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薄熙来一年半黑材料，结果却不堪一击 备份 -- hwd99

因为两边他都被挤压，北京这边是清算或者威胁他就范的力量，而重庆那边薄震怒要撤他职让他休假，而他有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看法(怕被杀人灭口)？

判决不是提供证据，而是根据证据最后做出判断。

刑事案件我没有接触过。民事审判对证据的取舍，最基本的是高度盖然性原则，即不要求唯一确定性，可以根据优势证据去判断。如果根据这个原则的话，给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但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是唯一确定性。

评论一个案件，最好先抛开其他比如政治因素，只从法律角度以法律思维去确定罪名，然后再去考虑其他情节。否则，想象的空间可太大了。

甚至把政治斗争当儿戏了。

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按照自己的习惯思维去考虑，确实不是件好事情。

河里不是中国国籍的多了，首先铁手应该就是，但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这两句话，加上他对与中国二字有关话题的一贯态度，就是我送他一个滚字的原因。

要么是我太敏感，对这两句话过分解读；要么是你太大度了。

薄这种大案

中国拉回到中世纪去，我也没反驳他们，但我心里想的是那你们要能做到才行，能吗？妄想！再说让我知道你们心里实际怎么想的，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别人的真实想法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告诉你的，但有时情绪激动时候的真情流露到是可以让人窥探到一些真实的心性。

其实我们没必要那么虚弱，让他们说说，我们可以看清我们的对手。

法学专家陈界融

应当说，薄熙来涉嫌犯罪案的审判是比较公开的，展示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如果能够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审判本案，将是中国法治的一个飞跃！

本人看了相关庭审实录，个人认为，单就本案庭审实录折射的信息而论，对薄熙来受贿的指控，法庭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现以受贿房子为例，己见如下：

一、涉案房产“姓薄”否？

一般的理解，受贿罪是结果犯。通俗点理解，拿到财物，才能认定犯罪的既遂。如果公诉方指控受贿此套房产，必须证明该房产在法律上属于薄家的财产，反之，如果该财产在法律上不能认定为薄家的财产，则不构成受贿，至于能否理解为受贿的未遂，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财产型受贿中，财产的物权状况（动产看占有，不动产查所有）是否属于被告人所有，这一事实必须查明，这是办案的铁律！特别查清是否属于行为不能中的客观不能情形。假如，行贿人说送给受贿人一套价值500万美元的月球上的别墅，或者，把别人的房产送给受贿人，这两个都叫作行贿不能，前者，是客观不能情形中的事实不能，后者叫客观不能情形中的法律不能。即，指控他人受贿，必须证明该财产在法律上已经是被告人的，不存在法律不能的情形。

虽然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但是，依据到案证据，如果证明程度能够达到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程度，也可以根据能够证明的事实，认定房产的归属。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证据，打民事官司，如果法院能够判给刑事被告人（含家人等），那么，该财产在法律上就属于被告人，而且，民事证明程度较低。

对薄案中，这一事实的证明，个人认为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过多的法律（特别是证据法）规定不谈，就谈一个大家听了都能懂的道理，即，从控诉方的法庭举证情况看，公诉方所举的证据，假如都有证据能力，那么，拿到房产所在国——法国去打官司，看房产所在地的法国的法院，能否将该房产判给薄熙来家？如果能成，就认定薄熙来受贿罪成立，反之，应当依法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另外，也要注意谷开来假想犯罪的主观因素成份。即，本来这个房产在法律上不可能是薄家的，而开来同志，假想的认为是她家的，这当然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了。

二、薄熙来“授意”否？

根据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法庭出示的重要证据，薄熙来看了幻灯片，有点“画饼充饥”或“望梅止渴”的感觉！如果徐明想骗他，随便搞个片子让他看，或者，把别人的根本不可能要卖的房产，制作成幻灯片，让他看，以之来证明他有让家人收受贿赂的犯罪“授意”？而法庭上，控辩双方过多的强调和集中在薄是否“明知”上面，是想用推定的方法，证明薄“授意”家人受贿！这种方法当然是不可取的，而应当侦查获得更多的“授意”的直接证据。

凭心而论，象薄熙来这样级别的人，能够接触上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是通过其亲友、妻儿之类的人物来间接接触，如果给了这些人财物，而薄根本不知道，如果要给薄定罪，自然就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不符合定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要件。所以，谷开来收受他人财物，必须查明薄熙来“授意”，否则，不能认定薄熙来受贿。

三、薄熙来“谋利”否？

根据司法解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在没有证据证明薄收受徐明送的房产是索贿的前提下，薄收受徐明财物，必须证明他有为徐谋利的行为，否则，不构成受贿。

以上，仅是自己读了实录的一点学理思考！以供大家交流。如果法院敢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对这部分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认定，那将是中国法治史上一个质的、革命性的飞跃！

2013.08.23

附：陈界融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持教育部重大科研课题《民事权利证明规则研究》、交通部《交通管理法规框架体系研究》等，参与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数项重大科研课题。

近5年出版了7部专著，约400余万字， 其中《《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4）》译析》（2005，获省部级二等奖）、《证据法：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研究》（获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版），并有6部合著出版，在《台湾月旦法学杂志》、《台湾月旦民商法学杂志》、《法学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海内外学术报刊发表论文数10篇。陈界融博士通过不懈努力，推动了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的进步。

在理论创新方面，（1）提出了证明负担动态论理论观点，（2）提出了法官的说服义务与责任的理论观点，（3） 提出国家应当对国有资产享受股东收益，对国有企业应当收取股东权利，并提出所有中国公民应当是国有企业的终极股东的观点。在填补理论空白方面，（1）提出主动式执法即是行政机关，被动式执法机关即是司法机关，（2）在国内率先提出检察官具体求刑权理论，（3）在国内率先提出被告人强制取证权理论、被告人与不利证据面对面权利理论，等等。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356010.html

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应该怎么做？

只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参与了。他在杀人一案中其实不是帮凶，可能更接近于主谋，只不过后来立功了，因而这一节只给他个包庇。

验出毒都是几个月后了。这太不符合常理了，我认为后来验出的毒是王指示人放的，因为血液是他们保存的。

审判日重温薄熙来公开信2013-08-22 09:53:11 阅读(701) 评论(21)

本文是曹溥去年在多维网放出来的，现在读读，与薄在庭审的证言还是比较一致的。

曹溥谨按：审判日，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薄熙来书记的公开信吧！今天法庭上的辩质，大家都看到了吧？放在一起看看，更能明白薄书记的清白！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

当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至少已经身陷囹圄；而你们，一定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中震惊万分，不知所措，很多人会因此感到痛苦。请允许我先说一声：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我没有能抵挡住黑恶势力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致使我们一起开创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暂时遭受了挫折。

亲爱的重庆人民，五年来，我与你们朝夕相处、共同奋斗，让这个被盘根错节的黑色势力所笼罩的山城摆脱了暴力和恐怖的暗中统治，让这个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的城市焕发出美丽的光辉；你们唱起激昂高亢的爱国歌曲，让更多的中国人回想我们共同的来路，牢记我们的目标，从而更加积极、自信、团结地向前迈进；你们以勤劳、智慧，让这个城市的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崭露头角。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你们！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才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源泉；也要归功于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持，没有全国的大河之水也就没有重庆的小河波涛。而我有幸能与你们一起书写重庆的历史，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实在是感到幸福！此生荣辱沉浮，已经无足挂齿。

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我知道，你们一直关注着重庆，关注着我。你们为我们的进步欢呼，为我们的不足忧虑；而此刻，一定也为重庆和我的重重迷雾感到疑惑乃至痛心。你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你们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只要你们光明，这片广袤的大地就不会黑暗；也正是因为选择了相信你们、依靠你们，我才在关键时刻选择自我放弃，而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命运而使国家陷入纷争、动乱乃至内战。（以上写于2012年3月）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很简单，重庆和我今天遭遇的一切，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他们联合中国内部第五纵队来分裂中国、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主政重庆以来，我不仅想带领重庆党政干部鞠躬尽瘁为重庆人民做一点事，也想依靠重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为延续中国奇迹提供新的动力和借鉴。

但是上任不久我就发现重庆人民笼罩在可怕的黑色势力控制之中。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愤然掀起打黑运动，惩处一切涉黑势力，力求还重庆人民一片晴朗的天空。重庆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打黑除恶行动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持。

我承认，我们的打黑运动有些粗糙，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黑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原因就是法律的发展误入歧途，陷入了好人吃亏、恶人受益的困境。另外，中国各地的警方和黑恶势力相勾结的现象过于严重，“躲猫死”、“洗脸死”现象层出不穷，程序正义一直难以得到实现，而我们的霹雳手段在细节上满足不了法学界一切人对程序正义的渴求，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攻击的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代中国不完善的司法现状受过。

这里不能不提到王立军。我把他从东北调到重庆主持打黑除恶行动，看中的就是别人告诉我的他的一身正气和高超的办案水平。 是的，他在初期展示的霹雳手段和勇猛精神很令我欣赏。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操作细节太需要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民的包容乃至保护。一系列案件在他的办理下看似快刀斩乱麻，其实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律师的敌视，让我这个身为律师丈夫的人深感不解。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他：那些为黑社会组织者辩护的律师，正在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只有经得起最严格的辩护的挑战，才能真正办成铁案；只有真正办成铁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否则的话，打黑就有变成黑打的可能。他的顶撞缺乏一个下属应有的素养：“我在前面冲锋陷阵，是不是还要防范后方的出卖和背叛？”在此后的会议上，他屡次以义气、团结一致等词语来要挟市委和政法界的干部。

这里不能不提到李庄案。此案我接到的汇报是庭审过程中有六个证人出庭作证，于是我在记者面前也就以此为据强调符合程序正义。但是，不久就有人提醒此案庭审的真实过程与下面的汇报不一致。了解真实情况以后，我找王立军核实。他坚持认为庭审“完美无缺”，并再次强调，自从他踏入警界开始，就做好了被“吐掉”（出卖）的准备。无奈之下，我提醒他，一年之后李庄出狱，那时候重庆警方可能会遭遇公关危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后手。我厉声问：“你要用什么手段？”他说：“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事实上，一年后所谓的后手，无非就是追诉李庄的“漏罪”。我坚决反对，他坚决实施。这一次我没有再妥协，毫不犹豫地直接向检察院建议撤诉。从此，怪话从他嘴里不断传出，最突出的，莫过于认为“黑打”一词，由我创造，是对他的出卖。他提出“双起论”，遭到外界的抨击，我问他：“为什么不说成‘警察应该依法维权，不该直接跨省捉捕’？”他当面赞同，转背就说是“虚伪、玩文字游戏”。他把政法部门的一些人，搞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小王国，在其中不断散布“狡兔死，功狗烹”的言论，说我把他当成口香糖，吃完就吐。

事实上，一直以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我一直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他的依法打黑活动。但是他有十分严重的偏执思维和受虐妄想，总是带着封建社会“鸟尽弓藏”的离奇想法，一直保持着对我的警惕，直至最后我真正了解了他黑暗的过去，才明白他的防范和布局，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放下王立军，先说说我的妻子谷开来。当年让她关闭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成就我的政治事业，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之中，出现很多的症状。坦率地说，她瞒着我做了很多事，最终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我的梦想和前程。但是，我不怪她，因为以前我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前程而牺牲了她。只是为她感到痛心的是，她最终竟然无意中做了王立军的傀儡。

一个简单的事实证实了我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身边有两个精神都不太正常的人却不能采取最恰当的措施，直至如今大势已去我也没想出正确的处置办法。谷开来不仅抑郁，而且有一些偏执的妄想。她一直怀疑有人要毒杀她，而且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的亲人。开始我当成玩笑看，很快发现不能等闲视之，她对食品和调料的安全紧张到了反复检查甚至随身携带的地步。考虑过送她去精神病院，但是我不仅有对她本人和儿子能否接受的顾虑，还有对传出去引起可怕的流言的担心。

我采取了当时我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相关人员找来，开诚布公 、直截了当地询问，当面谈开，也就解了心结，效果让我满意。

但是不久，她又怀疑有人要杀死我们的儿子。对于那个英国佬我当时并不了解，但是鉴于前面的经历，我断定这又是她的幻觉。于是，她认为我冷漠而残忍，不再向我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是去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忙；而我，也相信专业人士能让她清醒过来。

对于儿子，不仅我，整个家族都对他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期望他成为“九全的人，滚圆的瓜”，对他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我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切人的污蔑和抹黑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不可能对他的安全无动于衷，但是他母亲的想法实在离奇，无法让我接受。

儿子的安全问题成了我和妻子之间争执和冷战的关键问题。2011年11月的一天，她忽然如释重负，说一切担心都“化作青烟，烟消云散”了。我追问再三，她说那个英国商人已经得了心脏病死在重庆。此事我也有点吃惊和怀疑，但是，再听王立军的汇报，得知死者已经火化，又没有接到更多的相关消息，便没有深究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得到极大缓和和改善。她很快数次在我面前谈到王立军是个干才，有勇有谋，只是跟黑势力作斗争遭受了很多人的仇恨，很多人想整他的黑材料要搞倒他，搞倒了他也就搞倒了重庆，建议我尽力去保护他。这让我十分震惊，这是她对我工作从未有过的如此直接的言论和态度。我说：“他是打黑英雄、干将，我当然全力支持他，其实也是一直支持他。但是如果他以前真的有什么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解决。身正不怕影子斜，守法何惧流言多？”

转眼，她再次翻脸，说我不仅对妻子、儿子无情，也对下属无义，是个冷血动物。

我终于起了深切的担心，联想多年前的被窃听的事情，感觉周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不得不委托可靠的人手，动用了四十年来积累的一切渠道，打听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很快发现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信任王立军，对他开诚布公；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对我保留了很多。他参与了一些违法活动，而且已经被相关机构掌握证据。一根清算的绞索正在向他逼近。

更让我震惊的，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根绞索的最终目标，并非是王立军，而是重庆，是我本人。

“另搞一套”四个字送到了我的案头，我顿时明白了我这个当局者所迷之处：邓小平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目标，不应该由我来破题；我不许“杀出一条血路”，不管我的改革措施有怎样的创新意义，贴上了“共同富裕”的标签也就意味着钉上了“回头路”的铁牌；我的影响和声望，已经让我在现有的体制中无法拥有合适的位置了。我的政治理想，尽管从未清楚表达，但是已经被成功读破。后面我会详细地向大家谈谈我的政治理想。

我自问问心无愧，但是我还是清楚地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法治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也只有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这其实是我一直秉持并落实的，但此刻我愿意拿出更清晰的态度和更有力的措施，化解某些真诚的担心；但是对于恶意的曲解和强加的罪名，我无意也无法去面对。

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眼前复杂局面的时候，图穷匕见之日突然来临！2012年1月底，王立军向我汇报，说手下的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他说，为了保护我的政治前程，他已经冒着天大的风险，违背了一贯的正义准则，为我抹平了一切痕迹。同时他安慰我，谷开来杀的不是什么好人，而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

我不动声色地说：“但是我以前偶尔听说，他已经退出了军情六处。”

他说：“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你相信会轻易让一个加入过它、掌握其秘密的人全身而退吗？”

我问死者如果真的是英国间谍，那么英国怎么会善罢甘休？他说间谍在外国死亡，按惯例其派出国只能认栽，打落牙齿活血吞。不但不会闹事，反而其领事馆和家属还会特别“配合”，息事宁人，守口如瓶。

他劝我不要为一个外国间谍有任何道义上的负担，一切要以人民为重，眼前以十八大为重，不要“就小节而失大义”。我一时无法，只好对他的忠诚表示了感谢。他则表示对我十分钦佩，为我保驾护航已经是他生命中的头等大事。随后他提出有人在东北整他的黑材料，来头不小，而且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表示“人谁无过”，如果谁要是恶意搞人芝麻都可以说成西瓜。因此我会动用所有力量，打退这股妖风。他非常满意，有力地和我握手然后道别。

他一离开，我立即找到谷开来，要求她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薄谷两家上一代革命前辈的份上，全面、清楚地向我交代她谋杀英国人的过程。她大吃一惊，颤抖着骂道：“这个骗子、阴险小人!”

谷开来告诉我，她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助解决英国人要暗杀儿子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后来王立军提出，要想办法稳住英国人，然后把他引诱到中国重庆来，再想办法制裁他。他们一起做好了计划，等英国人到了重庆，抓住他吸毒的现场，将其击毙。后来，王立军指出，击毙将是轰动一时的跨国大案，将会引发外交纠纷，影响到重庆的形象和我的前程。最好是让他死于自杀、心脏病发作、吸毒过量之类较为隐蔽的形式。谷开来催王立军想办法落实，王立军答应去准备。但是，直到英国人即将来重庆，王立军还说没有准备好，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出手，同时劝谷开来和平解决。谷开来只好亲自上阵，辗转找到毒药准备毒死英国人。英国人来了之后，住在宾馆。谷开来再次找到王立军，请求他协助毒死英国人。王立军要求“先礼后兵”，建议谷开来去和英国人喝喝酒，好好谈，尽量争取和平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想办法。然后拿了一瓶好酒，亲自开车把谷开来送到了宾馆附近。

接下来，谷开来灌醉英国人，然后喂了他毒药。出宾馆之后，立即打电话告诉王立军她已经杀死英国人。王立军说了句：“我去处理。”

很快，王立军告诉谷开来，英国人已经“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随后，王立军催谷开来，尽快让我动用人脉资源搞定东北针对他的调查。谷开来说已经做过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王立军建议她告诉我毒杀英国人之事，让我有点紧迫感。谷开来大怒，不再理睬他的要求，不再接他的电话，上门来找也拒绝接见。但是没想到，王立军会跑到我面前说她涉嫌杀人！

我听了这一切，既痛心、自责又愤怒。痛心的是妻子的糊涂和受制于人，自责的是让她这样一个心智早已出现问题的人不受拘束地游荡于世，造成如此严重后果！愤怒的是王立军明明知道全过程，甚至策划了整个过程，却跑到我面前装模作样说“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还邀功并要挟，让我想办法去擦他在东北的屁股！

我对他还有一丝幻想，于是打电话给他：“真的是警察调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吗？”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我也是身不由己。而且我也不算为了我一个人，也是为了你！”我忍不住说：“真为了我，为什么不及时阻止谷开来？你在东北到底干了什么，值得你设这么大一个局来胁迫我？”他请求我原谅，说明天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彻底的解释。

第二天，他竟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郭维国来的，携带了一张清单，列出了谷开来杀人的证据。我看上面有他提取心血之类的证据，甚至还有谷开来预谋杀人、杀人后交代案情的录音，顿时明白他是老早做好了全面准备的！无比的愤怒让我无法遏制，猛地站立起来，向他脸上狠狠一巴掌！大骂道：“畜生！败类！”（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我之所以详细交代这些事，是为了避免你们日后的争讼不休。本末未易明，下流多谤议！关键处不讲清楚，千载之后，人孰知之！

我指着王立军的鼻子告诉他，不要把重庆广大干警的功劳真的当成自己一个人的功。死了你王屠户，重庆人民不会吃混毛猪！人家说你黑打，我还不信，今天果然养虎反噬。王立军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说：“鱼死网破。”我立即部署人员，调查他在英国人死亡案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并调整他的岗位。

调查得到的信息异常诡谲，就像一个离奇难解的迷魂阵，让我触目惊心。但是把线索大致理清楚，却不是十分困难。

我的妻子谷开来是一个傀儡，她的操纵者是王立军，操纵手段是定期提供的冬虫夏草和精心设计的布局；然而，王立军又何尝不是傀儡呢？他醉心于死囚临刑前的器官移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令人惊悚的犯罪把柄被别人牢牢捏在手里。他所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保。贪生恶死人之常情，他固然可恨，但又何尝不可怜呢？

真正可恨的，是幕后那些要挟控制王立军的国内势力。这些人既无耻又残忍，但是又何尝不是傀儡呢？他们的把柄在瑞士银行，所以他们固然可恨，但是又何尝不可悲呢？

阴谋的起点在哪里？

我要先说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题外话。在一般人的眼里，西方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支持中国的敌对势力无非就是支持民运分子、台独疆独藏独势力。其实，中情局的手段和技巧十分丰富而复杂。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真正费了一番心血去支持的，并不是缺乏实力的民运分子、异见人士，而是曾经红遍中国的“气功大师”。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气功大师都是象霍梅尼一样具有高度蛊惑力的宗教领袖。他们支持、培养过的“知名大师”，有严新、张宏堡和李洪志。严新不愿做傀儡，于是被软禁在北美；张宏堡意外身亡，计划流产；李洪志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那些由中情局运用最先进的精神控制理论编写的歪理邪说，高峰期控制了近亿的中国人，而且渗透进了中国政坛的高层。后来党和国家耗费了无数的精力的才解决这个大毒瘤，但是至今流毒未尽！

不了解这个隐秘的历史，就不能完全看懂九十年以来的中国政坛。

中国共产党高层有一位法轮功分子，被法轮功组织视为其在中国最重要的伏子。他每次外出访问的时候，都受到法轮功组织的热烈欢迎；他经历数次政治斗争屹立不倒，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最擅长的一件事，举国都以为是表演作秀，其实不是，是不断出卖，法轮功组织对他支持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他的家族，控制了数百亿的产业。

将来会有人告诉你们，我是被中情局和党内那位法轮功分子联手放倒的，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仅仅是真相的一部分。

近几年来，中情局最想支持、培养并策反的人，是我。

说出这件事，是我很艰难的选择。因为这件事很难令人置信，将来会有人利用这件事来扭曲真相、污蔑我。这几年来，有一些看似平常的人，如记者，外商，出入我的身边，忽明忽暗地提示我，我是中国最有智慧最有魅力最有人气的政治明星，中国的未来应该在我的手上。这种抬轿行为引起我警觉的，是美国的两位知名人士亲自上阵，声言我不应该只属于重庆，而应该属于全中国；我的前途不应该决定于个别长官，而是应该取决于全国人民。

这些行动，低估了我的智商和人格。

因为，他们这样的“积极劝进”背后，隐含着一个对我充满侮辱性的判断：我是一个野心勃勃政客，为了个人的权势，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他们这样做，是包赚不赔的：

如果我愿意合作，而且成功了，那么，中国被他们控制、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可能性就很大；失败了，也可以给中国共产党狠狠一击。

如果我不愿意合作，他们坚持这样运作，将来可以成为我的政敌泼向我的脏水，甚至可以毁了我，也可以造成中国的混乱。

事实上，我的信念，我的家世，我的人格，让我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了不合作。而且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胡总书记汇报了中情局的策反我破坏十八大顺利交接班的阴谋——要我在十八大之前，挟民意的支持，公开要求全党直选总书记，宣布和习近平角逐总书记之位！

我在汇报上特别强调，将来一定会有人把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希望我的汇报能做为一个预防针。

我的汇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复，倒是那位法轮功分子拐弯抹角传来一句话：既然要自证清白，为什么不隐退？

我公开回应，我想做大事，但是不想做大官；我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于是，一个冒冒失失的英国人来到重庆送死了；于是，王立军叛逃了：怎样最能伤害中国共产党、伤害重庆、伤害我，就以怎样的版本表演。

王立军叛逃的前一天晚上，北京来人伏地痛哭：“当断不断，祸至无日。如此贼人狼子，怎么能不立即拿下，还留他在旁边？”

我认为他已经无可作为。他全程操控杀人、实质就是教唆杀人的人证已经在我手上，物证也是指日可待。现在他公布案情，只能自取灭亡。不需要东北的老底了，他在英国人死亡案上就足以把牢底坐穿了。

最好的办法，是先控制他，十八大之后再解决他。

当他叛逃的消息传来，我忽然发现：我忽略了最后的那只黄雀了。事情发展的方向，已经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各路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至此，谜底已经全部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低估了美国那个华人神探，也小看了南方那小小的报社，就像当年我在东北看到的朝鲜“逃北者”闯进日本领事馆一样。料想中的绞索，原来是自爆式炸弹。

这三个月发生的变故，将来人们可能不明白的关键地方，我已经交代清楚。

我用人失察，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任由评说，也听凭中央处分。将来在法庭上，让我的妻子谷开来和王立军为杀人案公开对质，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接受公正的审判！真正的策划者、操控者一定会接受最高的刑罚；而被操控的、精神状况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一定会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置。

当王立军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揭露、被审判、定死缓之刑的时候，希望大家有足够承受能力，完成对一个所谓的打黑英雄的到十恶不赦的罪犯的认识转变。不要因此丧失打黑除恶的信心，山城人民追求正义、享受安全的愿望合乎天理，不容剥夺；不是建立在一两个人物所能改变的。一定也会有人以此事来为王立军鸣冤，那时候，希望你们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

我没有想到局势变化这么快，我愧对北京来人，他年纪比我还小，却为我一夜头白，眼中满是令人心悸的绝望。将来痛苦的何止他这个沉湎诗书的才子？我对这场建国以来的罕见阴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手段，注定要承受后果。

我怕吗？我不怕。这些宵小之辈的小伎俩，小聪明，终究不会代替历史与正义的大道。

“江东弟子多才俊”的字样送到了我的手上，我摇了摇头。重庆的探索与实践，吸引了党政军民各界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爱党爱国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这一切都是因为牵挂着人民和国家的未来，从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能因此挟众自重。

何况，既然已经汇报了最后那只黄雀的策反，我就决不能再给别人坐实的把柄。

来北京的前夜，“风波亭”的字样又送来了，我置之一笑。天日昭昭，人心灼灼；三尺高悬，史乘如镜。我怕什么呢？

在北京的这几天，我看到那个老书记的儿子上蹿下跳。我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末期，我父亲薄一波找他父亲谈话，完全是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当时我父亲认为，身受平反之恩，前去宣布处分，实属不妥。邓小平坚持要求，父亲才不得已而为之。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之说，纯属臆测。他们都已不在人世，而这个人却把复仇之剑指向我，可悲可叹，实在有损乃父之德。

儿子和门生故吏联合起来，准备把文革余孽的帽子戴到我头上，实在是颠倒黑白。我的一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母亲因此死难，我个人也身陷囹圄。请问以什么理由判定我是文革余孽？

重庆所唱之“红”，很多在文革期间是大毒草；重庆打黑，靠的是公检法的依法运作。哪里有红卫兵的揪斗？哪里有造反派的夺权？重庆的经济建设，立足于市场经济和引进外资；重庆的组织建设，三进三同，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重庆的民生导向，是响应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落实314部署……请问哪一条是文革手段呢？是“走回头路”呢？

真正触动他们神经的，是我提出的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的后一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设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庄严承诺，是改革开放路线施行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我在重庆仅仅是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作了一点微小的探索，他们为什么就已经不能接受呢？

没有了共同富裕，还有社会主义吗？没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共产党执政呢？也就是说，我们和当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根本区别还存在吗？

所以，背弃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违背邓小平理论，必然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挡不住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的进攻。

现在某些人积极为民营经济鼓与呼，这没有错；但是试图搞私有化的浪潮，那就是不道德的，那就是犯罪。那就是慷国家之慨，大人民之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谁进谁退，让市场来决定不好吗？如果觉得公有经济占据垄断地位，使民营经济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那么，我们要做也是完善法制和政策，努力使它们在较为公平的平台上去竞争，而不是人为地割肉补疮，巧立名目把国有经济变成民营经济、把人民的共同财产搬到个人的口袋里，举行瓜分人民财产的盛宴狂欢！

退一万步说，真的要“分家”，也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怎么分！公有制经济，是中国人民的财产，港澳台同胞都有份，甚至连建国后移民海外的同胞都有份，怎么能说分就分、说送就送、说拿就拿呢？在全国人民授权之前，我们共产党只能是做好职业经理人，老老实实地为老板——中国人民打好工！

重庆积极引进外资，扶持民营经济，同时也大力壮大公有制经济，实现“国进民也进”，难道就不利用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吗？重庆突出“分蛋糕”，难道不是这几年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有益探索吗？拿出国有经济的利润来补助人民，加强民生建设，难道不比把国有资产送给少数人更好吗？如果说我是在收买重庆民心，那么谁有妨碍你们用央企冠绝全球的巨额利润来收买全国人民的心呢？

说到底，重庆的信念和价值，阻碍了一个庞大的权贵群体侵吞人民财产的道路。

说到政治改革，有人把它挂在嘴边，扮演孤独的悲剧英雄，请问你将北辰置于何地？你到底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摸石头过河，更不能莽莽撞撞“杀出一条血路”。在内部实现重大的理论突破必去的共识之前，不能进行全局性地轻举妄动。那么是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呢？我认为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实现清廉政治，加强党群联系、密切党群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切实的制度和行动确保官员财产受到有效监督，使官民之间的互信程度不断提高，使官员真正为群众谋利益、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唯有如此，才能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重庆的实践和探索，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赢得了民心，从而大大拓展了党在政治改革上的战略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正是海外反华反共势力所嫉恨的，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眼里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绊脚石，所以要么策反我，做不到就毁了我。

重庆的一切成绩和经验，都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只要是真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什么不能见容的呢？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产生，只要以开放的心态，民主的精神，尊重首创，珍惜经验，重庆的小流怎么就不能融于全国的大河呢？

封建残余和文革遗风，到底盛行于什么人的大脑呢？

三月的北京，竟然春寒彻骨！

在凉透心寒彻骨的日子里，我知道，捍卫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会遭到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坚决反击；捍卫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会遭到国内瓜分国有资产的权贵势力坚决反击；坚决捍卫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遭到黑恶势力的后台的坚决反击；坚决捍卫重庆人民的居住权，搞公租房和房产税，迫使中央出台真正的房产调控政策，更会遭到全国所有投资房地产的权贵们的坚决反击。

我知道，共同富裕的承诺已经是当权者的忌讳；我知道，民心已经是我最大的罪状；我知道，平庸和低调早已是上位的必备条件；我知道，我已经被视为接班人顺利接班的重大障碍；我知道，我已经是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不是没有预感到过结局，但是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践行。因为我的使命，就是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指出前进的方向。我注定被摆上祭坛，让更多的爱国者知道祖国的未来，铺垫出那些反动势力的末路。

想个清楚，走个明白，心中坦然，了无挂碍，正所谓：

愁闻剑戟扶危主，梦听笙歌聒醉人。

留下一些多余的话，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将来奇刑之下，尘埃之中，不见天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何以自明于天下？

他们嘲笑我：你不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拥护吗？他们不是喊着要你当总理吗？甚至把你奉为“总书记”吗？“薄总书记”，你还要在我们面前谦虚自己德才不配吗？

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做出过背叛组织原则的事情，问心无愧。但是，我还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如果，总书记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甘人后，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愿意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殚精竭虑、仗义死节，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懈追求，为党、人民和国家探索未来的道路，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竭尽全力密切联系群众，想方设法赢得人民支持，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在磐石之上，那么我是！

从我内心来讲，我当然愿意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党挑更重的担子。不过，我尊重现有的体制，珍惜团结安定的大局。我的政治生命，并不完全取决与我的努力和成绩，更多的是取决于上级。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等我被七手八脚地摁倒于尘埃之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嘲笑你们：你们不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抵制西方民主制度吗？现在体会到没有选票的悲哀了吧？没有选票，你们都不能直接支持你们的领袖、把他推上高位！

那么，你们应该怎么看待发展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呢？

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条件下，普选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说到底，民主选举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的形式，并非价值本身。我们必须承认，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制度，极其成功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暂时似乎还要继续维护下去。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采取适当的民主形式，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探索得不够充分。毛泽东做了伟大的尝试，这就是文革。文革问题极多，也失败了，但是至少留下了唯一一个不是靠警察和特务严密控制，却保证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文革，苏东剧变的风潮已经把我们国家打倒在地。

邓小平同志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最终建立了领导人有序交接班的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应该是实现人民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人民和政府之前的有效沟通，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最终，是人民能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

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难处，归根结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人民民主选举和实现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

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实质上还是小圈子里的民主，领导人的产生靠的是长期的培养、选拔、接班机制。其优点不多赘述，其缺陷有四点，其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事实上缺乏人民意志的表达。其二是一旦出现能力较强、雄心勃勃、愿意在最高的位置上为党和国家出力的人，就没有制度上的出路，这必将导致我们国家会错过很多有能力的领导人选；其三是党和国家有被既得利益小圈子劫持的危险；其四是一旦既定接班人发生意外，仓促之间产生的替代者将缺乏足够的权威。

有人说，我们可以发展党内民主，然后由党内带动全民民主。我敢断言，这是死路一条。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党直选总书记，而总书记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等于是全党选举了最高领导人。这样一来，党内党外民主权力的巨大落差，立即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的敌人。

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基层发展民主，从村政府到镇政府到县政府最后到最高领导人。这将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万一将来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党的人怎么办呢？

提出这两条路线的人，不是没有脑子，就是别有用心。

我认为，积极可靠的制度，还是现有制度基础上，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选举总书记的过程，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样能很好地实现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相容，实现直接选举领导人和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容，实现中央培养选拔和个人雄心的相容。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今天重庆在组织纪律方面受到的猜忌就不会存在，重庆的探索和实践就能被更好的正视与研究乃至推广；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将难以找到攻击用间的缝隙。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我愿意向全国党代会阐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和中央培养的接班人做和平理性的辩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由全国人民投票表达意愿，胜出者出任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并综合各方面意见组成新的常委会。

有全国民意的支持，新的总书记具有天然的权威性。

历史没有如果，大势已经造成。我足踏荆棘，已经走过艰难的路；这段行迹，已经足以昭示后人。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党，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愿意一个人踏上祭坛，承受历史的代价。

任何时候，不要绝望！我想和大家分享昨晚接到的一个短信，很像是魏晋时期的四言小诗：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悲伤有时，欢乐有时；哀恸有时，舞蹈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落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你们不必太久地为我悲伤，你们要为自己而战。你们要捍卫属于自己的共有财产，你们要捍卫社会主义国家。

等到那一天，他们会当众打我的耳光，其实打在他们自己脸上；他们会向我吐唾沫，最终吐到自己脸上。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我的左边钉个小偷，右边钉个强盗，那时候，重庆人民和全国的爱国者啊，你们要是还认得我的本来面目，那么，我的一只眼睛流着受伤的鲜血，另外一只眼睛一定流着感激的热泪。

我愿意回归尘土，这片睡着先贤和烈士的土地是如此温暖芬芳。

将来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因我的存在，共产党干部遭受的耻辱要稍微减轻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2012年3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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