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的金融扫荡与中国的工业扫荡 -- 贼不走空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11专家解析编辑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原因

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

表现

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

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

举措

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

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4]

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白话译文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译文】

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象田边上的庄稼，蜂身上的尾螫，牙外面的嘴唇一样。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怎样进行才好？”管仲回答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从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绵绨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仰给于鲁、梁二国。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桓公说：“可以。”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十天做好就穿上了。管仲还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正，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正，给三千斤。”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十三个月以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睡，坐车的车轮相碰，骑马的列队而行。管仲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带领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桓公说：“可以。”十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看到鲁梁的百姓都在不断地陷于饥饿，连朝廷‘一说即得’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两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却不能仅在三个月内就生产出来，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两年后，鲁、梁的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曰：“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则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莱、莒两国砍柴与农业同时并举，该怎样对付他们？”管仲回答说：“莱、苔两国的山上盛产柴薪，您可率新征士兵炼庄山之铜铸币，提高莱国的柴薪价格。”莱国国君得知此事后，对左右近臣说；“钱币，是谁都重视的。柴薪既是我国的特产，用我国特产换尽齐国的钱币，就可以吞并齐国。”莱国随即弃农业而专事打柴。管仲则命令隰朋撤回士兵种地。过了两年，桓公停止购柴。莱、莒的粮价高达每石三百七十钱，齐国才每石十钱，莱、莒两国的百姓十分之七投降齐国。二十八个月后，莱、莒两国的国君也都请降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轻重，藏谷什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干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楚之男于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楚，是山东的强国，其人民习于战斗之道。出兵攻伐它，恐怕实力不能取胜。兵败于楚国，又不能为周天子立功，为之奈何？”管仲回答说：“就用战斗的方法来对付它。”桓公说： “这怎么讲？”管仲回答说：“您可用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桓公便营建了百里鹿苑，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楚国的鹿价是一头八万钱。管仲首先让桓公通过民间买卖贮藏了国内粮食十分之六。其次派左司马伯公率民夫到庄山铸币。然后派中大夫王邑带上二千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楚王得知后，向丞相说：“钱币是谁都重视的，国家靠它维持，明主靠它赏赐功臣。禽兽，不过是一群害物，是明君所不肯要的。现在齐国用贵宝高价收买我们的害兽，真是楚国的福分，上天简直是把齐国送给楚国了。请您通告百姓尽快猎取生鹿，换取齐国的全部财宝。”楚国百姓便都放弃农业而从事猎鹿。管仲还对楚国商人说：“您给我贩来生鹿二十头，就给您黄金百斤；加十倍，则给您黄金千斤。”这样楚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楚国的男人为猎鹿而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而住在路上。结果是隰朋让齐国百姓藏粮增加五倍，楚国则卖出生鹿存钱增加五倍。管仲说：“这回可以取下楚国了。”桓公说：“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楚存钱增加五倍，楚王将以自得的心情经营农业，因为钱增五倍，总算表示他的胜利。”桓公说：“不错。”于是派人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通使。楚王果然以自鸣得意的心情开始经营农业，但粮食不是三个月内就能生产出来的，楚国粮食高达每石四百钱。齐国便派人运粮到芊地的南部出卖，楚人投降齐国的有十分之四。经过三年时间，楚国就降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