲大皇帝增寿万福，不分昼夜，在三宝佛前唪诵永勉经外，何以言报，呈请具奏唐古忒文一件。”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胤祯的说法，在接受赏赐的时候，新达赖又重新跪了下来。“库木布木庙”即现在的青海塔尔寺，“吐伯特”又写做“土伯特”，是清初对西藏的称呼，很可能来源于西藏的古称“吐蕃”。这段话很容易懂，是小达赖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声称要带领所有喇嘛，不分昼夜为满洲大皇帝的健康诵经祈祷，否则就“何以言报”，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藏文奏章。
随后，小达赖的父亲也表示“小人终身不能答报，惟祝大皇帝万万岁，在佛前无昼夜祈祷”，罗布藏丹津等地方实力派则表示：
“我父王在扎什巴图尔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奏请大皇帝明鉴，我们同请具奏大皇帝悯恤固什汗子孙，接收爱慕之意，册封达赖喇嘛，厚恩实不敢当，我们不胜喜乐。此次出兵，惟有不惜身命，奋勉以答天恩，呈请具奏蒙文一件。”
就是说，和硕特首脑们已经认同了为达赖喇嘛进行圣战的观点，他们承诺将舍生忘死，并专门写了份蒙文奏章以表决心。
很快，正式获得朝廷认证的噶桑嘉措就向各地藏区颁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在这份旨意中，新任达赖喇嘛谴责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为了配合神圣的文殊菩萨大皇帝“收复藏地，兴盛黄教”的宗旨，他要求“大军所到之处，凡土伯特人众，皆应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勿有所骚动”。
至此，不仅在军事方面，康熙皇帝在宗教方面的部署也终于严丝合缝，他成功地将天下所有黄教徒的剑锋，都引向了窃据西藏的准噶尔人，这就意味着向黄教世界宣布，咱们为达赖喇嘛进行的圣战，已经正式开始！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抚远大将军胤祯率师移驻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统一协调各处人马钱粮，加紧完成对准噶尔开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此时，工布豪族的首领阿尔布巴早已经投奔清军大营，并很快成了大将军王的主要藏族顾问兼参谋，为清军积极出谋划策。他写道：
“在大军未抵通天河之前的二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询问有关卫藏和准噶尔的形势。我因时制宜，对部队的行动作凤等等，如何做才好，全都毫不隐瞒地向大将军王直言察告。”
根据阿尔布巴的自述，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成了清军的谍报主管，不仅满足大将军王所率清军主力的情报需求，而且还为由四川进藏的噶尔弼一路清军提供服务：“为了西藏百姓的幸福和利乐，我在得到最大的信任之后，派遣一些能干的朋友，前往拉萨作侦探，并赴康区向噶尔弼将军送去南北两路大军的日程安排，他们干得都很出色。”
鉴于掌握的情报显示准噶尔人的战斗兵员此时已下降到只有两千五百名，而清军总数则在十万以上，阿尔布巴认为即使大策零再厉害，胜负也已经毫无悬念：“我对准噶尔里里外外的活动都作了仔细观察，他们的阴谋诡计、诡橘伎俩，对强悍威武的皇帝的将军们又算得了什么。汉蒙大军仅以十分之一兵力，就能战胜对方！”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阿尔布巴认为清军完全没必要去和居于绝对劣势的准噶尔人谈判，以免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现今是否有同对方签订条约之主张，不得而知，假如进行谈判，这是绝对不妥的。”
阿尔布巴这么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前面我们讲过，清廷曾向大策零派出外交使团，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尽管传教士和藏族人的记载都说这场何谈不欢而散，“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但清廷自己的记录却有些不同。
公元1719年九月，这个清朝使团终于自西藏返回，他们带回消息说，策凌敦多布和西藏僧俗人等，都认为西宁灵童“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就是说大策零等人已经无法否认噶桑嘉措身在青海的事实。如果此言属实，此前一直扬言自己是护送灵童回藏的准噶尔人，显然已经丧失了道德高地。
使团还转达了大策零对皇帝的执意，说西藏到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西藏所谓的“瘴气”，古时候其实指的是高原病，来自伊犁河谷的准噶尔人无法适应高寒高海拔的西藏，应该也可以理解。大策零这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言语，似乎透露出准噶尔人水土不服战斗力严重下降，以及他们陷入孤立、萌生退意的低落情绪。
而大将军王差往西藏的使者则奏称，大策零声称对拉藏汗与青海蒙古认定的两名呼毕勒罕都不能接受，因此并不会择地与其会盟，但同时大策零也表示不敢与清军为敌。按照使者的观察，大策零的处境其实相当艰难，目前在西藏的准军，即使连病人计算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了，由于清廷的经济封锁，他们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人每月仅给银九钱，炒面一盘”，这些人对使者声称“圣上为菩萨，若能振兴黄教，拯救众生，则我等已早回原处”，由此可见准噶尔人的军心早已涣散，只想早日回家。
阿尔布巴显然认为，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可别迷惑于和谈而放虎归山。同时，尽管清军兵强马壮，但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阿尔布巴仍警告他们，如果打仗就要尽快，否则不如先撤下来修整，不要当断不断熬到秋季才出兵，以免重蹈额伦特的覆辙：“由于夏天就要过去，达木、黑河地处高原，天气渐趋严寒，若是发生意外，汉军难以阻档，应尽速撤离，妥善安置。”
对于自己所提的这些建议，阿尔布巴自夸道：“因我衷心禀报而无取宠畏惧之言，以皇太子为首的将军们，都十分高兴，但究竟如何是好，还需权衡。”
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万事俱备，鉴于时机彻底成熟，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对噶尔侵略军的总攻终于开始。随着征尘滚滚，南北两路清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着西藏杀去：
北方的青海方面，由清军主帅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坐镇青海，统一协调各路人马，副帅平逆将军延信则率领数万主力，于农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5月28日），由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出发，向着西藏挺进，新册封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率领众多僧侣，随军前往。
南方的四川方面，定西将军噶尔弼于农历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22日）从成都出发，四川总督年羹尧则坐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为噶尔弼提供坚实的后援，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等川滇各地少数民族土司也派出地方武装，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为了配合南北两路清军的行动，在直接面对准噶尔本土的新疆方面，清军也采取了必要的牵制措施，靖逆将军富宁安在天山东部的巴里坤驻扎重兵，时刻警惕着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对大策零可能的增援。振武将军傅尔丹则率领着八千名清军自布拉罕进抵格尔额尔格，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的安全，让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举妄动。
几路清军对外“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其中自然以大将军王和延信统率的青海主力声势最为浩大，光是保护达赖喇嘛的官兵就达一万两千名之多。史载大将军王的战前准备十分周到，甚至包括“妙药十二斤八两，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
学者们研究后认为，这些药品主要是为了防范高原反应及并发症，这无疑是科学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迷信也没有失败，它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除了这些药品之外，竟然还有“神符一万张”——这些道士制作的神符被认为不仅能防瘟疫，还能破除敌方的巫术。
关于大军出发时的情景，阿尔布巴写道：“皇太子大将军和大部分汉满部队驻扎通天河畔，以延信将军为首的约五万名汉蒙大军和各部队的官员们，浩浩荡荡地从通天河出发，七世达赖喇嘛和随从以及全部大军摆渡过江时，皇太子大将军亲临送行。”
阿尔布巴用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大将军王如何与自己依依惜别：“他（指大将军王）紧紧握住我的手，讲道：‘你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所有这些前前后后的行动，为达赖喇嘛和皇帝忠心耿耿，亦想到庄园百姓们会遭准噶尔的祸患，虽不一定发生好歹，但在关键时刻完成如此之大业，达赖喇嘛坐床是全体西藏众生，特别是实现了你自己的愿望，祝你高兴。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最后，大将军王“临别时赐予我整匹的绸缎等物品，在临上船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送别。”
根据清朝官方档案记载，告别大将军王后，延信率领的清军主力在簿克河、齐嫩果尔、错冒拉等地，三次击败了试图截堵的准噶尔与西藏傀儡部队组成的联军，清军“法令森严，步伐整齐，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而准军和西藏伪军则兵无斗志，望风而逃，“逆贼丧胆夺魂，远窜遁奔”。
到了农历八月底，延信率大军胜利进抵黑河，与大策零率领的最后一批准噶尔军对峙。这里就是两年前额伦特部队全军覆灭的藏北草原喀喇乌苏河流域，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交战双方的优劣势完全颠倒过来，即使对局势最悲观的藏人也能看出，大策零已经四面楚歌，当年额伦特的噩运似乎正在向这位盖世名将招手。
见此情景，跟随延信一起杀来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无不欢欣鼓舞，皇帝当初承诺的拉藏汗遗产已经在眼前晃来晃去，西藏的大片土地仿佛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消息传来：
定西将军噶尔弼部下的一支清军突击队，利用准军主力集中在青海方向的有利时机，大胆切入敌人软腹，一路狂飙突进，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阳历9月24日），率先攻入拉萨，一举解放了圣城！
这支清军部队的指挥官，名字叫做岳钟琪。
请继续期待下篇《九、精忠报国的后裔》
大将军王会把腹中问候岳军门的一千个标点符号字符倾泻到抢沙发的头上哦
一直不知道他们竟然占了如此辽阔的土地。
花谢楼主好文章。
DEL
率先解放圣城拉萨的清军将领岳钟琪，其官职为四川永宁协副将。“副将”其实就是副总兵，在清代为从二品的高级军官，统理一协军务，而“协”则是清朝绿营兵的编制，通常有数千人，也就是说，副将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旅长。
尽管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按照岳氏自己的说法，这位旅长的祖先极其有名，恐怕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家谱显示，岳钟琪竟然是那位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的第二十一代孙。据说宋室南迁后，岳家由河南汤阴老家搬到了今天的江苏常州一带，到了十七代孙岳仲武时又移居甘肃兰州，此后岳家便在西北生活下去，世代从军。
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跟随康熙皇帝征讨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有功，官拜四川提督即省军区司令，由于老母亲也就是岳钟琪的奶奶当时年过九十，岳升龙便请求皇帝允许把自己家的户籍改为四川，好让老太太在天府之国享最后几年福。一向颇有人情味儿的康熙自然答应了，于是岳钟琪跟着全家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入籍四川，这也导致他的籍贯在后来的记载中，分别有四川成都、甘肃兰州以及甘肃平番等好几个说法。
户口由甘肃转到四川的时候，岳钟琪已经二十四岁了，此前他曾按当时官场的惯例，花钱捐了个同知——为正五品官职，说白了就是副知府。但这个将门子弟显然不满足只当个文官，于是便向朝廷请求改为武职。康熙再次答应了，岳钟琪于是“以游击发四川”，也就是去四川驻军担任游击将军，这是个从三品的中高级军职，位列提督、总兵、副将、参将之下。乍一看，岳钟琪似乎升官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清代武将级别普遍高于相应的文官，如同今天军官退伍到了地方，普遍要降一到两级安排那样。
等到准噶尔军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十年之间岳钟琪已经由游击熬到了副将。按照清人笔记记载，这位岳旅长有个特点，那就是胃口极好，一人能吃光两人的饭。这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也就是个饭桶，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岳钟琪武艺高强，箭法更是相当厉害，运动量大自然吃的也多嘛。
尤其是，当人们看了岳钟琪的模样后，就更感觉可以理解了：他的身材虽然不太高，但却相当粗，光肩膀就有别人的两个宽——既然体积是别人两倍，饭量凭什么不能DOUBLE？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清人笔记说他身高七尺，这大概是按汉尺而非清尺，因为如果照后者来算（1尺合今天31公分以上），岳钟琪的身材简直可以去NBA了，吃光两人份的饭岂不更加EASY。
据说这个表字东美的将军治军以严厉著称，每当他登台训话的时候，部下都害怕得腿直打哆嗦，台下肃静得鸦雀无声。但老岳却并不只靠严苛来管理，他常常深入基层办实事，一旦发现官兵有什么疾苦困难，必定亲自抚慰并设法解决，因此按照清人笔记的记载，手下将士们都争着为其卖命。
前面讲过，大策零挟战胜之威向各地藏区派出宣传队，大肆声张自己的军事胜利，使得原本效忠清廷的康区土司们纷纷转向——“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四川总督年羹尧上奏皇帝，请求亲自去康区镇压，而康熙则认为年的作用过于重要，不宜轻动，于是朝廷便改派已经在四川的镶白旗蒙古都统法喇率军前往。
法喇是满洲正白旗人，行伍出身，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可谓身经百战。他本来和四川没什么关系，而是属于躺着中枪的那类——前面已经讲过两次，四川提督康泰率兵进藏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哗变，康熙便派法喇前去调查，很快查清楚哗变是由于康泰偏信的一个守备克扣军饷所引发。在法喇的建议下，皇帝下令将那个赃官斩首，同时也把倒霉的康泰免职，而法喇自己也被康熙命令暂驻四川，协助总督年羹尧处理军务。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收到去康区平乱的旨意后，法喇立刻率领一干人马，由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开往川藏南路的重镇理塘和巴塘，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把最为关键的前锋任务，委派给手下最为孔武有力的将领——永宁协副将岳钟琪，这位后来被乾隆誉为“三朝武臣巨擘”的一代名将，从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岳钟琪率前锋部队到达理塘后，当地土司不怎么鸟他，于是岳旅长二话不说，上去就把人家给宰了。听到这消息，巴塘土司怕的要死，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动向清军投降，于是附近各地有样学样，纷纷归附：
“檄钟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
而在《清史稿》的另一部分里，则记下了被杀的两名理塘土司的名字，他们一个叫达瓦喇紥木巴，另一个叫塞卜腾阿珠，并且岳钟琪也不是直接杀了他们，而是将其绑到上司法喇处，请示汇报后才行处决。从岳钟琪平生行事谨慎的一贯态度来看，这个记载似乎更合理一些：
“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锺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紥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
“第巴”在汉文中又有“第斯”、“第司”等写法，这是藏区一个古老的头衔，大概是泛泛指“首领”的意思，其具体职务则覆盖了从统治全藏的法王到村里小小头人的广大范围，比如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的头衔就是“第巴”。而在这里，“第巴”指的是当地土司。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怎么理塘土司会有两个人？这段记载其实并没错，因为与康区其他地方只设一名土司不一样，理塘、巴塘这两个地方不仅有土司，还有一位副土司，他们在清朝史料中分别被称为大营官和二营官。并且这两个土司也不是世袭的，而是按惯例由头人中选出——《清史稿》写道：“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
武力平定理塘和巴塘后，四川总督年羹尧又采取了怀柔政策，派出使者对周边地区展开一系列招降活动。为了表示朝廷的诚意，年羹尧下令法喇率军回师，于是心中正惴惴不安的“诸番目皆顺命”，也就是说，这些藏族地方首领纷纷向朝廷表示效忠。至此，出康定的清军基本达成了稳定川藏交界地区的预期目标。
岳钟琪也从此与康定结缘，这里成为其功业的起点，他后来戎马一生，差不多参与了康熙、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所有与藏区有关的战争，期间无数次进出过康定。由于岳钟琪曾被朝廷封为三等威信公，故康定民间称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为“岳公爷”，他甚至被人们起了一个藏语名字——“迦朵阿巴”。
也许是他杀伐果断雷厉风行确实太有震撼力了，后来藏族传说，这位迦朵阿巴是个极牛的家伙，他只带了三十八个士兵就击溃了进攻藏区的准噶尔大军，后来这些勇士们的后代在当地留了下来，包括迦朵阿巴在内的每位勇士各自繁衍出一个族群，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霍尔三十九族”。
其实，霍尔三十九族是清代对游牧于今西藏那曲地区西部与昌都地区西北部一带各部落的统呼，其民族成分，他们总共大概有四五千户，一直归驻藏大臣直辖而不属达赖喇嘛。辛亥革命以后，三十九族地区被西藏地方政府占领，部落被西藏当局征收繁重赋税，各方面荼毒甚广。因此当地人一直对拉萨政权恨之入骨，历来有亲汉传统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汉人而非藏人，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霍尔三十九族地区就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
天葬无疑是内地人眼中最神秘的藏区风俗之一，传说中它的起源也与“岳公爷”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英国派驻康定的外交官在其所著《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天葬起源的故事：
康藏民间传说，岳公爷发现藏区有许多龙脉，如果死者埋在那里，其后代很可能出统治天下的皇帝，他便谎言劝导人们说，如果将去世的人埋在地里，对其本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用处，而如果将尸体喂给老鹰却可以积善业造福田，当地人相信了他，天葬于是就这样流行起来。
当然，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天葬的历史比岳钟琪时代早得多，而也许受汉族葬俗影响，康定当地天葬并不普遍，火葬和土葬一直更加流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据笔者所知，川藏路上最近的一个天葬台也在康定过后的折多山附近。
不管怎么说，最终在藏人的心目中，岳公爷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武圣人般的人物，比如根据民国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察，“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但此时，岳钟琪还只是驻川清军的一个不起眼的副将。转过年来的康熙己亥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马肥草盛的春夏之交，清军终于发动了对准噶尔侵略军的总攻，按照皇帝的安排，南北两路大军并进，其中的南路军出打箭炉经川藏路杀向西藏。
根据史料记载，这支部队不仅包括四川驻军，还有附近的云南驻军，以及稍远一些的湖南和湖北的驻军，甚至连遥远的江浙也派出部队参战，而这支大军的成分，则不仅有满蒙八旗军，还有绿营汉军。看到这支天南地北杂七杂八的军队，人们心中难免会浮现一个疑问：康熙怎么会如此仓促，莫非他把手头所有能征集的人马都派了过来？要知道，北路清军也就是大将军王和延信他们，可是好整以暇招兵买马，准备了许久才启程的，衣食住行甚至各种药品都绰绰有余，就连新册封的达赖喇嘛也在军中得到了皇宫般无微不至的照料。
通常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造成这样差异显著的对比，那就是老皇帝十分着急，生怕南路清军出发晚了会导致什么不利的局面，而对于北路清军，康熙却似乎巴不得他们能再晚出发一些。
事实也果然如此。就在上一年的年底，皇帝向南路清军将领们颁发了一条含义复杂的上谕，其内容颇让人玩味无穷，这道圣旨中写道：
“倘青海之蒙古军将敌杀败取招地，如成功，即功也。以此我将军、大臣等将满洲兵按兵不动，以蒙古人等功成，我军徒在乎？若存此意，即为过也。”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如果青海蒙古人凭借自身能力就能把西藏的事情搞定，那还要我们什么用？你们可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否则“即为过也”。
“功成乃全体功也。即青海兵前进效力，功成取招。伊等倘以土伯特部教俱我祖辈固始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仰赖圣主大军宏威，获取地方。主子自远方前来之军，为何辛劳驻扎守招。我军理应镇守，仅我军镇守可也，伊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
康熙说，即使最后胜利了，那也是大家伙儿的功劳，可不能独归蒙古人。到时候，这些蒙古人肯定找借口说，西藏本来就是我祖辈的领地，本来就应该由我们继承，您老大老远跑来帮我们打仗，实在太辛苦了，就不劳您在这儿待着了。但是，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朝廷理所当然要在西藏驻军。当然了，咱们能独自驻军当然最好，但如果蒙古人想掺合进来，大家联合“镇守”西藏，那也可以接受。可如果蒙古人想把我们排除在外，门儿都没有！
“如今朕已下此谕，日后以朕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朕于众前颁谕也。若我大军抵达取招，此非平常之功，功大也。”
看来，老皇帝已经有些后悔了，此前为了争取和硕特蒙古首领们对清军进藏的支持，他已经对罗布藏丹津等人许过诺，答应由他们继承拉藏汗在西藏的权益，现在康熙试图反悔，但又想到自己金口玉言，说话不算数“断然不可”。
可是，如果清军抢在和硕特蒙古人之前攻占了圣城，建立了这样的不世功勋，到时候再谈在西藏长期驻军的事儿，对方也就无话可说了。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清军抢占拉萨的行动必须是独立完成的，期间并没有得到蒙古人的帮助，而与和硕特人混编前进的北路清军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老皇帝所能依靠的，也只有由四川出兵的南路清军了。
于是，在这道上谕中，康熙要求南路清军必须抢在蒙古人之前，率先完成攻占拉萨的“非平常之功”，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只能把手头所有能调集的部队都派过去支援四川，形成了“川、滇、荆、楚、江、浙满汉官兵”汇聚一堂的火爆局面。
这支紧急拼凑出来的大军统帅，则是皇帝同样紧急任命的定西将军噶尔弼——由于原定人选四川总督年羹尧脱不开身，康熙才不得不李代桃僵，大军副帅则是一位名叫武格的八旗军都统。此时，做为已经被证明为很有战斗力的一支人马，永宁协副将岳钟琪指挥的部队自然也被编入了这支大军，不仅如此，也许是之前在平定康区动乱中的表现太优秀了，岳钟琪得到了噶尔弼的赏识，他再次被委任为清军先锋。
肩负着皇帝的特殊使命，岳钟琪率领数千人的先头部队，朝着西藏方向策马而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支不大的队伍沿着川藏南路一路狂奔，把理塘、巴塘等地远远抛在身后，很快杀到了扼守着数条进藏要道的战略要地——西藏昌都。
此地是西藏的东大门，“昌都”这个词在藏语意为“水交汇的地方”，两条河昂曲和杂曲在达马拉山山脚处交汇，合并成了著名的澜沧江，而昌都就是这个交汇之地。可是，如果您看过清朝有关藏区的史料，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找不到“昌都”，但却能经常看到一个音近的词——“察木多”，没错，那就是昌都以前的译名，而按照藏语发音的话，它原来的名字“察木多”其实比现在的“昌都”更合适一些。
到了六十余年前的1950年，昌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昌都战役拉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它也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暂且不表。
其实，这里不仅是“水交汇的地方”，更是川藏南北路以及滇藏路的汇合处。即使到了今天，昌都的邦达也仍然是川藏北线和川藏南线，或者说317和318两条国道的交汇处，过了这里，川藏南北线将汇合成一条，向着远方的拉萨延伸。此地位置的重要可见一斑。
但岳钟琪部队到达昌都的时候，这里当然还没有川藏公路可以通过，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渡过咆哮汹涌的怒江。清人笔记写道，当年的人如果想要过江，只能通过架设在江面上的一座桥。这座“三巴桥”大概属于藏区常见的铁索吊桥，周围悬崖峭壁易守难攻，是进藏的第一险要之处。
岳钟琪很快收到了坏消息——探马来报，准噶尔人已经抢先到达这里，他们或蛊惑或威逼，诱使或迫使当地首领带领地方武装占据了三巴桥，切断了清军前进的唯一道路。强攻的话必定损失惨重，而且还很可能无法拿下，这可怎么办？
考虑再三，岳钟琪决定重拾吕子明“白衣渡江”的故智，他从军中选出几十个懂藏语的官兵组成一支突击队，让他们穿上藏服伪装成当地人的模样，混在藏民中间悄悄过了三巴桥，准噶尔人和当地武装显然过于相信天堑的作用，对此竟毫无察觉。
过江之后，突击队又由吕蒙变身为班超，他们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和勇气，迅速杀向了当地的政治中心洛隆宗（今西藏昌都地区洛隆县）。猝不及防之下，驻扎在洛隆的准噶尔特派员有六人被杀，其余五人被清军俘获。清人写道，面对这支天降的神兵，当地首领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纷纷拜倒在地表示降伏。
就这样，岳钟琪率先锋部队顺利通过怒江，从此以后“无梗道者”，就是说再也没有人敢当其锋芒。很快，他们便杀到了几乎位于昌都与拉萨中点处的拉里宗。
喇哩又写做拉里或喇里，即今天西藏那曲地区东南部的嘉黎县，此地东连昌都地区边坝县和林芝地区波密县，南临那曲地区当雄县和拉萨市的林周县、墨竹工卡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清史稿》的《地理志》写道：“（拉里）在前藏东五百九十里，察木多西六百六十里。”
拉里距离当年额伦特全军覆没的喀喇乌苏并不太远。前面我们提到过，喀喇乌苏之战进行的时候，那位自带干粮从军的前四川省军区司令康泰，中了一个名叫黑喇嘛的“贼僧”的圈套，可怜平白丢了性命。这件凶案的发生地点，其实就在拉里。按照清人笔记的说法，这个黑喇嘛确实是个狠角色，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准噶尔人一来这里就和他勾搭起来，从此他便成为大策零的同伙。
也该着这家伙倒霉，此次他遇到的并不是无能的康泰，而是比自己更加狠辣的岳钟琪。清军先锋官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同样也设计了一个圈套（细节如何已不可考，估计是鸿门宴之类吧），一举拿下了黑喇嘛。不仅如此，据说当时亲手擒住这个武艺高强恶僧的人，正是岳钟琪自己，武穆后裔的本领果然名不虚传。
清军就这样平定了拉里。有意思的是，黑喇嘛的恶名竟然进入了《清史稿》这样的正史之中，该书写道：“其地有黑喇嘛，附于准噶尔，寻讨平之。”而拿下拉里之后，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南路清军通往圣城的道路，从此一马平川。
尽管清朝史料记载说，得知清军两路并进的消息后，“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但很明显，春丕勒宰桑——“宰桑”是准噶尔官员的头衔，据说来源于汉语的“宰相”，策凌敦多布的正式官衔就是大宰桑——率领的这支部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仅岳钟琪的先锋部队从其指缝间溜过，就连后面噶尔弼亲率的主力大军也没有与其交锋。
对此，《清史稿》写道：“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就是说，南路清军主力抄小路绕过了准噶尔军的防线，他们利用皮筏子过了河，径直向着西藏杀去。另外，清史记载南路设防的准噶尔军有两千六百人，这大概包括了许多西藏伪军在内，因为无论是阿尔布巴还是清朝外交使团收集到的情报，都显示大策零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前者打听到准军战斗兵员仅剩下两千五百人，而后者则探知对手连病人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加之主力正随大策零开往青海方向对抗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兵，因此春丕勒手头的真正准军肯定不会太多。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即阳历9月24日，这是后人们需要记住的一个日子——经过四个月的星夜兼程，岳钟琪率领的南路清军先锋部队进入拉萨，饱受蹂躏的圣城终于获得解放！这个时间，足足比其他将领早了二十多天。
隋唐以前，中原人对西藏所知甚少，而即使在最强大的贞观至天宝时期，唐军也从来没有突破过今天四川、青海、新疆与西藏的边界，第一个真正征服西藏的，应该是后来在欧亚掀起黄色狂飙的蒙古人。因此除却那些并不肩负军事使命的官员使者之外，岳钟琪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进入拉萨的汉族将军。
就在清朝南路大军攻入圣城的时候，当年额伦特部队覆灭的藏北那曲草原上，清兵与和硕特蒙古人组成的北路大军，却正和大策零亲率的准军主力进行着殊死搏斗……
请继续期待下篇《十、诸神的黄昏》
严格来说，游击是中级军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营长，跟游击将军有很大不同。
明清时，武官加将军号非常贵重，如岳钟琪在雍正二年，以四川提督之位在青海平乱中立下大功，才授以奋威将军。
清中前期，绿营编制大致分为镇、协、营、汛，镇的长官为总兵（乾隆年间全国66镇），协的长官为副将（乾隆全国副将137人），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里面对绿营军官的级别写得很详细：
提督等官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
镇守总兵官，正二品。
副将，从二品。
参将，正三品。
游击，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三品。
其中正（或从）三品的游击，显然算高级军官。当然了，游击和游击将军是不是一回事可以商榷，有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简称，有人则认为是独立的两个官职。
至于那些个名号将军，比如奋威将军等等，其实在《大将军王的野望》文中已经写了，它们与抚远大将军类似，都是临时委任的战区或野战军司令官，战后即废，并不是固定的实职。
而明清的游击将军与这完全不同，并不是那种“武官加将军号”，而是一个极为固定的职务名称。这就像“温相”和“温总理”的区别一样。
另外，明朝的游击将军地位可能没有清朝的游击高，游击将军没有固定品级，镇戍军中置，位在参将之下，率游兵往来防御，但一般认为游击将军相当于从五品左右，他的顶头上司总兵官尽管也没有固定品级，但除非有其他加衔，普通总兵官的待遇一般参照正三品，当然明末那个有兵就是王的特殊时期除外。
明代兵制大致是前期以卫所制为主，后期以镇戍制为主。清代绿营兵制大致以明季镇戍制演变而来，但又有较大区别。
明中前期的游击将军跟后期的游击又有区别。明季到清代，武官加将军号是极少及极尊贵，自然，这些将军号是临时性，跟两汉杂号将军相似，多为临时赠封，事罢即撤。但比起魏晋隋唐将军号泛滥贬值，还是大大不同。
再，明清文贵武贱，一二品武官有时也会被三四品乃至五六品文官辖制或指挥，在清前期从三品武官算不得高级军职。
再，清绿营主官可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虽有品级区别，但所管营的兵员多寡并未跟品级直接联系，有可能一个守备领的兵比参将还多。
大家看法不同而已，也没有必要非得一致，就此停下吧。
比如卫拉特蒙古，就有瓦剌、卫拉特、额鲁特、厄鲁特等好几个译名，其实指的是同一个部落。
在漫长的时间中同一个词本身就会发生音变，倒不一定是翻译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