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 冉重光

没人背的欧洲，就出问题鸟～～

通过前面的分析，就可以回答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美国经济何时才能真正复苏？

　　对比1929年和2007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政府在这两次大危机初期的表现，可以说，它离复苏还远得很。除非跟罗斯福新政一样，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作出大的调整，改变分配结构，否则它就不可能复苏。

　　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中国的例子。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创造了一个词，叫“崇祯死弯”。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在明朝末年，全国各地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要镇压这些农民起义，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得征税。

　　但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就是因为征税。税负太重，农民活不下去了，才要起来反抗。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征税，结果就会让更多的农民活不下去。到了崇祯的时候，新增的军费开支所镇压的农民起义的数量，已经赶不上它所诱发的新的农民起义的数量了。这个时候，明朝就注定要灭亡了，无药可救。

　　这是一个死结。

　　中央政府（崇祯皇帝）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起义是因为官僚体系彻底腐败造成的，但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必须通过这个官僚体系来征税和用兵。所以，中央政府大把大把的银子撒下去，全部被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这个时候，想靠花钱来解决问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能把问题越搞越糟。

　　明朝的前一个朝代，是元朝。元朝的灭亡，源于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泛滥，中央政府花了很多钱来治理。但是，治理的钱都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见不到成效。相反，为了治理黄河要花的钱，又需要各级官员去向老百姓征税。

　　于是，不管是黄河泛滥的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地区，人民都活不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元朝很快灭亡。

　　要解开这个死结，它的方法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就是进行制度变革：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消灭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只有先实现政府的清廉，再通过花钱的方法来治理自然灾害或者维护社会治安，才能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胡佛和保尔森，通过往金融系统里面扔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跟明朝政府通过增加军费来镇压农民起义非常相似。

　　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谁造成的？就是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机构制造的。它们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把房价炒的很高、把股价炒的很高，从中获取暴利。在实体经济创造的真实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家的利润越高，就意味着其它行业的利润越低。整个社会都来炒房炒股，实体经济就被“抽血”了，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人才也从实体经济流出。它的整个经济就被泡沫化了。

　　投机泡沫破灭了。政府要挽救经济，自己不能亲自动手，就好比崇祯皇帝不能自己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不能自己去征税一样，必须通过这个混乱的金融系统来向经济体系注入资金。

　　结果怎么样？

　　崇祯皇帝花出去的钱，被各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了，民生没有改善、军队战斗力没有增强，镇压不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崇祯皇帝花完钱之后又要问人民征税，结果人民的税负变得更加沉重。

　　美国政府往金融系统里面扔的钱，被各级金融机构拿去弥补它们投机造成的呆账坏账，被金融机构的高管拿来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了，这些钱到不了实体经济里面，更到不了底层人民手中。所以，它只能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

　　然后，美国政府花的钱，最后还是要向全体美国人征税来弥补。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这跟元朝政府花钱治理黄河一样：越治理，人民就越是活不下去。不是说黄河泛滥不该治理，而是不能让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负责治理。

以上的对比，不仅是表面上的类似，而有其内在的共通之处——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精英——无论是握有政治权力的精英还是握有经济权力的精英——贪欲过分膨胀、权力失去控制，都会出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后让经济社会体制崩溃。

　　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对于它统治下的人民，可以任意的生杀予夺。掌握这种力量的社会精英——也就是行政官僚，可以用它来维持治安、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兴办教育……，总之就是提供有正效用的公共服务，然后领取工资。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在合理的税收之外，再伸手问老百姓要钱，不给就变着方的收拾你。老百姓为了避免被这种权力伤害，只能老老实实的认账。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政府权力缺乏制约，官员们搜刮老百姓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反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是一件很劳神费力的事，干好了也不一定有好处。下级官员不想贪的，上级领导会逼着他们贪，不贪就没钱上贡，就没有前途；上级领导不想贪的，下级官员会求着他贪，他不贪下级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说他坏话……清正廉洁的官员就会被逐步淘汰出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自身也在不断的膨胀——社会上的聪明人都看清楚了利害关系，想方设法从被搜刮的一方（老百姓）跳到搜刮的一方（贪官）中来。

　　最后，整个官僚集团的贪欲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无论如何辛苦劳作也无法养活这个贪腐集团。一个专制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欧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地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土地和货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货币，那他就只能冻饿而死。最终的效果，与被政府判处死刑是一样的。

　　握有土地和货币的资本家，可以用这些资本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按照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土地和货币的力量，来威胁劳动者的生存，由此从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中剥夺一部分。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原始资本主义关系中，资本的权力缺乏制约，要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环境标准，非常容易。资本家一边经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以企业家才能参与分配；另一方面也竞相压低劳动力工资，以对工人的低成本伤害能力参与分配。

　　但是，工人工资太低，工厂的产品卖给谁去？

　　由于每个企业都在过分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不足。但某一个资本家提供工人工资，除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外，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所以，资本家们没道理联合起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反，在消费市场日益狭窄的时候，只能通过裁员、降工资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头上。

　　最后，资本家的贪欲过分膨胀、资本的权力失去控制，每个资本家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后做出的决定却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都是创造力和破坏力并存的。如果其中的破坏力受到限制，创造力发挥作用，经济社会就欣欣向荣；如果破坏力失去约束，掌握权力的精英们觉得靠掠夺而不是创造来获得财富更容易、更方便，他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经济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对于夹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中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一种权力太大了都不好，都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都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抢夺。不管自己如何辛苦努力，都无法填满精英阶层的胃口。被掠夺之后，剩下的部分仅购维持基本生活，而无法积累财富，也就没有安全保障。

　　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权力的革命，也有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要让自己活得好，就得让别人也活得好——至少是要让别人能活得下去。

　　这个基本共识，又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政治权力不能太大。要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来限制政治权力。

　　第二，资本权力不能太大。在劳资关系中，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必须在法律上得到更多的保护，而不是双方完全平等。

　　第三，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不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权力吞并资本权力，搞计划经济；第二种是资本权力腐蚀政治权力，政府被资本家收买，沦为有钱人的工具。

　　——总之，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政府—社会”的两分法，还是“资本—人民”的两分法都是不对的、有失偏颇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应该是“三分法”，即“政府-资本-社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减少政府干预，就是在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空间，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就是在保护底层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呼吁，从两分法来看，都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小政府”不一定能导致“大社会”。相反，它往往会导致“大资本、小社会”。

　　如果政府在金融监管、遏制土地投机、保护劳工权利等方面表现软弱，资本权力必然会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受巨大的侵害。反之，过度剥夺资本的权利，也并不能让底层人民过上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只能是政府-资本-社会三者权利合理划分的社会。由于底层人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只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只能是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基本均衡。

光是波取得胜利是因为泊松试验没有办法用光的粒子说来解释。所以大家都承认光是波

同样，提高社会生产力可不代表着个人精神觉悟能够大幅度提高。如果这样，那么没有必要革命了，等着资本主义把生产力提高，然后老人死掉，不就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了。

事实上，资本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根本不认为人的精神觉悟能提高到什么地步。他们坚持认为人性中的贪婪是无法避免的，而这个会使得人为了自己利益进化出各种力量，所以要通过丛林法则选取最适合人类进步的方向,同时用民主制度来减少淘汰时候的血腥。

你说的是理论本身，我说的是社会学。

http://www.goodreads.com/author/quotes/107032.Max_Planck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

― Max Planck,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Papers

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说服了对手、让他们看到了正确地东西，而是因为对手们都死了，而新生代们一开始就接受了它。

——马克斯·普朗克

至于“等着资本主义把生产力提高，然后老人死掉，不就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了”什么的，我不想多说（偶说的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物质生产的丰富会造就一代新人，您把命题的前提替换掉了，我们等于是鸡同鸭讲）；按照普朗克的看法，我们互相都是说服不了对方的，只能等新一代人生出来，他们会给价值观两极分化的天朝带来最终定夺。

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被塑造的，如同听到铃声吃东西的动物，从小到大经历的各种刺激塑造了现在的我们的思维，这思维又指挥着我们的行动，如果把人放在仅有雷锋的世界里几十年，他不想成雷锋都难。切记，我这个雷锋仅代表一种符号。

不仅仅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包括世界观也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别人不停告诉我的。比如一出生后就告诉一个小孩地球是宇宙中心，或者上帝7天造世界，那么他也就信一辈子了。三观与周围人不同的人是很孤独的，我经常发现我就有这种感觉。

这里还要考虑少数人的利己行为与大多数人的利已行为所起的作用。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重大突破方面可以作比较。

1970年代以来，美国基尼系数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第一种还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权利保护不到位，过度的私有化等等，这个后面会继续说；第二种是前文分析的金融系统对全社会进行的货币掠夺；第三种，就是资本不断拉拢和腐蚀政治权力，让政治权力掌握的本来应该用来制衡资本破坏力的“政治破坏力”也变成了参与掠夺分配的工具。

　　1974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美国国会因为“水门事件”弹劾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相比之下，另外一件“小事”就显得不怎么引人注目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件小事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却比“水门事件”大得多。

　　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联邦选举法，规定了个人和公司向国会议员和总统捐款的最高数额限制。

　　照理说，这是一件好事——限制了有钱人对选举的影响。

　　但是，这个法案又规定：公司和个人可以组织非盈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向国会议员和总统竞选捐款。

　　这种政治性机构，在以前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机构”。所以，想要影响议员或总统选举的人，往往只能“单打独斗”。那些很有钱的人，可以一下子捐一大笔钱给某个候选人。这种有钱人被称为“肥猫”。

　　但“肥猫”再肥，始终是一个人，能量有限。

　　1974年的选举法案允许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各个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用金钱干预选举大开绿灯。

　　这个法案规定，“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某一个议员的捐款数量有限制，但是“独立”的为某个议员或总统选举花钱，数量不限制。

　　什么叫“独立”竞选呢？就是说，你不给某个候选人捐钱，而是自己拿着钱去电视台给某个候选人打广告，说你支持他，他的观点对全国人民有利，呼吁大家投他一票……这就可以，花多少钱都不受限制。

　　反之，如果你讨厌某候选人，也可以到电视上大广告攻击他，呼吁大家别投他的票。

　　这看起来很公平，也很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你支持谁，就可以到电视报纸上打广告，人人平等。

　　这种言论自由，法律怎么能禁止呢？

　　但是，“法律权利”平等不代表“实际权利”平等。

　　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

　　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是很花钱的，法律允许你随便打广告，但你没钱打，这跟法律不允许你打效果一样。

　　所以，竞选法上的这种权利“平等”，是在偏袒有钱人。实际效果就是：报纸电视上的广告，全是一边倒的支持符合富人利益的候选人。

　　此外，这些“行动委员会”花钱请议员吃饭、去旅游胜地度假、乘坐游艇豪车、去别墅开party，也都是合法的。至于在这些地方会发生什么交易，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1974年这个竞选法一通过，全国立即登记注册了600多个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10年以后，到了1984年，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增加到了4345个。

　　在这4345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最有钱的全是所谓“保守派”——也就是主张恢复到罗斯福新政以前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派别。

　　198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获得资金最多的游说团体，名字叫做“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筹款数目为1950万美元，第二名叫“全国国会俱乐部”，保守派，筹款560万美元；第三名的名字叫“争取保守派多数基金”，筹款550万美元。第四名叫“共和党多数基金会”，这也是保守派（罗斯福是民主党）；第五名叫“房地产经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房地产大亨们建立的游说团体。

　　总之，游说是合法的，花钱打广告也是合法的，捐款更是合法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下，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变成了一个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政府还觉得有钱人的钱不够多，干脆让他们联合起来搞个委员会集中花钱。

　　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有钱人迅速团结了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美国，“使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现在花钱买通各种路子已经是公开的事了。（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1982）”

　　法案通过后不久，保守派势力就控制了国会。1975年，国会和共和党总统福特联手推出对富人减税的措施。理由是“刺激经济”。但效果很差。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福特被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击败。

　　卡特试图推动经济改革，通过对富人增税和降低行政开支来解决财政赤字，但遭到国会的抵制，基本上一事无成。

　　吉米?卡特在竞选之前是乔治亚州的州长，因为厉行改革而被誉为“最有成就的州长”。当上总统以后，因为改革方案无法得到保守派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却成了“最差劲的总统”。

　　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十多年后，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也想向富人增税，照样无法在国会通过。反而在国会的胁迫下，被迫在削减对穷人的福利开支的法案上签字。

　　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很简单：削减财政赤字可以，但不能对富人增税，而是必须减税。减税之后如何降低赤字呢？减少给穷人的福利开支。

　　1974年以后，富人们通过成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拉拢和支持保守派议员候选人，基本控制了国会，并影响总统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上升，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少用货币来衡量应该树立一个相对概念，我有100万，你有10万，和我有1000万你有90万的比例关系是不一样的，并且我们什么都不做，只需修改一种法则就可以造成这种比例关系的改变。

有楼下的同学提问：不是PPP？

PPP涉及汇率问题。由于采取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性国家会倾向于弱势货币政策等原因，所以汇率并不反映真实的国别购买力差异。

但是CPI涉及的是一个消费品池子，是用来参考一国内部的通胀水平的。通常在封闭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通常都考虑的是实际货币M/p，而不是名义货币M，所以需要CPI这个参数来摆脱通胀的干扰。

资本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个有机构成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理解，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投入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固定投入、科技、管理等等）和活劳动的比例；另外一个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上述在技术构成中所体现的比例关系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得以量度，其表现为固定资本（用于支付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金）和可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金），其中可变资本等于用于购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

而认为“工资提高了，生育意愿反而下降”是对价值规律的反驳，其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随着技术和管理的进步不断变化的。随着科技和管理的进步，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可变资本，其比例实际上是在不断降低，换言之，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实际上从比例上而言是不断降低的。这恰恰说明的一个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这个要素引致性需求在不断降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随着社会具体形态的不断演进，劳动力再生产所需消费资料和服务的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等于可变资本）仅仅包含能够维持生命的衣食住等需求就可以了，而子女教育这类支出所占比重会非常之低；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个合格工业劳动力所必备的劳动技能培训也变成了符合当下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缺乏必要培训的劳动力不称其为劳动力，因为其无法按照工业标准完成相应的作业）。

至于你前面所提及的有关无产阶级处于谈判弱势的内容，资本论亦有涉及。在关于“工作日”的相关章节中，马克思引用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论述了资产阶级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攫取通常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的。但是超过一定的限度，即超过了劳动再生产的限度，导致大量工人早衰和早死，就会遭遇普遍的用工荒，从而又反过来推升了劳动力价格。此外观察到了这一现象的一些英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在推动有关工作日的立法。这一经济史上的事实实际上恰恰反过来是对劳动力价值等于可变资本大小的一个有力旁证。

由于改革计划都被国会搁置，经济状况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继续恶化。而且，卡特总统的运气很糟糕。在他争取连任总统的那一年——1980年，中东地区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全球石油价格一年之内上涨了300%。

　　这一下，美国不仅经济发展缓慢，连物价也大幅度上涨。

　　最后，代表保守派思想的共和党州长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在8年的任期里，里根总统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努力工作，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对富人减税；

　　第二，将公用事业单位（供水、供电、石油等）私有化；

　　第三，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扩大军费开支，让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第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交给私人企业来管理。

　　此外，里根还任命了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表现出色的格林斯潘为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一上台就表现不凡：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突然暴跌，美联储立即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保证股市稳定。

　　这一决策确立了此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大金融机构搞金融投机，赚的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

　　1989年，里根结束了他的8年任期。在这8年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65迅速上升到0.404，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此后，保守派控制的政府继续朝着私有化和对富人减税的方向一路狂奔，不再回头。

　　里根卸任后，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当选，继续执行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

　　1992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力图通过给富人加税的法案。被国会否决，最后只通过了一个象征性的加税法案。而且，国会还通过法案，要求继续压缩社会保障开支，继续推动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被克林顿总统否决。作为报复，国会否决了克林顿总统的年度预算，导致美国政府停止运行一周。

　　四年之后，克林顿试图连任美国总统，国会趁机再度通过法案要求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和将社会保障私有化。为了避免重蹈卡特总统的覆辙，在总统竞选时出现财政预算被国会否决等不利情况，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5。

　　1999年，国会通过了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法案。罗斯福“新政”中打击金融投机的最后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从此，大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普通百姓的储蓄来进行金融投机。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9。

　　克林顿卸任后，乔治?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上任伊始，即宣布对富人大规模减税。这一法案立即获得国会通过。

　　2001年，美国股市新经济泡沫破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降低利率，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危机很快缓解。基尼系数上升为0.435。

　　2002年，私有制的公用事业公司世通公司（电信）和安然集团（石油天然气）爆出财务丑闻：公司领导层和金融机构合谋，通过虚假财务信息来抬升股价，牟取暴利。这种做法，和1929年前最著名的股市操纵者——公用事业公司巨头英萨尔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了根绝这种投机行为，罗斯福在1933年“新政”中禁止建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并将公用事业公司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但这些防范措施，都在里根“革命”以后被逐步废除了。

　　2003年，美国发生严重的大停电事故，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美1/4的地区全面停电两天。能源部长声称：“美国是超级强国，但电力系统却是第三世界的水平。” 掌管该地区电路的是美国最大的私有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它每年利润数十亿美元，却多年拒绝更换更新电网设施。这正是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进行公用事业公司私有化的“成果”。

　　这次事故并未让公司管理者有所警惕。三年之后，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停电事故。美国经济的核心区——纽约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停电10天。罪魁祸首还是联合爱迪生公司。

　　2006年，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44（从中文来看很不吉利的数字），与1929年大萧条时候的基尼系数基本持平。

　　一年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由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法案”已经在1999年被废除，那些投机者们早就把商业银行里面的居民储蓄和企业资金拿来制造金融泡沫了。危机爆发以后，政府面临着如果不拯救投机者，基础金融体系就会有立即崩溃的危险，只得出手相助，利用纳税人的钱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

这正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提到的，而风险无所不在，妄图无风险都是痴心妄想，唯一战胜市场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和市场的系统的方法，并提高自己操作的水平，尽可能提升在市场中生存的概率。

即便这样也必须时刻怀有对市场的敬畏之心，警惕系统性的以及小概率事件的影响，唯此才能长盛不衰，而只要你活得足够久，你就是最智慧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