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致命的王位——聊聊秦汉之际的王 -- 江南水

旧大陆以西欧北非——东南欧中东中亚——中国，这三大块为演化中心。西欧那边在古代较为落后，东地中海-西亚-中亚一带是交汇区（南亚算是这一交汇区的边缘区），文明发展较早，这两大区域都在中古时代进入到了神权社会。唯独只有中国，始终坚持了以科学驾驭神学以人权控制神权以世俗管制宗教的原则。尚书里唐尧的主要功绩就是制定历法指导社会生产，虞舜则以接掌历法制定权力的形式接过了帝位，夏禹则是以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的系统性自然改造工程而获得了广泛承认。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史，从第一开始就是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适应自然的历史。人定胜天，极端的时候，甚至有些狂人以为人就是天。这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和以北非东部-西亚为中心的交汇区不同，这两个区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史，第一个就是神权笼罩下的埃及，接着就是拜倒在神话之下的希腊城邦时代。

经常有人讨论，为什么入侵中国的野蛮民族最后往往变成中国人。与之相应的问题就是，入侵罗马的野蛮民族为什么最后消灭了罗马。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的人是以人的身份活着，其他地方，都常常只不过是神的奴才。直起腰的人，怎么会愿意重新卑躬屈膝呢。

说到共产主义，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方原本缺乏深入的直接交流（汉朝的使节曾经极其接近罗马，东罗马帝国也曾经尝试联络中国），蒙古西征第一次使西方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国，然而十分朦胧。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观察到了中国。他们向欧洲人描述说，中国是一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国家。而这句话，恰恰是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形式——共产主义者所称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西方传教士描写中国的著作传回欧洲以后开始兴起的。更加有趣的是，明代中国采取的中央制度，是内阁制，内阁大臣共商国事，皇帝常常不过是签字而已。地方制度，则是乡绅制，乡绅可以轻易驱逐州府一级的官员。明朝的政治运行机制，则依靠公然划分的党派进行，其周期则以每六年一次的京察来实现。而这恰恰是西方在随后建立起来的近代国家最初的几个特征：内阁，党派，地方选举。很有意思。所以我有时候联想得多了，觉得共产主义什么的，未尝不是当时还很穷的西方人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暗示下，在西方传教士亲身经历的冲击下，所产生的被美化放大了的中国影子的产物。

• 跟在这儿，为我自己留个底儿

也同意，全都同意，包括你有时候联想得多了！

西方人也说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嘛，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中国的朝代其实就是中国的管理团队，皇帝是管理团队的领队，而且皇帝的财产其实是公产，因为是跟职务挂钩的，只有在皇帝担任皇帝职务的情况下，皇帝的财产才是皇帝的财产，而皇帝的职务是可以被剥夺的，一旦皇帝的职务被剥夺，皇帝的财产也被剥夺，当然啦，往往也包括皇帝的生命。

虽然皇帝的职务跟皇帝的生命挂钩看上去很残酷，我以为这也是必须的，因为责任重大，如果不然，只要有野心就可以掌握国家命运了，最多损失一点钱，比如说民主，这还是真民主，因为钱可以达到掌握国家命运的位置，没有民主是真民主，最多是自己国家的财团独裁，还是外国的财团独裁。

具体到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庸的思维方式，辩证的，全面的，至少尽量全面，反正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我在别处说过中国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这种比较极端的东西，当然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也比较极端的东西。

西方其实没哲学，因为他们都是在宗教的屋檐下思考的，西方的哲学都是宗教的分枝，具体的说是基督教，他们人在宗教的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因为宗教是从小灌输的，好比母语，有好比妈妈的小米粥，那就是一个好喝，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的灌输，包括马克思虽然宣传无神论都不能幸免，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就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即便他不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他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是非黑即白的，不仅在共产主义者眼里看资本主义是非黑即白的，所以他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暴力革命，反过来在资本主义者眼里看共产主义也是非黑即白的，这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的屋檐下思考的受益者，对他们来说妈妈的小米粥就是真理，别人的妈妈的小米粥都是毒药，特别是无神比拜魔鬼更坏。

我说西方的哲学都是宗教的分枝的理由恰恰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西方哲学的逻辑性，因为逻辑性就是在宗教的屋檐下思考的证明，因为如果不逻辑一点就没信仰了，等于放弃神的真理，包括早期科学，因为早期科学也是适合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的，具体的就是神是绝对的，神给的法就那么几条，神的书就那么几本，相当于科学系统的公理，又相当于国家的宪法，可是世界是变化的，神的法和神的书是真理不能变，好比科学系统的公理，又好比国家的宪法，适应世界的变化的方法就是用逻辑推理推出对神的法和神的书的新解释，科学就是从公理往下推，西方治国就是从宪法往下推，所以，在西方社会律师是逻辑性强的代表。

因此，西方真是基督教一招鲜吃遍天。

只不过我以为行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优势已经过去了，因为适合它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它的优势还有一定的惯性，而且也积累了很多的老本，但是，无论如何，套用毛主席的话，世界是形而上学的，也是辩证法的，但是归根结蒂是辩证法的。

所以，西方的哲学家对西方社会没影响，不仅思维上西方的哲学是在宗教的屋檐下思考的，在实践的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家是基督，不可能有任何西方的哲学家的社会影响能比上基督的一跟毫毛，相比之下，对中国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可以说比得上孔子的一根胳膊的人都有的是。

必须承认，有神有很多很多好处，用基督教的比喻就是大家都进了牧羊人基督的羊圈，因此，管理社会容易了很多，特别是从小喝妈妈的基督小米粥，别人的思想很难甚至不可能侵入，因此进攻性和防守性都很强。

这一点看穆斯林就最明显，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比任何方面的差距都比中国当年跟日本比的差距大，可是人家基本上不出巴奸，投降更是没影的事儿，而且是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边常揩身没投降就是英雄了，给常揩身几十年抗战，他也投降了，可是人家巴勒斯坦还坚持着呢，可以预测巴勒斯坦能坚持到永远，除非他们放弃伊斯兰教。

所以，相比之下，无神有很多很多坏处，好处就是你说的：

只有中国的人是以人的身份活着，其他地方，都常常只不过是神的奴才。直起腰的人，怎么会愿意重新卑躬屈膝呢。

所以，我以为两句相隔几千年的话遥相呼应，他们描述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历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抬起头来放开眼，须从古往今来认识我；撑起脊梁站稳脚，硬要顶天立地做个人

写多了，写多了，打住

相比之下，西方世俗化差不多就是放弃基督教，有神的好处一直在减小，有神的坏处也一直在减小，当然了，世俗化的好处也一直在增加，比如说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但是，世俗化的坏处也一直在增加，因为我们老中本来就是无神，相当于一直都是世俗化的，我们差不多就是只能看到西方世俗化的好处，那就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我们看不见世俗化的坏处。

世俗化的坏处在跟不世俗化的人们竞争时就显示出来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对世俗的人们（如老中）很令人钦佩甚至崇拜，但是，对于不世俗化的人们真正有信仰的人们（如穆斯林）就无所谓了，因为杀人家的人再多也没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器不解决问题，这是西方怕穆斯林的根本原因。

秦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大抵是入关中以后才实行的。

刘季被选上时可不是说一不二的强领导，不得不靠制度来约束部下，项羽就不同了，一是个有强势的叔叔做领导，二是自己也够强，说一不二，N多时候脑袋一热，晕招就出了

蹭大哥家的饭，娶吕后靠坑蒙拐骗，连他老爹都不看好他，不有功就赏人心早就散了。

从这两段可以看出，百亩之田，九亩之宅，相当于自耕农；五倍的“大夫”，相当于小地主，只要多生几个孩子一分家，就会降到自耕农。

所以汉初的社会基础就是自耕农和小地主，功臣勋旧们是大地主，但数量还算比较有限，剩下的那么多土地也够他们分的，老刘家还能落下不少。

加上与民生息的政策和约法三章的信用体系，稳定的统治基础就建立了，汉初恢复快也是必然的。

家畜看野生动物，要么是吃不饱穿不暖好可怜，要么是居然没人管太野蛮了。

其实说穿了都是脑补的感受，不得要领。

所以一旦有一天没人管太野蛮的野生动物突然吃得饱穿得暖，甚至比家畜还吃得饱穿得暖，颠覆性的刷三观，一定会引起家畜的疯狂反扑。

这怎么可以？世界太不正常了，必须纠正。

但我不认为西方真的是宗教社会，就我接触和生活中的感受，真正相信世界是7天造出来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还是以一种传统文化来看待，生活中依然要依靠理性。宗教社会是落后的、原始的社会组成形态，这个他们还是知道的。圣诞节的意义绝大多数是家庭聚会，不是纪念宗教节日。总统就职摸圣经也是一种沿用传统的庄重表达，不能认为就是对神权认可。

到处是教堂，美国总统出面必说“dog bless america”，到处都是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等等等等

当然了，他们世俗化很多年了，但是，思想方法还是非黑即白的，自己掌握真理的想法一点没变，总想给别人传教，以前是传基督教，现在是传民主教

当然，真正相信世界是7天造出来的人少之又少，是真正相信宇宙是7天造出来滴就多了去了，玩笑，玩笑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滴，即便是不相信，也是不敢否定

信这玩意儿就是不能真信，要是真信就麻烦了，因为神什么忙也帮不了你，所以，信就是要嘴上信，行动上不信，基督教会基督徒解决信与不信的矛盾做的最好，所以他们嘴上爱人同时手上杀人可以做的毫无问题，信教就是必须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

哈马斯就处决过不少给以军通风报信的。

这个已经有人指出过了，这是我回他的，请点击：

比较嘛，以人家的条件，70年了，跟老中汉奸比就是没巴奸

西方民众普遍对“神”的信仰较为模糊，但对自身社会体制、政治经济能力乃至隐含的种族优越，有非常明显的先验确认。念崩溃，完全就是祷告啊。

而这一点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是通行的，基本不会有人主动承认，自己就是不行，自己的民族就是不行，唯独中国恰恰另类，庞大的公知群体就是明证。这一点非常吊诡，在整个人类社会都很罕见。中国同时存在两类群体，有骄傲的绝不认输如同其它国家，也有自认不行数量还不少。

总的来说，这二者其实是一个思维模式，简单化一元化，拒绝复杂事物进行深入思考，仅凭表象而下简易结论。公知和自干五的思维复杂程度上有明显的区别。80年代国门打开，看到自己实不如人，公知的思维是：看，既然不如人，说明我们不行。自干五的思维是：看，既然不如人，说明历史出了偏差，我们需要纠正这种差错。隐含话语是，我们是生而优秀的。这与西方的优越感如出一辙。

从感情上我倾向于自干五，毕竟生而高人一等实在很爽。但从理智上我认为二者一般的简单，执念，预设前提。所以我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大多数真实生活，对此话题毫无兴趣的普通人。他们只着眼于做好自己的事，过好自己的生活，往往成为一种第三阵营，一种“无”的状态。而恰恰是他们，在默默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国家建设技术进步的中坚力量。

必须要正视到，2000年来这股力量恰恰才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不管皇上有没有种，姓不姓刘，也不管皇上是不是东北来的，剃不剃头，只要不打扰到这个人群无法保持“无”境地，国家就会太平，数量巨大的人群每人使力，国力自会增强，文明自会延续。

但这不是没问题的，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无”带来的问题就是，鼠目寸光，小农意识，胸无大志，300年轮回。

这是我始终坚持认为太宗没有那么不堪的原因。太宗运用这股力量娴熟自如到了历史高峰，不争论三个字，暗藏的是“无”的哲学概念，抵得过无数千言万语的理论。

但这么下去，300年轮回逃不掉。如何解决无本身的问题，是如何契合太祖太宗的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但这问题又必须要求解，方今世界不比以前，一旦沉沦万难翻身。我看今上一系列举动，也提了统一前后三十年的提法，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限于皮表，未见成系统，以后怎么样，只有后观了。

不该信的时候不信，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信，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不信，简单的说就是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

无论如何，西方社会离不开基督教，离不开圣经，比如说法庭离不开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说实话，等等等等。

争权天下

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史记 高祖本纪》

刘邦集团，一开始只是在以丰沛为中心的区域内活动，除了反秦，很难说他们还有其它的政治目标。在当时，像刘邦集团这种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就有彭越集团、王陵集团。就是项氏集团，一开始也是孤魂野鬼般的在会稽郡盘踞了三四个月，而不知该如何迈出下一步。如果不是召平假传陈胜的命令，真不知道项梁会以啥名义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广陵人召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直到项羽在巨鹿击败王离军团后，刘邦集团才找到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明确政治目标：践行所谓的“怀王之约”，争做关中王。

这个“怀王之约”啊，刚出台的时候，根本没人会相信他真的能变成现实。证据就是，王陵集团当时就在武关附近的南阳郡活动，他们就没有去打关中的主意嘛。关中地区是秦人的老根据地，为了经营这一地区，数代秦人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就是到了秦末，关中依旧称得上是固若金汤。后来，刘邦集团虽在荥阳——成皋一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关中始终没有遭受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就是一个明证。

就当时的局势来说，秦帝国的灭亡，确实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胡亥、赵高应对得当，守住秦王国的故土，还是有很大可能的（后世的东晋、南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虽然他们活得比较憋屈）。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没法子，作为先行者的秦帝国，无论是治理天下还是偏安自保，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教训供他借鉴（汲取），关键时刻，举止失当、进退失据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因为有了秦帝国留下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后世才有章可循、有鉴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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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刘邦集团能够顺利入驻关中，赵高这个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刘邦集团的自身努力。也可以说，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中彩票虽然不完全是劳动所得，但也是合法收入不是。进入关中后，刘邦集团立刻把“怀王之约”奉为圭臬（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很认真的开始着手进行王国建设。

汉元年（前206年）11月，刘邦向所有秦人发布了入关以来的第一个公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约法三章”。

如李斐所言，从执行角度来说，这个“约法三章”几乎一点儿可执行性都没有（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不过，从政治角度来说，“约法三章”就很是高明了，他向秦人表明：刘邦集团的未来施政措施，会比嬴氏的要柔和、宽厚得多。

刘邦这个人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从来不干口惠而实不至的事儿。他同时向关中的各级地方官吏宣布：各位的职位、待遇保持不变，一律跟从前一样（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前面说过，这些人大都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刘邦的这个决定，一下子就安抚住了当地的社会中坚势力。

老革命萧何同志，还把秦帝国保存的所有官方档案全部搬走（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为将来治理关中，收集了最原始、最可靠的各种资料。（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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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邦集团上下满腔热情的为建设刘邦特色的新关中做准备的时候，项羽闯进了函谷关。率军在河北战场全歼秦军主力后，项羽的声威已经凌驾于天下所有人之上。在项羽的强势主导下，天下被分成了19份，刘邦由候补关中王变成了汉王。刘邦集团的成员，也被驱赶到离关东老家更加遥远的汉中。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邦集团所有成员的满腔热情，立刻化作了满腔的悲愤，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

刘邦集团的上层人士都清醒的意识到，只有彻底干掉项羽，做新一任的老大，才能圆了大伙儿“打回老家去”的梦（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项羽先做了初一，用暴力取得了天下的主动权，那就不能怪刘邦做十五，再用暴力把他干掉。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集团进驻关中后，就开始为还定三秦做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军队的制度化、正规化建设。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刚刚就职的大将军韩信（韩信申军法）。

自沛县起兵以来，刘邦集团的总兵力，大多时候都在一万人上下晃荡。管理这个规模的队伍，靠领头人的个人魅力就行了。这些人参与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兵都能看见将，将也能看见每一个兵，没必要建立指挥体系，用手势和嗓子就够了。

跟项羽争权天下，那将是数万人、十万人数量级的军事斗争。管理这么大规模的队伍，显然不能再单单依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力量。如此规模的队伍投入战斗，光靠手势和嗓子来指挥也是万万不行的，必须建立完善的指挥体系；各个部队之间的进退配合，也必须做到有章有法，不能你早了我晚了。

刘邦在彭城吃了大亏，一个原因就是，队伍的制度化、正规化还不够完善。垓下之战的时候，汉军的表现就好多了，完全做到了进退有序。在冷兵器时代，受技术手段的限制，能如臂使指的指挥数十万人的队伍，是相当不容易的。韩信自诩“臣多多而益善耳。”，似乎不是吹牛。

韩信在汉军制度化、正规化建设方面费的心血，虽然在史书上只留下了“申军法”三个字，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贡献，其重要性不亚于那篇洋洋洒洒的《汉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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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

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 ————《史记 高祖本纪》

秦汉之际，各股势力的利益诉求之复杂多样，堪称历史之最：嬴氏，想圆始皇帝的“传之万世”梦；陈胜，想做另一个秦始皇；六国遗族，想恢复祖业；平民英豪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舞下，想裂土称王。

嬴氏是其它所有人的敌人，就不多说了；陈胜想做另一个秦始皇，六国遗族固然不买他的账，就是同样是平民出身的老朋友，也不停的拆他的台；依“怀王之约”，六国遗族摘走灭秦的桃子，提着脑袋干了三年革命的平民英豪，也不答应。

就这么着，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冲突，形成了一个剧烈激荡的历史漩涡。如太史公所言：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事实上，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激变，也不多见。

此次激变的后果是，平民阶层从上到下接管了天下，诞生于西周初年的古典贵族阶层，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说起来，秦汉之际的六国遗族，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首举义旗的陈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陈胜遇害后，基于反秦斗争的现实需要，平民英豪才把他们当做牌位供着（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灭秦后，项羽主持分割天下的时候，把他们赶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尽量的边缘化他们（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垓下一战后，以刘邦为代表的纯平民英豪，则把他们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也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始于陈胜，成于刘邦，中间略有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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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人，联名劝刘邦接受“皇帝”尊号（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这些人中，只有韩王韩信是六国遗族，其它人的出身，都不怎么高贵，英布（刑徒）、彭越（水盗）的出身，还相当上不了台面。

除了楚王韩信，其它人在反秦灭项的斗争过程中，都组建了自己的队伍，打出了自己的地盘，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们是刘邦的盟友，而不是下属。这些同盟者劝刘邦称帝的理由很实在：既然刘邦准许他们裂土称王（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那么刘邦的名分就应该高于“王”（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当时，现成的高于“王”的名分只有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霸王”。刚刚为西楚霸王举办了葬礼的刘邦，显然不会喜欢“霸王”这个称号，那么就只好选择“皇帝”这个称号喽。走了一遍“劝进——辞让——再劝进——同意”的过场后，二月甲午，刘邦正式登基称帝。

这些异姓王只是奉刘邦为共主，在他们眼里，刘邦这个“皇帝”和项羽那个“霸王”，除了称号不同，其它方面没有实质的区别。在封国内，异姓王们拥有无限的权利（权力），他们独自处置封国内的一切事务（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在封国内设置的官职就是楚制，而不是汉制），无需向刘邦请示汇报，他们甚至还拥有独立的军权（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这么说吧，要不是忌惮刘邦的威慑力（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这些异姓王就是战国时各个诸侯王的翻版。

浴血奋战了七八年后，这些平民英豪，终于实现了裂土称王的梦想，并且还能惠及子孙后代，他们很是满意（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眼瞅着关东半壁的异姓王们各行其是，刘邦却很不满意。据《二年律令》的有关内容，汉朝廷防范这些诸侯王的措施，力度不比防范匈奴小多少。无论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刘邦本人的主观意愿，都要求他重新沿着当年秦始皇的道路，东出函谷关，剪除异姓王，完成真正的天下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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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七月，燕王臧荼起兵攻占代地（今张家口一带）（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刘邦亲自率军出征，俘虏了臧荼（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在楚汉相争时期，臧荼曾经派温疥率军加入刘邦集团，以表明自己是站在刘邦一边（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破曹咎军），除此之外，他就没有过深的介入到刘、项之间的争斗。同期的英布、彭越，可是亲自率军跟项羽死磕的。天下刚定，臧荼却突然跳出来挑战刘邦的权威，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当时，这种正式起兵造反的勾当，一旦失败，领头人面临的结局就是“夷三族”。奇怪的是，刘邦并没有为难臧荼的家人，只是让他们在长安附近做庶人。刘邦这个鬼使神差的决定，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汉武帝刘彻就是臧荼的孙女臧兒的外孙，身上有1/16的臧荼的血统。

收拾了臧荼后，刘邦并没有在臧荼的地盘上设置郡县，而是封卢绾为新的燕王。灭一个异姓王，又立一个异姓王，刘邦的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让人猜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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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搞定一次显性反叛，汉六年（前201年）十月，内线就传来消息：楚王韩信正在谋划反叛。

臧荼那个罪名多半是被栽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老朋友卢绾腾位置出来。秦灭六国很快，但像楚霸王这样的旧贵族却没有被严格控制起来，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当然会顺风而起，之后的改朝换代前朝的王室宗亲基本上都是被斩尽杀绝的。