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而他离去之时——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36周年！ -- 燃犀下照
我还是评判你的观点。
你肯定是那种相信饿死几千万几亿的人，所以没办法对你进行系统的党史普及教育
几亿我不信，你愣是假定我相信我不明白道理所在，或者说这是常用的扣帽子做法？
1.不仅毛相信，当时党内高层领导普遍相信高的亩产，你比如有人要浇狗肉汤催产，有人站在麦堆上笑得那个开心啊。最为最高领导人，毛获得的材料要靠下面人来汇报；
如果毛连这个都相信？ 说明两个事情：毛不是英明的；毛不了解农村。
彭德怀三分试验田调查之后和毛叫板为什么毛要翻脸？
2. 我已说明。另外补充说明：
a. 有一种毛左，无论事实如何死活不相信文革中饿死过人
b. 另外一种承认饿死人，但是承认多少也有很大区别，有10万级的有百万级的。既然你提到了饿死几千万是胡扯，看来你相信饿死百万级。
c. 毛左有权力相信没人有饿死，别人就有权相信饿死几千万。
至于刘邓负责，不难理解。有了这种言语，还有说不出来的。
1，不信，反复讲要反五风，有文件白字黑字。问题是谁听？谁执行？
2，知道，例如信阳事件闹这么大，周恩来都落泪，老毛会不知道？吴芝圃等人也受到了处理。问题是从轻处理他们的人是刘少奇，真正打倒这些人的是文革，而为这些人平反的是邓小平。
四个人，林铁，刘澜涛，邓小平，杨尚昆。
至于文革中是不是饿死过人，
你需要先弄清楚，三年自然灾害是那三年，文革是那十年，而大规模饿死人的是哪几年。
至于谁的责任，你需要去查一下你关注那些年都是谁在把持政府工作。
至于彭德怀，在你弄清楚当年那些人都坐在那些位置上想要干什么事情之前，真还和你说不明白，你挑你自己愿意相信的信吧。
交还给未来，交还给历史，没有比这个更大气，更无私的了，真正的粉身碎骨，死而后已。太祖对人民的感情是佛的级别。
对政治不懂，但是我觉得楼主对农民的转变描述不正确。
阿Q和闰土是南方农民的代表，其中阿Q是失地农民的形象，而闰土才是真正的农民，和多收了三五斗里的农民类似。中国南方一方面地少人多，另一方面气候炎热，一年可以二熟到三熟，所以南方农民一直很勤奋，否则农时不等人。而正由于地少人多，原来的生产队制度就非常人浮于事，生产队时期的南方农民估计是历史最懒散的南方农民， 完全没成为农业工人。
而北方，尤其是东北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东北土地广袤肥沃，北大荒还有待开发。东北的气候也比较恶劣，所以拥有比较多土地的东北农民收获一季的作物后就开始窝冬了。所以解放后集体农业就比较适合东北，到现在都还有很多集体农场，农业工人也继续存在。
麻烦用点心，看看时间点：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刘少奇真正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退居第二线的姿态。
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按照时间节点，当时还是毛主导，钱学森也向毛证明了亩产万斤不是问题。所以亩产万斤是向毛表忠心的。另外，长辈也也确认了这些都是向毛表忠心。
更严重的是：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回白浪滔天：
这个没人么，每个人视角不同，专注点不同，结果也不同。请提供连接，我自己来看，自己验证。
实事求是，至少知错就改的就是邓了。
在7000人大会上，毛既然知道错了或者知道信阳的悲惨，为什么不抓紧纠正？
我不得不说，在这个时候，毛对自己面子的爱惜远超对对基层民众的关心。
当时，毛泽东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德怀等人所表现的意气用事，以及在国际上因苏联领导人睥睨轻视而产生的面子问题，实乃支撑庐山会议后第二回合“大跃进”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历经先前全国上下的将士用命，“大跃进”本身已属强弩之末、欲振乏力，而运动和相关政策的危害与负面效应更一一浮现，使得邓小平和其它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应接不暇。
诸上种种的困难和限制，促使邓小平支持将国家经济进行全盘的治理、调整。“大跃进”运动之后，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协同刘少奇成功召开旨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与周恩来、陈云等一起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等方面，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离弃，特别是在此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分野和对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层内部围绕“大跃进”运动和相关后果的歧见，在严峻的经济困难下暂时潜伏未发。等到形势暂时获得舒缓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毛泽东尚在考虑或仅视作应急办法的一些调整举措，重新遭毛认定为错误而予以批判。 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赞成的“包产到户”以及他推动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为“单干风”、“翻案风”。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邓小平虽只能检讨并撤回主张，但从中可反映出邓、毛二人之间已由“大跃进”前期的形影不离，发展到运动之后的殊异。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亲历实际运作出现的诸多问题，邓小平也是中共高层中最先冷静的领导人之一。[40]鉴于 “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41]，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
不管你信不信，人家写的比你有力多了
比如，文革导致饿死人之类的笑话。
我从来不否认毛泽东有责任，但你说邓小平知错能改，那就是个笑话。
让你查时间，就是告诉你，饿死人是59,60,61年，文革是66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历史事件，放到一起说是闹笑话，是被小平同志群体洗脑的结果。
你也知道53年老毛就提了一线二线；56年老毛就在国际友人面前声明自己不负责具体工作，具体的事情刘周邓来处理；59年4月刘少奇做正；到62年7000人大会9年时间，你居然会信62年刘少奇才到前台主持工作？既然老毛有心折腾，那老毛得有什么毛病，提前9年主动说一线二线，把刘邓放到副主席副总理的位置和自己作对？？
再说7000人大会，老毛是做了检讨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党主席。”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有做过自我检讨吗？少奇同志说“造成当前经济困难、除了自然灾害以外，另一个原因是1958年以来党在工作上的决策失误。”瞧瞧，都是党的问题，他个国家主席没什么问题。
而小平同志的讲话干脆就找不到，他是副总理，总书记，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有没有检讨，你知道不？
如果找到了发出来瞧瞧。总之站麦穗是小平，要狗肉汤浇地的是少奇，他们可能是一点责任没有吗？
再说一个问题，饿死人的不是大跃进，而是“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饿死人。而在59到61年期间，甚至更早，反五风的讲话，文件，老毛的一找一堆，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没有任何反浮夸风的言论和讲话，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少奇同志鼓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讲话倒还不少，现在全都从他的文集里剔除了。而饿死人的四个省委书记，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山东舒同，他们又是受谁指使搞的浮夸风的？文革中这些货全都被打倒，小平重新上台之后，这些货全都“平反”，邓小平在亲自主持吴芝圃的追悼会上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合着信阳人民饿死几十万条人命的责任都TM是对吴芝圃“污蔑不实之词”，为了吴芝圃同志“恢复名誉”，这些小平同志直接无视了，谁是谁的“同志”，是谁搞出来的浮夸风还不一目了然吗？
哦，说到邓小平，这有意思了，你不是说他实事求是，知错能改吗？看看小岗村，头年搞包产到户，第二年就号称粮食翻3倍，可惜现在还是三靠村，一穷二白。见到浮夸风的影子了么？小平同志改了吗？从反右组长把5000右派抓成55万，到改开总设计师抓几十万三种人，到下指标严打，到8平反广场清场，暴力手段一脉相承，小平同志改了吗？你真是太小看人家“钢铁公司”了。话说最早浮夸风的人，弄出千斤县的赵紫阳，可是被小平同志提拔到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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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的那些事情网上一查便知，河里也不少，不说了。这里引点少奇同志的传奇。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亩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这才随便找了三个月时间里的事情，少奇副主席好忙啊，这像是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样子吗。
感觉那个老先生说的真好
从毛泽东再出发，不过是往49年的方向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