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所以很多话说的太多没有用,很多证据摆的太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可是都头出奔前亲信被打击——能打击都头亲信的人多了,不见得是不厚。
网络传言——还有传言说2012世界末日,这也可信吗?
庭审——呵呵呵,别说别的,貌似有某省法庭把无辜的人当成杀人犯判死刑的例子,最后还给执行了。
如果抽副部级都头嘴巴的不厚被轻轻放过,公务猿还是早点投靠洋大人好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都头要先去找洋大人呢?为什么九大长老要在这之后才处理不厚呢?对了,你不是说不厚打都头耳光的是早就已经传开了吗?不是已经连网络都已经有消息了吗?那九大长老也应该早就得到消息了。可是在都头进领事馆之前他们都在干什么?
所以,如果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推论的话,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1、诸位长老早就知道了不厚打都头的事。
2、但是他们就是不处理,袒护不厚。搞得都头只能去领事馆。
3、所以九大长老不是好人。(起码其中的多数不是好人)
不过,你总算在一开头说了一句大实话,好了,送花一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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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光问题还是相当可信的,对这一点似乎没必要质疑呀。
何况,这还是只是第一个耳光,后面还有第二个耳光。
郭维国供述,1月29日上午9点,他和王立军一起去市委1号楼,“薄骂王,说他陷害薄谷开来,又说他忘恩负义,越说越激动,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军躲闪了下,嘴唇还是出血了。王立军又向薄解释,和薄出去说话。”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么,长老们哪至于光为这个事就处理二爷啊。过去在战争年代,上级犯了军阀作风,打下级耳光的事也不少呀。何况具体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如果真是如另外一些人分析的那样,那么这个耳光就打的好,打的对,如果不打上去,那么也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男人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夫人有杀人嫌疑,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包庇和意图杀人灭口嫌疑,这还算小事吗?
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据某些微博透露,这个耳光还是王局自己跪在谷氏跟前抽的。
更令人绝倒的是,当众打耳光不止一次,第二次居然还是自打耳光,并且这两次还都是在市委1号楼内,并且长期从事刑侦工作的都头居然在挨打之后才想起来和薄熙来出去谈,并且这些消息还都已经传播到网络上,到这个时候都头居然想不到去找九大长老,并且九大长老居然到都头出事都不知道。
如此看来,不厚、不厚夫人、都头纯粹是一对半神经病。
至于九大长老,不是坚决维护不厚这个神经病的坏人(或者是神经病相惜神经病),就是听力、视力出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协议?不太可能。什么哪?再想想。
再怎么编也改变不了不厚和都头反目的事实,
都头被扇耳光前,亲信就被不厚收拾,都头被削权还说什么精神问题
不厚被双规前说用人不当,博谷说都头阴险
上次你说的“你到底知不知道中组部是干什么的?以你的见识你根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最基本的常识,你更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中组部的当家和不厚平级。(实际上还要高,因为他在中央)
都头亲信?呵呵呵,全中国比不厚大的官多了。你怎么知道是不厚动的手?一个省委书记可以肆意处置自己的官员而不受自己上级的节制吗?难道我们是生活在军阀割据年代吗?
呵呵,你难道不知道当时去找国民党抗议的并不是皖南事变的直接当事人吗?叶挺项英当时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你可千万别说皖南事变中叶挺项英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一起去上官云相的司令部抗议啊,那样的话我真的要笑死了。”
看来不厚说的用人不当“用人”两个字是自己贴金,都头是组织部监察不厚的卧底
博古还亲自帮忙杀人呢,不厚经常半月三更在大连现场亲自开会,他爹当年亲自秤警卫员买的核桃差几两,建国后高官厚禄时
叶项手里有兵,都头夫人没有,能当都头贤内助,没两把刷子怎么行
“所以,如果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推论的话,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1、诸位长老早就知道了不厚打都头的事。
2、但是他们就是不处理,袒护不厚。搞得都头只能去领事馆。
3、所以九大长老不是好人。(起码其中的多数不是好人)”
坦率地说,我认为都头去就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去,从被扇-出逃有一周左右。如果新华报道都造假,那就是故意抹黑最高领导层了……可能吗?
E大的-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的确功力深厚,最初我还没想到是说传言中不厚都头反目……
对啊,本来就是不厚都头反目就是一个故事,信不信看个人意愿 [ 飞鸣镝 ] 于:2013-03-02 20:11:47 复:3851858
读者谁愿意相信不厚没抽都头大嘴巴子谁信好了,反正我不信
所以很多话说的太多没有用,很多证据摆的太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如果出奔前的亲信被不厚打击+网络传言+庭审都不可信,那法庭屁用没有,不厚“支持者(可能出事前不少还反对)”跳个什么劲
可是都头出奔前亲信被打击——能打击都头亲信的人多了,不见得是不厚。
网络传言——还有传言说2012世界末日,这也可信吗?
庭审——呵呵呵,别说别的,貌似有某省法庭把无辜的人当成杀人犯判死刑的例子,最后还给执行了。
“你这是说平常受了委屈的那些人都应该去找洋大人吗?你这是再说中国的当时的那九大长老都是坏人吗?”
如果抽副部级都头嘴巴的不厚被轻轻放过,公务猿还是早点投靠洋大人好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都头要先去找洋大人呢?为什么九大长老要在这之后才处理不厚呢?对了,你不是说不厚打都头耳光的是早就已经传开了吗?不是已经连网络都已经有消息了吗?那九大长老也应该早就得到消息了。可是在都头进领事馆之前他们都在干什么?
所以,如果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推论的话,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1、诸位长老早就知道了不厚打都头的事。
2、但是他们就是不处理,袒护不厚。搞得都头只能去领事馆。
3、所以九大长老不是好人。(起码其中的多数不是好人)
不过,你总算在一开头说了一句大实话,好了,送花一朵吧。
当然可能也是不过是公开信息的总结,但是如果真如该网友介绍还总结还是很厉害的
tokyoahao1 发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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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3 15:5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本帖最后由 tokyoahao1 于 2013-03-03 16:37 编辑
据悉,路透花了一年多,整理中国所有市级以上官员社会联系,包括亲属任职,做了一个数据库。此炸弹太重磅,所以一直没敢上线。在两会召开之际,突然公开上线了。这个数据库包括:官场上跟谁好,谁提拔起来的,什么派系,父母女婿,秘书是谁,表扬过谁,社会关系,还有互动图!
专门作一个网站,公布这种东西,意图是啥?
connectedchina.reuters.com
别直接点这个网站,一点就会被墙,请让你的国外同学朋友确认吧。是真的有,并非造谣。
这么多政治信息被披露,看来美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呀。以前有人说美帝在国内有官员身份的代理人,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如此多的常人万难了解的东西都能被总结出来。啧啧,,,,,
你居然还敢“坦率地说,我认为都头去就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去”。
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有把握的说,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认识问题,完全是屁股问题。也就是以前河里的老人所说的“xx的病毒传染到了脑部。”
你现在又扯到了不厚说过的用人不当的问题,呵呵,可是你仔细看了当时不厚的那个视频没有啊?不厚明明还说过王立军的提拔是他推荐的,上级部门考察通过。这个你就断章取义没听见吗?
说到现在你居然能够连中组部的作用都装作不知道,如此基本的常识你都敢不顾。这就是某方势力的宣传水平吗?难怪今年年初某张报纸有胆公开造反了。
说到底你也没解释清楚都头夫人为什么在都头出事之后还去你所说的最大黑手的地盘去见这位据说是逼得她老公走投无路的人。
你举出了汪精卫的例子,被我指出错误是蒋介石赶到现场而不是陈璧君事后面见蒋介石以后你就不提了。
你又举出皖南事变的例子,被我指出新四军的掌权人是项英,而叶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去上官云相的司令部谈判。结果你现在还在嘴硬,不知所云瞎扯一通,
(不客气一点讲,迷途笨狼,你对于皖南事变的这种讲法已经突破了中学阶段历史水平的下限)
我所提出的按照你的说法都头和不厚的冲突在网络传开可是九大长老为什么都不知道和都头为什么不去找九大长老的问题,嘿嘿,不出我所料,你连回答问题的胆量都没有,而是不知所云云山雾罩了一番。
说到这里,我也觉得你很辛苦。指鹿为马的把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知道,如果回帖的话,你肯定还是不会正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是会一本正经坚持那个根本就不靠谱的“两人反目”,你还是会一本正经的中组部当成空气,既然那样的话,再说下去,就变成喷口水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过,在离别之前,我说几句我自己的“坦率直言”吧,好歹你也陪我玩了这么长时间不是?
这个赌局开得太大了,参加的人太多,根本不存在赖账不还的可能性。最糟糕的是,现在某一方面所有的底牌都被对手掌握了。所以呢,这场赌局怎么玩某一方面都是输。区别就是多少而已。其实某一方面对这个局面并不是没有察觉,所以也慌乱的很。你今天没看见某位大人就差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了吗?
既然肯定要输当然是要输的少一点。可是今天某一方面根本就不想输,他们想要做铁公鸡,想要一毛不拔。呵呵呵,《宰相刘罗锅》里乾隆说过一句话:“皇家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其实这句话稍稍一改就可以用在今天:“x、x、x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还不想上税,世界上那有那么好的事?
如今之计,就是公事公办,拼着断掉一只手,也要保住脑袋的安全;拼着损失掉一部分钱,也得保住自己挣来的大金库啊。如果成天想着要别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到了还要孤孤单单一无所有向自己跪谢天恩,天底下有这种事吗?总想着占这种便宜,到头来肯定是大金库没了,自家的存款也保不住。
其实老天爷到这位仁兄不错,时间、机会、银子都在源源不断地给,现在也是这样。可是人再好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不是?所以,时间不多了。
话说得多了点,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个故事,信不信看个人意愿。
红朝惊魂诡案(9)—历史有伪证,证据辨真伪
前一篇“智擒王光美”中,有读者怀疑,幕后黑手也可能是周总理。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疑点的回复。
中国的左右之分,是一个最奇怪的事情。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
中国的左右,分成伪左伪右;傻左傻右和真左真右。伪左伪右,有共同的主子。受主子指使,伪左负责给傻左领路,抹黑邓小平;伪右负责给傻右领路,抹黑老毛。傻左傻右,互相喷来喷去,傻左天天糟蹋邓小平;傻右天天糟蹋老毛。大家打得不亦乐乎。
于是有君子剑岳不群出面,貌似公平的安抚大家:我们要“非毛非邓”。呵呵,反正老毛小邓代表的GCD,那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傻左看到邓小平被否定了,心里非常高兴;傻右看到老毛被否定了,心里也非常高兴。傻左傻右于是皆大欢喜,和谐社会进入了更高的一层境界。
真左和真右,关注的是历史的真相。真左有自己真相,并且能从历史记录中寻找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真右也有自己的真相,并且也能从历史记录中寻找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真左和真右,都真诚的相信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觉得对方是一群偏执的疯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why)?
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于红朝的历史中。红朝文革的历史惨剧,对于卞仲耘等人的肆意屠杀,如果真相曝光,相关凶手,必然在红朝没有立足之地。
幕后凶手,为了栽赃陷害,必然要选择性的遗忘;伪造历史,伪造口供;含沙射影,血口喷人。你如果在研究红朝历史的时候,被伪证所误导,必然会被误导,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真左,还是真右,我们在研究红朝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找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且要找出对立观点所依赖的证据,相互比对,进行证伪。
历史有伪证。红朝史的研究人员,必须要像律师一样,把读者当作陪审团,不仅要提供支持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向陪审团证明,对立观点的所谓证据,是故意的伪证,或者不值得采信的证据。
在卞仲耘死亡及后续的细节上,不同人的回忆,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有些细节是人的记忆产生的差错,而有些细节,则是故意掩盖真相的伪证。
在卞仲耘之死里,有一个人:吴德,成为解开文革黑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炎黄春秋多次吹捧吴德,“吴德有德”。炎黄春秋所谓的文革新发现,大量引用吴德的讲话。
那么,吴德的证词,是否值得采信?
在郎钧《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一文中,提到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在1966年8月6日广播内容: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根据刘进宋彬彬的说法,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刘进宋彬彬等人,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
郎钧质疑刘进和宋彬彬证词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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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将这个“死了就死了!”的版权送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德同志。为了减弱这句话的非人性度,刘进和宋彬彬对吴德的口气进行了文学的修饰。
刘进说:“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死了就死了。”
宋彬彬说:“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人死了就死了”。
显然,经过上述口径统一的修饰后,“死了就死了”这句话似乎好像真的变得有那么点儿人情味儿了。
“死了就死了!”的发明权现已无法勘定,因为吴德已死,死无对证。红卫兵选择文革后46年后说话的好处也在于此,重要的证人都死光了,吴德死了,王任重也死了,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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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钧在文章中,随后又写到: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门都曾派人到学校调查。作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对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是否如实上报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本人?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约在8月6日左右,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通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李敬仪夫妇8月3日被斗死的情况。江渭清的这个通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写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回忆录》中对此情节有详细的描述。
而吴德回忆录和李雪峰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师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无记载。其它文革资料也无卞仲耘之死被上报的记录。说明当年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可能根本没有将卞仲耘的死亡报告上报毛泽东。因为,当年如果上报过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忆录中书写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传。在文革中,向毛泽东隐瞒红卫兵暴力案件不是没有发生过,陈伯达就将《解放军报》记者反应红卫兵施暴情况的报告压了下来,理由是“太阴暗,不能送”。
《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形同虚设,对红卫兵根本没有约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谢富治(公安部)能够像江渭清一样,向毛泽东呈报北京市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情况,或许会导致在《十六条》中出现比“要文斗、不要武斗”更加严厉的措辞,对即将出现的红八月杀人潮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从吴德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在红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林彪为“乱”的程度定下了一个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学陈葆昆老师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张辅仁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等信息或许根本没有被报告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所以毛认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认为“打死人”可以成为一个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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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芳的卞仲耘之死里,也提到了吴德对1966年8月的回忆:
在九十年代党史工作者对吴德进行口述采访时,他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不过他说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记不清了。
据吴德讲,66年8月底时连谢富治也对暴力的规模担心起来,想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发一个布告制止暴力。但当布告的拟稿拿给毛看时,毛批评了谢,要他不要像救火队员那样去镇压群众运动。吴德说,因此“没有人敢对动乱的形势加以干预。”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baifang.htm
(马勒隔壁,链接的内容又消失了。不过,白芳的《卞仲耘之死》,在网上应该还可以搜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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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关于谢富治的这段话,可信度有多少?
我们先看一下谢富治是什么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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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A4%A7%E5%85%B4%E4%BA%8B%E4%BB%B6
背景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同年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1]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此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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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讲,66年8月底时连谢富治也对暴力的规模担心起来。
有证据证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此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
作为陪审团的读者,你们相信吴德的话吗?
再看一下谢富治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0870.htm
文革期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谢富治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邓小平;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1967年2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8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
1968年,谢富治参与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长的职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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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本身就是一个洗脑的工具。漏掉了谢富治在大兴屠杀中的罪责。称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实在是污蔑。
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看到的:
谢富治一直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对手。
再看吴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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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nslation.sensagent.com/%E5%90%B4%E5%BE%B7/zh-zh/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市委不配合其发动文革,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6月4日,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7月23日,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压制学生运动,要求北京市立即撤回派驻各高校的工作组。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宣布北京各大高校停课闹革命。此后,北京市委各主要领导均被各造反派组织轮流揪斗,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吴德与李雪峰失去联系,开始单独向中央汇报北京市委工作。之后,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发动政变未遂,在出逃途中坠机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处理林彪事件时,吴德处事镇静,毛泽东说:“吴德有德。”在事发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會主任。1973年,吴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李先念发生矛盾,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即迅速投靠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
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時,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讽刺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
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吳德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吳德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5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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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篇洗脑文。吴德自称毛泽东说:“吴德有德。”,可惜没有任何旁证。
1973年,吴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
从这个短短的介绍,可以看到,吴德一直是周总理、邓小平的对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南霸天干掉原北京市委,用吴德、李雪峰把持北京市委;南霸天干掉原北京市公安局,抓了8个正副局长,安排谢富治把持北京市公安局。
有多少人知道,是谢富治喊出的砸烂公检法,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南霸天的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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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 ——为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而作 2010-4-7 作者:王锐
在此文中,王锐论证了吴德是遇罗克的处决令的签署人。
还是这个吴德,吴德回忆抓“五一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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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13/51/34/9_1.html
吴德回忆他自己主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经历(书摘和评论)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http://gnzs.cn)
老田按: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 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 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 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曾经是最核心圈子的决策人之一,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
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 “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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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吴德,一边迫害周总理,一边还轻飘飘的说,他制造五一六事件冤案,是受周总理指示。
炎黄春秋吹捧吴德“吴德有德”,接吴德的口,编造了很多文革的新发现。从上面所提供的种种证据,你如果相信吴德的话,毛泽东就会是一个嗜血的侩子手;周总理是一个制造五一六冤案的阴谋家。
吴德的种种伪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吴德是阴谋小团体中的一员。为了掩盖这个阴谋小团体的罪恶,吴德在历史问题上撒谎、伪证。也正因为如此,吴德成为解开文革黑手集团的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今天,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写吴德,因为在前一篇“智擒王光美”中,有读者怀疑,幕后黑手也可能是周总理。
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说法,因此做了一番考证。
就目前我所见,智擒王光美,最初的谣言说幕后指使人是江青。但是这个谣言,破绽太多,圆不了了。
后来,炎黄春秋借吴德的口,说周总理是清华红卫兵的蒯大富的后台。
然后有一批有狼心有狗肺,就是没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根据炎黄所提供的吴德的口供,大肆宣传,清华红卫兵抓了王光美,周总理是蒯大富的后台,所以有狼心的历史学家,考证出原来周总理才是智擒王光美的幕后黑手。
这就是我不厌其烦提到重庆劳教村官的事情。重庆劳教委劳教了村官,重庆公安局是重庆劳教委的主管单位,所以南方系考证出:王立军劳教了村官。
对于薄熙来的栽赃,跟杀害卞之后的栽赃,凶手的犯罪手法也都是一样的。
文革史是一场案件的审理。这场审判,有人证物证。证人证言,有可能是目击者,也有可能是犯罪团伙的伪证。我希望能作为律师,指出犯罪团伙的用于伪证的口供。读者是陪审团,证据可以反复核实。真伪自在人心。
历史的真相都在档案之中。推理和旁证,毕竟都是软证据,不能等同于正式档案的硬证据。只要犯罪凶手,还有能力继续操作历史档案,掩盖真相,用谎言给民众洗脑,一旦红朝覆灭,犯罪凶手破坏掉国家档案,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周恩来,从此都将以嗜血暴君、杀人凶手的形象,永远留存于历史之上。
我们普通民众,与其争民主,不如争取真相,争取突破洗脑的控制,这才是我们要走的正道。
这么多贪官小辫,看热闹就是
关键是怎么被抓住的,要是海外资金账户流动是跑不了的
我外语不好,不过据研究者说公布资料没什么,没公布的肯定会待价而沽
既然你对不厚与都头冲突死不认账,那就等着看判决结果好了
今天忙着写文章,新闻还没看,给张图?
这个“某位大人就差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了”
不厚17-18大对比可是很有意思
即使宝二爷被清算,不厚也跑不了,已经关进去了,小辫不是没有
本朝贪不是大事,站队错误是,不厚早就没机会了
“这个赌局开得太大了,参加的人太多,根本不存在赖账不还的可能性。最糟糕的是,现在某一方面所有的底牌都被对手掌握了。所以呢,这场赌局怎么玩某一方面都是输。区别就是多少而已。其实某一方面对这个局面并不是没有察觉,所以也慌乱的很。你今天没看见某位大人就差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了吗?
既然肯定要输当然是要输的少一点。可是今天某一方面根本就不想输,他们想要做铁公鸡,想要一毛不拔。呵呵呵,《宰相刘罗锅》里乾隆说过一句话:“皇家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其实这句话稍稍一改就可以用在今天:“x、x、x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还不想上税,世界上那有那么好的事?
如今之计,就是公事公办,拼着断掉一只手,也要保住脑袋的安全;拼着损失掉一部分钱,也得保住自己挣来的大金库啊。如果成天想着要别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到了还要孤孤单单一无所有向自己跪谢天恩,天底下有这种事吗?总想着占这种便宜,到头来肯定是大金库没了,自家的存款也保不住。
其实老天爷到这位仁兄不错,时间、机会、银子都在源源不断地给,现在也是这样。可是人再好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不是?所以,时间不多了。
话说得多了点,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个故事,信不信看个人意愿。
”
你所列出来的所谓都头不厚反目的理由一条都不成立, [ 飞鸣镝 ] 于:2013-03-03 05:13:08 复:3852081
你居然还敢“坦率地说,我认为都头去就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去”。
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有把握的说,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认识问题,完全是屁股问题。也就是以前河里的老人所说的“xx的病毒传染到了脑部。”
你现在又扯到了不厚说过的用人不当的问题,呵呵,可是你仔细看了当时不厚的那个视频没有啊?不厚明明还说过王立军的提拔是他推荐的,上级部门考察通过。这个你就断章取义没听见吗?
说到现在你居然能够连中组部的作用都装作不知道,如此基本的常识你都敢不顾。这就是某方势力的宣传水平吗?难怪今年年初某张报纸有胆公开造反了。
说到底你也没解释清楚都头夫人为什么在都头出事之后还去你所说的最大黑手的地盘去见这位据说是逼得她老公走投无路的人。
你举出了汪精卫的例子,被我指出错误是蒋介石赶到现场而不是陈璧君事后面见蒋介石以后你就不提了。
你又举出皖南事变的例子,被我指出新四军的掌权人是项英,而叶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去上官云相的司令部谈判。结果你现在还在嘴硬,不知所云瞎扯一通,
(不客气一点讲,迷途笨狼,你对于皖南事变的这种讲法已经突破了中学阶段历史水平的下限)
我所提出的按照你的说法都头和不厚的冲突在网络传开可是九大长老为什么都不知道和都头为什么不去找九大长老的问题,嘿嘿,不出我所料,你连回答问题的胆量都没有,而是不知所云云山雾罩了一番。
说到这里,我也觉得你很辛苦。指鹿为马的把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知道,如果回帖的话,你肯定还是不会正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是会一本正经坚持那个根本就不靠谱的“两人反目”,你还是会一本正经的中组部当成空气,既然那样的话,再说下去,就变成喷口水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过,在离别之前,我说几句我自己的“坦率直言”吧,好歹你也陪我玩了这么长时间不是?
这个赌局开得太大了,参加的人太多,根本不存在赖账不还的可能性。最糟糕的是,现在某一方面所有的底牌都被对手掌握了。所以呢,这场赌局怎么玩某一方面都是输。区别就是多少而已。其实某一方面对这个局面并不是没有察觉,所以也慌乱的很。你今天没看见某位大人就差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了吗?
既然肯定要输当然是要输的少一点。可是今天某一方面根本就不想输,他们想要做铁公鸡,想要一毛不拔。呵呵呵,《宰相刘罗锅》里乾隆说过一句话:“皇家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其实这句话稍稍一改就可以用在今天:“x、x、x的便宜那么好占的吗?”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还不想上税,世界上那有那么好的事?
如今之计,就是公事公办,拼着断掉一只手,也要保住脑袋的安全;拼着损失掉一部分钱,也得保住自己挣来的大金库啊。如果成天想着要别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到了还要孤孤单单一无所有向自己跪谢天恩,天底下有这种事吗?总想着占这种便宜,到头来肯定是大金库没了,自家的存款也保不住。
其实老天爷到这位仁兄不错,时间、机会、银子都在源源不断地给,现在也是这样。可是人再好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不是?所以,时间不多了。
话说得多了点,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个故事,信不信看个人意愿。
通宝推:鳄鱼眼泪,
最后于2013-03-03 05:33:25改,共2次;
谣言背后有黑手。信了谣言,就被带到沟里去了。
一字之差啊
红朝惊魂诡案(10)—蓄意谋杀卞仲耘
前面扯了这么多,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卞仲耘之死,是故意伤害致死,还是蓄谋谋杀。
首先,还是回到文革的开始。老毛和刘少奇、邓小平有矛盾,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之前的恩怨,我没有研究过,我的推理,从1966年5月15日开始。
时间回到1966年的5月15日,南霸天终于获得了他蓄谋已久的职位: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日常事务。南霸天终于掌控了中国的军权。
老毛失去了自己的权力,非常愤怒。为了夺权,在第二天发表了5.16通知。5.16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
---------5.16通知
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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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顾卞仲耘之死,就是要看一下,5.16通知,到底是老毛争权,还是确有所指。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卞仲耘、1966年红八月、大兴惨案、广西吃人惨案、湖南道县惨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惨案,都是南霸天纠集一帮利益集团所策划和执行的,那么5.16通知确实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
南霸天一获得军权,就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见吴德回忆录)
1. 改组了北京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控制了北京的军权。
2. 改组了北京的市委。调入李雪峰、吴德,主管北京市委。控制了北京的政权。
3. 改组了北京是公安局,先后逮捕了8名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
大家要把历史对照起来看。吴德回忆录没有写谢富治是怎么当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但是从时间上推断,谢的位置,应该是南霸天通过给首都工作组安排的。
1966年8月的“红八月”惨案,以及1966年8月31日杀害300多人的大兴屠杀惨案,控制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谢富治,以及谢背后的南霸天,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各大、中学校陷入混乱。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打死卞仲耘,追查真相,很多人都以为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阴谋。真相真的如此吗?
1966年6月3日,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女附中。
我手欠,查到了这些信息。
当时的共青团负责人,第一书记是:胡耀邦!!!
由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胡启立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学校。
http://www.xujuneberlein.com/rem47.html
这个胡启立,于1978年至198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上世纪80年代,胡启立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先后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1980年—1982年),中央办公厅主任(1982年—1984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1987年11月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被免去常委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
呵呵,标准的团派干部,1989年动乱,因支持胡乱邦被免职!!!
(以下内容见:王友琴写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 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 样的人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 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 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另外一个罪状,就是乱搞男女关系。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 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 是: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 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1966年7月3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 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 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中国的团派,最擅长搞的就是阴谋诡计。一个是借口没有录取刘少奇的女儿,趁机抹黑刘少奇;另外一个,就是用男女关系抹黑。
看一下谷开来的案子,也是用男女关系来抹黑对手。
团派真实中国最恶心的一个派别。团派里姓胡的,又是极品中的极品:胡乱邦,胡启立,胡蟹帝,大家终于可以见识一下他们的真面目了。
大家看一下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态度:
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了不要打人。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性的“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逐一检查交代,分批检讨过关,然后对“问题”大的人“定性处理”,最后,在秋天结束“运动”。
最后,我们再问一下,为什么选择了卞仲耘?
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 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 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
选择了卞仲耘,是因为卞仲耘和老毛、江青关系很近。迫害卞仲耘,消息可以很快传到老毛的耳朵里去!!!!!
果然如幕后黑手所料,工作组的行为激怒了老毛。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7月29日,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
8月上旬,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开会,进行斗争。老毛在8月5日,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幕后黑手为了激化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在8月5日那天,打死了卞仲耘。因此,卞仲耘的死,完全是一个蓄意的谋杀!!!
卞仲耘死后,刘仰、宋、邓楠等人,向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北京市委也派人去学校调查。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都遗忘了。
周总理办公室也派人到学校调查,老好人周恩来为了避免最终的摊牌,叮嘱不得外传。暂时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
幕后黑手一不做,二不修,由谢富治于1966年8月18日,安排宋彬彬给毛主席带红袖章,然后通过报纸大肆宣扬,又通过谣言,制造宋彬彬打死人的传说。终于酿成恐怖的“红八月”,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
谢富治更一手策划了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大兴的大屠杀。
吴德、李雪峰记不住卞被打死的事情,但是吴德居然记住了,红八月形势失控,让谢富治都感到害怕。谢想制止,被老毛给阻止了。
吴德的这个伪证,以及炎黄春秋对吴德以及吴德伪证的大肆宣扬,暴露了这个凶手集团的冰山一角。
动乱终于传到了老毛的耳朵里。老毛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吁。至此,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彻底激化。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就被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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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子女说,他坚决反对到香港发表,以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
当然就是发表关键问题上也未必有多少真东西,但是可以拿来应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