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对非桂籍人才一概如此。

当年的<<文史资料选辑>>,还会有涉及到的张三李四出来补充说明或者抗议，有的以来信方式照登了，比如从执政府门前子弹下逃过的学生对楚溪春的抗议，比如陆小曼女士对当年一些事的说明（越描越黑）....

最近几年重印了，这些内容很多就不见了，还有当初29军那些人对七七事变前后张自忠的评论，也都修改或者删除了。

新的，比如秦基伟的回忆录，对阎红彦之死的叙述，简直让人吐血......

......军长王甲本走在警卫营先头，还相距后面部队约二三百米，刚到达山口村以北约距山口村200米处的高地，发现村内有部队，还认为是友军，由高地下坡抵达山口村数十米才认清是日军，开枪射击，而敌人用机枪还击，军长王甲本当时臂部腿部受伤，旋有敌兵三名用刺刀和大刀将军长王甲本砍死。随即我后续部队赶到，将敌击退。

毕竟他的班底基本都是广西人，丢了老家会怎么样东北军就是前例。阎老西那么不能打，也死守着山西的部分地盘。

七．中国军队的人数以及后勤支援

虽然在第五章提到中国军队的番号，也说到中国军队人数问题，但是没有展开细说。这一节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中国军队跟日军相比，不占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军队的人数非但没有远远超过日军，反而可能少于日军。这是桂柳会战与其余抗日战争当中各次会战很不相同的一点。但是要统计究竟确切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会战则已经不太可能。

要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军人参加广西会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虽然各个部队当中都有固定的编制，但是考虑到在广西会战之前杨森李玉堂兵团都已经在湖南战场上鏖战数月，人员损失各不一样，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数据反馈上来，因此只能依靠当事人大致的回忆猜测中方的人数。郭汝瑰的记录当中，曾经说27集团军下属各军因久战，实力已经不足编制的四分之一 。以27集团军下辖37军为例。这个军退入广西后下面仅辖95师一个师（一说为93师），另外两个师140师和60师已经在长衡会战和洪桥会战当中溃散，并未跟随95师撤入广西（原因有待查证）。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李汉冲回忆，当时95师因为久战，兵员不满5000。身为军长的罗奇，实际指挥着两个团而已 。不过罗奇的这个95师后来也算是小有名气，曾经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当中参与对塔山的进攻。当时这个师号称“赵子龙师”。

在桂林陷落前夕，杨森所辖的27集团军号称有三军（20军，26军和37军），实际人数不足2万人 。在上文中已经说过62军人数大约只有7000人左右。79军是经历过衡阳保卫战和洪桥会战的部队，损失未明，但是肯定不会少。至于桂林绥靖公署下面编成的两个桂绥纵队，号称每个纵队有两个团，其实两纵队总人数也只有5000人左右 。据桂林绥靖公署独立第四团（属姚槐的桂绥第二纵队）团长周竞称，自己的部队是全美械装备，受过美国顾问训练。 但是在周竞的回忆当中，他的独立四团虽然有迫击炮连和高射炮连，却没有重炮部队，连山炮都没有，这个“全美械装备”恐怕要打个折扣。另外，关于中国军队的人数还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由于在抗战中各地部队普遍存在吃空饷的情况，许多部队的实际人数根本无法弄清楚。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驻守广西各军总人数为16万人，这还是将在贵州东南部观望的汤恩伯集团算进去之后的总人数 。汤恩伯集团直到最后才有一个军投入广西战场，还是在桂柳会战已经基本溃败的情况下才投进来的，没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何应钦则说中国军队的人数只有不到12万 ，这个数字可能偏小了一点。中方主要作战部队16集团军31军和46军6个师（不含93军两个师）的全部兵力大约只有5万余人。但是即便将93军两个师的兵力加入16集团军当中，该集团军的总人数也不到8万人。杨森集团不到2万人。79军、62军和64军加起来可能有4万余人，再加上5000人的桂绥纵队，第四战区的兵力往多里数，最多也不超过15万人。何况有些部队基本没有投入到作战当中，等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前面我说过日军第11军大约有10万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当中说日军第23军大约有3万余人。 这样的话，日军总兵力加起来有将近14万人，并不比中国军队少多少。

无论怎么说，中国守军的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度超过日军进攻广西的第11军以及第23军总人数，甚至有可能少于日军人数。日本方面的《一号作战》将所有参战的中国部队番号全部开列出来，总计有26个师的兵力。但是日方认为26个师大部分是被重创的部队，实际人数并不多。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因此，无论是在哪个战略方向——广西东北部的桂林还是在东南部的平南、桂平一线，中国军队都很难对日军构成长期局部上的人数优势。唯一的一次构成绝对兵力多数的情况是在10月中下旬的西江反击战当中，张发奎利用地形和交通之便使中国军队和当面日军的人数比例推测变成大约4:1。但是这种优势只持续了七八天，很快就在日军的增援面前消失殆尽。

广西的守军兵力的窘迫也可以由第四战区对越南方向的防备看出来。由于所有兵力都集中在广西东北和东南，西南部的南宁方向很空虚。9月2日，张发奎密电蒋介石，声称驻越日军“五万余”有从越南西贡调兵北上的动向。作为应对措施，第四战区后来在战斗计划当中写道：“则以桂绥独三团（主力龙州，一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以地方绥靖部队一个团来抵抗日军进攻，恐怕也是聊胜于无。在9月2日同一则声称越南日军北调的密电当中，张发奎希望蒋介石即行调动在贵州的中央军97军“开驰河池、宜山间”。 河池、宜山位于柳州西部，距离中越边境直线距离在300公里上下，与其说是去保卫中越边境，不如说是张发奎用于拱卫柳州的部队。蒋介石的答复很有趣：“第九十七军先头部队，即可开拔，仍应在黔桂边境控置，归本会机动使用。” 这里的“本会”应当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之中央军就在第四战区的屁股后面，但是就是不归第四战区指挥。考虑到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认定他依靠广西会战消耗消灭异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过分。

顺便说一下，张发奎在桂柳会战当中不止一次请求蒋介石立刻增派援军驰援广西。读着张发奎的求援电报，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十分寒心。当然，有朋友会说，蒋介石已经无兵增援，贵州的汤恩伯集团也是拱卫重庆的最后兵力。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亲历记》当中也谈到此事，认为蒋介石应该调动最后的预备队，陕西的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层面，是否应该将胡宗南集团投入战场，会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最后一支预备队，如果过早投入战场，将会使重庆无兵守御。这个说法很荒唐。中国军队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不能在战场上消灭，或者至少牵制敌军，一味防守，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敌军各个击破。1944年中国大陆战场，蒋介石并非手上无兵，乃至困窘到必须调动胡宗南兵团的地步。只不过军队因为疏于训练、怯于作战，将士不同心而难有胜绩。桂柳会战的教训不是应该不应该调动最后预备队的战略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军队作战力和协同作战的问题。

桂柳战场这边，既然正规军指望不上，当年让红军颇为头疼的民团和自卫队便构成作战力量之一。在广西进行的抗战有一特点，即民团和当地自卫队奋起抗日的情况较多，日方的《一号作战广西会战》多次提到民团抗战的情况，甚至有过一整个县（灌阳）没有正规军据守，民团依旧能够独立抵抗的情况。这与正规军不战而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民团守土既跟广西彪悍的民风有关，也跟新桂系在治理广西的过程当中采取的“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有关。1930年广西正式成立民团。1934年颁布《广西民团条例》。从1930年冬到1937年2月，广西总共训练壮丁158万。每个壮丁的平均受训时间超过180个小时。 新桂系不但鼓励地方自治，而且派遣正规军军人来到地方帮助训练民团，使民团士兵具有一定的战斗素质。政府方面也负责供应一定的武器。覃戈鸣回忆说，在桂林保卫战准备工作开始，韦云淞即令各仓库将各种旧枪散发给民间。新桂系自己也在民间私自建立了军火库。其中一个位于蒙山太平附近。白崇禧即担心日军袭扰，又怕有人告发，曾经亲自前往蒙山指挥抢运，但是依旧损失很重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广西民团制度便告解体。即便在1939年桂南会战之后有一定恢复，但是当局从未声明已经重建。个人认为，桂柳会战当中的民团已经不具备太多官方意味，更像是本乡本土自发组织的自卫力量，装备和训练差异也十分悬殊。

从广西会战一开始，便有大量正规军溃散，许多有作战经验的散兵流落在民间。许多士兵本来就是广西人，熟悉地形，又有充足的弹药储备，遂对日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柳州西部的河池地区为例，这里的都街（宜山县下属乡镇）自卫中队便拥有200余人，人人有枪有手榴弹。还拥有轻重机枪各一挺。全队抽调20人组成手榴弹队，甚至拥有一名号兵 。桂林市恭城县抗日自卫队第三中队队长林敦党回忆说，当时第三中队在恭城自卫队当中武器装备最好，拥有轻机枪4挺，以及一门82迫击炮和两个掷弹筒，为此专门配了一个炮排 。日军在广西会战开始之初，即受到民团不断骚扰，以至于惊叹说“在长期的对华作战中，这样的经验（即遭遇民团抵抗）还是第一次。” 日军第23军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也对民团袭扰极为担心，以至于说出“第23军所担心并不在于击败重庆军，倒是担心以广西自卫政策为基础的民众抵抗和乡村的自卫行动” 。但是，民团的作用在于守卫本乡本土，而非联合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消灭日军的数量也需要日积月累。因此，在桂柳会战期间，民团对于日军的抵抗是有限的。但是民间反抗日军的战斗此起彼伏，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战斗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桂北游击队，其成员当中有不少参与过1944-1945年广西抗日游击战。这支游击队一直活跃在桂林附近的崇山峻岭之间，直到1949年广西全境解放。

后勤方面，中国军队比日军的优势之处是内线作战，有足够的物资，交通也非常便利。9月到10月之间正是广西晚稻丰收季节，粮食供应基本不成问题。这一点对日军和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公平的。不过，即便有足够的物资，中国军队物资输送系统运行却并不顺畅。这样的事情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曾经发生过。第九战区编写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上面说：“26A（即26军）由萍乡向耒阳转用时，后勤机关均告落伍，致粮食不济，医药无闻。又62A进至衡南（衡阳南部），两日不得饱食，影响战局极大。” 内线作战的桂柳会战让物资配送不畅问题稍缓。不过仍旧完全没有解决。覃戈鸣称桂林守城士兵没有蔬菜吃。因为蔬菜不容易保存，而战事逼近，周围的农民也不肯进城卖菜。最后中国守军只得到桂林郊外的农村购买。当桂林市被团团围住之后，连出去买菜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这一点日军也并不比中国守军好。他们也非常缺乏副食。对比衡阳保卫战当中中国守军亦缺乏副食的情况，可见后勤当中如何解决副食确实是一个问题。

弹药和修筑城防工事的物资倒并不缺少。31军131师参谋长郭炳祺说：“当时广西绥靖公署寄存在桂林的武器弹药颇多，因疏散不去，大量拿来充实各防守部队。主副食按照部队直接供应，不足三个月。但桂林疏散后民间遗留下来的很多，各防守部队都自行搜掠囤积，足够有余。”170师副师长巢威则回忆桂林城防囤积的粮弹“不足一个月之用”。双方的回忆有所出入。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认为守军炮弹奇缺，囤积炮弹大约只有三个基数。三个基数的弹药当然不足以守城三个月，甚至守一星期都有困难。但是《一号作战》当中说日军在占领桂林之后缴获到了3万余发炮弹，从某个角度证明了覃戈鸣的数据未必真实。当时城内守军有150毫米口径榴弹炮2门，以及100毫米口径加农炮4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数目没有统计【注一】 。几万发炮弹，不论是大口径炮弹还是战防炮迫击炮炮弹，都足够中国军队打很长时间。这里我倾向于郭炳祺的“炮弹充足”一说。

为了坚守计囤积大批粮弹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在囤积的过程中国军队当中腐败横流，层层克扣，使粮弹囤积成为某些人发财的现金牛，也导致物资配备效率低下。据覃戈鸣称，韦云淞领取了大批法币作为城防建设费用。170师副师长巢威说这笔钱有2500万元。 但是覃戈鸣说韦云淞将这笔钱和别的物资装了两个大卡车拉到后方去，归了自己。而有些必要的配备却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覃戈鸣到覃泽文的阵地上去视察，发现覃团的士兵没有配齐防毒面具，便叮嘱他要配齐，此后也并未进一步督促。覃团后来800战士和军官被日军毒气毒死在七星岩内，与此事不无相关。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800烈士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防毒排的士兵，因为不具备基本的防毒面具，竟然也一同殉难。

后勤囤积物资导致了意想不到的一个问题发生。当93军弃守全县的时候，不得不遗弃或者焚烧了150万发子弹以及大批粮食和辎重。日军在攻克桂林、柳州 以及宜山等交通要道上也有大批物资缴获，甚至有缴获美国援助的新式反坦克火箭筒的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后勤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描述当中还会继续说到。总之，中国军队并不缺乏物资。虽然所有物资并未按照“三个月”的期限严格进行囤积，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不会像日军那样为后勤发愁。当然，要是倒过来说，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溃败，善于“就地补给”的日军，其后勤问题就会让第六方面军大为头疼了。

注一：关于桂林守军重炮数量有争议，在本文下集当中将有详细论述。

• 【整理】桂林保卫战文章归纳

您90年代初去采访冯璜的时候，我才读高中呢。当年做过的唯一一件跟桂林战史有关的事情，就是在暑假社会调查当中去采访当年桂北游击队老战士。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心眼，人家说啥就是啥。不过现在看来，也是很珍贵的资料。

说到史料的运用，其实我还是觉得80年代及以前的资料比较详实。当然倾向性很明显。比如说李汉冲就一直说桂柳会战是张发奎的责任。巢威等则将桂林保卫战失败的责任推在韦云淞身上。但是韦云淞的桂林保卫战的回忆，我又没有搜到，这样很容易造成误读。

90年代以来，关于桂林保卫战的回忆多了一些。我看到的《原国民党抗日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是90年代编的。但是使用的却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录，并在原文上有所删减。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桂林电视台对当事人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里面 已经有些口述者未经证实的回忆。比如蒋震宇回忆的内容就略有夸大。

回复有些晚了，抱歉。今后的帖子有什么不确切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八．会战开始：洪桥会战

桂林抗日保卫战的开端，是从洪桥会战开始算起的。洪桥会战当中，日军第一次占领了桂林的外围市镇。

这是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会战，从1944年8月底开始，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这场小规模会战没有一方成建制地损失过师或者大队乃至联队以上的部队。但是对于刚刚从衡阳保卫战当中喘过气的双方来说，自此之后的胜负已经注定。这一点在会战刚刚打响之时双方都未意识到。侵华日军第11军怀着诚惶诚恐，唯恐出现“又一个英帕尔”的心情开始作战。而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在各级军事长官的率领之下，无数次重复着坚守—撤退—被击溃—休整—坚守这一战争模式，以屡败屡战，绝不投降的坚韧信心，在湘南大地流血牺牲。这场战役就是洪桥会战。洪桥，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祁东县，位于衡阳以西以南，距离53.9公里。

本文有自己粗略描绘洪桥会战战前形势图。河里不方便贴图，给个我的博客链接：外链出处

1944年8月27日中午12时，在完成了对部队的调整、补充和休整之后（实际上整个战线双方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战斗），日军第11军下达进攻命令，要求在该军战斗序列内的部队于X日（即8月29日）起消灭聚集在衡阳西南部洪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本次会战主要打击的武装集团是位于衡阳以西以南和湘桂铁路湖南段的中国守军。这批军队的主力是27集团军李玉堂兵团，该兵团下辖79军，46军，62军以及第二突击总队（彭壁生的机械化48师为基础部队）等部队。在李玉堂集团的两翼，左翼部队是王耀武集团下辖的74军，73军，99军以及100军。右翼部队有三个兵团，分别是27集团军杨森集团的20军，26军，44军，欧震集团的37军以及暂编第二军，35集团军王陵基集团的72军和58军。王陵基集团此刻远在湘东的醴陵和萍乡一带，对于整个战事的发展影响甚小。

日军第11军为整个洪桥战役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包围圈。小包围圈在洪桥，由右翼第116师团和左翼第13师团实施两翼包围，大包围圈套在小包围圈之外，以右翼第37和左翼第3师团实施包围。负责正面进攻洪桥的师团则是第40师团，第58师团和第68师团之一部。日军将先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正面进攻设定在8月30日。最后日军将攻占祁阳，将中国军队7-8个师包围在衡阳以西，祁阳以东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压缩歼灭之。日军的计划是从洪桥的西北部实现突破，切断衡阳至宝庆（今邵阳）的公路，分割王耀武集团和李玉堂集团之间的联系，从中国军队的左翼迂回。但是战役最先打响在中国军队的右翼。第3师团于8月29日分别向常宁、耒阳和安仁发起进攻，面对第3师团的是杨森集团的部队。不久，正面的日军部队便全面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

日军的包围圈应该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经典围歼模式，但是日军很快发现自己缺少战略欺骗以及大兵团协同歼敌的能力，加上中国军队“转进”的速度实在太快，这场精心设计的歼灭战很快就如同此前的多次会战一样，变成了一场比速度的击溃战。 关于这场赛跑的激烈程度，日方《一号作战》当中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占领了洪桥东南5公里处的金兰桥。该处“不久前重庆军团部住过的房子里，水还在沸腾，钟还在走动” 。

有意思的是，第11军的作战计划居然并未事先获得上级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的同意。虽然第11军在战役发动前屡次报请“中国派遣军”相关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派遣军”一直坚持战役仅限于洪桥一带，而不是更远的祁阳和零陵。理由是如果需要攻占零陵，日军行军距离有158公里，后勤接济不上。 “中国派遣军”认为，经过长衡战役之后，日军已经元气大伤，补给线绵延千里，需要加以巩固。因此特意将“一号作战”二期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向广西东北部推进）延迟到9月中旬开始。这个做法并非有问题。就连中国军队也发现，日军“其前线推进约100公里时，必停留数日，待其追送补给” 。“中国派遣军”的慎重举动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毕竟远离战场，对于实际情况估计不如第11军那样准确。

第11军对“中国派遣军”的态度不予理会。在发动洪桥会战当日，第11军给“中国派遣军”发了一封电报称：“第11军决定将衡阳西南方转入守势的敌军（约7-8个师）歼灭于洪桥周围，并已下达有关此项决定的命令。而且第11军有意在祁阳以北歼灭敌军后，派第3、第58师团攻取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区），命第37、第40师团攻取宝庆。第11军认为本次作战即湘桂第二期作战的第一期。” 。

下属未经同意即将战役提前了半个月，这封电报震惊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次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发来电报，要求暂缓攻取宝庆和零陵，并认为应该视洪桥会战为湘桂第二期作战的准备，而不是正式作战的开始。这封电报在第11军司令部当中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这一次也站在“中国派遣军”一方。但是作为高级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则坚决要求将已经发动的会战坚持下去。双方对峙的结果是“中国派遣军”并未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干预，第11军也并未放缓进攻的步伐。岛贯赢得了司令部内部的胜利。不过，“中国派遣军”似乎一直对这位高级参谋抱有极大的敌视。8月14日，第六方面军尚未组建，它的内定副参谋长天野正一少将就专门来到第11军司令部，听取有关人员谈论对岛贯武治的“健康问题”的汇报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自己的日记中满腹牢骚地写道：“看来军司令官、参谋长都不能抑制岛贯的意见。” 8月底，“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更换岛贯，另派他人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实际上，日军大本营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就是否要进攻桂柳而闹得不可开交，其根本原因自然是“英帕尔结局”。但是这一点横山勇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不屑于知道。9月3日到9月14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力主推动“一号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大佐专门到第11军视察进攻的状况。在他视察的同时，9月13日，做重庆政治工作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到达南京机场，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面之后再次强调：“陆军省全部、参谋本部除第一部以外的全部（总长、次长在内）认为：‘进攻桂林从补给方面考虑，恐重蹈英帕尔之覆辙。但以大陆命中止之不甚妥当。希由派遣军提出停止施行。” 服部回到东京之后，他的视察结果却与柴山兼四郎唱了反调。

在最高指挥部犹豫不决与举棋不定当中，局势的变化最后让“中国派遣军”不得不默认了岛贯武治的做法。第11军发起进攻仅仅两天，8月31日，洪桥正面的中国军队即全面动摇，开始撤退。进攻之顺利让“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感到意外。但是，一个导致日军作战不利的因素也出现了。日军北翼第37师团未能按照作战计划指定时间到达进攻地点。使日军双重包围圈当中的大包围圈右翼无法发动进攻。日军被迫在战役开始前变更部署。第37师团的任务缩小为切断衡宝公路。不过即使第37师团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中国军队被合围的可能性依旧不大，因为中国守军王耀武集团撤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按照《民国军事史》的说法，中国军队最终摆脱了日军合围的阴谋 。但是战前的形式，本来是中国军队构成一个U形包围圈，对第11军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如今日军不但打破了这一态势，而且还迫使王耀武集团西撤至宝庆一带，李玉堂集团大部撤到湘西。杨森欧震集团向南撤到常宁一带。三个集团之间缺少互相呼应，无法集中力量，使日军正面一下推进了200公里，到达广西和湖南交界处。

9月1日，在中国军队撤退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国派遣军”终于决定“于一、二日内派井本（熊男）前往第11军司令部探明真相，并传达仍不同意攻取零陵的意图”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第11军继续进攻的步伐。9月2日，第11军发布攻占零陵的命令。9月3日，这道命令才被抄送到“中国派遣军”参谋部。日方对此的记录是“无可奈何” 。同日，井本熊男大佐接替岛贯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这个井本熊男大佐后来的作为几乎和岛贯如出一辙，让第六方面军极其头疼，不过这是后话。岛贯调任陆军航空总监部。临走之前，他已经知晓在洪桥为中国军队所设的包围圈并不成功。《一号作战》当中对于包围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描述是“第11军态势过于严整，且以包围形式发起会战，结果导致重庆军的退却” 。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虽然逃脱了一劫，但是防线正面被突破，不得不尽快撤退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洪桥战役之前，李玉堂集团部队刚刚换完成换防。由79军下辖的194师和98师接守洪桥正面的守军46军全部和62军的大部分防线。接防的防线全长有50多华里，除了部分仍旧由62军守卫之外，其余由79军接管。79军两个师需要面对日军至少两个师团的正面进攻，兵力十分单薄。日军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全面突破。79军的溃散也导致62军和46军的迅速撤退。日军在进攻当中多次使用骑兵和轻装步兵，专门袭扰指挥部，切断各个部队之间的联系，造成三个军指挥混乱，大量军事单位脱离建制。日军在汉奸引导之下经常抄小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包抄，引发部队的恐慌。62军军长黄涛一度遇险，所幸身边尚有警卫部队，将日军击退。

79军军长王甲本的运气没那么好。该军在被突破之后从祁阳向西南撤退至冷水滩（今湖南永州冷水滩区）。9月7日，79军军部沿湘桂铁路转移途中于东安境内被日军骑兵突袭。日方资料称这些骑兵来自第40师团。当时第11军下辖师团当中只有第3师团有骑兵联队，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与79军军部遭遇的日军骑兵是第40师团的斥候或者搜索部队。当时军长王甲本命令79军98师292团（王卓如团，后来有些回忆将番号记成294团）抢占前方道路山口铺镇。据当时79军中校作战参谋科长潘茂和通讯参谋李印西回忆，292团团长王卓如无视军长命令，动作迟疑，被日军骑兵抢先占领山口铺。然而王甲本对此一无所知，依旧自顾自向前走，直到发现远处有骑兵出现，并有钢盔反光 。

79军军部与日军骑兵遭遇之时，只有手枪连（一说为手枪排）护卫，军长王甲本等官佐一行全部骑马。王甲本本人身体肥胖，身材高大，很容易辨认。日军见状冲上来便枪击刀砍。王甲本在副官吴镇科的掩护下向山上逃去，边逃边拔出手枪射击。但是终于被日寇追上，肉搏战中王甲本及其副官牺牲，手枪连士兵大部阵亡。王甲本牺牲时至少身中三弹，双手因为抵挡日军刺刀而被割得血肉模糊，脸上也被刺刀刺穿，牺牲场面极为惨烈。

军长牺牲之后，79军部队撤往武冈，随即接受第四战区指挥，并新任军长方靖。王甲本此人虽然为人正直，治军严厉（有一次因为要一口气枪毙14个骚扰民众的官兵而被称为“王屠夫”。后来经过劝说，改为枪毙14人当中的两位军官而告终），但是心眼儿有点小，人际关系上并非好手。79军前任军长夏楚中跟他的关系不太好。王甲本本人又是滇军将领。出任79军军长之后一直为军主力98师师长向敏思所不喜。向敏思是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黄埔系当中的陈诚派，同时又是夏楚中的心腹。于是夏楚中高升了之后，原来的矛盾就由向敏思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激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来在长衡会战之前调王甲本出任委员会高参，由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陈诚派的大将，曾经在79军担任旅长）出任79军军长。没想到调令才到达24集团军王敬久处，战役就打响了。不久，王甲本就在战斗当中牺牲 。

79军失去军长之后，下辖98师和194师一度被包围在冷水滩以西，与军部失去联系。后来因为日军包围兵力不足，加上当地山多林密，才将大部人马撤出。但是仍旧损失了79军98师293团正副团长两人以及许多战士。62军157师一度被包围在洪桥附近，在突围当中受到惨重损失。但是全师凭借地形终于摆脱日军。

46军因为早已从衡阳前线撤至祁阳，在洪桥战役发动之后，迅速后退且组织有序，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即撤回广西。但是前军崩溃，自己身为友军也一同撤退，而不知就地坚守并重新组织防线，这个指挥责任就不知道应该算是军长黎行恕的，还是李玉堂的，或者是白崇禧蒋中正的了。李玉堂的集团军指挥部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便退至近百公里外的湘西武冈，随后62军也撤至此处。李玉堂本来还想把62军带去贵州。但62军更听张发奎的命令。于是脱离第27集团军建制，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令下沿湘桂铁路以西，爬山涉水，穿过整座越城岭抵达柳州。

9月4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祁阳。9月7日，第13师团攻占零陵。零陵与广西接壤，距离桂林约有200多公里，距离全县大约有60多公里。9月10日，在湘桂边境作战的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缴获了大量五万分之一作战地图。日军使用的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地图。这些中国军队地图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资料。这一点让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受益菲浅。据岗村宁次回忆，在于1926年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之时，曾经注意到中国军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分区地图是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都极珍视，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这份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岗村终于从疏于防备的孙部军官处弄到了华中中部地区的整套五万分之一地图。即使后来在北伐军的炮火之下岗村丢掉了全部行李，地图却一直能够随身携带。后来日军参谋本部因此给了他巨额秘密赏金。岗村自己在回忆录当中得意地吹嘘说：“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

“一号作战”中国军队丢失地图一事并非只有零陵一起。后来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第13师团曾经在永福附近中国军队（番号不明，可能是79军或者新19师）的指挥部缴获了另外一批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一次缴获也毫无疑问进入了《一号作战》的记录当中。

八．会战开始：洪桥会战

桂林抗日保卫战的开端，是从洪桥会战开始算起的。洪桥会战当中，日军第一次占领了桂林的外围市镇。

这是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会战，从1944年8月底开始，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这场小规模会战没有一方成建制地损失过师或者大队乃至联队以上的部队。但是对于刚刚从衡阳保卫战当中喘过气的双方来说，自此之后的胜负已经注定。这一点在会战刚刚打响之时双方都未意识到。侵华日军第11军怀着诚惶诚恐，唯恐出现“又一个英帕尔”的心情开始作战。而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在各级军事长官的率领之下，无数次重复着坚守—撤退—被击溃—休整—坚守这一战争模式，以屡败屡战，绝不投降的坚韧信心，在湘南大地流血牺牲。这场战役就是洪桥会战。洪桥，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祁东县，位于衡阳以西以南，距离53.9公里。

关于本文，我根据一些参考草绘了一张战前形势图，河里贴图比较困难。我直接放在自己博客上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翻看一下：外链出处

1944年8月27日中午12时，在完成了对部队的调整、补充和休整之后（实际上整个战线双方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战斗），日军第11军下达进攻命令，要求在该军战斗序列内的部队于X日（即8月29日）起消灭聚集在衡阳西南部洪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本次会战主要打击的武装集团是位于衡阳以西以南和湘桂铁路湖南段的中国守军。这批军队的主力是27集团军李玉堂兵团，该兵团下辖79军，46军，62军以及第二突击总队（彭壁生的机械化48师为基础部队）等部队。在李玉堂集团的两翼，左翼部队是王耀武集团下辖的74军，73军，99军以及100军。右翼部队有三个兵团，分别是27集团军杨森集团的20军，26军，44军，欧震集团的37军以及暂编第二军，35集团军王陵基集团的72军和58军。王陵基集团此刻远在湘东的醴陵和萍乡一带，对于整个战事的发展影响甚小。

日军第11军为整个洪桥战役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包围圈。小包围圈在洪桥，由右翼第116师团和左翼第13师团实施两翼包围，大包围圈套在小包围圈之外，以右翼第37和左翼第3师团实施包围。负责正面进攻洪桥的师团则是第40师团，第58师团和第68师团之一部。日军将先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正面进攻设定在8月30日。最后日军将攻占祁阳，将中国军队7-8个师包围在衡阳以西，祁阳以东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压缩歼灭之。日军的计划是从洪桥的西北部实现突破，切断衡阳至宝庆（今邵阳）的公路，分割王耀武集团和李玉堂集团之间的联系，从中国军队的左翼迂回。但是战役最先打响在中国军队的右翼。第3师团于8月29日分别向常宁、耒阳和安仁发起进攻，面对第3师团的是杨森集团的部队。不久，正面的日军部队便全面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

日军的包围圈应该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经典围歼模式，但是日军很快发现自己缺少战略欺骗以及大兵团协同歼敌的能力，加上中国军队“转进”的速度实在太快，这场精心设计的歼灭战很快就如同此前的多次会战一样，变成了一场比速度的击溃战。 关于这场赛跑的激烈程度，日方《一号作战》当中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占领了洪桥东南5公里处的金兰桥。该处“不久前重庆军团部住过的房子里，水还在沸腾，钟还在走动” 。

有意思的是，第11军的作战计划居然并未事先获得上级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的同意。虽然第11军在战役发动前屡次报请“中国派遣军”相关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派遣军”一直坚持战役仅限于洪桥一带，而不是更远的祁阳和零陵。理由是如果需要攻占零陵，日军行军距离有158公里，后勤接济不上。 “中国派遣军”认为，经过长衡战役之后，日军已经元气大伤，补给线绵延千里，需要加以巩固。因此特意将“一号作战”二期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向广西东北部推进）延迟到9月中旬开始。这个做法并非有问题。就连中国军队也发现，日军“其前线推进约100公里时，必停留数日，待其追送补给” 。“中国派遣军”的慎重举动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毕竟远离战场，对于实际情况估计不如第11军那样准确。

第11军对“中国派遣军”的态度不予理会。在发动洪桥会战当日，第11军给“中国派遣军”发了一封电报称：“第11军决定将衡阳西南方转入守势的敌军（约7-8个师）歼灭于洪桥周围，并已下达有关此项决定的命令。而且第11军有意在祁阳以北歼灭敌军后，派第3、第58师团攻取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区），命第37、第40师团攻取宝庆。第11军认为本次作战即湘桂第二期作战的第一期。” 。

下属未经同意即将战役提前了半个月，这封电报震惊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次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发来电报，要求暂缓攻取宝庆和零陵，并认为应该视洪桥会战为湘桂第二期作战的准备，而不是正式作战的开始。这封电报在第11军司令部当中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这一次也站在“中国派遣军”一方。但是作为高级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则坚决要求将已经发动的会战坚持下去。双方对峙的结果是“中国派遣军”并未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干预，第11军也并未放缓进攻的步伐。岛贯赢得了司令部内部的胜利。不过，“中国派遣军”似乎一直对这位高级参谋抱有极大的敌视。8月14日，第六方面军尚未组建，它的内定副参谋长天野正一少将就专门来到第11军司令部，听取有关人员谈论对岛贯武治的“健康问题”的汇报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自己的日记中满腹牢骚地写道：“看来军司令官、参谋长都不能抑制岛贯的意见。” 8月底，“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更换岛贯，另派他人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实际上，日军大本营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就是否要进攻桂柳而闹得不可开交，其根本原因自然是“英帕尔结局”。但是这一点横山勇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不屑于知道。9月3日到9月14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力主推动“一号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大佐专门到第11军视察进攻的状况。在他视察的同时，9月13日，做重庆政治工作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到达南京机场，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面之后再次强调：“陆军省全部、参谋本部除第一部以外的全部（总长、次长在内）认为：‘进攻桂林从补给方面考虑，恐重蹈英帕尔之覆辙。但以大陆命中止之不甚妥当。希由派遣军提出停止施行。” 服部回到东京之后，他的视察结果却与柴山兼四郎唱了反调。

在最高指挥部犹豫不决与举棋不定当中，局势的变化最后让“中国派遣军”不得不默认了岛贯武治的做法。第11军发起进攻仅仅两天，8月31日，洪桥正面的中国军队即全面动摇，开始撤退。进攻之顺利让“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感到意外。但是，一个导致日军作战不利的因素也出现了。日军北翼第37师团未能按照作战计划指定时间到达进攻地点。使日军双重包围圈当中的大包围圈右翼无法发动进攻。日军被迫在战役开始前变更部署。第37师团的任务缩小为切断衡宝公路。不过即使第37师团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中国军队被合围的可能性依旧不大，因为中国守军王耀武集团撤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按照《民国军事史》的说法，中国军队最终摆脱了日军合围的阴谋 。但是战前的形式，本来是中国军队构成一个U形包围圈，对第11军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如今日军不但打破了这一态势，而且还迫使王耀武集团西撤至宝庆一带，李玉堂集团大部撤到湘西。杨森欧震集团向南撤到常宁一带。三个集团之间缺少互相呼应，无法集中力量，使日军正面一下推进了200公里，到达广西和湖南交界处。

9月1日，在中国军队撤退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国派遣军”终于决定“于一、二日内派井本（熊男）前往第11军司令部探明真相，并传达仍不同意攻取零陵的意图”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第11军继续进攻的步伐。9月2日，第11军发布攻占零陵的命令。9月3日，这道命令才被抄送到“中国派遣军”参谋部。日方对此的记录是“无可奈何” 。同日，井本熊男大佐接替岛贯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这个井本熊男大佐后来的作为几乎和岛贯如出一辙，让第六方面军极其头疼，不过这是后话。岛贯调任陆军航空总监部。临走之前，他已经知晓在洪桥为中国军队所设的包围圈并不成功。《一号作战》当中对于包围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描述是“第11军态势过于严整，且以包围形式发起会战，结果导致重庆军的退却” 。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虽然逃脱了一劫，但是防线正面被突破，不得不尽快撤退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洪桥战役之前，李玉堂集团部队刚刚换完成换防。由79军下辖的194师和98师接守洪桥正面的守军46军全部和62军的大部分防线。接防的防线全长有50多华里，除了部分仍旧由62军守卫之外，其余由79军接管。79军两个师需要面对日军至少两个师团的正面进攻，兵力十分单薄。日军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全面突破。79军的溃散也导致62军和46军的迅速撤退。日军在进攻当中多次使用骑兵和轻装步兵，专门袭扰指挥部，切断各个部队之间的联系，造成三个军指挥混乱，大量军事单位脱离建制。日军在汉奸引导之下经常抄小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包抄，引发部队的恐慌。62军军长黄涛一度遇险，所幸身边尚有警卫部队，将日军击退。

79军军长王甲本的运气没那么好。该军在被突破之后从祁阳向西南撤退至冷水滩（今湖南永州冷水滩区）。9月7日，79军军部沿湘桂铁路转移途中于东安境内被日军骑兵突袭。日方资料称这些骑兵来自第40师团。当时第11军下辖师团当中只有第3师团有骑兵联队，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与79军军部遭遇的日军骑兵是第40师团的斥候或者搜索部队。当时军长王甲本命令79军98师292团（王卓如团，后来有些回忆将番号记成294团）抢占前方道路山口铺镇。据当时79军中校作战参谋科长潘茂和通讯参谋李印西回忆，292团团长王卓如无视军长命令，动作迟疑，被日军骑兵抢先占领山口铺。然而王甲本对此一无所知，依旧自顾自向前走，直到发现远处有骑兵出现，并有钢盔反光 。

79军军部与日军骑兵遭遇之时，只有手枪连（一说为手枪排）护卫，军长王甲本等官佐一行全部骑马。王甲本本人身体肥胖，身材高大，很容易辨认。日军见状冲上来便枪击刀砍。王甲本在副官吴镇科的掩护下向山上逃去，边逃边拔出手枪射击。但是终于被日寇追上，肉搏战中王甲本及其副官牺牲，手枪连士兵大部阵亡。王甲本牺牲时至少身中三弹，双手因为抵挡日军刺刀而被割得血肉模糊，脸上也被刺刀刺穿，牺牲场面极为惨烈。

军长牺牲之后，79军部队撤往武冈，随即接受第四战区指挥，并新任军长方靖。王甲本此人虽然为人正直，治军严厉（有一次因为要一口气枪毙14个骚扰民众的官兵而被称为“王屠夫”。后来经过劝说，改为枪毙14人当中的两位军官而告终），但是心眼儿有点小，人际关系上并非好手。79军前任军长夏楚中跟他的关系不太好。王甲本本人又是滇军将领。出任79军军长之后一直为军主力98师师长向敏思所不喜。向敏思是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黄埔系当中的陈诚派，同时又是夏楚中的心腹。于是夏楚中高升了之后，原来的矛盾就由向敏思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激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来在长衡会战之前调王甲本出任委员会高参，由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陈诚派的大将，曾经在79军担任旅长）出任79军军长。没想到调令才到达24集团军王敬久处，战役就打响了。不久，王甲本就在战斗当中牺牲 。

79军失去军长之后，下辖98师和194师一度被包围在冷水滩以西，与军部失去联系。后来因为日军包围兵力不足，加上当地山多林密，才将大部人马撤出。但是仍旧损失了79军98师293团正副团长两人以及许多战士。62军157师一度被包围在洪桥附近，在突围当中受到惨重损失。但是全师凭借地形终于摆脱日军。

46军因为早已从衡阳前线撤至祁阳，在洪桥战役发动之后，迅速后退且组织有序，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即撤回广西。但是前军崩溃，自己身为友军也一同撤退，而不知就地坚守并重新组织防线，这个指挥责任就不知道应该算是军长黎行恕的，还是李玉堂的，或者是白崇禧蒋中正的了。李玉堂的集团军指挥部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便退至近百公里外的湘西武冈，随后62军也撤至此处。李玉堂本来还想把62军带去贵州。但62军更听张发奎的命令。于是脱离第27集团军建制，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令下沿湘桂铁路以西，爬山涉水，穿过整座越城岭抵达柳州。

9月4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祁阳。9月7日，第13师团攻占零陵。零陵与广西接壤，距离桂林约有200多公里，距离全县大约有60多公里。9月10日，在湘桂边境作战的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缴获了大量五万分之一作战地图。日军使用的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地图。这些中国军队地图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资料。这一点让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受益菲浅。据岗村宁次回忆，在于1926年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之时，曾经注意到中国军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分区地图是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都极珍视，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这份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岗村终于从疏于防备的孙部军官处弄到了华中中部地区的整套五万分之一地图。即使后来在北伐军的炮火之下岗村丢掉了全部行李，地图却一直能够随身携带。后来日军参谋本部因此给了他巨额秘密赏金。岗村自己在回忆录当中得意地吹嘘说：“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

“一号作战”中国军队丢失地图一事并非只有零陵一起。后来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第13师团曾经在永福附近中国军队（番号不明，可能是79军或者新19师）的指挥部缴获了另外一批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一次缴获也毫无疑问进入了《一号作战》的记录当中。

• 【整理】桂林保卫战文章归纳

10月30日，桂林陷入重围之后，他就从柳州回重庆了。局势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他留下来也没有用。不过留守广西的桂军没有溃散，算得上是一点运气吧。

小诸葛引进外地人才的最大失败，就是用了韩练成。

居然能一路从河南溃到广西，小诸葛这时估计是在考虑守不住的后路了，比如把部队撤入云南。

27年老蒋下台的时候桂系那次掌权时间很短，李白毕竟不是江浙出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利用江浙的财阀和黑帮，更别说和英美打交道了，看李宗仁自己的回忆录，十多年后他还是没能悟出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