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献花，预订十三
攻城的法子都可以用上。
投石车也可以用上，撞城锤也可以。
清军太笨，宋朝军队干这个都比他们快。
就像当年光头围剿红军根据地，也是历时多年，不断增兵，一直也没有解决苏区，最后还是靠对手的失误才打下中央苏区的。
年前再来两集吧~
不久之后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正月，傅恒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章，在这篇报告里，宰相向皇帝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已经大概了解了来龙去脉，唉！要提起这个破事儿，当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还是让我从头开始梳理一下吧。
“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这场战争是由四川巡抚纪山开头的，当时他派总兵马良柱进攻金川，我军开始打的十分顺利，已经越过了沃日（今阿坝州小金县沃日乡），从莎罗奔手中收复了小金川（今阿坝州小金县），一直攻到丹噶（今甘孜州丹巴县的丹噶山），兵锋锐不可挡。
前面我们已经写过，当年马良柱虽然有所斩获，但若说取得了多大战绩，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大概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被国舅爷收为马仔，老大才少不得要回护一下。另外，傅恒到来之前，发动金川战争的四川巡抚纪山因为与总督张广泗不和，被后者排挤出四川，已调任驻藏大臣。
“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
这时候，如果我军主将张广泗迅速派兵支援，趁着莎罗奔还没有修筑好防御体系，消灭他们还是很容易办到滴。可惜老张这厮坐失良机，总兵宋宗璋在杂谷踟蹰不前无所作为，总兵许应虎又管理不力导致属下土著叛变，时间就这么白白耽误了，最后敌军完全占据了各处险要位置，可以好整以暇地修建战碉构筑阵地。后来，张广泗尽管先后分兵七路甚至十路，但却没有一路能取得任何进展。
“及讷亲至军，严切催战，任举败殁，锐挫气索，晏起偷安，一以军务委张广泗。”等到讷亲跑来督战，他只知道在后方不停地催促，根本不考虑前线的实际情况，致使我军在色尔力石城大败，总兵任举不幸战死。从此以后，讷亲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打不起精神，每天躲在大帐里不闻不问，把所有军务都推给张广泗处置。
“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壕，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
没想到张广泗又轻信王秋等奸细的建议，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什么“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可是，我军的枪炮只能打到战碉的外墙，根本伤不到里面的敌人。每座战碉里尽管只有几个敌人把守，但他们躲在暗处弹不虚发，在明处的我军都成了活靶子。就这样，我们只能打到敌人的石头，敌人却能打死我们的人。况且，敌军还经常在战碉外面挖出深深的战壕，我军没法越过去，他们却能躲在里面时不时就露头打个冷枪。
“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
一座座战碉就像刺破苍天锷未残的利剑，其高度远超我们中原的宝塔，而且修建得极其巧妙，几天就能建成，一旦遭受炮击损坏，还可以随时用遍布当地的石块修补，其修复速度可以说“顷刻立就”。
在这里，傅恒宰相对于金川军的有效战术和坚定军心给予了高度赞誉，他不得不感叹敌人的“至死不移”，承认“攻一碉难于克一城”。
“即臣所驻卡撒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
傅恒对乾隆举了个例子，就拿我军现在驻扎的卡撒山顶而言，敌人已经已经修建了三百多座战碉，假设咱们每十天半月拿下一座，那么仅仅攻克这些碉楼，每个几年根本无法办到。何况每攻克一座战碉，我军起码要付出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伤亡，相比当年唐军不惜代价进攻吐蕃石堡城的教训，恐怕还要得不偿失。
显然国舅爷认为，如果像敲牛皮糖那样一个个拔除战碉，清军肯定是在做赔本的买卖，如果那样硬搞的话，即使拿下卡撒山上这三百多座碉楼，按照“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的损失率，自己属下的这六万人马，恐怕一半都要统统填进无底洞。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
要想胜利，一定不能硬来，只能想别的法子。为此宰相建议，金川军最大的资本就是坚固的战碉，只有让他们失去依赖，我军才能够施展自己的特长。咱们不如这么办，等到各路大军集结之后，选出一支精锐的突击队，随身带着干粮从小路悄悄杀过去，遇到敌人的战碉也不要恋战，而是想办法绕到他们的后面去。金川军本来也没有多少人，既然外围防卫森严，那么内部肯定空虚。我军走小路捷径杀进去，守卫碉楼的敌军得知老巢被捣毁，肯定兵无斗志不攻自溃。
“至于奋勇固仗满兵，而乡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奸谍已诛，泽旺与贼仇甚切，驱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棱、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悍不足。革什乍兵锐，可当一路。是各土司环攻分地之说虽不可恃，而未尝不可资其兵力。”
国舅爷先夸道，要论勇敢，咱八旗兵那是没得说，不过嘛，他话锋一转，既然是在山地作战，最熟悉情况的还是土著部队。这些土兵中，要数与敌人一脉同源的小金川部队最能打仗，现在良尔吉这个间谍已经被我杀了，泽旺等人与莎罗奔有仇，如果派他们领兵，小金川部队自然会努力战斗。
沃日土司和瓦寺土司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强但是人数太少，杂谷和绰斯甲几个土司倒是人多势众，但他们战斗力太弱只能当摆设，明正土司和木坪土司对朝廷忠心耿耿，可他们常年忙于经商，早就没了打仗的勇气。只有革什乍土司的兵力和战斗力都还不错，可以让他独挡一路。另外傅恒认为，当初王柔、王显绪父子关于“各土司环攻分地”的建议虽然不太靠谱，不过这些土司们手头拥有的武装，咱们还是可以借助一下的。
“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报捷。”最后，宰相对皇帝表达了必胜的信心，我已经决定派精锐部队深入，不与敌人争夺一碉一地的得失，只等各处布置停当，便出其不意直捣金川军的老巢，一举拿下莎罗奔的人头。
如果一切顺利，今天四月份便会有捷报传来，到时皇上您就等好儿吧！在具体实施上，傅恒说清军突击队将从卡撒大营出发，沿途避开各处战碉，直取郎卡把守的噶尔崖。
但就在宰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乾隆的批复下来了，皇帝要求自己这个在战争方面还是个雏儿的小舅子，别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方案，凡事要多听老岳的。
其实，岳钟琪并不反对突袭金川，恰恰相仿，长途奔袭一直都是这位宿将的拿手好戏。遥想康熙末年准噶尔入侵西藏，当时还只是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组织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沿着川藏南线一路狂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比兄弟部队提前二十多天，率先杀入拉萨，岳钟琪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进入圣城的汉人将军。
到了雍正初年，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在青海造反，整个大西北一片混乱，又是当时已是奋威将军的岳钟琪挺身而出，亲率数千轻骑千里奔袭，“一昼夜驰三百里”，直捣敌人老巢。他“出师十五日，斩八万余级”，杀得罗卜藏丹津不得不“易妇人服”向准噶尔逃亡。清军一直追杀到今天青海与新疆之交的桑驼海，那里是片一望无际的红柳滩，搜索许久却丝毫找不到罗布藏丹津的半点儿踪迹，才悻悻地“不见虏乃还”。后人认为，这场漂亮仗完全可以与当年大策零偷袭西藏之役媲美。
即使在雍正末期那场导致岳钟琪声名狼藉的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身为西路军主帅的他仍向皇帝建议，趁着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军与敌人纠缠的机会，自己带一支精锐的突击队，从乌鲁木齐直插伊犁，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软腹。但鉴于北路清军在和通脑儿惨败，狐疑不定的胤禛皇帝认为此举过于冒险，不仅没有批准，还下旨将岳钟琪训了一顿，斥责他吃饱了没事“轻进”，搞得老岳灰头土脸好生无趣。
由此可见，身为突袭战术的绝顶高手，岳钟琪对于傅恒的大胆建议应当不会存在成见，如果他有不同看法，肯定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事实上，老岳对突袭本身并无意见甚至极为赞成，他所反对的是傅恒选择的方向——在这位老将看来，从卡撒突破过于危险，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从自己所驻守党坝，为此他向乾隆详细阐述了理由。
根据老岳的建议，在给傅恒的批复中，乾隆写道：“卡撒这条路实在是太凶险了，何况只派那么点儿人马。朕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你们非要从那里进军，那么成功的希望极小，只会白白挫伤士气，又很难取得多少进展。”
确实，前面我们说过，卡撒离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太远，从那里只能攻打郎卡镇守的噶尔崖，而途中却横亘着一片令清军谈虎色变的庞大战碉群——色尔力石城，官兵对其屡攻不克，勇将任举等人甚至殒命于此。如果清军再次从卡撒出兵，恐怕会再次面临相同的难题，突击队即使能设法绕过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被色尔力的敌军抄断后路的风险。
在否定了宰相的进军方向后，乾隆又说：“不若由党坝一路，避奇险之坚碉，乘可用之兵力，尚可连获胜阵，歼丑执馘，以为纳降奏凯之地。”
我看还是按老岳说的，走党坝方向比较稳妥，那里能乘虚而入，从而躲开敌人坚固险要的战碉群。还有，如果想搞突袭的话就别吝惜人马，要把能用的力量都派上，那么只要突破进去就可以依靠优势兵力连战连胜，一举杀入金川的心脏。
皇帝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吧，经略大学士傅恒与提督岳钟琪率领大军从党坝方向重点突袭，至于卡撒一路，当然也很重要，就让内大臣傅尔丹带着几千人马在那边盯着，两路清军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你们大家都要见机行事。
最后，乾隆叮嘱自己初出茅庐的小舅子，军事上要多和岳钟琪、傅尔丹这些老将商量，大家一起“协力共济”，才能把事情做好。
也就是说，皇帝确定的作战方案是，突袭还是要搞，但第一不是从原定的卡撒而是改为党坝方向入手，第二也不只是派出几千人的突击队，而是要尽可能集中人马形成兵力优势。想法固然不错，也避免了孤军深入的危险，只不过这样一来，清军好几万人马闹哄哄的一起上，根本无法保证突然性，原定的奇袭其实已经变成了强攻。
根据皇帝的圣旨，参考岳钟琪的建议，傅恒马上调整了兵力布署，具体如下：从六万多汉土八旗官兵中选出三万五千精兵，其中一万人从党坝沿着泸河（即大金川河的别名）水陆并进，一万人从甲索山沿马牙冈和乃当两条山沟前进，最后与党坝过来的清军会合，直取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
至于卡撒方向，则留下八千人马由傅尔丹带领，他们要等到前两路攻克勒乌围后再出动，前后夹攻郎卡镇守的噶尔崖。此外，党坝当地还要留下两千士兵保护粮草，又在革布什咱土司的正地寨留下一千士兵沿大金川河岸戒备，剩下的四千人马则做为预备队，在各路清军间往来策应。
至于战争的进度，岳钟琪表示：“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也就是说，尽管己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做出了缜密布置，但这员老将仍相当保守，他认为结束战争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起码要进入乾隆十五年才能见分晓。
相比岳钟琪的谨慎，主帅傅恒则要乐观许多，他不仅认为战争到了乾隆十四年春天就能OVER，甚至对朝廷保证道：“此番必须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这仗咱们肯定能赢，如果占了这么大优势还打败仗，我也就没脸再回来见大家了！
收到小舅子的奏章后，可把乾隆吓坏了，在给傅恒的回信中，他自称“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你让朕担心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啊！随后，皇帝开始诉起苦来了：
第一，这场仗花钱太多，朕实在吃不消了：“仳番金川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过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问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可。由斯以观，经费实亦难乎为继矣。”
想当年，朝廷在西北和准噶尔打了十多年仗，几次劳师远征，一共也才不过花了六千万两军费。现在我们在金川才打了不到两年时间，可是即使按照你说的春天取胜来算，最起码也要花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按照同比计算，相对于持续了十几年的准噶尔战争，金川战争“费用较多数倍”，帝国财政实在是难以为继了。
第二，金川这种弹丸之地，土地人口其实对我们毫无用处：“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宇。”
也许因为傅恒毕竟是至亲的关系，乾隆终于说了实话，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其实不就是为了争个面子嘛，如果对莎罗奔的猖狂行为置之不理，那往后四方蛮夷还怎么能镇得住。乾隆当时说自己“亦非喜开边衅”，也许不只是脸上贴金，事实上，金川之战是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仗，此前除了小规模的瞻对之战外，弘历从来没有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直到六年后征服了一向桀骜不驯的准噶尔汗国即打了“十全武功”的第二仗，这位皇帝才变得信心爆棚，开始频频发动边疆战争。
第三，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姐姐啊：“经略大学士傅恒，体国公勤，忠勇奋发，将略优矣。征刍瞀粟，士马饱腾，物力充矣，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倘万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酋自恃天骄，如尉陀之处南粤，未遽扫穴犁庭。一过春期，经略大学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岂可久劳于外？”
的确，我军兵精粮足，你又能努力办差，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优势，而实际情况却难以预料，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差池，到了春天我军还没有取胜的话，难道你就真不回来了？你可是朕的肱股大臣，以后还有许多事情指望你办，怎么能把时间都浪费在那种地方呢？
第四，我军不服当地的水土气候，加之军费难以保证，恐怕已经坚持不到秋天了：“且入夏雨多，进取非便，而京兵不服水土，又岂能暴露蛮荒以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赀之糜费，尤为非计。”乾隆悄悄对傅恒说，你呀大概意思一下，做做样子给外人看看就行了，“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
最后，乾隆表示：“朕意此时且应极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克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朕给你设定个最后期限吧，如果到了你所说的乾隆十四年三四月份，咱们还没有取胜，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届时无论胜负，朝廷都必须收兵。
很明显，皇帝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岳钟琪所建议的兵力布署在战斗中果然奏效，党坝一路清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在敌人疏于防范的康八达山阵地取得大胜，“领兵攻康八达山梁，大败贼番”。
清军采用的是岳钟琪拿手的夜袭，派出参将乌德纳等人，摸黑偷袭了康八达山脚下的战碉群，金川军猝不及防，被“夺毁大战碉二座、小战碉三座、平房四十间、木石各卡十座”。不仅如此，清军还占据了大片土地，“南北约四十余里，东西约二十余里”，进一步压缩的敌人本就有限的纵深空间。
很快，金川军组织了疯狂的反攻，试图同样利用夜袭夺回阵地，但清军早有准备设下陷阱，敌人再次失利——“是夜，贼番来犯营卡，遇伏伤败”。随后，沿着泸河也就是大金川河前进的一路清军部队也取得收获，攻取“大碉八间、小平房六问、木城一座、石卡四处，所破大皮船四只，前后杀贼甚众”。
但是，清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突破康八达战碉群之后，他们发现前方的环境极为险峻，左侧是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右侧则是咆哮奔腾的大金川河，只有一条逼仄狭窄的道路通往勒乌围。而且与老岳此前预料不同的是，金川军竟然在这条路上层层设防，依托战碉布署了大量守军，与康八达山阵地的友军遥相呼应，形成相互支撑的犄角之势。
在给乾隆的奏章中，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岳钟琪写道：“查看彼处，左倚山险，右近大河，前有恶尔溪大战碉六座，周围俱有石城，贼番甚众，又有日旁山贼及康八达山上贼众救应”。经过一夜激战，孤军深入的清军先头部队人困马乏，而后援又接应不上，最后不得不原路撤回，对此岳钟琪无奈地承认：“我兵攻战一夜，未免疲之，后无接应，因暂收兵”。
党坝方向的突袭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总体来看并不理想，清军在突破康八达山梁后遭遇金川军的顽强抵抗，最后彻底成了强攻，已经无法实现直捣金川心脏勒乌围的原定目标。身为岳钟琪的老部下，莎罗奔土司大概深知这位名将爱玩奇袭斩首的把戏，因此兵力布署并不是鸡蛋一般的外紧内松，反而是弹簧那样的外松内紧，压迫越大抵抗越强。
至此，战局再次形成双方僵持的拉锯局面，总司令傅恒回到卡撒大营总领全局，而前敌总指挥岳钟琪则率清军主力，继续在党坝寻找战机。
但是，前线造成的后勤压力，已经让清廷越来越吃不消了。重压之下，四川常务副省长、布政使高越被逼得干脆破罐子破摔，他直截了当地向乾隆表示，参战官兵夫役每月所需粮草费用巨大，导致四川物力虚耗严重，“刁民乘机肆恶”，而且为前线提供军粮的江南也是米价飞涨，民怨之沸腾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帝国政治经济稳定的地步，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出大事，皇上您赶紧拿个主意吧！
此时的乾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小金川竟然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在给小舅子傅恒的信中，皇帝表达了自己追悔莫及的心情：“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要是早知道成了这样的烂摊子，我根本不会打这一仗。
情绪低落的皇帝简直成了祥林嫂，他反反复复地对小舅子絮絮叨叨：“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钟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我悔啊，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这样，我就让岳钟琪随便应付一下得了，根本没必要派你去嘛。
“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乾隆很容易地将自己定位为被奸臣蒙蔽的无辜圣主，他恶狠狠地写道：“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都是讷亲、张广泗这两个混蛋欺上瞒下，故意向我隐瞒真相，才导致了如今这样严重的后果。
被傅恒取代后，讷亲不仅丢了官，就连一等公的爵位也被博剥夺，乾隆先是勒令他“自具鞍马”去西北前线服役赎罪，然后又宣布将他押赴京师处理，此时讷亲正在回京的囚车里。而张广泗的状况更糟糕，他已经被打入死牢，皇帝甚至宣布要亲自审讯。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倒霉蛋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对于金川战局，乾隆无奈地表示：“目下既有为山九仞之势，则一篑之势难于中止。”这里用了个成语，出自《尚书》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说如果想堆起一座九仞（一仞合一米六到一米八）高的山，即使最后只差一筐土，也没法堆成。显然在皇帝看来，这场战争最后功亏一篑，已是必然要发生的结果了。
以天府之国的经济崩溃和帝国财政的进一步恶化为代价，去换取一个弹丸之地的臣服，这样巨大的牺牲是否值得，陷入战和两难中的乾隆已经无法决定。在给傅恒的信中，被丧妻的痛苦和不利的战事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皇帝表示，现在只能先尽人事，然后听天由命吧：
“今办理至此，筹划周矣，人事殚矣。若夫成功，则有天焉！”该做的咱们都做了，至于成功与否，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弘历甚至怀疑，金川人是不是得到了GOD的特别垂青，上天就是不想让他们灭种。皇帝虽然号称身为天子，可毕竟也只是个人，人类怎么能与老天抗衡呢：“或上苍不遽绝其种类，俾偷生窟穴，原属化外，于国家何关轻重，而强以人力抗天心，其将能乎？”
而周边局势的恶化，也迫使乾隆投鼠忌器，绝不能让金川战争进一步扩大化，否则会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要知道，清廷在金川陷入苦战，其初衷除了要彰显实力，惩治不听话的土司外，保障川藏交通畅通和西藏的稳定也是重要因素。大小金川向南可以威胁到川藏南路第一重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向西则临近川藏北路的道孚、炉霍，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但是，发动金川战争的原四川巡抚纪山调任驻藏大臣后，西藏很快变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很可能想自立门户，成为第二个罗布藏丹津……
（待续）
第一次金川战争，最多时六万。
第二次金川战争，最多时十二万。
文中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时，军队的粮饷包括绿营汉军和土著士兵（八旗军基本没怎么参战），是由清廷直接控制的，兵部尚书班第率领兆惠等一干财务专家，专门管这个事儿，战后班第还向清廷提供了这场战争的最终审计报告，具体军费数额后面会说，总数超过一千万两白银。
四川本地的筹粮是由四川布政使来管，但消耗太大入不敷出，往往要从江南调拨。至于饷银来源，一个是库银也就是中央财政拨款，一个是从各省财政划拨，还有一个是各界捐款。第一次金川战争的账目还算比较清楚，占便宜的人肯定有，但私吞的数额应该不是太大。
这种多节炮其实出现得相当早，属于原始火炮。古代铸造水平不高，开始时只能一节节铸炮管，然后在每节末端通过螺纹什么的给拧成一体，结合处可能还要再用箍加固。这种构造存在着天生不足，因为发射膛压不可能太高，否则炮筒很容易散架甚至炸膛，而如果要加大膛压，就必须增厚炮壁，这又造成重量急速上升，导致机动性大幅度下降。
最著名的多节炮，大概要属十五世纪中叶，匈牙利工程师乌尔班给土耳其人设计的乌尔班大炮，专门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该炮造了好多门，据说先造出来的一号炮是其中最大的，口径高达30英寸（约合762mm），足以钻进一个成人，用的花岗岩炮弹重达1500磅（约680公斤），射程约1.6公里，为此炮筒不得不做到了8英寸（约20cm）之厚，以便承受开炮时的巨大膛压，这也造成它笨重无比，总重达17吨，长17英尺（约合5.18m）。
乌尔班大炮虽然威力很大，但作战极不靠谱，甚至乌尔班本人也在一次炸膛事故中丧生，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堡之战开始只有八天，而炸死设计者的这门炮也一共只打了五十多次，因为它发射效率非常低，每天最多只能开火七次，否则就没法冷却了。
清军用的多节炮肯定不是这种大家伙——乖乖，17吨将近三万五千斤啊，而中国古代从来没搞过万斤以上的大炮，据说最大的是九千斤炮）——而是酱紫滴：
从史料记载看，九节炮自重八百斤左右，拆开后每节不到一百斤，确实可以便携。但它装药只有一斤半，发射的是两斤八两的实心铁弹，勉强相当于当时欧洲制式火炮中最低标准的三磅炮，打打人还可以，对付石头碉楼是没用的。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通常称他的蒙古名字即达赖巴图尔）继承了王位。
满清皇室尽管自己并不搞嫡长子继承制——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以及后来的道光是嫡长子——但清廷对于臣下却是高标准严要求，帝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疆域内包括内外蒙古各部等，一般都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推行嫡长子继承，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老婆生的最年长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只有大老婆没有儿子，才从其他妻妾儿子中选最年长的继承。
但是，当时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藏文史料通常称其藏名益喜策丹）尚在，而这两个兄弟是同母也就都是颇罗鼐的大老婆所生，显然按照宗法制度，哥哥比弟弟更具有继承权上的优先级，那为什么反而是弟弟继位了呢？如果参看相关的藏族史料，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扶苏与胡亥故事的翻版。
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其实相当有能力，早在颇罗鼐与阿尔布巴争夺西藏主导权的卫藏战争中，他就是父亲的左右手，为颇罗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珠尔墨特策布登率军镇守阿里地区——该地是康济鼐、颇罗鼐系统的老巢，无论是康济鼐反抗准噶尔占领军，还是颇罗鼐发动卫藏战争，都是从这里起兵的。清廷迅速认可了这一任命，珠尔墨特策布登被皇帝赐予札萨克台吉的头衔，这是清朝为蒙古贵族设立的爵位，虽然位在辅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正一品以上的超品大官。
珠尔墨特策布登在任内的表现很好，最突出的成绩是他成功解决了西藏与近邻不丹的争端。从桑结嘉措以及拉藏汗时代起，西藏与不丹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之中，到了公元1730年左右，珠尔墨特策布登率藏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不丹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与西藏签署合约，承认了西藏对不丹的宗主权，西藏当局从此有权干涉不丹内部事务甚至任命摄政王。这项权力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910年，不丹政府在英印当局的压力下进行改组，西藏的宗主权才逐渐成了空有虚名，但即使到那以后，不丹的使者还是照常在藏历新年前后，来拉萨向达赖喇嘛朝贺。
因为儿子在不丹的战功，颇罗鼐在公元1731年被雍正皇帝由贝子提升为贝勒，而珠尔墨特策布登则被提升为阿里公爵，该爵虽位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镇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辅国公级别，当然是超品大官。珠尔墨特策布登镇守边疆达十多年之久，直到公元1744年才从阿里回到拉萨，这是因为环境恶劣的阿里高原严重影响了其健康，迫使他不得不回来养病。
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和颇罗鼐来说，长期的分离无疑使得父子间的感情逐渐淡漠，而由于其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存在并深得父亲喜爱，继承权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后者，后世西方藏学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长期不在拉萨，使他失去了如期继承他父亲位置的机会。”
在颇罗鼐的晚年，为了表彰其十多年如一日的恭顺服务，乾隆允许他自己指定继承人。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位西藏郡王会按照朝廷约定俗成的惯例让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继位，自己的恩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但没想到的是，弥留之际的颇罗鼐竟然宣称长子的身体太差，提出由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承自己的统治权和爵位，金口玉言的皇帝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这个将死的老人。
如此违反惯例的安排无疑让世人议论纷纷，甚至一位当时正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写道：“中国皇帝指定益喜策丹（珠尔墨特策布登的藏名）为其父死后的继承人，但颇罗鼐却比较喜欢他的次子。”在这位神父看来，颇罗鼐所谓长子身体不好只是个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珠尔墨特策布登是个虔诚的黄教徒，他经常身披袈裟念经拜佛，“对僧人至少表现出是表面上的热情”。
但是与珠尔墨特策布登不同，尽管号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护教法王，颇罗鼐私下里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现在俗称红教）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注定了父子二人不会同念一本经。除了个人偏好之外，更由于权力分配的原因，颇罗鼐晚年与黄教僧侣阶层的关系极为糟糕，七世达赖喇嘛成了他玩弄于股掌的政治傀儡，各大寺院也被他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一直有谣言认为，颇罗鼐之死正是达赖喇嘛率领黄教僧侣们恶毒诅咒的结果。就是说，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统治角度来看，颇罗鼐都和自己的长子格格不入。
与崇佛的哥哥恰恰相反，颇罗鼐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不仅在个人信仰方面表现得很无所谓，而且刻意将自己的形像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对黄教毫不妥协的王子。对此，在藏的欧洲传教士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颇罗鼐不仅非常喜欢他的次子，而且坚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权，会比可能成为僧侣手中工具的哥哥更有出息”，因为前者是个“尚武的、坚决的、傲慢的人”。
果然，颇罗鼐刚刚去世，继任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就与七世达赖喇嘛闹得水火不容，前者甚至拒绝后者到父亲葬礼上念经祈福，只是在驻藏大臣傅清的强烈干预下，藏王才不得不撤销反对意见。
乾隆也意识到了西藏局势的复杂性，他对珠尔墨特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担忧，写信要傅清务必留心观察，尽量缓和藏王与达赖的关系，同时要求他引导新藏王继承其父的施政纲领：“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这位傅清，正是乾隆孝贤皇后和傅恒的二哥，当时以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的身份担任驻藏大臣。此人在历任驻藏大臣中属于干练的能员，接到皇帝的指示后，他立即进行部署。
首先，傅清请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返回边境主持工作。这位阿里公爵此前一直在拉萨养病，具体症状是大腿疼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严重的痛风病），目前已有所好转，公爵答应返回，于是他再度承担起西藏西部的防务大任。
其次，西藏北部也就是靠近新疆青海边界的那曲一带，与清帝国的死对头准噶尔汗国接壤，位置十分敏感。颇罗鼐再世时，这里一直由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管，此时傅清便借口他已经担任藏王不便负责具体事务，随即让两名蒙古将领接管了兵权。
不久以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支准噶尔使团进入西藏朝圣，此时正值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屡屡损兵折将的清廷自然怀疑准噶尔人此时进藏，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神经过敏的乾隆于是要求大舅子傅清对使团要严加监控，一定不能让准噶尔人私下里和叛军接触。
西方藏学家写道：“因此，当有报告说准噶尔使团回去的路上突然出现上千名可疑人员游荡，北京方面自然大吃一惊，于是大批公文来来往往，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但最后，帝国政府却尴尬地发现，此事查无实据，完全是无稽之谈，虚惊一场之后只得悻悻罢手。
为了防微杜渐，乾隆干脆下令，此后严禁帝国臣民与准噶尔人往来，并指示驻藏大臣傅清和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合作监视，再不让准噶尔人进入西藏。此举其实就是变相的闭关锁国，它有利有弊，一方面确实断绝了准噶尔人对帝国内部尤其是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清廷从此对准噶尔两眼抹黑，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准噶尔汗国下属的杜尔伯特部三个名字都带策凌的首领即所谓“三策凌”叛逃清朝，乾隆才知道这个曾经强大的对手陷入内乱已达十年之久，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国舅爷傅清在拉萨任期到了，返回内地改任京畿附近的天津镇总兵，后来又升任为固原提督，暂且不表。他留下的驻藏大臣之职，则由前四川巡抚纪山接替——由于与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老张参劾他组织后勤不利，皇帝便将他调到了西藏。也就在同一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藏北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动物，此举引发以“不杀生”为信条的正统佛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乾隆被新任藏王的甜言蜜语所蒙骗，采取了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采纳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建议，同意撤走帝国在拉萨的驻军，尽管当时拉萨仅有五百名清军驻扎，但皇帝仍将其中四百人撤了回去，只给后任驻藏大臣留下一百人的单薄卫队。
甚至连西方藏学家都认为此举极其不妥，他们对此评论道：“这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经验告诉我们，在拉萨只有足够的即便是小规模的驻军才能做驻藏大臣的有力后盾。此外，皇帝本来应该记住1723年雍正下令大规模撤走军政人员造成的严重恶果。”
的确，就在那一年即公元1723年，趁着帝国在青藏高原兵力空虚的时机，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突然发难，大西北陷入血雨腥风，清廷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场变乱平息下来。
为了扶持自己的亲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故意边缘化父亲的老臣，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后者的代表是噶伦（噶厦即西藏敌方政府的行政首脑，通常有四到五人）班第达公爵，他娶了颇罗鼐的女儿，因此实际上也是新藏王的内兄。为了控制这位公爵，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将班第达的幼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扣留为人质，这自然激起了老臣集团的强烈不满。
他与其他噶伦的关系也相当糟糕，有一次甚至在与他们争吵中暴跳如雷，举起长矛投出试图杀死对方，搞得两边势同水火。对此，西方藏学家评论道：“像许多继承了绝对权力的娇生惯养的王子一样，这个西藏的卡利古拉（古罗马暴君）渐渐地疯狂起来。”
很快，新任藏王的行为也引起了乾隆的警觉，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突然提出由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那部分藏区——即四川、云南临近西藏的康巴藏族地区——的敏感问题，此前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更有效控制藏区，皇帝下令沿金沙江为界，将金沙江东岸的康巴藏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等地，分别划给四川省和云南省，而此前这些地方通常由西藏地方政府委任土司管理，处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之内。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希望，朝廷同意他派西藏的黄教喇嘛前往这些地方传教，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黄教在康区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面临着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花教（藏传佛教萨迦派）、白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甚至黑教（苯波教）的强烈竞争，身为黄教的保护者，大皇帝有义务为黄教在康区的传播提供帮助。
但敏感的乾隆立即意识到，这恐怕是西藏当局企图恢复自己在康区的政治影响而借题发挥，更何况，这些地方就在激战正酣的大小金川周围，如果让西藏势力插手进去，本来对清军就不利的金川战局将更加恶化。
对于藏王的提议，西方藏学家写道：“皇帝不予答复，而是下令调查，这是一种不拒自止的办法。但既然有了警觉，皇帝的疑心也就更大了。”为此，乾隆将被张广泗弹劾的纪山调到了西藏，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驻藏大臣，“被认为对处理藏事有更丰富的经验”。
但是到西藏后，也许是被旷日持久的金川战争消磨了意志，也许对再次调到这个没人愿意来的苦寒之地带有不满情绪，总之纪山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尸位素餐来形容，完全辜负了乾隆的期望。
与他强势的前任傅清截然不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纪山对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一味迎合，基本成了后者的传声筒，尤其是在阿里公爵珠尔墨特策布登被杀一事上，不做为的驻藏大臣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位后，很快就向皇帝控告自己的兄长意图不轨，理由是后者的一支部队占据了后藏和阿里边界上的一个城镇。乾隆则答复藏王，不要逼得其兄走投无路，以免逃到准噶尔去，这样大家都不好看。皇帝随即宣布，为了对兄弟俩进行调解，自己将派一名官员前往西藏调查，而七世达赖喇嘛也趁机露脸，利用地理优势抢先派人去调解这对兄弟的关系，但神王的这名使者却被藏王的部队阻挡在后藏，根本无法前往阿里。
朝廷调查的官员还没有到达西藏，一个惊人的消息已经传来，珠尔墨特策布登公爵在阿里暴卒！公爵之死一直是个谜，长期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藏王企图让人相信自己的哥哥是病死的，而不愿惹麻烦的驻藏大臣纪山也相信或假装相信了这个说法，按照常规程序向朝廷报了丧。
直到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叛乱被平定之后，阿里公爵横死的真相才逐渐被揭示出来：竟然是他弟弟派刺客干的！为了维持这个闹剧，真正的凶手藏王一直在进行猫哭耗子的表演，他甚至软硬兼施，诱骗达赖和班禅两尊大佛参加了自己兄长的追悼会，“他厚颜无耻地在拉萨主持这个仪式，会后还举行了丧宴”。
藏王企图斩草除根，再清除掉自己的两个侄子，为此他不惜亲自出马追杀。最后，阿里公爵的大儿子死于叔叔之手，但小儿子却逃了出来，跑到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避难。班禅为了保护他，宣布已经为其剃度出家，如果藏王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与整个僧侣集团为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才不得不悻悻罢手。
这位班禅名叫巴丹益喜，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手腕，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将成为乾隆后期黄教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其光芒甚至盖住了达赖喇嘛。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其实，藏王当时已经在与黄教集团为敌了。此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曾要求甘丹赤巴念咒诅咒死自己的哥哥——所谓“甘丹赤巴”，就是黄教祖寺甘丹寺的主持，人们认为甘丹赤巴继承了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道统，因此在名义上他是黄教的教主，尽管其实际权力上远远无法和达赖、班禅两尊大佛相比——后来在公爵惨遭杀害后又要求他出席葬礼，但都被这位高僧断然拒绝。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大怒，宣布将甘丹赤巴革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权力，因为甘丹赤巴并非藏王任命而是通过教内推选产生，一般都由黄教中学识最渊博的僧人担任，可以说德高望重。藏王的决定引起黄教上下激烈反应，许多喇嘛已经准备武力对抗，但甘丹赤巴怕引起流血事件，遂提出主动退位。隐退后不久，这位可敬的高僧就与阿里公爵类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人们同样认为他“不太可能是寿终正寝的”。
阿里公爵死后，随之而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一大片地盘究竟归谁。这无疑有两个方案，一是子承父业，由公爵的小儿子继承；二是完全取消这个半独立的行政区，纳入西藏地方政府。藏王强烈支持后一种解决办法，他宣称侄子既然出家，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继承权，而身为侄子的监护人，自己有权代管阿里。皇帝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还要认真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其实，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的突然死亡，在给军机处的密令里，乾隆已经对纪山所谓阿里公爵“寿终正寝”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但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确认。与此同时，对于纪山在西藏期间的颟顸表现，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西方藏学家分析道：
“至于纪山，他周围都是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同伙，皇帝宽恕这个老驻藏大臣，完全理解他得不到确实的情报，但不能让他的动摇与懦弱继续下去了。可以肯定，获得确切的情报是当务之急，而纪山显然是不能提供确切的情况了。”
最后，乾隆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前任大臣傅清和现任大臣纪山再次调换，希望自己的大舅子“到西藏后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皇帝很可能已经明白，一场越来越大的风暴正在西藏酝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是否将地当川藏要冲的金川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一旦西藏发生不测，陷入金川泥潭的清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支援，显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按照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乾隆的顾虑完全成立，因为事实证明，皇帝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农历二月初五，金川的战事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中场休息——大批官兵终于从这个泥潭开始抽身，而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1750年，拉萨便爆发了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策划的大叛乱，包括傅清在内的两位驻藏大臣及其僚属被杀。此时，经过一年的修整，四川清军已经恢复元气，他们砺兵秣马准备停当，立即出发进藏平叛。
但是，如果回到乾隆十三年底就事论事而言，清军主帅傅恒却并没有这么多顾虑，对他来说，与战争胜利无关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边站，为此他甚至发出了“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的狠话，这让一心想尽快了解此事的乾隆颇为担心，生怕金川贼寇未定，西藏那边又祸起萧墙。
前面我们说过，傅恒幼年丧父，他其实是由姐姐孝贤皇后带大的，因此对于姐夫乾隆来说，这个小舅子犹如自己的半个子侄，关系远非普通臣子可比，小伙子现在正热情高涨，实在不好直接批评，况且如果照实说的话，也会泄了前线大军的士气，这可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乾隆计上心来，有了！既然我不方便直接说，那就让我娘出马吧！于是，皇帝给帝国首相去了一道很有意思的圣旨。信的开头写道，今天早上朕去额娘老太后那里请安，把你的事情也和她唠了唠，下面就是她老人家的指示：
“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我说小春子（傅恒字春和），你这话说得可太过分了哦，什么叫“如果不成功，我就没脸回来见人”啊？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效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用如许生命，专供一己成名之理？”你这次出征，目的是为国效力，可不是为了你一人成名立腕。哪有国家花了这么多军费，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专供你自己拉风的道理？
——无论这话是不是真出于太后之口，反正听上去颇有些诛心了，乾隆显然深谙此道，上来就先扣个大帽子，让你辩无可辨，然后就只有听他教训的份儿了。
“况退缩贻误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勤劳任事如此，何不可见众人之有？”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乾隆随即又夸奖道，凡是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的，朝廷自然都严加惩处，可你忠心耿耿热情高涨，操劳办差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说没脸见人呢？
“且人事既尽，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借老妈之口，皇帝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悲观态度，现在这个情形啊，咱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如果天意真不让金川人灭亡，咱们人类的胳膊怎么能拗过老天的大腿呢！
“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出力，期于国事有益也，必谓不能成功，即不可见众人。试思果如所见，于国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为是。”朕想啊，你说不成功就没脸见人，初中肯定是为了国家好，可是如果真地这样，那究竟是对国家有好处呢？还是没好处呢？所以啊，你还是好好遵照朝廷之前的命令行事才妥当。
以老太太的名义表演完了，乾隆开始悄悄说出自己的底线：“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有所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他再次强调，即使不能抓获莎罗奔攻破勒乌围，但我军只要能搞出一点点战绩来砌个台阶下，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在具体目标上，皇帝给宰相设定了高低两个选择：“果能克取贼巢，擒获渠首，固为全胜。否，亦必歼其逆党，躏其要地，夺其坚碉，彼必籄惧乞命，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宜如此。”
如果能全胜更好，如果不能，那就想法多歼灭一些敌人，将主要敌区烧杀抢三光，再搞掉几个战碉，让敌人感到害怕，没准就会向我们请降，到时候咱们再半推半就地接受，这样既能振作下军队的精神，同时也算给国人一个交待。要知道对付蛮族只能如此，咱们犯不着跟他们这些野蛮人较劲。
不久之后，鉴于壮志未酬的帝国首相仍坚持扫庭犁穴彻底歼灭金川军的积极求战态度，为避免再生枝节，皇帝干脆直接做出安排，下旨道：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军，忠诚劳积，超出等伦。办事则巨细周祥，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经略大学士傅恒乃朝中第一宣力大臣，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使擒获渠魁，扫荡穴巢，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傅恒着即驰驿还朝。”
这道圣旨充分肯定了傅恒的成绩，表示我让你回来并非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而实在是太满意了，但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却耽误了你所有的时间，朝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处理，我实在于心不忍，长此以往即使彻底荡平金川，对朝廷也是得不偿失，怎么能因小失大呢？所以你还是赶紧回来吧。这种说法让君臣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但没想到的是，深感辜负了姐夫信任的傅恒竟然抗旨不遵，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恳求道，今后如果撤兵的话一定要和自己商量：“将来若下班师之诏，请先降旨询问，容臣覆奏到日，然后撤兵。”
最后，无可奈何的乾隆只好答应傅恒暂时留任，但皇帝并没有给宰相做出关于撤军问题的明确承诺，他认为金川战争决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遂与国舅约法三章，如果到了乾隆十四年农历三月还不能取胜，那大军就无论如何都要班师了：“若过三月，应允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
随后乾隆又宣布，傅恒一人身兼数职太辛苦了，为了金川战争的胜利，他的川陕总督就由别人来干吧，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朝廷派来接任这个位置的，竟然是前首相讷亲的哥哥策楞！策楞此前担任两江总督，讷亲被逮捕后，世袭的公爵也被剥夺，皇帝下令改由讷亲的这个兄长袭爵，不过爵位虽然没降档次却低了，一等公爵成了二等公爵。
此公爵与前面所说的镇国公、辅国公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宗室爵位，通常只赐予爱新觉罗子孙，有时也封给蒙藏首脑，而前者则是封给功臣的爵位或称“世爵”，又细分为一二三等。雍正之前，世爵通常没有封号，多只是简单的三等公一等侯之类，雍正以后开始有了爵名，比如傅恒就是一等忠勇公。
刚刚宣布这个调令不久，乾隆又改了主意，认为川陕总督的辖区——包括四川、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太大了，一个人不好管理，于是将其一分为二，分别设置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
四川总督的全称为“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尽管此前也有过该职位的设置，比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便由四川巡抚改任总督，但这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川督在那时只是临时性的。而从乾隆十三年策楞任职起，四川总督终于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职位，从此不再单设巡抚而由总督兼理，“以金川用兵，始定为专缺，兼管巡抚事”。
此时的经略大学士傅恒，可以说内外交困，外边的战事举步维艰，无论卡撒方向还是党坝方向，清军都在坚固的战碉下进展缓慢，短期内大获全胜似乎是天方夜谭；内部的压力更是越来越大，不仅皇帝限期撤兵，而且朝廷新派来的那位四川总督策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过来给自己收尾擦屁股的，一个头两个大的帝国首相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死扛。
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其侄子郎卡突然派使者求见傅恒，很快一个消息在清军大营炸了锅，这伙金川人竟然是来求降的！
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傅恒竟然不答应！
（待续）
这里应该是“汉族奸邪”的意思。
张广泗是鄂尔泰的老下属，后来学了老长官的言语也说不定。
想起来就过来一下，每次看到熟人越来越少，自己来的也更少了。
问个傻问题，如果是买粮食发工资，那和平时期这些绿营军也要吃饭拿饷，难道额外的战争津贴？还有军队战时跟平时吃饭一样多，为啥战时粮食供应就紧张，粮价上涨呢？
主要是军粮和运输的费用。虽然当兵的饭量不一定见涨，但前线道路艰险，中途损耗很大，打个比方，一个兵每天吃一斤半米，如果他待在成都这样的内地，一斤半就是一斤半，没什么损耗，可如若他到了前线，把这一斤半米运过去给他吃，就要消耗掉二十斤的米的钱，否则运输人员就要饿死了，况且那种山区今天还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没准推着推着，不知怎么的一车米就掉悬崖下了。
至于这些多损耗的，无论是运输还是自带，羊毛总要出在羊身上。所以说，前线虽然只有六万人，但各种损耗都算上，可能要干掉六百万人的粮食，战时粮食供应不足也就能理解了。当年在西藏，清帝国举全国之力，却连三千人的驻军规模都维持不了，还搞得负责后勤的四川总督年羹尧一个劲叫苦，时不时就上书皇帝要求撤军。这一千万两军费，大头应该都买粮食或支付运费了。
另一个是武器的费用，战争中武器消耗很大，尤其是当时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每天发射的炮弹子弹还有火药都数量不菲，而这些都是没法重复利用的，属于纯消耗品。从史料记载看，清廷每次运铁过去都是上万斤的规模，而这些都是要拿钱买的，更何况还有昂贵的运输费用。
再一个是战时的军饷加上奖金，别忘了当兵的除了吃粮，还要靠砍人头挣钱的。明朝的价码是砍下一个敌人首级，给五十两白银的奖金或升官一级，清朝的价码不清楚，但估计也不会太少。金川人口虽然不多，可怎么也有几万，除了几千常备军之外，其他人也都能打仗，因而清军杀人的赏金应该也不是小数。
基本上军队开拔就要加发饷银，古代军队都是这个规矩，而且平时可以拖欠，战时基本上没有拖欠的。
辛亥革命和谈之后，军备状态取消，加饷没了，北洋军趁机闹事，成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也不想走，但是这次兵变现在分析，不是他唆使的，最多只是默许；而兵变的起因，就是不给加饷了，也有人说是主事的段芝贵克扣了这每人一两白银的加饷）
按出动6万人，作战两年，每人每月加一两，仅这一项就一百多万（虽然清中叶银子值钱，加不了这么多，可是将官们加的多啊）
出动数万大军在离开后方几千里的地方长期作战，在农业时代是非常惊人的远征了，对于后勤组织的考验是很严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